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表上表针刚好指向十点，我踩着点儿踏进了大卫的办公室，来参加我的第一次议会会议。不一会儿，他转着轮椅出现在走廊里，他的脸色比我上次见他时还要苍白，眼睛下的黑眼圈更浓更深，好似瘀青。

“翠丝，你好，”他说，“等不及了吧？来得真准时。”

卡拉、迦勒和马修早些时候曾拿新发明的吐真血清在我身上做实验。作为我们计划的一部分，我们要发明出连我这样对血清免疫力极强的GP也无法抵抗的吐真血清。在血清的作用下身子依旧感觉沉重，我努力抵制住这种沉重：“当然等不及啦，这是我第一次会议啊。需要我帮你推着吗？你看着挺累的。”

“好，好。”

我走到他身后，抓着轮椅的把手，推起了轮椅。

他轻叹口气说道：“我是很累，整晚没睡，一直忙着处理最近发生的危机。往左拐。”

“什么危机？”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别急。”

我们走在5号航站楼那一条条昏暗的通道中。用大卫的话来说，“5号航站楼”是一个“老名字”，这儿没有窗子，完全看不到外面的世界。我几乎能够感觉到周围的墙壁都散发着怀疑与恐惧，好像航站楼也害怕我这双陌生的眼睛。当然，它们若真知道我在四处搜寻什么，这种“恐惧”也不是没有理由。

我迈着脚步，看到大卫那双放在轮椅扶手上的手，光秃秃的指甲周围泛着红，像是被咬了一整晚，指甲的边缘也有些不平整。我想起了自己的指甲也是那副模样的时候，那时恐惧情境模拟的记忆会爬进我的每一场梦、每一个想法里。或许大卫是想起攻击的事便不停地咬指甲吧。

我不在乎。我心里想着。别忘了他做过的恶事，还有他以后会做的坏事。

“到了。”大卫道。我推着他的轮椅，走过一道被门挡撑开的双开门，进到屋里时，大多数议会成员都已到场，他们用小棍儿搅着桌上小杯子中的咖啡，大多数的男女都和大卫差不多年纪，不过也有年轻一些的，比如佐伊。看我走进屋子，佐伊还冲我僵硬而礼貌地一笑。

“说正事吧！”大卫转着轮椅，移向会议桌最前头的位置。我坐在角落里的一把椅子上，紧挨着佐伊。很明显我们还太年轻，不能和这些重要人士一起坐在桌子旁，但是我不介意——坐在角落里有一个好处，就是我觉得会议无聊时还可以打个盹儿，不过大卫为了这个危机熬了个通宵达旦，因此这个会的内容应该不会无聊。

“昨天夜里，我收到了一通从控制室打来的紧急电话，”大卫道，“很显然，芝加哥很快又会有一轮暴乱。派别拥护者以‘忠诚者’的名号对无派别者的领导发起了反抗，也攻陷了几个武器库。不过他们不知道，伊芙琳找到了新型武器——博学派总部中储藏着的死亡血清。众所周知，没人能挺得过死亡血清，分歧者也不例外。若这些忠诚者向无派别者政府进攻，伊芙琳·约翰娜肯定会还击，那样的话，一定会伤亡惨重。”

屋子里从静寂无声到一片嘈杂，我没有吱声，只是垂目盯着前面的地板。

“请大家安静。”大卫道，“若我们不能向上司证明我们有控制城市的能力，那这些实验很可能会被关掉。芝加哥若再出乱子，只能证明我们的努力已远远超过它存在的意义——要想继续与基因缺陷作斗争，我们就绝不能允许类似事情发生。”

不知为何，大卫疲倦憔悴的表情后，却是坚毅刚强的决心，我信他说的话，他绝不会允许那样的事情发生。

“是时候用记忆血清来进行大规模记忆重置了，”他说，“我觉得我们在剩下的四个实验中要一块儿用。”

“重置记忆？”我抑制不住地脱口而出，话音一落，整个屋子里的人都扭头看我，他们好像全然忘了我这个来自他们所讨论的实验中的成员还在这间屋子里。

“‘重置’即在大范围内抹掉人们的记忆，”大卫说，“当包含行为修正的实验有失败的危险时，我们通常都会采用这种手段。我们在创立每一个有行为修正内容的实验时都会这么做，最后一次是在芝加哥，在你们往前的几代时。”他看向我，脸上挂着古怪的笑，“你以为无派别区域为什么有那么多废墟？其实当时有一场起义，我们必须彻底地把它镇压住。”

我震惊地坐在椅子上，脑海中想象着无派别区域那被毁掉的一条条街道，那碎掉的一扇扇窗子，那倒在地上的一个个路灯……那里的损毁和其他任何地方的都不同——甚至也不同于大桥北边那片凄凉的土地，那里虽然也是一片寂寥，却能看出是和平撤出的。我一直泰然自若地看待芝加哥城这片败落的区域，以为这里仅仅是证明无派别的人生活有多困苦的地方，却不曾想，那片废墟竟是镇压起义的结果，竟是记忆重置后的结果。

我因愤怒而一阵作呕。他们镇压暴乱是为了救下他们那宝贵的实验而非挽救成千上万的性命，我可以理解，可他们怎么又理所应当地认为自己有夺走他人记忆和身份的权力呢？仅仅是为了给自己扫平道路吗？

当然，我知道问题的答案。在他们眼中，我们城市里的人们只是GD，只是包含基因材质的载体，唯一可用之处就是一代代传下去的修复基因，而不是睿智的头脑或跳动的心脏。

“什么时候？”一个议员问。

“四十八小时以内。”大卫回道。

大家点了点头，像是觉得这个答案很合理。

我还记得他在办公室中讲过的话：“我们要想在与基因缺陷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就必须有所损失，有所牺牲。你也知道这点，对不对？”我早就该猜到，他会拿成千上万GD的记忆或身份做代价，换取对实验的控制权，他甚至不会去想还有没有其他办法，不会觉得他应该想办法救这些人。

毕竟，他们都是受损基因携带者，不值得他那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