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菲克站在门前，他没按门铃，他在想：“我要对他说……我首先要说的是我们和我们相似的原则，那是我计划的实质内容。然后从这个原则出发，把农村联合起来……”他突然按了门铃。“……然后我要跟他说：苏莱曼·阿伊切里克，我希望您帮我围绕我们达成共识的问题组织一次足以影响改革家和我们年轻国家的讨论。”

公寓楼上的房门打开了。一张健康的、胖胖的圆脸向雷菲克笑着说：“是您，欢迎。很容易就找到这里了吗？”

“是的，很容易就找到了，先生！”雷菲克嘟囔着，他想以后该一直称呼这个改革家为“先生”了。

苏莱曼·阿伊切里克说：“把您的外衣给我！您给冻着了。我刚煮好了新茶。您去走廊尽头的那个房间，我一会儿就过来。我一点也没想到您的脸是这样的。唉，他们竟然没在这里留下一个衣架。”

他们一起走进一间宽敞但天花板很低的房间。雷菲克想自己有点激动。他看了看桌上的书籍，苏莱曼先生让他坐到书桌边的一个沙发上。

苏莱曼·阿伊切里克说：“您不介意我坐到书桌旁吧？坐在那里我的脑子会更好使，不是因为拘泥礼节，人坐在那椅子上会更放松……”

雷菲克说：“当然，当然！请坐！”他依然在激动地看着墙上的照片，桌上的书籍、纸张和笔，他想自己崇拜的作家就是用它们把他所想的东西写出来的，他害怕自己因为激动而无法向作者说出要说的那些话。趁苏莱曼先生出去拿茶的机会，他决定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他最后一次把自己的想法在脑子里过了一遍。然后他注意到墙上挂着的一张阿塔图尔克和伊斯麦特帕夏的合影，他很感动。

苏莱曼先生进屋时看见雷菲克在看照片，他说：“死亡很糟糕，是吧？”没等雷菲克回答，他接着说道：“但这里也有一件好事，那就是共和国沉着地面对了这个巨大的损失。我们没有因此陷入慌乱和对未来的恐惧。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功……您要几块糖？”

他们花了一段时间谈论了生命、死亡、青年和老年。他们一个是中年人，一个是即将步入中年的人，两个头脑清醒的人开始了一次让彼此了解对方的交谈。苏莱曼先生谈起了在伊斯坦布尔读高三的儿子。

“他想当工程师。现在的年轻人更看重技术和工程……在我们那个年代所有人都想当兵……”

雷菲克说：“但您应该是不想当兵的！如果我没记错，您是在莫斯科上的大学……”

“是的，但我现在没说这个……”苏莱曼·阿伊切里克说，“我儿子想当工程师！当吧，我没意见！特别是收到了您的来信后，我看到了一个工程师所具有的细致思维的能力。但关键是我们的孩子缺乏激情！这让我有点伤心！我在想，难道改革没给年轻人带来激情吗？”

雷菲克说：“是的，激情很重要，不是吗？”

“是的，但年轻人……”

雷菲克说：“您年轻的时候是充满激情的吧？”

苏莱曼先生说：“是的，年轻时充满激情。”他做了个生气的动作，然后换了个坐姿。“现在的年轻人一点激情也没有！因为缺乏激情，所以他们远离了社会！我的儿子对社会上发生的事情既不好奇也不关心。他只关心电器和机器。他感兴趣的是收音机是如何出声的……有意思！我认为，技术和工业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但因为儿子是这样的一个人，依然让我感到心烦。”

雷菲克说：“是的，要从中世纪的黑暗里摆脱出来工业也是必须的。”他觉得这话一点意义也没有，完全是没话找话说。

苏莱曼先生突然问道：“您研究过教育学吗？”

雷菲克说：“还没有！”

苏莱曼先生说：“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国家必须有教育学！您将如何教育您的那些农民？不仅仅是为了您的计划！这些农民不知道谁是在为他们着想的。”

雷菲克意识到话题以一种出乎意料的形式转到自己的计划上来了。他说：“我认为应该先采取一些经济措施。”

“很好，但如果农民反对这些措施呢？”

雷菲克激动地说：“我不认为我写的那些东西会遭到农民的反对。我在计划里……”

苏莱曼先生说：“是的，我读过了您的计划。”他拉开一个抽屉，拿出雷菲克十天前托人转交给他的书稿，放到了桌边。他问：“但如何实施这些计划？”

“先生，我来就是为了和你商量这件事的！”

“我不认为您的那些计划是对的……”

“什么？”

“我不认为它们是对的。您想把土耳其变成一个农民的天堂！”

雷菲克从组织者作家的语调里听出“农民的天堂”是含有贬义的。他说：“我希望土耳其是所有人的天堂！”

“是的，从您的信里，我明白您有这样的一个愿望。这是人人都在说、人人都希望的结果。您把这称之为‘光明’，但这光明将会给什么人带来好处？是农民、大众和穷人吗？很好！但这份美食将用什么油来烹调？用我们自己的油吗？……那也很好。但我们没有工业。那么也就是说这油要从农业来，再还给农业！是吗？”

“差不多。但在这里，改革的任务是做出部署。在新原则的指引下把农民联合起来……”

苏莱曼先生打断了雷菲克的话，他说：“也就是说我们要把油再还给农业……这跟以前做的那些事情没有什么区别……但其实我们要用这个油来建立我们的工业。您大概没有想过我的关于先进技术和一个没有矛盾的民族的观点。但您在信里说想过了。”

雷菲克激动地说：“那时我在想！”

“如果您在想，您应该明白我的观点是，金融家们找不到的资金由国家来找，并用那资金来创建工业。难道您对国家控制有别的理解吗？”

雷菲克说：“我也是这么理解的！”随后他想，怎么理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实施他那能给国家带来光明的计划。他嘟囔道：“我一定要跟他讲应该实施我的那些计划。”

苏莱曼先生说：“如果您跟我一样理解国家控制原则的话，那么您怎么又会这么想的呢？”他用手指着桌上的稿纸说：“那您怎么会做出如此矛盾的计划呢？”

雷菲克从组织者作家的话里明白，自己计划中的某些细节和作家的某些观点是相悖的。作家重视的这些矛盾在雷菲克看来根本就是无关紧要的。因为最终他们俩都是相信同一个改革的，都是善意的。因为善意和对改革的信仰是所有这些小细节的依据，所以雷菲克没对苏莱曼·阿伊切里克的话表示什么异议，他注意的不是这些细节，而是作家的激情。

苏莱曼·阿伊切里克为了摆出他们之间的分歧，他开始阐述自己书上和《组织》杂志上的观点。在阐明自己的观点时，他皱起眉头，狠狠地看着雷菲克，仿佛是在想：“快，说出我们的分歧所在。”当他悠长地把自己的观点概括完后，他走出房间去厨房端茶了。

雷菲克甚至没去想他的那些观点。因为那是他每次听到都觉得是正确的东西。苏莱曼讲话时，雷菲克只注意他的动作和激情。他嘟囔道：“是的，光明即将来临！”他很好奇苏莱曼·阿伊切里克为什么会不时地烦躁一下。

组织者作家手里拿着茶杯回到房间时依然还是那种烦躁的样子。他说：“既然您认为我的观点都是对的，那为什么您的计划是和我的观点相矛盾的呢？”

雷菲克竭力让自己保持礼貌，他笑着说：“但我仍然没看见它们之间有什么矛盾。”然后他根据他们之间来往的书信，开始说他们共同的观点。

苏莱曼·阿伊切里克打断雷菲克的话说：“您所说的共同之处仅仅在于激情。让我来跟您说我们之间的分歧：您不明白改革的惟一力量是国家和这个国家的领导班子。您只想着要给农民带去某些方便，让他们在更好的条件下生活，给他们带去某些现代的技术。这是最终我们都希望的。但您首先，而且仅仅就想到了这些。有一点您不明白，那就是这些东西不会立刻就有，更不会自己冒出来。首先国家必须更加强盛，必须保持原有的实力，并用这种力量去摧毁前进道路上的障碍。首先应该是国家！您不明白在我们这里国家有它自己特殊的地位。”

雷菲克说：“我一直都在想我们是有自己特色的。”他觉得自己的声音听上去很绝望，他感到害怕了。他嘟囔道：“我真的有点糊涂了。”

组织者作家说：“我们和我们是相似的。”

雷菲克兴奋地说：“对，我正是这么想的！”

“您是这么说的，但除了说要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您没能提出任何别的建议。”

雷菲克说：“农民的生活状况很糟糕。这点我在铁路上都看见了。”

突然苏莱曼·阿伊切里克站了起来。他努力让自己保持冷静，他笑着说：“您去了那里，可怜他们了。我也可怜他们。以前我也努力想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后来我学会战胜自己的感情了。您也要学会。那个时候您写出来的东西就会有价值了！”他用不再掩饰的粗暴说完这些后又重新坐了下来。“改革的成功和国家的进步靠的是这些农民。如果我们感情用事，把手上所有的一切都还给农民的话，我们用什么来建设工业？如果我们没有工业，我们就会被帝国主义吞噬掉！”

雷菲克说：“是的，没有工业非常糟糕！”他越发觉得自己是个傻瓜了。

“您既赞成这个，又坚持要那个。但二者是不可兼得的。当务之急是建立国家工业。这个行动其实已经开始了，但又被停下了。现在我不知道伊斯麦特帕夏会做什么，但一个国家是一定要有工业的。这也将从农业，也就是您可怜的农民那里来获得。”

雷菲克说：“至少可以解除农民身上的地主压迫……”他再次觉得自己是个傻瓜。

苏莱曼·阿伊切里克笑着说：“您知道这是改革做不到的事情。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想这样做，但他们在土耳其根本没有发言权，因为他们没有后台。他们能做的就是最深刻的批判！”像是可怜自己以前的同志们那样，他笑了笑。然后他又突然生气地说：“理想主义不是件坏事，但我认为做点实事会是件更好的事！”他气愤地问道：“我们怎么会说起这个？是的，改革触及不到地主！”

雷菲克嘟囔道：“改革竟然做不到这个……”

苏莱曼先生说：“但改革还是取得了一些成就。农业税不再征收了，兵役制上的平等也实现了，那个养路费，也在两年前让我们给取消了。”

雷菲克说：“养路费是一种可怕的非常征用，您大概知道，不交养路费的结果……”

“我知道，先生。我全知道。如果您有兴趣，我还可以跟您说说戴尔西姆行动。我知道所有的罪孽，我也接受所有的罪孽，因为我相信没别的路可走！如果您也想有所作为，想为国家做点贡献，您也必须有接受罪孽的勇气……其实我也不能说它们是罪孽……因为为国家做的任何事都不能算罪孽。但是您，用您那怪异、不寻常的视角认为已经实施的某些改革是罪孽的，所以您会做出那错误的计划！想一想改革是什么？改革就是把对人民有好处的东西带给他们……”

雷菲克想：“是的，我是个笨蛋！”他害怕了。“我做这些计划是为了给我的生活指明一个方向，为了给自己的生活赋予一个目的。我可怜了那些农民，而最终知道所有这些都是荒唐和空洞的。”他感觉自己像个罪犯，一个游离在社会之外的怪物，一个变态的人。他坐在那里，向前微倾着身子，一边轻轻地点着头，一边看着自己的脚尖。“原来我想的事都是错的，我是一个幻想者。我读了卢梭……我从伊斯坦布尔逃了出来……我看见了农民的贫穷……但我错了……”第一次他没有觉得游离在社会之外是件可怕的事。他想：“我只是想做些什么！我仍然这么想。”

他看着苏莱曼·阿伊切里克说：“唉，那么我可以做些什么呢？”随后他似乎对自己这种随便的态度感到了羞愧。

苏莱曼·阿伊切里克说：“您可以和我做一样的事情。”

雷菲克想：“他在做什么？他是安卡拉经济局长、一个国家公务员……如果我是公务员，我也会接受他们所做的一切。如果我反对，那我就什么也做不成了……”

苏莱曼先生说：“我们可以给您找一个好的职位。听说农业部要发表您的书。尽管我认为不对，但这并不重要！最终是一个服务，可以表示您的善意。您可以在经济部工业考察团里找个位子……可能我也要过去，因为您知道，首要任务是建设一个强大的工业……”

雷菲克叹息道：“我既不能和国家站在一起，也不能反对国家！”

组织者作家说：“这是对的！”他也第一次像是有点悲伤地说：“但您必须要做出一个选择。要么和我站在一起，要么反对我们……您知道反对我们的那些人。”他用手指着左胸说：“这边是共产党人。他们没有任何影响力。有的人很遗憾还在监狱里。”他又用手指着右胸说：“这边是自由主义支持者，实业银行那伙人，假的自由主义者……您读过阿呵奥鲁·阿赫梅特的《国家和个人》吧？……但阻碍我们组织运动的既不是共产党人，也不是自由主义者……是反动派和改革的敌人阻碍了我们。他们在一夜之间就把我们给取缔了。您知道那个《安卡拉》小说的作家是怎么被他们发配到地拉那的吗？现在我们可能要和伊斯麦特帕夏一起重新开始。您可以和我们一起干……”

雷菲克困惑了。组织者作家说这话的样子就跟“您可以坐在那张沙发上”一样。他想：“我可以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吗？所有这些激情之后我去当个国家公务员。”他觉得连这个想法都很可怕。

他说：“不，我不能！”随后他在想刚才那句话是怎么说出来的。

一阵沉默。

苏莱曼·阿伊切里克嘟囔道：“我很伤心。”他停顿了一会儿后说：“而您有我们没能在年轻人身上找到的激情！那么，你准备做什么？”

“我要回伊斯坦布尔！”

“啊，是的，您在铁路上待了很长一段时间。”

雷菲克想：“我要回伊斯坦布尔！难道我的心就那么软吗？还要和国家站在一边？我不是那种人，我不会去做坏事！那么，我比这个苏莱曼先生更好吗？也不是，另外我还有点傻……我想回家。回去后做什么？一切还是像以前那样吗？那样的话我就反对国家……如果我敢那样的话会怎么样？”

苏莱曼·阿伊切里克说：“回到伊斯坦布尔后希望你可以继续给我写信！也许有一天我们的意见可以统一。”

雷菲克说：“我要的是祖国的好，不是国家的！”

“我知道，我知道！但您不明白两者是不可分的，而且国家是在前面的。”

“我知道，可能这是对的，但我不能这么做。”

又是一阵沉默。然后他们互相笑了笑，这种笑表示他们可以永远理解对方，但同时也表明了他们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分歧。

苏莱曼先生从椅子上站起来，开始在房间里踱步。出乎雷菲克的意料，他像个孩子似的羞愧地笑了笑，然后突然说：“小伙子，我很喜欢您。您的来信既让我感到高兴，也让我去思考了某些问题……看了您的那些计划我很生气……但现在我要说，我很喜欢您！……”他拍了拍雷菲克的肩膀，“没想到您的脸是这样的……现在我明白了。这么圆润、单纯和平静……”因为羞愧，他没能把话说完。然后他看着别的地方说：“快跟我说说您在铁路上看到的事情。如果我对您有什么冒犯，请您原谅……对，我去把拿茶来。”他迈着小步子，很快地离开了房间。

雷菲克想：“我的脸是圆润而平静的！”他觉得自己像个傻瓜。“一个善意的傻瓜！他为什么要注意我的脸？因为从我脸上就可以知道我是个傻瓜！”他想在书柜的玻璃上看见自己。他起身走到书柜前，在玻璃上看见了自己的“平静和圆润的一张脸”！他想到了裴丽汉，也想到了从前的生活。“这张平静的圆脸会出现在古尔邦节的家庭午宴上和除夕的‘翻跟头’赌戏上。”他想起九个月前在伊斯坦布尔度过的最后一天。他去了贝伊奥鲁，想到对日常生活的厌倦，他把自己比作一个基督教徒，认为自己是一个没人关心的怪物。他嘟囔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怎么发生的？我是什么人？我是个好人！他们是这么看我的——善良、单纯和诚实……”当人没有其他特点时，人们就会说他是个好人。他看见苏莱曼先生端着茶杯走过来。“比如说这人，关于我他会对别人这么说：‘雷菲克·厄谢克基吗？啊，他是个好人！很善良……’听到这话的人就会想：‘也就是说有点傻。’苏莱曼·阿伊切里克会说：‘这小伙子害怕和国家站在一边……’然后他们会挑起眉毛说：‘这天底下什么人都有！’”他又想起刚才那像风暴一样过去的谈话。刚开始他还什么也不明白，只知道傻笑。其实他早就该明白了。他突然想：“其实我已经明白了！在看见齐亚的时候，去见农业部长的时候，不，不，在看见凯利姆先生的时候就明白了！”他想起了黑尔·鲁道夫。“魔鬼进入了我的身体！我在这里就变成了一个陌生人！”但这次他从自己这种游离在社会之外的状态中感到了乐趣，就像抽烟那样，他轻轻地把它吸进去，让它弥漫到自己的血管里。“也就是说任何事情都不取决于我的善意、要求和选择。我只能游离在社会之外，因为光明和理智的光芒落入了我的灵魂！一切都被包围在他们所说的国家、改革和共和国里面，没我可走的路！”他想起了荷尔德林的话。突然他嘟囔道：“那么，光明将如何来临？”他气愤地想起兴致勃勃谈论国家高压政治的穆赫塔尔先生。“光明怎么才能来临？我是相信光明的。是光明，还是黑暗？如果是黑暗，那我将永远游离在社会之外。如果是黑暗，那将意味着我要屈服并放弃自由。但为什么，为了谁，是那种自由吗？照穆赫塔尔先生说的，放弃自由，或者放弃光明社会就可以前进……是那样的吗？那么谁要自由？国家不要！商人对此不太感兴趣。地主们恨自由！农民们连听都没听过。别的还有什么人？工人们吗？……还有我！哈，哈……我要自由！”他在房间里来回走着，看着墙上那些国家领导人的照片。照片上那些强硬但又慈悲的人像是在惊讶地对他说：“小伙子，你又是谁？我们已经安排好了一切。什么光明，什么黑暗，什么自由，你是从哪找来这些东西的？记住你是个奴隶，屈服吧！”想到这些他笑了，因为屈服也是有乐趣的。人一旦屈服，就可以把罪孽留给历史和周围的存在，就可以安心地继续生活……一旦感到难受还可以骄傲地这样解释：“我知道所有的罪孽，我接受所有的罪孽……”他高兴地想到：“我知道自己是个奴隶！”但随后他又气愤地想到了荷尔德林。突然他说：“不，这是错误的！”然后他发现自己像往常一样又走进了一个思维的怪圈。他不想再在那怪圈和房间里转悠了，于是他重新坐回到沙发上。他看了看组织者作家的书桌。他觉得刚进屋时那些让他感到激动的笔、纸张、香烟、烟灰缸、稿件和书籍现在看上去都很可笑。写着自己的那些计划的书稿也很可笑。当他想到书稿会被出版时突然又忘记了刚才想到的一切，他嘟囔道：“出版后兴许会被人采纳！”他突然感到自己也已经做好了把罪孽扔给历史和周围的存在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