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诺布瓦先生没有作声。

“他们躲在那里闲聊什么？”德·盖尔芒特先生指着德·诺布瓦先生和布洛克问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

“德雷福斯案件。”

“啊！见鬼！对了，你们知道谁是德雷福斯最狂热的保护者吗？你们谁也猜不着。是我的外甥罗贝！我甚至可以告诉你们，当赛马俱乐部的人听到他的‘光辉业绩’时，都群起而攻之，把他骂得狗血喷头。再过一个星期，他就要参加……”

“当然，”公爵夫人插嘴道，“如果他们都像吉尔贝，主张把全部犹太人遣返耶路撒冷……”

“啊！这么说，盖尔芒特亲王同我的看法不谋而合。”德·阿让古尔先生打断公爵夫人说。

公爵常把妻子当门面炫耀，但并不爱她。他“唯我独尊”，讨厌别人打断他说话，况且他在家里向来对妻子很粗暴。作为一个坏丈夫和一个油嘴滑舌的男人，他看到妻子非但不听他说话，而且还打断了他的话头，不由得恼羞成怒，浑身颤抖，便立即收住话头，朝公爵夫人狠狠瞪了一眼，瞪得四座莫名其妙，困惑不解。

“您怎么想得出来跟我们谈吉尔贝和耶路撒冷的？”他终于又说话了，“风马牛不相及嘛。不过，”他缓和了一点语气又说，“您一定会承认，如果我们家里有人被赛马俱乐部开除了，尤其是罗贝，因为他父亲在那里当过十年主席，终归是一件不光彩的事吧。我有什么办法呢，亲爱的，这件事让那些人好不高兴，一个个都吹胡子瞪眼睛的。我不能责怪他们。您是知道的，我本人没有任何种族偏见，我认为种族偏见不符合时代潮流，我很想与时代同步前进。可是，见鬼，当一个人有了圣卢侯爵的称号，他就不应该是重审派！您要我同您说什么呢！”

德·盖尔芒特先生在说到“当一个人有了圣卢侯爵的称号”这句话时，语气十分夸张。然而他清楚地知道，一个有了“盖尔芒特公爵”称号的人更了不起。但是，如果说他的自尊心使他想夸大盖尔芒特公爵高人一等的地位的话，那么，他的想象力却比高雅的情趣更促使他贬低公爵称号，谁都这样，总是此山望着彼山高，家花不如野花香，想象力这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不但适用于其他人，也适用于公爵。不仅是想象力的规律，语言也一样。不过语言的两条规律不管哪一条在这里都用得上。其中一条要求一个人的谈吐符合他思想所属的阶级，而不是他本人所属的阶层。因此，德·盖尔芒特先生哪怕在谈论贵族时，他的谈吐也很可能像平庸的资产者，会像他们那样说“当一个人有了盖尔芒特公爵的称号”之类的话，而一个文人，一个像斯万和勒格朗丹那样的人，是不会这样说的。一个公爵，哪怕以上流社会的习俗为题材，也会写出充斥小市民气味的小说，贵族爵号在这里毫无用武之地，而一个平民写的小说却可以冠以贵族的称号。至于德·盖尔芒特先生究竟是听哪个资产者说过“当一个人有了……称号”这句话的，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了。但是，语言的另一条规律要求不时地有一些新表达方式问世，就像一些疾病，出现后不久就销声匿迹，以后再也听不见有人谈起；在同一个时期内，可以听到有人不约而同地使用这些表达方式，但谁也不知道它们的由来，可能是自然产生的，也可能是偶然，就像一种美洲野草，一次偶然的机会，野草种子粘在旅行毯的绒毛上，然后又落在法国一条铁路的斜坡上，就在法国发芽生长了。然而，正如有一年布洛克对我谈起他自己时说过的一句话（“那些最可爱、最杰出、最有地位、最苛求的人发现，只有一个人他们认为是绝顶聪明、讨人喜欢和不可缺少的，那就是我布洛克”），我从一些和他素不相识的人嘴里也听到过，只不过是把布洛克换成他们自己的名字罢了，同样，听到“当一个人有了……称号”这句话之后，又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呢？

“您要我说什么呢，”公爵继续说，“种族偏见在那里占优势，因此，这是不难理解的。”

“这尤其是可笑的，”公爵夫人回答说，“他母亲坚决反对重审，成天在我们耳边唠叨法兰西祖国联盟，怎么就对他没有影响？”

“是这样。可不光有他的母亲呀，别给我们瞎吹了。不是还有一个不正经的女人吗？一个品行不端、最坏最坏的女人，她对他的影响更大，而她又恰好是德雷福斯先生的同胞。她把她的思想状态传给罗贝了。”

“公爵先生，您大概还不知道可以用一个新词来表达这种思想状态吧，”档案保管员说，他是反重审委员会的秘书，“用‘精神状态’，这个词和‘思想状态’表达的意思完全相同，但至少谁也听不懂。妙就妙在这里，正如有人说的，这是‘最时髦’的词。”

然而，档案保管员刚才听说了布洛克这个犹太名字，现在又看见他在向德·诺布瓦先生提问题，因而露出不安的神色，侯爵夫人见状也惴惴不安，如坐针毡，只是理由不同罢了。侯爵夫人在档案保管员面前战战兢兢地装出反对重审的样子，生怕他知道她接待了一个同“工会”多少有点关系的犹太人会责备她。

“啊！精神状态，我得记在本子上，以后我要用的。”公爵说。（这不是故作姿态，公爵确实有一个小本本，记满了“引语”，每赴重大宴会之后总要温习一遍。）“我喜欢这个词。许多这样的新词出现后，不久就销声匿迹了。最近我读到一句话，说是一个作家很有‘才具’。随便你怎么理解都可以。后来我再也没有看见过这个词。”

“精神状态可比才具用得广，”投石党历史学家插了一句，“我是国民教育部下属一个委员会的成员，我在那里多次听到人用这个词。我在我那个圈子，也就是伏尔内伊圈子里，甚至在埃米尔·奥利维埃先生家的晚宴上也听说过。”

“我没有这个荣幸，我不是国民教育部的人，”公爵装出谦卑的样子回答说，但又那样踌躇满志，他的嘴巴禁不住露出微笑，眼睛禁不住向听众投去得意目光，可怜的历史学家看见公爵嘲笑的目光，羞得面红耳赤，“我没有这个荣幸，我既不是国民教育部的成员，”他自鸣得意地慢悠悠地重复道，“也不是伏尔内伊圈子里的人（我不过是赛马协会和俱乐部的成员而已）……先生，您没参加赛马俱乐部吗？”他问历史学家，历史学家嗅出了他话中的傲慢，但感到茫然不解，不由得浑身颤抖，“我也不到埃米尔·奥利维埃先生家去吃晚饭，我承认我不知道精神状态。阿让古尔，我想您也知道吧……您知道为什么不能把德雷福斯背叛行为的证据公布于众吗？据说因为他是陆军部长妻子的情夫，私下里都这样说。”

“啊！我还以为是内阁总理的妻子呢。”德·阿让古尔先生说。

“我觉得你们这些人好无聊，成天谈这件事。”盖尔芒特公爵夫人说，她从社交的观点出发，一心想显示自己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这件事对我不会有任何影响，因为我的关系中没有一个犹太人，我打算永远像这样当一个幸运的局外人。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玛丽·埃纳尔和维克迪尼埃娜的做法实在令人难以忍受，她们强迫我们与一大堆我们素不相识的叫什么迪朗或迪布瓦的女人为伍，说她们很有头脑啦，她们不在犹太商人那里买东西啦，她们的小阳伞上写着‘处死犹太人’啦，等等。前天我到玛丽·埃纳尔家去了。从前她家的聚会是很吸引人的。可现在，那里尽是些我们一生都想避开的人，就因为她们仇恨德雷福斯就聚到她家来了。还有一些人更是不三不四。”

“不，是陆军部长的妻子。至少在贵妇的内室沙龙里是这样传的。”公爵又说，他在讲话中经常喜欢用一些他认为是旧制度的表达方式。“不过，众所周知，无论如何，我个人的看法是同我堂兄弟希尔贝的看法完全相反的。我不是他那样的领主，我可以同一个黑人在一起散步，如果这个黑人是我的朋友的话；我对第三者和第四者的看法毫不在乎。不过，您总该承认，当一个人有圣卢侯爵称号的时候，他就不能开这个玩笑，就不能和大家的意见，和这些比伏尔泰，甚至比我外甥更有思想的人的意见背道而驰。尤其是再过一个星期他就要参加赛马俱乐部的选举了，在这节骨眼上，决不能干出那种我叫作走钢丝的傻事来！钢丝绳绷得有点太紧了！不，很可能是他的小娼妓让他忘乎所以的。她可能说服他站到了‘文人’一边。文人是赛马俱乐部那些先生的‘奶油水果馅饼’。此外，这个表达方式玩了一个相当漂亮却又用心险恶的文字游戏。”

接着，公爵悄声地对公爵夫人和德·阿让古尔先生说，“马桑特是闪米特人的母亲”这个玩笑在赛马俱乐部已传开了，因为在所有能够旅行的种子中，玩笑这颗种子的翅膀最结实，能传播到离发源地很远很远的地方。

“我们可以让那位先生解释一下，他看上去很像一个女才子，”公爵指着历史学家说，“不过，最好还是不谈这件事，因为这完全是无中生有。我不像我的表姐妹米尔普瓦那样野心勃勃，她声称她家的世系可以追溯到耶稣基督诞生前的利末部族，但我可以保证，在我们家族的血管里，从没有流过一滴犹太人的血。但是，毕竟谁也骗不了我们，我的外甥先生的高明见解肯定会引起相当大的反响。更何况弗桑萨克病了，将由迪拉斯掌管一切。你们知道，他很喜欢制造麻烦。”公爵说道，对于有些词，他从来也没有弄清楚它们的意思，以为“制造麻烦”不是虚张声势，而是制造纠纷。

“不管怎么说，即使那位德雷福斯是无辜的，”公爵夫人打断公爵说，“他也没有拿出像样的证据。他从魔鬼岛上写的信太没有水平，太夸张！我不知道埃斯代阿西先生是不是比他有更高的价值，但他的文笔潇洒，别有一种色彩。这一点可能使德雷福斯先生的支持者们很恼火。他们总不能换一个无辜者吧，这对他们说来实在太不幸了！”

众人哈哈大笑……“您听到奥丽阿娜用的词了吗？”盖尔芒特公爵贪得无厌地问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是的，我觉得很滑稽。”公爵认为这样的回答不过瘾：“嗨，我可不感到滑稽。更确切地说，滑稽不滑稽对我都无所谓，我对笑话根本不感兴趣。”德·阿让古尔先生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说话总是信口开河，”公爵夫人低声地咕哝说，“可能因为我当过议员，我听到过许多出色的但又毫无意义的演说。我学会了欣赏演说的逻辑。可能就因为这个，我后来落选了。滑稽的东西对我无所谓。”“巴赞，您不要扮演约瑟夫·普吕多姆了，我的孩子，您知道谁也没有您喜欢笑话。”“让我把话说完嘛。正因为我对某一类笑话麻木不仁，才更看重我妻子的幽默。因为她的幽默往往来自正确的观察。她说起理来像一个男人，用起词来又像一个作家。”

布洛克挖空心思，想让德·诺布瓦先生谈比卡尔中校。

“只要政府认为这里面确有蹊跷，”德·诺布瓦先生回答说，“就必然要有中校的证词。我知道，就因为我支持这种看法，我的同仁中不止一人曾大发雷霆。但是，依我看，政府应该让中校说话。一味回避，政府就无法摆脱困境，相反会陷入泥潭。在第一次庭审时，证词对中校非常有利。当他身穿戎装威武地走上法庭，用极其朴实、极其坦率的口吻讲述他的见闻和看法的时候，当他说‘我以军人的荣誉发誓（说到这里，德·诺布瓦先生的声音里微微颤动着爱国的热忱），我深信不疑’时，不可否认，他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行了，看来他是重审派，再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布洛克心想。

“可是，他同档案官格里布兰的对质把他一上来赢得的同情全部化为乌有：当人们听到这个老仆人，这个言而有信的男子汉说话的时候（德·诺布瓦先生真诚而有力地加重了下面的话），当人们看见他敢于正视他的上司，不怕同上司对质，用一种不容抗辩的口吻说：‘您瞧，中校，您知道我一生中从没有撒过谎，您知道在这个时刻，我和往常一样讲的全是真话。’这时候，大家的看法就转变了，在以后几次庭审中，比卡尔先生想尽一切办法，也没能挽回败局。”

“不，他肯定是反重审派，这也在意料之中。”布洛克暗自思忖。“可是，如果他相信比卡尔是一个撒谎的叛徒，又怎能重视并引用他的揭发，似乎认为这些揭发很有魅力，真实可信的呢？如果相反，他把比卡尔看作一个坦率而正直的人，又怎能推测他在同格里布兰对质时撒谎呢？”

德·诺布瓦先生像这样同布洛克谈话，仿佛他们两人的意见一致似的，很可能就因为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重审派，他觉得政府反对重审的立场还不够坚决，于是和重审派一样成了政府的敌人。也许还因为他给自己规定的政治目标具有更深刻的内容，不在国内，而在国外，重审派不过是一种无足轻重的特殊形态，不值得一个胸怀外交大事的爱国者挂心。更确切地说，也许因为他的明哲的政治格言只适用于形式、程序和机会问题，而对实质问题，就显得一筹莫展了，正如在哲学上，纯逻辑无法解决生存问题一样，或者因为他这种明哲的政治头脑使他感到讨论这些问题要担风险，为了谨慎起见，索性只谈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是，布洛克错就错在他认为，德·诺布瓦先生性格即使不那么谨慎，思想即使不那么绝对，只要他愿意，还是会把亨利、比卡尔、迪巴蒂·德·克拉姆的作用和这个案件的详情细节如实告诉他的。事实上，布洛克不可能怀疑德·诺布瓦先生了解事情真相。既然他同部长们有来往，怎么会不了解呢？当然，布洛克认为政治的真相可以被头脑最清醒的人大体地分析出来，但他和大多数国民一样，想象这种真相永远无可置疑地、实实在在地存在于共和国总统和内阁总理的秘密档案里，而总统和总理肯定会把实情告诉各位部长的。然而，即使政治的真相与文件有一定的关系，但这些文件的价值无论如何也比不上一张X光片子的价值；人们一般认为病人的疾病会清楚地显示在X光片子上，其实X光片仅仅提供一个判断新的数据，它和其他许多数据汇合，医生据此作出推论和诊断。所以，当我们接近知情人并以为就要了解实情时，政治的真相却会偷偷地溜走。甚至在后来——还是谈德雷福斯案件——当亨利供罪，继而又自杀时，对于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那些主张重审的部长立即同经办此案的卡芬雅克和居伊涅作出截然相反的解释，而卡芬雅克和居伊涅本人也发现指控德雷福斯的证据是假的；即使是主张重审的部长，尽管他们有相同的感情色彩，不仅用做判断的证据相同，而且本着同一种精神，但他们对亨利扮演的角色，解释也是南辕北辙，一部分人认为亨利是埃斯代阿西的同谋，另一部分人却认为迪巴蒂·德·克拉姆是同谋，这样，他们也就转而支持他们的对手居伊涅的论点，却同他们的同党雷纳克背道而驰。布洛克从德·诺布瓦身上可能得到的全部印象是，如果总参谋长德·布瓦德弗尔将军果真派人给罗什福尔秘密传递过消息，那么，这里面肯定有什么令人遗憾的事。

“请您相信，陆军部长至少在心里诅咒他的总参谋长该下地狱了。依我看，公开否认绝不是多此一举。但是陆军部长只是在茶余酒后明确地谈过自己的看法。再说，有些问题必须慎重，如果引起骚动，会导致无法控制的局面。”

“不过，这些证据显然是假的呀。”布洛克说。

德·诺布瓦先生不作回答。但他声称他不赞成亨利·奥尔良亲王在法庭上大吵大闹：

“再说，他这样做只会扰乱法庭，引起骚动，而这种骚动不管从哪方面讲都是令人遗憾的。当然啦，我们必须制止反军国主义的阴谋，但是，我们也不需要由右派挑起的争斗。右派非但不鼓动人民爱国，反而利用人民的爱国热情。谢天谢地，法国不是南美模式的共和国，不需要一个搞军事政变的将军。”

布洛克试图让他谈谈德雷福斯的罪行，预测一下法庭对这场审理之中的民事诉讼会作出怎样的判决。但他枉费心机。不过，德·诺布瓦先生似乎很乐意对判决的后果谈一些细节问题。

“如果是判刑，”他说，“就很可能被撤销，因为这场诉讼案的证词很多，不会没有可供律师援引的不合法定手续的证词。关于亨利·奥尔良亲王大闹法庭一事，我还想再说一句，我很怀疑这是不是符合他父亲的口味。”

“您是说夏尔特尔公爵站到德雷福斯一边去了？”公爵夫人微笑地问道，但她的眼睛都瞪圆了，脸涨得通红，鼻子埋在她的点心盘中，露出愤慨的神色。

“丝毫也不。我只是想说，一个家庭中在这方面有一种政治意识。这种意识，我们在可敬可佩的克莱芒蒂纳公主身上看到它登峰造极了，而她的儿子费迪南亲王犹如继承一份珍贵的遗产那样把它继承了下来。保加利亚亲王可不会把埃斯代阿西少校搂在怀里。”

“他宁愿搂一个普通士兵。”德·盖尔芒特夫人咕哝道。她经常和这个保加利亚人在儒安维尔亲王府共进晚餐。有一次，他问她是不是爱嫉妒，她回答说：“是的，殿下，我连您的表带都嫉妒。”

“您今晚不去参加德·萨冈夫人的舞会吗？”德·诺布瓦先生为了结束同布洛克的谈话，对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说。

大使不是不喜欢布洛克。他后来不无真诚地同我们谈起了他对他的印象，当然这是因为在布洛克的语言中保留着他已抛弃不用的新荷马风格的痕迹：“他相当有意思，说话文绉绉的，尽用些古词。他和拉马丁或让·巴蒂斯特·卢梭一样，动不动就提‘九位文艺女神’。这在当代青年中寥寥无几，即使在上一辈青年中也是屈指可数。我们这些人过去都有些浪漫。”但是，即使他觉得谈话人有一种新奇感，他也认为谈话的时间太长了。

“不去，先生，我不再参加舞会了。”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露出老年妇女迷人的微笑回答道。“你们呢，都去吗？这是你们这个年龄做的事。”她继而又说，眼睛望着她的朋友夏特勒公爵和布洛克。“我也受到邀请啦，”她开玩笑地装出引以为荣的样子说，“人家甚至上门来请我呢。”（“人家”是指萨冈公主。）

“我没有请柬。”布洛克说，心想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可能会送他一张，既然德·萨冈夫人亲自登门邀请她，不会把她的一个朋友拒之门外的。

侯爵夫人毫无反应，布洛克也就不再多说。他还有一件更严肃的事要同她商量，他刚才已向她提出要她两天后再接见他一次。他听另外两个年轻人说，他们已退出王家街的小圈子了，他们觉得走进那个沙龙就好像走进了一间磨坊一样，布洛克想请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把他引进王家街的小圈子。

“萨冈家的人不会是冒充高雅，冒充时髦吧。”他冷嘲热讽地说。

“才不呢，他们是最高雅、最时髦的了。”德·阿让古尔回答说，巴黎的玩笑他全都学会了。

“那么，”布洛克半讥笑半正经地说，“这是所谓的一次盛会，一次符合潮流的上流社会的盛会！”

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兴致勃勃地对德·盖尔芒特夫人说：

“真的吗？萨冈夫人的舞会是上流社会的盛会吗？”

“您怎么来问我呢？”公爵夫人揶揄地回答道，“我还没有搞清楚上流社会的盛会是怎么回事呢。况且，我对上流社会的事知道得不多。”

“啊！我还以为您知道呢。”布洛克说，以为德·盖尔芒特夫人讲的是真话。

布洛克还是放不下德雷福斯，又向德·诺布瓦先生提出了一大堆问题，德·诺布瓦先生无可奈何，只好回答他说，他的“初步”印象是，迪巴蒂·德·克拉姆上校有点稀里糊涂，被选来经办这个案子不很合适，像这样一件棘手事，没有极其冷静的头脑，高度的判断力和专门的知识是难以胜任的。

“我知道社会党强烈要求判处迪巴蒂上校死刑，立即释放魔鬼岛上的囚徒。但我想，我们还不至于落到这种让谢罗代尔里夏之流任意凌辱的地步。这个案子至今还没有理出头绪。我不说双方没有什么相当卑劣的行径要掩盖。我也不想否认，在您那一派中，有些支持德雷福斯的人可能多少有点公心，甚至是一片好心。但是，要知道，好心也会办坏事！要紧的是，政府给人的印象与其说掌握在左派集团手中，毋宁说俯首听命于某个御用军队，请相信我，这个军队已不成其为军队。不言而喻，如果再发生意外，重审程序就会开始。后果是明摆着的。要求重审不过是闯进开着的大门，轻而易举。到那时，政府就该知道要理直气壮地表明态度了，否则就得放弃它的主要权力。光东拉西扯、不痛不痒地说几句是不够的。应该把德雷福斯提交法官审理。这事不费吹灰之力嘛，因为尽管在我们温和的、喜欢诽谤自己的法国，人人养成了习惯，相信或让人相信要听到真实的公正的声音，必须穿过英吉利海峡，这往往是到达施普雷河的间接途径，但是并不是只有柏林才有法官。不过，一旦政府开始行动，您会听它的话吗？当它敦促您履行您的公民义务，您会站到它一边吗？如果它发出爱国号召，您会装聋作哑，不回答‘到’吗？”

德·诺布瓦先生向布洛克提这些问题时，语气很激烈，这使我的同学既惶惑不安，又喜出望外。因为大使对他讲话就像在同一个党的全体成员讲话一样，他向布洛克提问的神气很像是得到了这个党的信任，并且对作出的决定能承担责任似的。“如果您不缴械投降，”德·诺布瓦先生不等布洛克回答，就又继续下去了，“如果您相信某个蛊惑人心的口号，在确立重审程序的法令颁布后，您不立即缴械投降，相反仍坚持某些人所谓的l'ultima vatio的无益的敌对立场，如果您愤而引退，破釜沉舟，决不回头，您就可能要吃大亏。您难道被那些制造混乱的人俘虏了？您对他们发过誓？”布洛克不知如何回答。德·诺布瓦先生也不给他时间回答。“如果像我认为的那样，您的回答是否定的，如果在您身上有一点我认为在您的上司和朋友们身上恰恰缺少的东西，也就是有那么一点政治意识，如果在刑事法庭开庭的那天，您不会被那些浑水摸鱼的人拉入伙，那么您就会受到全巴黎的赞誉。我不能保证整个陆军总参谋部都能摆脱干净，但是如果有一部分人能不激起公愤而挽回面子，我看这就不错了。此外，显然应该由政府颁布法令，减少逍遥法外的罪犯（这样的人太多了），而不是听信社会党人或某一个丘八的挑唆。”他接着又说，边说边看着布洛克的眼睛，他也许和所有的人一样，说话时，本能地想寻求对方的支持。“政府的行动应该不受有些人竞相许诺的影响，不管是谁的许诺。谢天谢地，现在的政府既不在右派德里安上校，也不在左派克雷孟梭先生的控制下。对于那些职业闹事者，应该采取强硬态度，不让他们抬头。绝大多数法国人都渴望安居乐业！这也是我追求的目标。但是不要怕引导舆论。如果有几只绵羊——是我们的拉伯雷非常熟悉的绵羊——低着头硬往水中跳，就应该向他们指出水是浑的，是被一些外来的败类为掩盖险象丛生的海底而故意搅浑的。政府在行使基本上属于它的职责，也就是发挥司法女神作用的时候，千万不要让人感到它摆脱被动是出于无奈。政府会接受您的全部建议的。如果政府能证明法院确实有错误，它就能得到绝大多数国民的支持，也就有了活动余地。”

“您，先生，”布洛克转身对德·阿让古尔先生说，刚才他和其他人一起被介绍给阿让古尔先生了，“毫无疑问您是重审派吧，因为外国人都是重审派。”

“这个案子不就是法国人之间的事吗？”德·阿让古尔先生傲慢地回答说。他用这种口气说话，是要把对方显然——因为他刚说过相反的看法——不同意的一种看法归于对方。

布洛克脸红了；德·阿让古尔先生环视周围，得意地微笑着。当他向其他人投去微笑时，笑中含有对布洛克的讥讽，但当他最后把微笑停留在我朋友身上时，目光就变得真诚了，因为他不想让布洛克为他刚才那句话生气，但是，尽管如此，这丝毫也不能减轻那句话的残酷性。德·盖尔芒特夫人在德·阿让古尔先生耳边悄悄说了句话，我没有听见，想必与布洛克的宗教信仰有关，因为此刻公爵夫人的脸上闪过一种迟疑而做作的表情，一个说长道短的人害怕被议论的人听见时就会像这样吞吞吐吐，装模作样；同时还夹杂着一种面对一群陌生人时可能产生的好奇而存心不良的快感。为了挽回面子，布洛克转身对夏特勒罗公爵说：“先生，您是法国人，您肯定知道外国人都是重审派吧，尽管大家都说法国人从来不知道法国以外发生的事。此外，我知道跟您还是可以谈谈的，圣卢对我说过。”但是年轻的公爵感到大家都在和布洛克作对，便就像社交界司空见惯的那样，采取卑怯的作法，施展他也许从德·夏吕斯先生那里隔代继承下来的冒充风雅而刻薄的才智，对布洛克说：“先生，请您原谅，我不能和您讨论德雷福斯，不过，我的原则是，这个案件只能在雅弗的后代中间谈论。”大家都乐了，只有布洛克不笑，并不是他不习惯对他的犹太血统，对他同西奈半岛多少有点联系的祖籍说几句嘲笑话，可是，他一抠体内的语言扳机，送到他嘴边的却不是一句嘲笑话（可能还没有准备好），而是另外一句。只听见他说：“您怎么知道的？谁对您说的？”这倒像是一个凶犯儿子说的话。此外，由于他有一个让人一听就知道他不是基督教徒的名字，有一张与众不同的面孔，他这种惊讶也就显出了几分天真。

布洛克对德·诺布瓦先生所说的还不满足，他走到档案保管员身边，问他迪巴蒂·德·克拉姆先生或约瑟夫·雷纳克先生是不是偶尔也来拜访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档案保管员不回答。他是民族主义者，他不停地向侯爵夫人宣传，不久就要爆发一场社会战争，要她择友格外小心。他心里暗想，布洛克可能是工会派来打听情况的密使，便立即把布洛克刚才的问题对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重复了一遍。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认为，布洛克至少可以说缺乏教养，也可能会危及德·诺布瓦先生的地位。最后，她决定满足档案保管员的愿望，他是唯一使她害怕的人，也是唯一向她灌输某种思想的人，尽管谈不上成功（每天早晨，他给她念絮代先生在《小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因此，她想暗示布洛克以后不要再来了。她在她的社交保留节目中，很自然地找到了一个贵妇把一位客人撵走的办法，演这出戏绝对不会有我们想象的攘臂目的场面。当布洛克过去向她告辞时，她深深地埋在那张大安乐椅中，看上去睡眼，似醒非醒。她那茫然的目光像一颗珍珠的闪光，微弱而迷人。布洛克告辞时，侯爵夫人勉强在脸上挤出一抹无精打采的笑容，但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伸出手。这场戏使布洛克大为吃惊，但因为周围的人都在看着，他认为继续下去对他一无好处，既然侯爵夫人不伸出手来，他就主动把手伸了过去。这下可冒犯了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然而，尽管她很想满足档案保管员和反重审派小圈子的欲望，但她也得为将来着想，便装着没有看见。只是垂下眼睑，半睁半闭着眼睛。

“我想她睡着了。”布洛克对档案保管员说。档案保管员觉得侯爵夫人在为自己撑腰，有恃无恐，便装出生气的样子。“再见，夫人。”布洛克大声说。

侯爵夫人微微翕动嘴唇，就像一个临终的人，想张嘴说话，但目光已认不出人。而当布洛克带着她得了“智力衰退症”的想法离开时，她立即朝德·阿让古尔侯爵转过脸去。几天后，布洛克受好奇心和想弄明白一件奇事的愿望所驱使，又来看望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侯爵夫人给予他亲切的接待，因为她是一个善良的女人，再说档案保管员不在场，另外她也舍不得放弃布洛克答应在她府上组织演出的那场独幕剧，况且，她上次不过是演了一出戏，扮演了她渴望扮演的贵妇而已。她那场戏当晚轰动了所有的沙龙，受到普遍的称赞和评论，只不过已传得面目全非了。

“公爵夫人，您刚才谈到《七位公主》，您知道（我并不因此而更感到自豪），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呈文的作者还是我的一个同胞呢。”德·阿让古尔先生说，外加几分得意，因为他比别人更了解刚才谈到的那部戏的作者。“是的，他是比利时人，从他的身份证来说。”他又补充一句。

“真的吗？不过，我们并没有指责您在《七位公主》中负有什么责任呀。值得庆幸的是，您和您的同胞和这部荒谬作品的作者完全不一样。我认识一些可爱的比利时人，您算一个，还有你们的国王，虽然胆小怕事，却很有思想，还有我的利尼表兄弟们，还有其他许多人。但是，幸亏你们不和《七位公主》的作者讲同一种语言。况且，我直言不讳地对您说，这种人连提都不要提，因为他们半文不值。他们竭力说一些晦涩难懂的话，必要时故意装出滑稽可笑的样子，以掩盖他们贫乏的思想。如果说这里面隐藏着什么的话，那我可以告诉您，就是胆大妄为，”她郑重其事地说道，“既然有思想，就会有胆大妄为的。我不知道您看过博雷利的戏没有。许多人看了都皱眉头。我嘛，哪怕会招来攻击，”她继而又说，岂知她不会担任何风险，“我也敢承认，我觉得那本戏很有意思。可是《七位公主》算什么！尽管她们中有一位对我的外甥很好，我也不能使家族的感情……”

公爵夫人猛然收住话头，因为一位女士进来了，她是罗贝的母亲马桑特子爵夫人。德·马桑特夫人在圣日耳曼区是数一数二的好人，天使般善良、顺从。我早就听别人说过，但我没有特别的理由对这种说法感到惊讶，因为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她是盖尔芒特公爵的胞妹。后来，在圣日耳曼小圈子里，每当我听到像彩绘玻璃窗上那些完美无缺的女圣徒那样忧郁、纯洁、富于牺牲精神和受人尊敬的女人，却和粗鲁、放荡而卑鄙的兄弟是同一棵树上的两个果子的时候，我就会感到说不出的惊讶。我认为，既然兄弟姐妹脸长得一样，例如德·马桑特夫人就很像盖尔芒特公爵，那么他们的智力和心肠也应该一样，正如一个人可以有好运气，也可以有坏运气，但思想狭隘的人就不可能有宽广的胸怀，冷酷的人就不可能有崇高的忘我精神。

德·马桑特夫人拜师于布吕纳蒂埃门下。她使圣日耳曼区的人倾倒，同时她还春风化雨，用她圣人的生活感化圣日耳曼区的人。然而，她的长相和她的公爵兄弟一模一样，都有漂亮的鼻子和敏锐的目光。这种外貌的相像，使我认为她和德·盖尔芒特先生的智力和道德观也应该一样。我怎么也不能相信，就因为她是一个女人，或许遭到过不幸，外加得到大家好评，就可以和她的家里人有天壤之别，就像中世纪武功诗中所描述的，所有的美德和魅力都集中在妹妹身上，可他们的兄长却总是一个凶狠毒辣的恶神。在我看来，大自然不会有古代诗人那样的自由，而是它专门会利用一个家庭的共同特征，我不相信它会有如此的创新精神，能用制造傻瓜或粗汉的原料，塑造出一个不做傻事的聪明人，或一个一尘不染的女圣人。德·马桑特夫人身穿一件印有大棕榈叶图案的白绸裙，衣服上别着黑花，与棕榈叶相映成趣。因为三个星期前她的表兄德·蒙莫朗西先生病故了，但这并不妨碍她出入社交界，参加小型晚宴，只是戴上孝罢了。这是一个高贵的妇人。隔代相传在她的心灵上深深打上了轻浮的宫廷生活——不管它多么肤浅，多么严格——的烙印。德·马桑特夫人在双亲死后，没有力量长期沉浸于悲痛中，但她为了一个表兄病故，一个月中绝对不穿色彩鲜艳的衣服。她对我非常客气，一来我是罗贝的朋友，二来我和罗贝不属于同一个世界。她客气中还掺杂着几分装出来的羞怯，声音、眼神和思想不时地显出退缩的样子，仿佛在把一条绷得太开的裙子拉回到身边，不让裙子占据过多的空间，使它既显得柔软，又保持平整，正如良好的教育所要求的那样。不过，对于良好的教育，请不要过于从字面上理解，因为在这些贵妇中间，有不少人很快就堕落了，但她们却近乎幼稚地使她们的言行举止保持高雅的风度。德·马桑特夫人说话时会使人感到不舒服，因为每当她和一个平民，例如和贝戈特或埃尔斯蒂尔说话时，为了突出一个字，总把字咬得很清楚，她用盖尔芒特家族特有的念经似的两种不同声调说：“能遇见贝戈特先生，能认识埃尔斯蒂尔先生，我感到很荣幸，非常荣幸。”等等，可能是为了让人赞赏她的谦虚，也可能因为她有和德·盖尔芒特先生同样的嗜好，喜欢使用过时的语言形式，以示对不大使用“荣幸”之类语言形式的坏教育的抗议。不管是哪一条理由，都使人感到，当德·马桑特夫人说“我很荣幸，非常荣幸”之类话时，她以为在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在证明自己很懂得尊重社会名流，即使是在她的城堡外遇见这些名流，她也会像在城堡内一样热情欢迎他们。再者，她家是名门望族，她很热爱这个家族，同时她想通过慢条斯理的叙述和详细的解释，使人了解她家的亲戚关系，她随时随地都会把那些在神圣罗马帝国时候降格的欧洲各大家族一一讲给人听（并不是要使人大出意外，只不过是爱讲一些可怜的农民和高尚的猎人而已），但那些不很聪明的人就不原谅她了，如果他们还有点知识的话，就会笑她像个傻瓜。

在乡下，德·马桑特夫人因乐善好施而受人崇敬，但尤其是因为她那纯而又纯的贵族血统（像这样纯的血统早已是绝无仅有了，恐怕只有在法国历史上才能找到）使她的举止摆脱了平民所说的“装腔作势”，显得朴实无华，落落大方。她不怕拥抱一个不幸的贫苦妇女，叫她到城堡里去拉一车木柴。据说她是一个尽善尽美的基督教徒。她一心想让罗贝和一个富豪家的小姐成婚。既然是贵妇，就要像个贵妇样，从某个方面讲，就要装出朴实无华的样子。这是一场代价昂贵的赌注，因为只有在别人知道你可以不朴实，也就是知道你非常有钱的情况下，你假装的朴实才能使人拜倒。后来，当我同一个人讲起我见过她时，那人问我：“您一定觉得她很迷人吧。”但是真正的美是那么特别，那么新奇，以致我们看不出那是一种美。那天，我只在心里说，她有小小的鼻子，碧蓝碧蓝的眼睛，细长的脖子和忧郁的神情。

“听着，”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对盖尔芒特公爵夫人说，“我想，过一会儿，有一个你不愿意交往的女人要来看我，我还是先跟您打个招呼好，免得你到时措手不及。不过，你尽管放心，以后她再也不会来了，但今天得破例让她来一次。是斯万的妻子。”

斯万夫人看到德雷福斯案子越闹越凶，担心她丈夫的犹太血统会给她带来麻烦，早就恳求斯万无论如何不要讲德雷福斯无罪。斯万不和她在一起时，她就更是变本加厉，公开鼓吹最狂热的民族主义。而且，她竭力仿效维尔迪兰夫人，亦步亦趋；在维尔迪兰夫人的沙龙里，一种潜在的资产阶级反犹太意识正在觉醒，并且已达到了激烈的程度。斯万夫人的反犹态度使她终于加入了社交界的几个反犹妇女联盟。这一类组织纷纷成立，并和有些贵妇沙龙建立了联系。盖尔芒特公爵夫人是斯万的好友，但她非但不模仿那些贵妇，就连斯万毫不掩饰地想把妻子介绍给她的愿望，她也一直不予以满足。盖尔芒特夫人的这种做法似乎令人觉得奇怪。但我们以后会看到，这是公爵夫人与众不同的性格的一种表现形式，她认为“不必”做这做那，却武断地，非常武断地把她“自作主张”的决定强加给人。

“谢谢您给我打招呼，”公爵夫人说，“的确，这对我是很扫兴的。不过，我看见她能认出来，我会及时离开的。”

“我向您保证，奥丽阿娜，她很讨人喜欢，是一个很出众的女人。”德·马桑特夫人说。

“我不怀疑，但感到不需要我亲自去证实。”

“你接到伊斯拉埃尔夫人的邀请了吗？”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为了改变话题，问公爵夫人。

“啊！感谢上帝，我不认识她，”德·盖尔芒特夫人回答说，“你应该去问玛丽埃纳尔，她认识，我一直弄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儿。”

“不错，我认识她，”德·马桑特夫人回答说，“我承认我错了。但我已决定不再和她来往了。看来她是一个坏女人，而且毫不掩饰。况且，我们过去太轻信人，太好客。以后我再也不和这个民族的人打交道了。我们放着外省同一血缘的远房亲戚不来往，却向犹太人敞开大门。现在该看到他们是怎样感谢我们的了。唉！我有什么好说的，我有一个很可爱的儿子，可他竟像个疯子，什么样的蠢话都说得出来。”她听见德·阿让古尔先生影射罗贝，便又说了一句。“真的，说到罗贝，您没有看见他吗？”她问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今天是礼拜六，我想他会到巴黎来呆二十四个小时的，他肯定来看过您了。”

其实，德·马桑特夫人认为她儿子不会有假。她知道罗贝即使有假，也不会来看望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因此，她希望通过假装相信能在这里看见罗贝，使她疑神疑鬼的姑母原谅她的儿子。

“罗贝在这里！他甚至连一个字都没给我写过。我想，从巴尔贝克海滩回来后，我就一直没见过他。”

“他太忙，有那么多事要做。”德·马桑特夫人说。

一丝不易觉察的笑容使德·盖尔芒特夫人的眼睫毛微微颤动，眼睛看着小阳伞的尖顶在地毯上画出的圆圈。每当公爵过于明显地冷落他的妻子时，德·马桑特夫人总站在嫂子一边，狠狠地指责她的同胞兄弟。德·盖尔芒特夫人每每想起她的保护，心里总不免充满感激和怨恨。她对罗贝的放荡其实是半恼半喜。就在这时，门又一次打开，罗贝走了进来。

“瞧，说到圣卢，圣卢就到。”德·盖尔芒特夫人说。

德·马桑特夫人背朝门，没看见儿子进来。当她看见时，她那颗慈母的心高兴得都要跳出来了。她的身子微微向前挺起，脸颤动着，又惊又喜地凝视罗贝：

“怎么，你来了！真叫人高兴！太意想不到了！”

“啊！说到圣卢，圣卢就到，我懂了。”比利时外交官说完哈哈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