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待客人之后的那些日子里，我自然不等人来访了，小车又来接我们，阿尔贝蒂娜和我。当我们回店时，埃梅站在饭店的第一道台阶上，抑制不住眼红、眼热而且眼馋起来，看着我给司机多少小费。纵然我紧紧地握住手，也没能掩盖住严封在手心里的硬币或纸币，埃梅的眼力掰开了我的手掌。转眼间，他转过头去，因为他为人谨慎，有教养，甚至知足于小恩小惠。不过，钱落到另外一个人的手里，会激起他内心一种无法抑制的好奇心，引出他满口垂涎。就在这短暂的时刻里，他的神情，简直像一个在读儒尔·凡尔纳的小说的孩子，全神贯注，入了迷着了魔，抑或像一位晚宴上的食客，就在一家饭店里，坐在离您不远的地方，眼睁睁地看着有人为您切野鸡肉，可他却没有能力或愿意也要一份，于是便暂时把他严肃的思想抛开，目光死死盯住那只野禽，这样贪婪的目光，只有爱情和妒意使之微笑。

就这样，一天天接连坐车外出兜风。不过，有一次，我乘电梯上楼，电梯司机对我说：“那位先生来过了，他留下一个口信让我转告您。”司机对我说这句话时，声音微弱发颤，冲着我咳嗽，溅了我一脸唾沫星子。“我伤风厉害！”他接着说，好像我自己看不出来似的。“大夫说我是百日咳。”说着，他又冲着我咳嗽啐唾沫。“您别说话累了身子。”我态度和善地对他说，这种神态是装出来的。我害怕染上百日咳，万一得了这种病，再加上我容易气闷，那可要我的命了。但他反炫耀起来，像一位不愿意戴病号帽子的强者，嘴仍不停地说着，溅着唾沫星子。“没事，没关系。”他说（对您可能没关系，我想，但对我可有关系）。“再说我马上就要进巴黎了。”（好极了，但愿他走之前别把百日咳传染给我）“听说，”他又接上茬，“巴黎漂亮极了，比这里，比蒙特卡洛都漂亮得多，尽管有一些跑堂的，甚至顾客，还有领班，他们都去蒙特卡洛度假，他们常对我说，巴黎比不上蒙特卡洛漂亮。他们可能弄错了，可是，作为领班，他不应该是一个笨蛋；要掌握所有的定单，保证客饭供应，得有头脑才行！人家告诉我，这比写戏写书还厉害呢。”眼看着就要到我住的那层楼了，可司机又把我降到底层，因为他觉得按钮不灵，可转眼他又弄好了。我对他说，我宁可爬楼梯上去，其实就是不好说出口，我不想得百日咳。但司机在一阵传染性的然而又是友好的咳嗽中，一把重新将我推进电梯。“再也不会出毛病了，现在，我弄好了按钮。”看他没完没了地唠叨，我急于想知道来访客人的姓名和他留下的话，在他比较巴尔贝克、巴黎和蒙特卡洛究竟谁美的当儿，我对他说（好像一个唱邦雅曼·戈达的男高音歌唱家使您听腻烦了，您就对他说：还是给我唱一段德彪西吧）：“到底谁来看我了？”“就是昨天同您一块出去的那位先生。我去取一下他的名片，就在我的门房里。”因为，前一天的晚上，我在去找阿尔贝蒂娜之前，曾把罗贝·德·圣卢送到东锡埃尔车站，我以为电梯司机讲的是圣卢，但实际上是汽车司机。由于他用了这样的字眼来指司机：“同您一块出去的那位先生。”他就同时告诉了我，一个工人同样也是先生，跟上流社会的人一样是先生。上了一堂词汇课而已。因为，实际上我从来不分等级。若说我听到有人把一个汽车司机称着先生感到奇怪，就像获得封号才八天的X伯爵听到我对他说：“公爵夫人好像累了。”使他转过头来，看着我说的到底是谁，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还缺乏尊称的习惯；我从来不区分工人、资产者和贵族，我兴许会毫不在乎地把他们彼此都当作朋友看待。我对工人有一种偏爱，其次是贵族，不是出于兴趣，而是知道，人们可以要求贵族对工人要有礼貌，比从资产者那里得到的还多，或者说，贵族不像资产者那样鄙视工人，抑或因为贵族对谁都愿意彬彬有礼，犹如美丽的女人欣然施笑，因为她们知道一笑讨千欢。我把老百姓与上流社会人士平等看待的态度虽然得到上流社会的认可，尽管如此，但我还不能说，反过来会总让我母亲完全满意。并不是说她在人道上把人作若干区分，只要弗朗索瓦丝心情不快或身有病痛，总会受到妈妈的安慰和照料，论情意论信赖不亚于对她最好的朋友。但我母亲是我外祖父的掌上明珠，很难不社会性地接受等级的存在。贡布雷家族的人徒然有胆有识，欢迎人类平等最漂亮的理论，当一个家奴争取解放时，他公然开口用“您”相称，而且，不知不觉地，跟我说话再不用第三人称了，我母亲对这种私自改变尊称的行为极为不满，与圣西门在《回忆录》里的描写无异，每次，当一位老爷，他本无这等权利，却抓住一个借口，在一份经过公证的文件上取得了“殿下”的尊称时，或者他抓住一个借口，可以不还公爵所欠或拖着的租债并逐渐据为己有时，这种不满便爆发出来了。当时有一种顽固不化的“贡布雷精神”，需要几个世纪的善良（我母亲的善良是无限的）和平等理论的宣传，才能使之解体。我不敢说，在我母亲的头脑里，某些“贡布雷精神”是可以冰消雪化的。她怎么也伸不出手让家奴一吻，却心甘情愿给他十个法郎（何况，十个法郎更令家奴高兴）。在她看来，不管她承认还是不承认，主人就是主人，而仆人则是只配在厨房里吃饭的人。当她发现一位汽车司机竟同我一起在饭厅里吃晚餐，她就不太满意了，于是对我说：“我觉得，交朋友哪个不比司机好。”犹如，若是关系到婚姻大事，她就会说：“门当户对的对象你会觉得更好。”司机（幸亏我从没想到邀请他）是来告诉我，派他来巴尔贝克赶旅游季节的汽车公司，让他第二天赶回巴黎去。这一理由，尤其因为司机长得富有魅力，说话干脆明了，似乎讲的都是福音书里的话，因而我们也就信以为真了。但这理由只对了一半。事实上，他在巴尔贝克已无事可干了，不管怎样，公司对依靠圣轮的年轻的福音主义者的诚实半信半疑，希望他尽快回巴黎去。的确，如果说年轻的使徒在向德·夏吕斯先生算车公里数时奇迹般地完成了乘法，那么反过来，一旦跟公司交账时，则把他收的钱除以六报上去，据此得出结论，公司合计，要么没人再到巴尔贝克游览，旅游季节的确已过，要么就是有人占公司的便宜，不管哪种情况，最好的办法是把他召回巴黎，其实在巴黎，也没什么大事可干。司机的意图则是，只要有可能，就要避开淡季。我说——（当时我并不知道此事，要是知道此事可以避免许多烦恼）——他与莫雷尔过从甚密（但在别人面前他们始终装出不相识的样子）。从他被叫回去那天起，还不知道他竟有办法不走，我们不得不将就租了一辆车子出去逛逛，或者有时候，为了让阿尔贝蒂娜散散心，而且，因为她喜欢骑马，我们便租几匹鞍马骑骑。车子破旧不堪。“什么破车！”阿尔贝蒂娜怨声载道。我倒是每每想独自一个人待在车里。我虽然不愿给自己规定好死期，但我希望了结此生，我怨此生不了了之，不但使我失去了工作，更使我失去了欢乐。不过，也有时候，左右我的习惯突然被废除了，最经常发生在当充满欢乐生活欲望的某个过去的我暂时取代现在的我的时候。我尤显得喜欢游山玩水，有一天，我把阿尔贝蒂娜留在她姨妈家里，我则骑马去看望维尔迪兰一家，我走的是林中野路，因为维尔迪兰夫妇在我面前把这一路风光吹得天花乱坠。野路沿着悬崖峭壁蜿蜒而上，尔后，两边茂林叠翠，林险路窄，直陷深峡野谷。不一会儿，我被光秃秃的怪石所包围，透过嶙峋石林的空隙可见大海，怪石和大海一起在我眼前浮动，仿佛是另外一个世界的残山剩水：我认出了埃尔斯蒂尔为两幅妙不可言的水彩画取景的原始山水风光，一幅名为《诗人遇缪斯》，另一幅为《少年遇马人》，我在盖尔芒特公爵夫人那里看过这两幅画。回忆画中的景象，眼前景物油然生情浑然入画，我是如此超尘脱俗，以至于，倘若我像埃尔斯蒂尔所画的史前时代的少年那样，在我云游之际，遇见了一位神话人物，那我也不会大惊小怪的。突然，我的马仰头惊立，它听到一阵莫名其妙的声响，我好不容易才勒住惊马，差点儿没被摔到地上，我抬眼向声响传来处看去，不禁热泪盈眶，发现在我头上五十米左右，在阳光照耀之下，在两只闪闪生辉的钢铁翅膀之间，载负着一个生灵，其容貌虽模糊不清，可我觉得颇像一个人的面孔。我激动不已，犹如一个希腊人平生第一次看到了半神半人的神人。我禁不住哭了，我一旦看清楚了，那奇妙的声响就来自我的头上——当时飞机还是极罕见的——心想，我平生第一次看到飞机了，叫我怎么不热泪沾襟。此时此刻，就像那时候，耳际传来了一张报纸上读到的一句动人的话，我见飞机泪始流。然而，飞行员似乎在自己的航道上流连忘返；我觉得，在他的面前——也在我面前，倘若习惯尚未将我俘虏——展现开一条条通天之路和人生之路；他愈飞愈远，在海面上盘旋了一会儿，然后断然下了决心，似乎让天外的某种吸引力所打动，摆脱地心引力，如同重返家园，只见金翅膀轻轻一动，便扶摇直插云天。

回过头来再讲汽车司机，他不仅要求莫雷尔让维尔迪兰夫妇改用汽车，换下他们那辆敞篷大马车（鉴于维尔迪兰夫妇对其圈子里的老常客一向慷慨大方，这事比较容易办到），但是，比较不好办的事，是得由他，即汽车司机，取代他们的驾车大把式，即那位多情善感、思想灰暗的年轻人。这事在几天之内就以如下的方式解决了。莫雷尔先让人陆续偷走马车夫套马车用的全套必备的马具。一天，他找不到马嚼子；又一天，找不着马衔索。再过几天，他的坐垫不翼而飞，马鞭不明下落，盖布，掸衣鞭，马蹄铁，麂皮接二连三不见踪影。但他总有办法东拼西凑；只是常常迟到，弄得维尔迪兰先生对他十分恼火，使他陷进了苦闷和悲观的境地。司机迫不及待要打进去，对莫雷尔扬言他就要回巴黎去。一不做二不休。莫雷尔振振有词，说服维尔迪兰先生的众仆从，说年轻的马车夫曾扬言，要让他们一个个落入一个圈套，他自以为了不起，他一个人可以制服他们六个人，莫雷尔唆使他们不能对他善罢甘休。可他自己呢，他可不能介入，只是先向他们报个信，好让他们先下手。他们算计好了，待维尔迪兰先生偕夫人陪他们的朋友们出去散步时，奴仆们就冲向马厩那里向年轻人猛扑过去。我后面还要谈到——尽管事情马上就要发生，但由于我后来才对那些人物很感兴趣——那一天，有一个维尔迪兰家的朋友在他们家度假，在他告辞之前，大家想让他出去逛逛，因为他当晚就要动身。

当大家出去散步时，令我大为吃惊的是，正好那一天，莫雷尔同我们一起出来散步，而且本该在树丛中演奏小提琴，可半路上却对我说：“喂，我胳膊疼，我不愿告诉维尔迪兰夫人，不过，劳驾您请夫人将她的仆人带一个来，比如说霍斯勒，要他来给我提乐器。”“我认为叫另外一个更合适，”我回答道，“吃饭要用霍斯勒。”莫雷尔脸上怒形于色：“算了吧，我不愿把我的小提琴交给任何人。”我后来才明白个中缘故。霍斯勒是年轻车夫心爱的兄长，要是他留在家里，岂不会助小弟一臂之力。在散步途中，莫雷尔低声对我说话，生怕大霍斯勒听见：“这是个好小子，”莫雷尔说，“而且，他弟弟也是好样的。要是他没有那要命的酒瘾就好了。”“什么，喝酒？”维尔迪兰夫人问道，未曾想自己竟有一个好喝酒的车夫，脸色顿时气得煞白。“您没看见罢了，我心里老嘀咕，他给你们驾车，竟没出过事故，真是一个奇迹。”“难道他捎过别人？”“您只要看看他翻了多少回车就够了，他今天满脸青一块紫一块的。我不明白他怎么没有呜呼哀哉，他把车辕都摔断了。”“怪不得我今天看不到他，”维尔迪兰夫人说，想到那场大祸可能临到自己的头上，不禁不寒而栗，“您让我好伤心。”她想草草收场回家转，可莫雷尔却挑了一首巴赫的曲子，变着花样拉个没完。她一回到家里，连忙赶到车库，发现车辕是新的，霍斯勒也头破血流。她不问青红皂白，当即告诉他，她不再需要马车夫了，给了他点钱，然而车夫自己却不想指控他那些可恶的同行伙计，他认定正是自己的伙计们接二连三地偷了他的一应车马具，而且自己也知道，要是忍气吞声，只能被当作死鬼看待，于是他只求一走了之，这样才得以相安无事。汽车司机第二天便登堂入室，没多久，维尔迪兰夫人（她只好另找一个）对他极为满意，她竟然将他当作绝对可靠的人热情地把他推荐给我。我不明底细，便在巴黎雇他打短工，按日计薪；我实在太性急了，整个详情将全部写进阿尔贝蒂娜的故事里。此时我在拉斯普利埃，我第一次带着我的女朋友到那儿吃晚饭，而德·夏吕斯先生由莫雷尔陪同也在那里，莫雷尔冒充是一个“总管家”的儿子，那“总管家”挣固定年薪三万法郎，有一辆车子，好些小管家、园丁、财产代管人和佃农归他指挥。可是，我这个人就是沉不住气，我怎么能让读者得出莫雷尔坏透了的印象。其实倒不如说他这人充满了矛盾，有些时日，还真有点儿可亲可爱呢。

听说马车夫被撵出了门，我自然不胜惊讶，尤令我惊愕不已的是，取代马车夫者正是那位开车带我们——阿尔贝蒂娜和我——到处游山玩水的司机。但他在我面前滔滔不绝地编了一段故事，讲得神乎其神，人家听了以为他真的回到了巴黎，而且人家是从巴黎把他请来为维尔迪兰夫妇开车似的，我对此未曾闪过一秒钟的怀疑。解雇车夫是莫雷尔同我攀谈几句的原因，为的是向我表白，那个好小子走了之后他有多么难过。况且，除了我独处以外的时间，除了他喜气洋洋连蹦带跳朝我扑过来的时候，莫雷尔在拉斯普利埃，眼看人人都热情洋溢地欢迎我，顿感自己却故意疏远了对自己无害的人，因为他曾对我过河拆桥，自断后路，剥夺了我对他露出保护神色的任何可能性（其实，我压根儿就没想采取这种神态），于是他便不再与我保持距离了。我则把莫雷尔态度的变化归结到德·夏吕斯先生的影响上，的确，在他的影响下，在某些方面，莫雷尔已不那么狭隘迟钝了，更像个艺术家了，但在另一些方面，他对主子滔滔不绝的吩咐言听计从，哪怕通篇是欺人之谈，而且是信口开河，这反倒使他更加笨拙了。德·夏吕斯先生能告诉他的东西，实际上就是我预料到的这码事。我何以能未卜先知，猜到人家后来才告诉我的事情（我对此一直没有把握，安德烈所提供的有关阿尔贝蒂娜的种种证词，特别是后来提供的，我总觉得很不可靠，因为，正如我们过去有目共睹的那样，她打心眼里并不喜欢我的女朋友，甚至妒忌她），但不管怎么说，倘若确有其事，那么这两个人都瞒着我这样一个问题：阿尔贝蒂娜对莫雷尔很熟悉？正当马车夫即将被解雇之际，莫雷尔对我一反常态，使我改变了对他的看法。我总认为他生性卑鄙，当他需要我的时候，这个年轻人便对我奴颜婢膝，过后，一旦帮了他的忙，他却翻脸不认人，我这才形成了对他的看法。对此，还要补充的是，他与德·夏吕斯先生有明显的卖淫关系，还有并无后果的兽性本能，当兽性得不到满足（当兽性发作时），或由此引起了并发症时，他便会闷闷不乐；但这种个性并非一成不变地永远那么丑陋，而是充满了矛盾。它好比中世纪的一部旧书，错误百出，通篇是荒谬的传说和淫秽阴暗的内容，但堪称杰出的大杂烩。开始我以为，他的艺术，在他真正被视为大师的领域，给了他超出演奏者技巧的优势。有一次，我说了我要开始工作的愿望，他不假思索地对我说：“干吧，干出名堂来。”“这话是谁说的？”我问他道。“德·丰塔纳对夏多布里昂说的。”他还知道拿破仑的一封情书。“不错，”我心里想，“他有文学修养呢。不过，这句话，我不知道他是在什么地方读到的，恐怕是他对全部古今文学所知道的唯一的一句话，因为他每天晚上都对我重复它。还有一句话，他在我面前翻过来倒过去地重复，为的是不让我向任何人谈及有关他的任何事，这句话，他也以为是文学语言，其实只勉强算句法国话吧，或者至少可以说不表达任何种类的意义，也许只对一个故弄玄虚的仆人才有用，这句话就是：“怀疑怀疑他人的人吧。”其实，从这句愚蠢的箴言到德·丰塔纳对夏多布里昂说的话，莫雷尔的性格可见一斑，虽然变化多端，但也不像表现得那样矛盾。这小子，为了几个小钱，什么事情都可以干，而且没有内疚感——大概并非没有古怪的气恼，有时甚至气得发疯，但内疚一词与此风马牛不相及——这小子，只要有利可图，他不惜趁人之危火中取栗，这小子把金钱放到高于一切的地位，却不讲普通人类最天然感情之上的善良，还是这小子，却把他获得的音乐戏剧学院一等奖证书置于金钱之上，在笛子班或对位法作品班，谁也不能说他一句不是的话。他怒火中烧，发起无名火又阴又毒，原因大概是他所谓的普遍的尔虞我诈（可能他将他遇到的怀有敌意的人的某些特殊情况加以普遍化了）。他绝不谈论任何人，却暗中玩弄自己的把戏，对任何人都不信任，从而以摆脱普遍的欺诈为荣。我的不幸在于，由于我回巴黎后势必引起的后果，他的不信任并没有对巴尔贝克的司机“表演”过，在司机的身上，他可能发现了一个同类人，也就是说，与他的箴言相反，一个褒义的多疑者，一个在诚实人面前装聋作哑，却可与流氓恶棍一拍即合的多疑者。他感到——但这并非绝对错误——这样防人一手大有好处，永远使他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逢凶化吉，在贝尔热街的院楼里，人家休想抓住他任何把柄，对付他更是一筹莫展。他只要干下去，也许会干出点名堂，有朝一日会成为久负盛名的音乐戏剧学院大赛小提琴评判委员会的大师，人人将对他毕恭毕敬。

但是，在莫雷尔的脑子里发现这样那样的矛盾之处，这也许是极符合逻辑的事。实际上，他的本性，就好比是一张揉皱的纸，折痕走向乱七八糟，以致不可能恢复正常状态。他似乎有比较高的道德标准，而且写得一手极漂亮的字，美中不足的是错别字登峰造极，他一写信就是几小时，对他兄弟说，他待妹妹们不好，可他是她们的兄长，他是她们的支柱；对妹妹则说，她们对兄长也有礼貌不周之处。

转眼间，夏日将尽，我们在杜维尔下火车时，只见太阳，受朦胧云雾的温存，在一色淡紫的天空中，只脱落成一盏红轮了。傍晚，一派平和静谧的气氛降临到这一片片草木茂盛的盐碱草地上，吸引来许多巴黎人到杜维尔来度假，其中大都是画家，潮气初泛，却把这些巴黎人早早赶回他们自己的小小木屋别墅里去了。好几家灯火已上。只有几只奶牛望着大海哞哞叫着，另有几只奶牛，对人类更感兴趣，将它们的注意力转向我们的车子。只有一位画家，在一个陡峭的高坡上架起了画架，试图将这大片的宁静，这柔和了的光线尽收画中。抑或，这一头头奶牛，正无意识地尽义务似的去为画家充当模特儿，因为它们举目凝视的神态，它们逍遥自在的身姿，在人们回家之后，正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为傍晚散发出来的休憩气氛平添强有力的印象。几星期后，优美的风光并不逊色，夏去秋来，日短夜长，路经此地已是夜间了。我若下午出去转一圈，那么最晚五点就得回去添加衣服，此时，又圆又红的太阳落入倾斜的明镜，而过去这面歪镜有多可恶，可现在，夕阳酷似希腊火硝，在我的书橱玻璃上，燃起了大海的战火。我匆忙穿上我那身无尾常礼服，活像念咒者的举动，唤出了机警而轻佻的爱，就是我同圣卢一同去里夫贝尔吃晚饭的我，就是那天晚上我以为把德·斯代马里亚小姐带到林中之岛去吃晚饭的我，我无意识地哼起了当时也哼的同一个小调；我对镜照影，方从歌曲中认出了那个且唱且停的歌者，歌者，其实，他只会这首歌。我第一次唱这首歌，那是我刚刚爱上阿尔贝蒂娜的时候，但我当时觉得，我也许永远还摸不透她的心。后来，在巴黎也唱了一回，那就是我中止爱她的时候，即第一次占有她后没几天。现在我又唱了起来，是在我重新爱上了她，将同她一起去吃晚饭的时候，饭店经理为此深感遗憾，他以为，我最终会住到拉斯普利埃，不再住他的店，他口口声声说听人说过，那边热病流行，病源来自“鸟嘴”沼和沼中的“死”水。我喜欢这种多样性，我的生活向三个平面铺开，就这样我看到了生活的丰富多彩；而且，当人们暂时变回过去的一个人，就是说，与长期以来的自己不同，其感觉的灵敏度，由于不被习惯所削弱，可以接受极其强烈的印象最微妙的刺激，使以前的一切统统黯然失色，而且由于这些印象勾魂夺魄，我们便会像一个醉汉那样一度且痴且狂。我们上公共马车或普通车子时天一般都黑了，车子把我们送到车站去乘小火车。在候车室里，首席院长对我们说：“啊！你们去拉斯普利埃！该死，她真不像话，维尔迪兰夫人，她竟让你们在夜间坐一个小时的火车，只是为了吃一顿晚饭。然后，晚上十点还要迎着群魔乱舞的鬼风再往回走。可见，你们是没事找事干。”他搓着手补充道。也许，他这样说话，是因为不满意自己没受到邀请，也可能是“忙”人——哪怕是瞎忙——通常有的满足，“没时间”去干你们闲极无聊的事。

当然，这的确合符情理，一个人整天拟订报告，整理账目，答复事务信函，密切注视着交易所的行情，当他冷嘲热讽地对您说：“您真舒服，成天无所事事。”自觉高人一等的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但是，这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也完全可以用来表示蔑视，甚至还要更厉害一些（因为进城吃晚饭，忙人也照吃），假如您的消遣是写《哈姆雷特》或只是读一读而已。对《哈姆雷特》写也罢读也罢，忙人是很少考虑的。他们对文化不感兴趣，当人家搞文化活动时偶然被他们碰上了，他们总觉得文化不过是游手好闲之徒们消磨时间的游戏，他们可能会这么想，在他们自己的行业里，正是同样的文化使一些可能本来不如他们的行政长官或管理人员脱颖而出，面对这班青云直上的幸运儿，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口中念念有词道：“看来，他是个大文豪，一个杰出的人物。”不过，首席院长怎么也弄不明白，我之所以喜欢在拉斯普利埃吃晚饭，那是因为——正如他的所言极是，尽管是批评中提及——一席席晚餐“代表一次次真正的旅行”，我认为是一种具有强烈吸引力的旅行，因为旅行本身并不是目的，人们不是在旅途中寻欢作乐，因为大家赴会才是欢乐的所在，旅行的魅力是很难被整个气氛所左右的。现在天已经黑了，我离开了饭店的热窝——已经成了我的家的饭店——登上了火车厢，同阿尔贝蒂娜同行，当喘着气的小火车进站时，车窗玻璃上便有灯的反光在闪烁，说明车已经到达一个站头了。我生怕戈达尔大夫发现不了我们，又没听到报站的呼叫，于是我打开车厢门，但呼地冲进车厢的，并不是老常客们，而是风、雨和寒冷。在茫茫黑夜，我看得出阡陌田野，听得到大海澎湃，我们正在茫茫原野中穿行。阿尔贝蒂娜从随身携带的一个金盒子里取出了一面小镜子照了照，准备与小圈子里的人相聚。的确，开始几次，吃晚餐之前，维尔迪兰夫人让阿尔贝蒂娜到她的盥洗室去整理整理，我虽然像我近来生活那样平心静气，但仍然有一点不安和嫉妒，我不得不在楼梯脚下就与阿尔贝蒂娜分开，我独自一人留在沙龙里，与小圈子里的人应酬，感到极度的心烦意乱，心想，我的女友在楼上干什么呢，第二天，我连忙请教了德·夏吕斯先生，怎样才能打扮得更风流些，而后，我即在加蒂埃店里订购了一套梳妆必备品，它是阿尔贝蒂娜的欢乐，也是我的欢乐。它于我是一种心理安宁的保证，它对我的女友则是一种关怀抚慰。因为她肯定猜到了，在维尔迪兰家里，我不高兴她离开我，于是，在车厢里，她就做好了赴晚宴前的全部打扮了。

在维尔迪兰夫人的常客里，如今也包括德·夏吕斯先生，他加入圈子已有好几个月了，是常客中的常客。很有规律，每星期有三次，在西东锡埃尔站的候客室里或月台上，进出站的旅客们可以看到这位胖子走过，只见他长着灰头发，黑胡子，双唇涂脂，这胭脂在季末不如炎夏时夺目，因为炎夏强烈的阳光照得它更突出，而酷热又把它半熔化了。他径直朝小火车走去，情不自禁地（只是出于行家的习惯，因为他现在已有一种感情，可以使他行为端正，抑或，至少是在大部分时间里，可以使他行动可靠）瞟一眼苦力们，大兵们，着网球服的青年人，那目光既蛮横又胆怯，看后立即拉下眼皮，眼睛几乎闭上，怀有教堂祭司做祷告时的热心，又有用情专一的贤妻或大家闺秀的持重。老常客们坚信，他肯定没看见他们，因为他上了另一个包厢（谢巴多夫亲王夫人也常常这么干），活像这样的人，他弄不清人家被人发现与他在一起是满意还是不满意，但他却给您留下找到他的权力，假如您有找到他的愿望的话。最初那几回，大夫并没有找他的意愿，要我们让他一个人待在他的车厢里。自从他在医学界获得显赫地位之后，犹豫不定的性格就益发显露出来了，只见他满面笑容，后仰着身子，从夹鼻眼镜上头看着茨基，不是故意嘲弄，便是转弯抹角使同仁们的舆论为之一惊：“你们明白吧，假如我孤身一人，还是个小伙子……不过，由于我妻子的缘故，听了你们告诉我的那事之后，我考虑是否能让他跟我们一起旅行。”大夫低语道。“你说什么？”戈达尔夫人问道。“没什么，这与你无关，这不是给女人听的。”大夫眨着眼睛回答道，对自己有一种庄严的满足，神色分寸适中，介乎于对其学生和病人板着脸孔说笑话的表情与维尔迪兰家里夹杂着俏皮话的不安表情之间，接着又低声说着话。戈达尔夫人只听清了两个单词，一个是“善会”，另一个是“舌头”，在大夫的语言里，前者指犹太种族，后者指饶舌多嘴，戈达尔夫人便想当然得出结论，德·夏吕斯先生可能是一个多嘴多舌的以色列人。她实在不理解，大家凭这一点就把男爵排斥在外，作为小圈子里的元老，她有责任要求大家别让他一个人待着，于是我们大家都往德·夏吕斯先生的包房走去，由戈达尔大夫带头，他总是茫然不知所措。德·夏吕斯先生靠在角落里，正在读一部巴尔扎克的书，他已经发觉来人踟蹰不前，但他连眼睛都没抬一下，就像聋哑人根据正常人无法感觉的气流就能知道有人来到身后那样，他对人家冷淡待他的态度，有一种真正的神经过敏的感觉。这种神经过敏，由于它形成习惯，无处不有，便给德·夏吕斯先生酿成许多想象出来的痛苦。就像那些神经过敏患者，感到稍有凉意，便怀疑楼上有人打开窗户，进门时怒气冲冲，并打起喷嚏来，德·夏吕斯先生也一样，只要有人在他面前显得忧心忡忡，便断定有人把他议论此人的话告诉了对方。但是，人们大可不必露出不在乎的神色，也大可不必阴沉着脸或故意嘻皮笑脸，他却可以一一想象出来。相反，真诚实意反而很容易向他掩盖他不明底细的诽谤的真相。他一眼就看出戈达尔的犹豫，老主顾们以为那个埋头看书的人还没有发现他们，待他们站好位置，距离恰到好处时，他突然向他们伸出手去，弄得老伙计们大为惊讶，然而他对戈达尔大夫只是欠欠身子，但马上又昂首挺胸，不屑用戴着瑞典手套的手去握大夫已经向他伸出的手。“我们坚持要与您同行，绝不能让您像这样孤单地待在您的小角落里。这是我们的一大快事。”戈达尔大夫善意地对男爵说。“我不胜荣幸。”男爵欠身冷着脸念道。“我很高兴，听说您决定选择这个国家扎下你们的账……”她是要说古代犹太人在沙漠中搭的“圣帐篷”，但她似乎记得这词是希伯来语，这个字眼对一个犹太人来说是一种大不敬，可能有含沙射影之虞。于是，她挖空心思选择另一种她认为是亲切的表达方式，也就是说一种庄严的表达辞令：“在这片国土上安下你们的，我是说‘你们的宅神’（的确，这些‘宅神’‘灶神’不属于基督教的上帝，而是属于一种早已死亡了的宗教，它已经没有门徒相传，因此也就不必担心有冒犯之虞了）。可我们，不幸得很，学校开了学，大夫要看病，我们始终不得在这一片同样的地方挑选住宅。”她指着一个纸盒子对他说：“况且您看，像我们这些女人，我们不如强求幸福；就连到维尔迪兰家这么近的地方去，我们也不得不随身带一大堆累赘。”就在这当儿，我看了看男爵手上那部巴尔扎克的书。这可不是一本装订书，随便买来的，像第一年他借我的那部贝戈特的书。这可是他书架上的一本藏书，如同带有题铭的那种：“德·夏吕斯男爵珍藏”，有时候，为了表现盖尔芒特家族勤奋读书的爱好，用“In proeliis non semper”，以及另一个座右铭“Non sine Labore”取而代之。但我们发现这些题铭很快又被别的题铭所取代，尽量迎合莫雷尔的喜欢。不一会儿，戈达尔夫人找了一个她觉得对男爵更带有个人色彩的话题。“我不知道您是否同意我的意见，先生，”她稍停片刻后说，“可我这人想得开，照我说，既然人们真诚实意信仰，一切宗教都是好的。我不像那些人，看见一个新教徒……就像得了恐水症似的。”“人家告诉我，我所信奉的宗教是真的。”德·夏吕斯先生说。“这是一位盲信者，”戈达尔夫人想：“斯万，除了最后，都是比较仁慈宽容的，他的确已经皈依了。”然而，恰恰相反，男爵不仅是基督徒，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而且怀有中世纪的虔诚。对他而言，犹如对十三世纪的雕刻家一样，基督教堂，就该词活生生的词义上讲，里面居住着众多的生灵，而且被认为实实在在的：先知，使徒，天使，各路圣人，都簇拥在降世的圣子，圣母和圣父，上帝，所有的殉道者和圣师的身边，犹如他们的教民，形象鲜明突出，挤满了门廊，充满了礼拜堂。在他们中间，德·夏吕斯先生选择了米歇尔、加布里埃尔和拉斐尔作为求情人，他与他们常有晤面，请求他们在上帝的宝座前，转达他对上帝的祈祷。因此，戈达尔夫人的阴差阳错令我们很是开心。

宗教领地暂且不表，再说大夫吧，他来到巴黎，随身携带着寒酸的箱子，装着一位农民母亲的叮嘱，一心扑在学业上，几乎纯粹庸俗化了，谁想用功推进自己的医业，就不得不牺牲为数可观的岁月，因而他从来就不注意自我修养；他取得了愈来愈高的威望，而不是愈来愈多的经验；他按字面理解“荣幸”一词，既感到满足，因为他好虚荣，同时又感到苦恼，因为他是好小子。“这可怜的德·夏吕斯，”当晚他对妻子说，“当他对我说，同我们一起旅行，他感到很荣幸时，我听了很难受。感觉出来，这个可怜鬼，他没什么关系可拉，自己瞧不起自己。”

但很快地，老常客们终于控制住了刚来到德·夏吕斯先生身边多少表现出来的尴尬局面，他们没有必要听任慈悲的戈达尔夫人的指引。无疑，有他在场，他们思想上就会不断保持对茨基启示的回忆，就会不断想到他们的旅伴身上的性古怪。而且，正是这种性古怪对他们施加了一种诱惑力。在他们看来，这种性古怪赋予男爵的言谈有那么一种滋味，何况他的谈话是很动听的，但也有些部分他们不敢过奖，然而那番滋味使得布里肖本人的谈笑风生的妙趣也索然乏味了。而且，从一开始，大家都欣然承认，他是聪明的。“天才可与疯狂为邻”，大夫高见，然而，假如亲王夫人求知若渴，要求他再说下去，他可再没什么可说的了，因为他对天才的知识，充其量不过这一条箴言而已，再说，这一条箴言对他来说似乎论证不足，不像他对伤寒和关节炎那样了如指掌。而且，虽然他变得地位显赫，但仍然教养很差：“别问了，亲王夫人，别问我了，我到海滨是来休息的。再说，您也不明白我的话，您不懂医道。”亲王夫人连忙道歉后一言不发了，觉得戈达尔是一个有魅力的男子汉，终于领悟到，知名人士不总是好接近的。在开始那一阶段，人们最终感受到德·夏吕斯先生是聪明的，尽管他有毛病（或大家一般都这么称呼的东西）。现在，正是因为他有这种毛病，大家反觉得他比别人高明一头，自己却闹不清是什么道理。一条条最简单明了不过的格言，经学者或雕刻家巧妙加以鼓吹，经德·夏吕斯先生就爱情、嫉妒、美色加以阐述，由于他具有独到的、隐秘的、细腻的而又畸形的体验，在身体力行中消化吸收，这对老常客们来说，便具有一番迷人的风味，这种风味，源于一种心理状态，类似于我们的悲剧文学历来向我们描写的那种心理状态，体现在一部俄罗斯或日本的戏剧里，那里的艺术家们表演出了这种风味。趁他没听见，大家贸然开了一个恶意的玩笑：“咳！”雕刻家低声耳语道，因为他看到一位年轻的列车员，长着印度寺院舞女那样的长睫毛，只见德·夏吕斯先生情不自禁地盯住他看，“要是男爵开始向那位查票员暗送秋波，我们就到不了终点站了，火车就要倒着开了。瞧瞧他看他的那个姿态，我们坐的简直不是小火车，倒成了缆绳牵引车了。”但实际上，要是德·夏吕斯先生不来的话，一路上只跟普普通通的人们在一起，身边没有这么一位油头粉面、大腹便便而又闭关自守的人物做伴，大家会感到大失所望的，这个人物颇像某种从异国进口的一箱可疑的东西，从中发出一种稀奇的水果香味，只要一想到能亲口尝尝，心里就热闹起来。就这点看，从德·夏吕斯上车的橡树圣马丁站到莫雷尔跟上来的东锡埃尔站为止，这段路程虽短，但男性老主顾们一个个都感到比较痛快的满足。因为只要小提琴手不在场（而且假如女士们和阿尔贝蒂娜为了不碍他们交谈有意离开大家避而远之），德·夏吕斯先生便无拘无束，不必装模作样回避某些话题，谈起“那些人们约定俗成称之为伤风败俗之类的事情”。阿尔贝蒂娜不碍他的事，因为她总同女士们在一起，年轻姑娘识趣，不愿意自己在场而约束了别人谈话的自由。不过，她不在我身边待着，我较易忍受得了，但她必须同我在一个车厢里。因为我对她既不再表示嫉妒，也不再表示任何爱恋，不去想我没看到她的那些日子里她的所作所为了，相反，即使我就待在那里，一道简单的隔板，说不定就能掩盖住一次背叛行为，那对我来说才是不堪忍受的，不一会儿，她果真同女士们到隔壁包厢里去了，因为她们无法再在原地待下去，否则就可能妨碍说话的人，像布里肖啦，戈达尔大夫啦，还有夏吕斯什么的，对他们我又不便讲明我躲开的原因，于是我起身，把他们丢在原地不管，想看看那里面是否有什么不正常的行为，我就到隔壁包厢里去了。直到东锡埃尔以前，德·夏吕斯先生一路上肆无忌惮，有时竟直言不讳地谈论起他公然声称的在他看来无所谓好也无所谓坏的德行。他巧言令色，以示他胸襟豁达，坚信自己的德行不会唤醒老主顾们内心的丝毫疑云。他以为，世上只有几个人，正如后来成了他的一句口头禅所说的，“对他心中有底”。但他设想，这些人不超过三四人，而且没有一个在诺曼第沿岸。一个如此精明、如此不安之人得出这个假设，可以震惊满座了。即使是那些他认为多少有点知情的人，他也自鸣得意地以为，他们不过是隐隐约约知道点事罢了，而且自以为是，只需对他们如此这般一说，就可以使某某人摆脱某对话者的猜疑，而谈话对手出于礼貌，对他说的装出称许的样子。他甚至估计到我对他有所了解和猜测，但他心里想，这种舆论完全是大而化之，他觉得我的意见比实际情况要陈旧得多，只要他对这样或那样的细节加以否认，人家就会信以为真，然而相反，若说认识概况总先于认识细节，那么，它对调查细节却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因为它摧毁了隐形的能力，不允许伪虚之徒掩饰其嗜爱之物。自然喽，当德·夏吕斯先生得到某个老常客或老常客们的某个朋友的邀请去赴晚宴时，他总是挖空心思弯弯绕，一连提出十个人名，其中必带出莫雷尔的大名，他一点也不糊涂，总要提出五花八门的理由，说什么晚上若能同他一起受到邀请，那该多么高兴和惬意，而东道主们，看样子言听计从，但只用了一个理由便可把他提出的全部理由取而代之，而且这唯一的理由总是一成不变的，那就是说他爱他，可他自以为他们对此还一无所知呢。同样地，维尔迪兰夫人似乎总是神态大方地全面接受德·夏吕斯先生对莫雷尔感兴趣的半艺术半人性的动机，一再热情洋溢地感谢男爵，她说，感谢他对小提琴师的一片好意。然而，有一天，莫雷尔与他迟到了，因为他们没坐小火车来，只听得女主人说：“我们就等那些小姐了！”男爵若听了这话恐怕会大吃一惊，目瞪口呆，因为他只要一到拉斯普利埃就不想动了，给人一副管小教堂的神甫或管目录卡片的教士们的面孔，有时候（当莫雷尔获准请假四十八小时）在那里接连睡上两夜。维尔迪兰夫人于是安排他们两间紧挨着的房间，让他们称心如意，说：“要是你们想拉点音乐，你们可别不好意思，墙厚得像城堡，你们这一楼没有其他人，我丈夫睡得像铅一样沉。”那几天，德·夏吕斯先生接替亲王夫人到车站去欢迎将来的客人，她有失远迎是因为贵体欠安，由于他把她的健康状况说得神乎其神，以致客人进门个个为夫人健康担心而忧形于色，万万没料到女主人穿着半遮半露的裙子，体态轻盈，亭亭玉立在眼前，大家不由得失声惊叫起来。

因为，德·夏吕斯先生一时间已成了维尔迪兰夫人心腹中的心腹，成了谢巴多夫亲王夫人第二。维尔迪兰夫人对自己在上流社会的地位并没有多大的把握，比之亲王夫人的地位就差多了，心想，亲王夫人如果一心想看看小核心，那是因为她瞧不起别的人，而偏爱小核心。这一虚情假意正是维尔迪兰夫妇的本性所在，凡他们不能与之来往的人都一概被他们说成讨厌鬼，人们定能相信，女主人会相信亲王夫人长着铁石心肠，见了美男子不动心。但她固执己见，并坚信，就是对贵夫人也一样，她不愿与讨厌鬼打交道是坦诚相见并追求理智。何况，对维尔迪兰夫妇来说，讨厌鬼的数目在减少。在海浴生活中，一次引见不至于对日后造成麻烦的后果，而在巴黎人们对这种后果有可能十分恐惧。一些显赫人物，未携带自己的妻子来巴尔贝克，这就为一切活动大开方便之门，他们主动接近拉斯普利埃，于是讨厌鬼们摇身一变成了风流雅士。盖尔芒特亲王便是这种情况，倘若德雷福斯主义的吸引力没有如此强大，可以使他一口气就登上通往拉斯普利埃的坡路，那么即使亲王夫人不在也不至于使他下决心以“单身汉”的身份去维尔迪兰家，不巧的是那天正赶上女主人外出不在家。再说，维尔迪兰夫人也不敢肯定，他和德·夏吕斯先生是否属于同样的上流社会。男爵确实说过，盖尔芒特公爵是他的兄弟，但这很可能是一位冒险家的谎言。尽管他表现得那么风流潇洒，那么可亲可爱，对维尔迪兰夫妇又是那么“忠心耿耿”，但女主人还是犹豫再三，不知道是否该邀请他和盖尔芒特亲王一起来。她请教了茨基和布里肖：“男爵和盖尔芒特亲王，行不行。”“我的天，夫人，要请两个中的一个，我认为可以说……”“请两个中的一个，那还用我来问？”维尔迪兰夫人生气了，又说，“我问你们是不是请他们一块来可行？”“啊！夫人，这些个事是很难说清楚的。”维尔迪兰夫人话里没有任何恶意，她对男爵的作风确信无疑，但当她这么说时，心里却根本不这么想，而只想知道可否同时邀请亲王和德·夏吕斯先生一起来，只是想知道这样做是否会合拍，她使用这些现成的用语不带丝毫的恶意，这些用语在艺术的“小圈子”里是很上口的。为了用德·盖尔芒特先生来抬高自己的身价，她想在午饭后，带他去参加下午的一个行善节，节上，一些沿海船员将表演出航盛况。但由于她没有时间样样都管，便委派其心腹中的心腹男爵行使她的职责。“您晓得，不应该让他们像铸模似的待着不动弹，应当让他们来来往往，表现出繁忙的场面，我弄不清那里的种种名堂。可您呢，您常到巴尔贝克海滨码头，您可以让他们好好练练，反正累不了您。您可能比我更内行，德·夏吕斯先生，您更懂得如何使唤小船员们。不过，我们毕竟是为德·盖尔芒特先生自找苦吃。他说不定是赛马场上的大笨蛋。唷！我的上帝，我说赛马骑师的坏话，对了，我好像记起来了，您就是骑师。哎！男爵，您没有回答我，您是不是骑师？您不想和我们一起出去吗？拿着，这是我收到的一本书，我想它会使您感兴趣。这是鲁雄的书。书名很别致：《男人之间》。”

至于我，我对德·夏吕斯先生常常取代谢巴多夫亲王夫人尤为高兴，因为我与亲王夫人合不来，为一件微不足道但积怨甚深的事闹翻了。有一天，我坐在小火车上，同往常一样，我对谢巴多夫亲王夫人体贴入微，这时，我看到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上车来了。她的确是来卢森堡公主家住几个星期的，但由于我每天都要去见阿尔贝蒂娜，因而一直没有答复侯爵夫人及其王室女主人的邀请。我见到我外祖母的朋友感到内疚，出于纯粹的义务（并未离开谢巴多夫亲王夫人），我同她聊了很长时间。再说，我根本就不知道，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却知道得一清二楚我旁边坐的女友是何许人，但她却不愿认识她。到了下一站，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离开车厢，我甚至责备自己没去扶她下火车。之后，我又坐到亲王夫人身边。然而，好像是——处境不牢靠，而又怕人听到别人说自己的坏话，生怕被人瞧不起的人常有的灾难——眼看说变就变。谢巴多夫夫人埋头看她的《两个世界评论》，回答我的问题时唇尖都懒得启动，最后竟说我使她感到头疼。我一点不明白我到底犯了什么罪。当我向亲王夫人告辞时，习惯的微笑照不亮她的面子，冷冷的客套拉下她的下巴，她甚至连手都不伸给我，而且此后再也不同我说话了。可她不得不对维尔迪兰夫妇说话——但我不知道说什么——因为我一问维尔迪兰夫妇我礼对谢巴多夫亲王夫人是否不妥，他们便异口同声争着回答：“不！不！不！才不是！她不喜欢亲热！”他们不愿从中挑拨引起我同她的不和，但她最终使人相信，她对殷勤体贴无动于衷，是一个与这个上流社会的虚荣心格格不入的人物。只有见识过这样的政客，他自上台以来，被认为是最全面、最强硬、最难接近的政坛人物，然而失势时，面带恋人般容光焕发的微笑，卑躬屈膝地乞求某个记者那高傲的敬意；只有目睹了戈达尔大夫的复兴（他的新病号把他看作僵硬的铁杠子）；而且只有弄清楚了谢巴多夫亲王夫人处处表现出的高傲、反时髦，乃是多么痛苦的爱恼，乃是多么时髦的惨败所酿成的苦酒，方才可以悟出这样的道理，就是，在人类社会，法则——它自然包含着例外——必然是这样的：狠心人是人们不愿接受的弱者，而强者，则很少考虑人们愿意不愿意接受他们，却拥有被庸人视为弱点的脉脉温情。

再说，我不该对谢巴多夫亲王夫人妄加评论。类似她的这种情况太常见了！一天，在安葬盖尔芒特家族的某个人时，站在我身边的一位要人向我指了指一位身材瘦长、面貌英俊的先生。“在全盖尔芒特家族里，”我身边的那个人对我说，“这个人是最出奇、最特别的。他就是公爵的兄弟。”我贸然直言相告，他弄错了，这位先生，与盖尔芒特府无亲无故，他叫富伦埃萨洛费丝。那要人立即转过身去，此后就再也不同我打招呼了。

一位大音乐家，学院院士，达官贵人，他认识茨基，路经阿朗布维尔，那里他有一个外甥女，来参加维尔迪兰家的一次星期三聚会，德·夏吕斯先生与他格外亲热（应莫雷尔的请求），主要是为了回巴黎以后，院士能让他出席各种有小提琴师参加演奏的私人音乐会、排练之类的活动。院士受到了吹捧，何况又是风流男子，便满口应承并说到做到。男爵对这位人物（况且就此君而言，他是只爱女人）感激涕零，此君对他关怀备至，为他提供了诸多方便，使他得以在种种正式场合看到莫雷尔，在这种正式场合，外行人是不能涉足的，著名艺术家为年轻有为的演奏高手提供了一次又一次的机会，在才能相当的小提琴手之间，对他格外偏爱，点名要他在想必有特殊影响的音乐会上亮亮相，使他得以登台表演，露面扬名。但德·夏吕斯先生并未意识到，这一切应当归功于这位恩师，大师对他可谓功上有功，或者不如说罪上加罪，因为他对小提琴手及其尊贵的保护人之间的关系无所不知。他对他们的这种关系大开方便之门，当然不是指他对此热衷，他除了理会女人的爱恋之外，理会不了别的什么恋爱，因为女人的爱情曾激起他全部的音乐灵感，他对他们的关系大开方便之门，是由于道德上的麻木，职业上的纵容与热心，以及上流社会社交的热情和时髦。至于这种关系的性质，他丝毫不加怀疑，以至初来乍到拉斯普利埃赴晚宴，就谈起德·夏吕斯先生和莫雷尔，仿佛是谈论一个男人和他的情妇，他问茨基：“他们在一起是不是很久了？”但是，堂堂上流社会人士，岂能让有关人员看出蛛丝马迹，万一在莫雷尔的同伙里传出了闲言碎语，他准备好加以抑制，准备让莫雷尔放心，慈父般地对他说：“如今人们对谁都这么议论。”他一再说男爵的好话，男爵听得很顺耳，而且很自然，不可能在名师身上联想到有多大缺点，或者有多少美德。因为，人家背着德·夏吕斯先生说的那些个话，以及有关莫雷尔那些“似是而非”的话，谁也不会那么卑鄙，对他搬弄一番。不过，这简单的情况就足以表明，甚至这件事受到普遍的诋毁，却无论如何找不到一个辩护士：“闲话”，它也一样，或者它针对我们自己，我们因此觉得它特别的难听，或者它告诉我们有关第三者的什么事，而我们对此又不明真相，因此有其心理价值。“闲话”不允许思想躺在其虚伪的目光上面睡大觉，以虚伪眼光观察问题，以为事情如何如何，不过是事情的表面现象而已。“闲话”又用理想主义哲学家的魔术妙法将事物的表象掉了个面，顿时让我们看到魔术蒙布反面不容置疑的一角。德·夏吕斯先生也许想象得到某个女亲戚说过的这番话：“怎么，你要麦麦爱上我？你忘记我是一个女人了吧！”不过，她对德·夏吕斯先生确有一种情真意切的爱慕。对维尔迪兰夫妇来说，他没有任何权力指望他们的爱恋和善意，他们远离他时说的话（岂仅是话而已，下面即可看到），与他想象可以听到的话，也就是说当他在场时听到的那些议论的回光返照，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怎么不令人惊讶？唯有他在场时听到的那些话，才用绵绵情意的题词装点着理想的小楼阁，德·夏吕斯先生不时来这里独温美梦，此时，他往往在维尔迪兰夫妇对他的看法里掺进一阵子他自己的想象。那里的气氛多么热情，多么友好，休息得多么舒服，以致德·夏吕斯先生在入睡之前，非来这里消除一下烦恼不可，他从小楼出来，没有不带微笑的。但是，对我们每个人来说，这种楼阁是对称的，我们以为是独一无二的那幢楼阁的对面，还有另一幢，可我们一般都看不见，但却是实在的，与我们认识的那幢适成对称，但却截然不同，其装饰与我们预想要看到的大相径庭，仿佛是居心叵测的敌意与令人发指的象征所构成，令我们惊恐不已。德·夏吕斯先生恐怕要吓破胆的，设若他由着某种闲言的纵容，进入反向的一幢楼阁，那闲言犹如侍从仆役上下的楼梯，只见楼梯上，房门上，被那些心怀不满的送货人和被解雇了的仆人乱涂着一些猥亵的字画！但是，正如我们没有某些飞鸟所具有的识别方向的感觉，我们也没有识别能见度的感觉，就像我们缺乏测距的感觉一样，我们总以为周围的人们对我们密切关注着，其实恰恰相反，人们根本就未曾想到我们，而且也不去揣测，此时此刻，别的人是否只关心我们。就这样，德·夏吕斯先生在受骗上当中生活，就像鱼缸里的鱼，它以为它游的水一直延伸到鱼缸玻璃的外面去，其实，鱼缸给它造成了水的映象，与此同时，它却没有看见在它身边，在暗处，游人正兴致勃勃地看它尽情戏嬉，也看不见拥有无限权力的养鱼人在意外的倒霉的时刻，毫不留情地把它从它喜欢生活的地方拽出来，又把它扔到另一个地方去，眼下，对男爵的这一时刻推迟了（对男爵来说，在巴黎的养鱼人，将是维尔迪兰夫人），再说，民众，说到底只不过是个体的集合体，可以提供更为广泛的范例，其每个部分又是与事实相符的，来说明这种深刻的、顽固的和令人惶惑的盲目性。至此，如果说这种盲目性使得德·夏吕斯先生在小核心里言辞弄巧成拙，或者大胆得令人暗笑，那么，在巴尔贝克，这种盲目性尚未曾、也不该对他造成麻烦。一点蛋白质，一点糖，一点心律不齐，尚不致妨碍那些自我感觉不到的人继续过正常的生活，而唯有医生才从中发现大病将至的先兆。目前，德·夏吕斯先生对莫雷尔的爱好——柏拉图式或非柏拉图式的——只是在莫雷尔不在的时候，驱使男爵情不自禁地说，他觉得他很美，心想这话大家听了，只会作清白无辜的理解，他就可以像精明人那样应付自如，即使被传到庭作证，也不怕深追细究，追究细节问题表面上看似乎对他不利，但实际上，正是因为细节本身的缘故，反比装腔作势的被告传统的抗议要来得更为自然，更不同凡响。在西东锡埃尔至橡树圣马丁——或回程反方向——之间，德·夏吕斯先生总是那么无拘无束，爱谈论那些似乎有怪习惯的人，他甚至故意添上一句：“总而言之，我说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这并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以便自我表现一番，显示他与他的听众在一起是多么惬意。他们确很惬意，条件是他必须掌握行动的主动权，而且他必须心中有数，知道听众由于轻信或受过良好的教育会对此沉默不语，一笑了之。

当德·夏吕斯先生不谈他对莫雷尔美貌的赞赏时，仿佛这种赞赏与一种所谓的恶癖的嗜好毫无关系似的，这时，他便谈论起这种恶癖，但似乎这种毛病与他毫无干系。有时候，他甚至毫不犹豫地直呼其名。由于他看了几眼他那卷巴尔扎克的漂亮的精装书，我便问他，在《人间喜剧》里，他比较喜欢的是什么，他一边回答我，一边把他的思路引向固有的概念：“这一整部，那一整部都喜欢，还有那一部部小袖珍本，像《本堂神甫》、《被抛弃的女人》，还有一幅幅巨型画卷如《幻灭》系列书。怎么，您不知道《幻灭》？美极了，卡洛斯·埃雷拉乘自己的四轮马车路经城堡之前问城堡名的当儿，漂亮极了：这就是拉斯蒂涅克他过去爱过的那个年轻人的住宅。而神甫则掉进一种幻想里，斯万管它叫‘鸡奸的《奥林匹奥忧伤》’，真是妙趣横生。还有吕西安之死呢！我已经记不起哪个风流雅士，有人问他在他一生中最使他痛苦的事件是什么，他作了这样的回答：‘《交际花盛衰记》里吕西安·德·吕邦普雷之死。’”“我知道这一年巴尔扎克走红运，就像上一年悲观失望一样，”布里肖插语道，“但是，我冒着冒犯巴尔扎克卫道士的风险，上帝惩罚我吧，我并不想追求文学宪兵的角色，为语法错误开违警通知书，我承认，我看您对他们令人惊惶失措的胡言乱语推崇备至，认为是生花妙笔，可我总觉得他不过是一位不甚严谨的誊写员。我读过您跟我们谈到的《幻灭》，男爵，我拼命挣扎着要达到入教的虔诚，可我头脑极其简单地忏悔说，这些连载小说，通篇是夸张的辞藻，编成双倍、三倍的大杂烩（《幸福的爱丝苔丝》，《歪门邪道通何处》，《老年得爱是几何》），老是给我造成《罗冈博尔》那种神秘的效果，这部作品受到了一种不好明言的宠爱，才被推上岌岌可危的杰作的地位。”“您这么说，那是因为您不了解生活。”男爵倍加恼火，因为他感到，布里肖既不明白像他这样的艺术行家的道理，也不懂得别的道理。“我明白，”布里肖说，“您摆出弗朗索瓦·拉伯雷的架势说话，是想说我是索邦神学院派的古板，呆板，死板。然而，我跟同学们一样，我喜欢一本书给人真诚的印象和生活的气息，我并不是学院派……”“拉伯雷的时刻。”戈达尔大夫插了一句，脸上已不再有疑色，却显得风趣而胸有成竹。“……那些学院派立志根据听命于夏多布里昂子爵的林中修道院院规从事文学，那可是装腔作势的大师，他们按人文主义者的严格规则从事。夏多布里昂子爵先生……”“土豆烤牛排吗？”戈达尔大夫又插了一句。“他就是善会的老板。”布里肖只管接着往下说，未曾理会戈达尔大夫的玩笑，但戈达尔大夫却相反，他被学者的话弄得惶惶不安，焦虑地看着德·夏吕斯先生。布里肖刚才对戈达尔的话似乎缺乏敏感，因为戈达尔那句同音异义文字游戏倒引出谢巴多夫亲王夫人的丹唇微微一笑。“同教授在一起，完美无缺的怀疑论者尖酸刻薄的讽刺永远不会丧失他的权利。”她亲热地说，以表示医生的“话”她并非视而不见。“智者必然是怀疑论者，”大夫答道，“我知道什么呢？Yvot Oeavrov，苏格拉底是这样说的。这是很正确的，凡事过分则成弊。但我万分惊讶，心想，凭这句话就足以使苏格拉底留名至今了。这种哲学里有什么呢？没什么东西嘛。人家想，钱戈大夫和其他人岂不劳苦功高上千倍了，他们起码靠点本事，靠着治疗像全瘫综合症消除瞳孔放射的本事，可他们几乎被忘光了！总之，苏格拉底，他并没有什么出奇。他属于那些无所事事，成天游手好闲、争论不休的人。这好比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彼此相亲相爱，讲得很漂亮。”“我亲爱的……”戈达尔夫人请求道。“自然喽，我妻子抗议了，一个个都得了神经官能症。”“可是，我可爱的大夫，我没得神经官能症。”戈达尔夫人嘟哝着。“怎么，她没患神经官能症？她儿子生病的时候，她出现了失眠症状。不过，我承认，苏格拉底及其同类，对于高层文化，如果要具有陈述的才能，那还是有必要的。我给我的学生上第一课，我总是先引Yvot Oeavtov。布夏老懂得这话，对我称道了一番。”“我不是为形式而形式的追随者，更不会积万年古韵去做诗，”布里肖又说，“但是，《人间喜剧》——却很少人情味——仍然是与那些艺术超过内容的作品太背道而驰了，正如奥维德那首高明的讽刺诗所说的。可以选择半山腰上的一条小路，它可以通往默东疗养院，或通往费尔内的幽静去处，与狼谷距离相等，勒内就是在狼谷出色地完成了一个严厉主教的使命，它与雅尔迪的距离也相等，在那里，奥诺雷·德·巴尔扎克虽受到通达吏助手们的纠缠，仍继续作为虔诚的使徒，为一个波兰女人涂写莫名其妙的大白字。”“夏多布里昂比您说的更富有生气，巴尔扎克也毕竟是一个伟大的作家，”德·夏吕斯先生答道，他至今与斯万志趣相投，不可能不被布里肖所激怒，“大家不懂得的情感，或大家加以研究只是为了将其摧残的这种情感，巴尔扎克却通通了如指掌。且不重提不朽的《幻灭》，《撒拉逊女人》，《金眼姑娘》，《荒漠里的爱》，乃至十分神秘的《假情妇》，也都一一证实了我说的话。当我对斯万谈到巴尔扎克在这方面‘非同寻常’时，他对我说：‘您跟泰纳意见不谋而合。’我没有荣幸认识泰纳先生，”德·夏吕斯先生补充道（带着上流社会人士常有的令人气恼的习惯，总要加上毫无用处的“先生”两字，似乎把一个伟大作家称作先生，就像为他颁发了荣誉，或许可以保持距离，并想方设法让人知道，他们不认识他了，“我不认识泰纳先生，但我能同他不谋而合感到不胜荣幸之至。”不过，尽管德·夏吕斯先生有这种庸俗可笑的习惯，但他还是极聪明的，有这种可能，倘若某桩旧婚姻将他家与巴尔扎克家结成亲戚，他会感到（且不亚于巴尔扎克）一种满足，并会情不自禁地炫耀一番，好像是在炫耀一种令人羡慕的高贵的招牌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