我在熄掉蜡烛之前读了抄录如下的那一段。我对文学缺乏才能，过去在盖尔芒特那边已经预感到，在这次逗留期间又得到了证实——那天晚上是这次逗留的最后一个晚上，在动身前夕挑灯夜读的那个晚上，由于习惯即将废除，麻木随之消失，就试图对自己作出评价——这时却使我感到这并不是值得如此惋惜的事，仿佛文学不能揭示深刻的真理；同时，使我感到伤心的是，文学不像我过去所认为的那样。另一方面，如果书中所说的那些美好的事物并不比我看到过的东西更为美好，那么我就感到会使我住进疗养院的多病身体也不值得如此惋惜。但是，现在这本书谈到了这些事物，有一种奇怪的矛盾使我想要看到它们。下面就是我在因疲劳而闭上眼睛之前所读的那几页：

“前天，维尔迪兰为了带我去他家吃晚饭，突然来到这里，他是《杂志》过去的评论员，是惠斯勒论著的作者，在这部论著中，这个独特的美国人的风格和艺术色彩，常常由酷爱被描写的事物的各种精细和妩媚的维尔迪兰十分细腻地表达出来。我在跟他走之前更衣的时候，他讲起了故事，有时像受惊时在做忏悔，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出来，说他在和弗罗芒丹的‘马德莱娜’结婚之后立刻放弃写作，放弃写作的原因是有服用吗啡的习惯，据维尔迪兰说，这样做的结果是，他妻子的沙龙里的大多数常客都不知道女主人的丈夫曾经进行写作，所以在谈论夏尔·布朗、圣维克多、圣伯夫和比蒂时，认为这些人肯定比他高明。‘哦，您龚古尔，您十分清楚，戈蒂耶以前也知道，我的《沙龙》和那本蹩脚的《昔日的大师》不可同日而语，但在我妻子的娘家，那本书却被捧为杰作。’然后，在一个傍晚，在特罗卡德罗宫的那些塔楼附近，仿佛有一个微光在最后一次发亮，使塔楼变得像过去糕点铺里涂上醋栗冻的塔形蛋糕。那天傍晚，谈话在马车里继续进行，马车将把我们送到孔蒂河滨路，即他们公馆的所在地，主人认为这座公馆就是威尼斯大使过去的公馆，里面据说有一个吸烟室，维尔迪兰对我说，吸烟室是按照《一千零一夜》的方式，从一座我忘了名字的著名palazzo里原封不动地搬来的，这座宫殿里有一个石井栏，表示圣母马利亚的花冠，维尔迪兰确信这必定是桑索维诺最美的作品，据说是给他们的客人们弹烟灰用的。确实，当我们到达的时候，漫射的月光呈海蓝色，真像是威尼斯传统中墙粉的颜色，在这种底色之上，法兰西研究院圆屋顶的轮廓，使我想起瓜尔第的绘画中的保健女神像，此情此景，不由得使我产生一点幻觉，仿佛自己是在大运河之畔。这种幻觉得以保存下来，是因为这座从二楼看不到河滨路的公馆的结构，也是因为公馆主人那番能唤起回忆的话，他肯定地说，渡轮街的街名——见鬼，我从未想到过这点——来自过去的修女乘坐的渡轮，米拉米翁修会的那些修女是去做圣母弥撒的。我在姑妈古蒙夫人居住的街区闲散地度过了童年时代，现在重又看到几乎与维尔迪兰公馆毗连的‘小敦刻尔克’的招牌，开始重新喜爱这个街区，‘小敦刻尔克’是幸存的少数几家店铺之一，这些店铺用加布里埃尔·德·圣多班的铅笔画和水彩画作为装饰，这些十八世纪的珍品把当时的无所事事固定下来，画中讨价还价的是法国和外国的漂亮物品，以及‘艺术创造的一切最新的东西’，就像这家‘小敦刻尔克’的一张发票上所写的那样，依我看，唯有维尔迪兰和我拥有这种可称为散页装饰纸杰作的发票，发票上有一个象征路易十五统治的人在记账，笺头上印有载着几条大船的波涛汹涌的海洋，犹如包税人版本中‘牡蛎和诉讼者’的插图。公馆的女主人请我坐在她的身边，她亲切地对我说，她装饰自己的桌子只用日本菊花，但插菊花的花瓶是罕见的珍品，其中一只用青铜制成，花瓶上淡红色的铜花瓣仿佛刚从花上摘下来。在那里做客的有戈达尔大夫及妻子、波兰雕刻家维拉多贝茨基、收藏家斯万、一位俄国贵夫人和一位我只记得姓名中有of的王妃。戈达尔在我耳边悄悄地说，他这个人会用枪口顶着古奥地利大公罗道尔夫射击，又说在他看来，我会在加利西亚和波兰的整个北部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因为一个姑娘如果不知道自己的未婚夫是否是《拉福斯坦》的欣赏者，就决不会同意嫁给他。‘你们这些西欧人是不会理解这点的。’王妃最后说，她给我的印象是具有十分高超的才智，‘即一位作家对女人内心的洞察力。’有一个男人下巴和嘴唇下的胡子剃得精光，但蓄着司厨长般的颊髯，他讲话滔滔不绝，以一种屈尊俯就的语调开着玩笑，就像在圣查理节和班里的优秀生一起谈笑风生的二年级教师，此人就是大学教师布里肖。他虽然听到维尔迪兰说出我的名字，但他说的话中没有一句表明他知道我们写的书，这使我产生一种带有愤怒的失望，其起因是巴黎大学策划这种反对我们的阴谋，它用故意的沉默，把矛盾和敌意一直带到这所我受到款待的可爱住宅。我们入席就餐，于是，盘子就不同凡响地来往不绝，这些盘子确实是瓷器艺术的杰作，在品尝精美菜肴的过程中，一位艺术品收藏家感到舒服时的注意力，会极其乐意地用来倾听这种艺术高超的喋喋不休；盘子中有雍正时代的瓷盘，盘的边缘呈金黄色，盘体为青色，盘边如鼓起的花瓣，像黄蝴蝶花，盘底为装饰画，画的是翠鸟和鹤在晨曦中飞翔，那晨曦的色彩，和我每天早晨醒来时在蒙莫朗西大街上隐约看到的完全一样；有萨克森瓷盘，风格优雅但比较娇弱，盘上变成紫色的玫瑰呈沉睡状态，毫无生气，有缺口的边缘为郁金香般的紫红色，犹如石竹或勿忘草那样的洛可可风格；还有塞夫勒瓷盘，盘的边缘是精美的格状饰纹，凹槽为白色，突齿为金色，或者在奶油色的底色上优雅地系上一条凸出的金带；最后是一套银餐具，上面散布着卢夫西恩的香桃木，迪巴里夫人一眼就可以辨认出来。而同样罕见的，也许还有盘中佳肴的质量，这是一顿精心烹调的饭菜，做得十分讲究，可以毫无愧色地说，巴黎人在最盛大的晚宴中也从未品尝过这种菜肴，这使我想起让·德·厄尔城堡的某些手艺高超的女厨师。甚至连肥鹅肝也同平时称之为鹅肝被端上饭桌的那种淡而无味的鹅肝酱判若二物。据我所知，简单的土豆冷盘做得这样好的地方不多，土豆像日本的象牙纽扣那样结实，像中国渔妇用来在刚捕到的鱼上浇水的小象牙勺那样油光。在我面前的威尼斯玻璃杯中，红葡萄酒的珠光宝气，是蒙达利维先生那儿买来的一种出色的莱奥维尔酒所赋予的；平时端到最豪华的餐桌上的菱鲆并不新鲜，鱼背上的骨头因长途运输而突出，现在看到端上一条与此毫无相像之处的菱鲆，这对于眼睛的想象来说是一种乐趣，我敢说，对于过去称为嘴巴的想象来说也是一种乐趣；这种菱鲆不是像名门望族的许多厨师长那样用称为白沙司的淀粉糊来烧的，而是用五法郎一斤的黄油制成的真正的白沙司烧的；这条菱鲆盛在一只成化时代的美妙盘子里，盘子中间有一条条紫红色的横线穿过，犹如海上日落时有一群龙虾滑稽可笑地游过，龙虾的硬壳凹凸不平，画得极为出色，仿佛龙虾长在活的甲壳之中，盘子的边口上画着一个中国小孩钓上一条鱼，银灰色的鱼肚使珠色变得神奇迷人。我对维尔迪兰说，用这套餐具吃这种精美的菜肴，对他来说想必是一种高尚的乐趣，因为现在任何亲王的餐具橱里都没有这种餐具。女主人听到后忧郁地对我说：‘看来您对他并不了解。’于是她对我谈起自己的丈夫，说他是个怪人，对所有这些美好的事物都无动于衷，‘一个怪人，’她重复道，‘是的，正是如此，这个怪人宁愿去喝一个诺曼第农庄新酿制的一瓶大众化的苹果酒。’这个可爱的女人所说的话，表明她对一个地区的特色确实喜爱，她以无限的深情和我们谈论他们曾经居住过的诺曼第，说诺曼第将成为英国式的大花园，有劳伦斯式的高大树木的芳香，有草如柳杉叶、像天鹅绒般柔软的天然草坪，草坪的四周是玫瑰红的绣球花，犹如瓷器的边缘，还有揉皱的黄玫瑰花，玫瑰花散落在农民的门口，门前两棵梨树的枝叶互相缠绕，镶嵌在门上，如同一块装饰华丽的招牌，那落花使人想起古基埃尔的青铜镶饰上一个花枝的自由掉落。她还说诺曼第将使去度假的巴黎人感到十分意外，它受到每个园地的栅栏保护，维尔迪兰夫妇对我说，他们可以进入所有的栅栏。在一天结束时，所有的色彩都在睡意中消失，唯一的亮光来自几乎是凝结的大海，带有脱脂牛奶的蓝色（‘不，同您所知道的大海毫无相同之处。’我邻座的夫人激烈反对道，以作为对我的回答，我当时说，福楼拜曾把我们兄弟俩带到特鲁维尔，‘毫无相同之处，应该和我一起去，否则您就永远不会知道。’），这时他们才回家去，穿过像玫瑰红绢花一般的杜鹃花的真正树林，完全被罐装沙丁鱼加工厂的气味所陶醉，这种气味会使丈夫的哮喘发得十分厉害。——‘是的，’她强调说，‘就是这样，真正的哮喘发作。’接着，到第二年的夏天，他们又回来了，把一大群艺术家安顿在一幢美妙的中世纪住宅里，那住宅过去是隐修院，是他们租来的，价钱十分便宜。这个女人在如此真正高雅的环境中生活过，说话时却保存着一点平民妇女说话的粗俗，这种话能用您在想象中看到的色彩来展现事物。说真的，听到这个女人说话，听到她向我叙述她在那里过的生活，我简直垂涎三尺。在那里，每个人在自己的修士小室里工作，午饭前，所有的人都到宽敞的装有两个壁炉的客厅里来进行十分高超的谈话，谈话中夹杂着智力游戏，这使我想起狄德罗在其名著《致伏朗小姐的书简》中所提到的谈话。然后，在午饭后，大家都来到户外，即使暴雨、烈日也是如此，那阵雨的亮光，即它过滤的亮光，在一排壮丽的百年山毛榉的结节上划出道道直线，它们把十八世纪钟爱的漂亮的植物置于栅栏之前，还有那些小灌木，雨水悬挂在灌木的枝杈上，犹如花蕾。人们止步倾听一只喜欢凉快的灰雀轻柔的扑水声，灰雀在一朵白玫瑰的花冠中沐浴，犹如在尼姆芬堡府邸娇小可爱的浴缸里洗澡。我对维尔迪兰夫人说，埃尔斯蒂尔曾将那里的景色和花卉细腻地表现在彩色粉画上，她听了气愤地抬起头来说：‘所有这一切，是我使他知道的，一切，您要听清楚，是一切，有趣的地方，粉画的所有主题，当他离开我们时，我就是当面对他这样说的，是不是，奥古斯特？他画的粉画的所有主题。这些东西，他过去也知道，对此说话要公正，应该承认这点，但是那些花卉，他从未见到过，他不能把蜀葵和一丈红区分开来。是我教会他辨认，您一定不相信我的话，辨认茉莉花的。’这就是说，被今天的艺术爱好者们视作首屈一指，甚至超过方丹拉都的花卉画家，如果没有眼前的这位夫人，也许就永远无法画出茉莉花。应该承认，这种想法有点奇特。‘是的，我发誓，是茉莉花；他画所有的玫瑰，是在我的家里，或者是我把那些玫瑰带给他的。在我们家里，人们称他为比施先生；请您问戈达尔、布里肖和所有其他的人，在这儿人们是否把他当作大人物看待。他本人也会对此感到好笑的。我当时教他插花；开始时，他插不好。他老是不能把花束好。他没有天赋的鉴赏力，不能作出选择，我必须对他说：‘不，别画那个，那个不值得画，要画这个。’‘啊！要是他在安排生活时也像在安排花卉时那样听我们的话，要是他不结这个讨厌的婚，那就好了！’突然，她因全神贯注地思念过去而两眼激动，手指节和短上衣袖子的缨子也狂热地伸长，显出神经质的不安，她那痛苦姿势的轮廓，在我看来犹如一幅从未有过的美妙的画，从中可以看出被压抑的全部愤慨，在这个轮廓中，包含着女人的情感和羞耻心上受到侮辱的一位女友的全部狂怒。接着，她对我们谈起埃尔斯蒂尔为她所作的一幅美妙的肖像画，即戈达尔家的肖像画，她和画家闹翻后把这幅画送给了卢森堡公爵，她说，是她使画家决定让男的穿上礼服，使衣服上显出波涛般的美丽皱纹，又给女的选择了天鹅绒的裙子，裙子成为画中央的支点，使地毯上像蝴蝶般飘动的片片薄云、花卉、水果以及女孩们穿的像舞蹈女演员短裙一般的薄纱裙显得四平八稳。据说，使画家产生把女人画成在梳头的想法也是她，但随后又把这个想法归功于画家，简单地说，这种想法在于不把女人画成摆好架子的样子，而是画她在日常生活中不为人知的一个姿势。我对他说：‘女人在梳头、擦脸、暖脚时，如果认为自己没有被别人看到，就会有许多有趣的动作，这些动作完全是达·芬奇画中的优雅！’但在这时，维尔迪兰用一个示意动作指出，这种愤怒的重新产生对他妻子这样神经过敏的女人来说是有害于健康的，斯万见了就让我去欣赏女主人佩戴的黑珍珠项链，那珍珠项链是德·拉法耶特夫人的一个后裔卖掉的，据说是英格兰的亨利埃特送给德·拉法耶特夫人的，在她买下的时候珍珠是雪白的，后来因一场火灾而烧黑了，火灾烧毁了维尔迪兰一家居住的部分房屋，当时他们住在一条街上，街名我已经想不起来了，在那场火灾后找到了放置这些珍珠的首饰匣，但珍珠已变得乌黑。‘我见过德·拉法耶特夫人佩戴这些珍珠的肖像，是的，确实是它们的肖像，’斯万强调地说，他面前的宾客们惊讶得叫出声来，‘它们真正的肖像，是盖尔芒特公爵收藏的。’据斯万宣称，这是举世无双的藏品，我应该去看看，这个藏品是著名的公爵从他姑母德·博泽让夫人那里继承的遗产，因为公爵是德·博泽让夫人最喜欢的侄子，德·博泽让夫人则是从德·维尔巴里西斯侯爵夫人和汉诺威亲王夫人的妹妹德·阿丝费尔德夫人那里得到这件藏品的，过去我弟弟和我在德·阿丝费尔德夫人家里很喜欢名叫巴赞的可爱孩子的面庞，而巴赞正是公爵的名字。这时，戈达尔大夫机灵地重谈珍珠的故事，这种机灵表明他是高雅之士，他告诉我们，这种灾祸会使人脑变质，同人们在无生命物质中看到的变质完全相同，并以一种比许多医生更富有哲理的方式，列举了维尔迪兰夫人的随身男仆，男仆在这场可怕的火灾中险些丧生，火灾后他判若两人，连笔迹也完全变了，他写信给当时在诺曼第的主人，向他们禀报这件事，主人收到他写的第一封信，还以为是爱开玩笑的人设下的圈套。不仅是笔迹完全变了，据戈达尔说，男仆过去很少喝酒，现在却喝得烂醉，令人厌恶，所以维尔迪兰夫人只得把他辞退。在女主人优雅的示意下，这种有启发性的论述从餐厅转入威尼斯式的吸烟室，在吸烟室里，戈达尔对我们说，他曾经亲眼看到真正的双重人格，并对我们列举了他的一个病人的病例，他友好地表示愿把这个病人带到我的家里，并说他只要触及病人的太阳穴，就可以唤起病人的第二种生活，病人在第二种生活中记不起第一种生活中的任何事情，他在第二种生活中是一个十分正派的人，在第一种生活中却多次因偷窃而被捕，完全是一个令人厌恶的坏蛋。这时，维尔迪兰夫人敏锐地指出，医学可以为戏剧提供更为真实的题材，戏剧中复杂情节的滑稽可笑，可以建立在病理学方面误解的基础上，这样谈来谈去，就引出了戈达尔夫人的话，她说，有一个完全相同的题材，曾被一个故事员所利用，这个故事员是他的孩子们在夜晚最喜欢的人，就是苏格兰人斯蒂文森，这个姓使斯万的嘴里作出不容置辩的肯定：‘斯蒂文森可是个十足的大作家，我敢向您担保，德·龚古尔先生，一位十分伟大的作家，可以和那些最伟大的作家相提并论。’在我们抽烟的大厅里，我对来自贝尔尼尼建造的老宫殿的用盾形纹章装饰的藻井平顶赞叹不已，但同时又对有一个浅口盆被我们的哈瓦那雪茄烟烟灰逐渐熏黑感到遗憾，斯万听后说，那些曾属于拿破仑一世的书籍上也有类似的污迹，虽说公爵持反波拿巴主义的观点。这时，戈达尔显示出他对任何事物都有真知灼见，他说，这些污迹完全不是来自这个——‘这个，完全不是，’他权威般地强调道——而是来自他手里总是拿着甘草片的习惯，即使在战场上也是如此，他吃甘草片是为了止住肝痛。‘因为他有肝病，他就是因肝病而去世的。’医生总结道。”

我就读到这里，因为我第二天就要起程，另外，这时已是另一个主人召唤我的时刻，我们每天都用一半的时间来为这个主人效劳。他强加于我们的任务，我们是闭着眼睛去完成的。每天早晨，他把我们交还给我们另一个主人，因为他知道，不这样做我们就不会很好地完成他的任务。当我们的灵魂重新睁开眼睛的时候，极想知道我们在主人那儿干了些什么，但主人先让自己的奴隶们躺下，然后吩咐他们迅速干活，那些最机灵的奴隶刚干完活，就想要偷偷摸摸地观看。但是，睡意赶在他们的前头，使他们想要看到的东西痕迹全无。这么多世纪以来，我们对此还知之甚少。

因此，我就把《龚古尔兄弟日记》合上。文学的魅力！我真想再次见到戈达尔夫妇，向他们询问关于埃尔斯蒂尔的许多细节，去观看小敦刻尔克商店，如果这家商店还在的话，请求获准参观我曾进过晚餐的维尔迪兰公馆。但是，我模糊地感到心烦意乱。当然，我从未对自己隐瞒这点，就是我不善于倾听，也不善于在别人在场的情况下观察。一位老妇人没有把任何珍珠项链展现在我的眼前，别人谈论项链的话也没有钻进我的双耳。然而，这些人是我在日常生活中认识的，我经常同他们一起共进晚餐，这些人就是维尔迪兰夫妇、盖尔芒特公爵、戈达尔夫妇，他们中的每个人都使我感到平庸，就像这个巴赞使我外婆感到平庸一样，她并不知道巴赞是德·博泽让夫人最喜欢的侄子，是令人快乐的青年英雄，他们中的每个人都使我觉得乏味；我不觉回忆起他们每个人都充满无数的俗气……

但愿这一切变成夜空中的一个星宿！

我在离开当松维尔前夕所读的那几页龚古尔兄弟日记，使我对文学产生了异议，但我决定把这些异议暂时搁在一边。这个回忆录作者作为个人所显示的天真迹象是明显的，即使把这一迹象搁置不顾，从各种观点来看我也可以感到心安理得。首先，从我个人这方面来说，上面引述的日记使我十分痛苦地看到我对观察和倾听的无能，但这种无能并非整体性的。在我身上存在着一个比较善于观察的人物，但这是个间歇性的人物，只有当好几种物共有的某种普遍本质表现出来时，这个人物才恢复生命，因为这种本质是他的食粮和快乐。于是，这个人物就观察和倾听，但只是在一定的深度上，因此就观察不到任何东西。几何学家抽去了事物中可感知的性质，就只看到它们的线性基质，同样，人们叙述的事被我遗忘，因为使我感到兴趣的不是他们想说的事，而是他们叙述这些事的方式，因为它能显示他们的性格或他们的可笑之处，或者确切地说，它是一种客体，一直是我寻求的主要目标，因为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共同点，赋予我一种特有的乐趣。只有当我看到它时，我的灵魂——在此以前，灵魂在沉睡，即使是处于我谈话的表面活动之下也是如此，而生气勃勃的谈话使其他人无法看到精神的完全麻木——突然开始进行愉快的追逐，但是，它追逐的东西，例如维尔迪兰沙龙在各个地点和时间中的同一性，位于深度一半的地方，即在超越表层的地方，在一个稍许凹进去一点的地带。因此，人们表面的、可以模仿的魅力被我遗忘，是因为我无权注意它，犹如一个外科医生，会在妇女光滑的腹部下面，看到正在体内折磨她的病痛。我到城里去赴晚宴是枉费工夫，我看不见那些宾客，因为当我自以为看到他们的时候，我就给他们拍X光照片。由此可见，当我把我在一次晚宴中能提出的对宾客们的看法汇集起来的时候，我用线条画出的图表现了一组心理学的规律，而宾客说话时所引起的兴趣，在这些规律中几乎不占任何地位。但是，既然我不认为那些肖像是这样的，这是否会使我的肖像失去任何价值？如果一幅肖像在绘画方面显示出某些与体积、光线、运动有关的真相，这是否会使它必然比另一幅肖像逊色？这幅肖像画的是同一个人，但和第一幅肖像毫无相同之处，在第一幅肖像里省略的无数细节，在第二幅肖像里细致入微地表现了出来，看了这幅肖像人们会得出结论，说模特儿是迷人的，而人们却会认为第一幅肖像的模特儿是丑陋的，这点可能具有文献上的乃至历史上的重要性，却不一定是艺术真谛。另外，一旦我不再独自一人时，我因轻浮而产生取悦别人的愿望，希望在闲谈时逗乐别人，而不是在倾听别人谈话时学到东西，除非我去社交界是为了询问某个艺术问题或是曾在我脑中萦绕的某个因嫉妒而生的猜疑。但是，我无法看到某种阅读未在我身上唤起对其欲望的东西，无法看到我事先没有画出其草图，事后又想使其与实物进行对照的东西。有多少次，我清楚地知道这点，即使龚古尔的那段日记没有把这点告诉我，我仍然无法把注意力集中到事物或人们身上，而在事后，一位艺术家在我独自一人时一旦把事物或人们的形象呈现在我的眼前，我就会不远千里，冒着生命危险把这些事物或人们找回！于是，我的想象出发了，并且开始描绘。在前一年我看到后会打呵欠的东西，我现在却事先欣赏，希望得到它，并焦虑地想道：“将来是否真的不能看到它？为此我愿付出任何代价！”当读到描写人们的文章时，即使这些人是社交界人士，被看作是“一个不再存在任何见证的社会的最后代表”，读者也一定会大声说道：“真想不到对一个如此微不足道的人，会谈得这么多，会如此颂扬！如果我只看报刊杂志，如果我没有看到他本人，我也会对没有经历此事而感到遗憾！”但是我在报上读到这样的文章时只是在心里想：“真倒霉，我当时关心的只是找到希尔贝特或阿尔贝蒂娜，所以没有对这位先生多加注意！我把他看作是一个在社交界惹人厌烦的人，一个普通的配角，可他却是一个人物！”我读的那几页龚古尔日记，使我对这种倾向感到遗憾。因为我或许能从这几页日记中得出结论，认为生活教导我们要降低阅读的价值，认为生活向我们表明，作家对我们吹嘘的东西没有很大的价值；但是，我也可以从中得出结论，认为与此相反，阅读教导我们要提高生活的价值，这种价值我们过去未能予以重视，现在只是通过书籍才知道它有很大的价值。在必要时，我们就不会对自己不大喜欢一个凡德伊、一个贝戈特的社交圈子而感到难过。凡德伊过于腼腆的布尔乔亚主义，贝戈特无法忍受的缺点，乃至初期的埃尔斯蒂尔自命不凡的庸俗，都不能作出任何证明来否定他们，因为他们的天才是由他们的作品来显示的。当他们把魅力赋予自己的社交圈子，即我们不喜欢的社交圈子时，对他们来说，是回忆录弄错还是我们弄错，都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因为即使是回忆录的作者弄错了，也不能作出任何证明来否定产生这种天才的生活的价值。

这些稀奇古怪的趣闻，是龚古尔日记取之不尽的素材，也是读者独自一人度过夜晚的消遣；我看到的这些趣闻是龚古尔的宾客们讲给他听的，作为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体验，我们真想透过日记的书页去和他们结识，但对我来说，他们并没有给我留下一点有趣的回忆，这并非完全无法解释。龚古尔因这些趣闻引人注意而得出结论，认为趣闻的叙述者可能十分高雅，这种看法未免幼稚，因为平庸的人们也可能在生活中看到或听到别人叙述有趣的事情，然后由他们来讲述。龚古尔善于倾听，就像他善于观察一样，而我却不善于这样做。另外，所有这些也需要一个一个地加以鉴定。德·盖尔芒特先生当然没有给我留下青春优雅的典范这样的印象。就是我外婆生前非常想看到的典范，她当时向我推荐这种典范，并说德·博泽让夫人在回忆录中认为这是无法仿效的典范。但是，必须看到，巴赞当时才七岁，回忆录的作者又是他的姑妈，而那些将在几个月后离婚的丈夫，也会在你的面前对自己的妻子大为夸奖。圣伯夫最美的诗篇之一，是描写一座喷泉前出现了才气横溢、婀娜多姿的小姑娘德·尚普拉特勒小姐，她当时还不满十岁。尽管天才的诗人德·诺阿耶伯爵夫人对娘家姓尚普拉特勒的婆婆诺阿耶公爵夫人怀有温柔的崇敬，但如果要她来描写公爵夫人，她的描写可能会同五十年前圣伯夫的描写形成十分鲜明的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