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灭2·内地大人物在巴黎
《幻灭》揭露了文坛和新闻界内幕，集中了作者最主要的生活经历和深切的生活感受，是《人间喜剧》中最有价值的作品之一。小说讲述了两个有才能、有抱负的青年奋斗失败、理想破灭的故事：一个颇有才华的青年，梦想凭生花之笔博取文坛上的荣名，但在文学已沦为商品的社会中堕落成出卖灵魂的无耻文奴，在文坛倾轧和党派斗争中身败名裂；另一个青年是埋头苦干的发明家，因心地善良，敌不过同行的阴险算计，被迫放弃发明专利，埋葬了科学研究的理想。作品反映了法国大革命后整整一代青年的社会处境和精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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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谷百合
巴尔扎克
青年贵族费利克斯追求莫瑟夫伯爵夫人。伯爵夫人丈夫暴戾，家庭生活缺少乐趣。他的介入，掀起她感情上的波澜。她忍受着内心的痛苦，对丈夫保持忠贞。弗利克斯后去巴黎，经不起贵妇迪物利小姐的诱惑，附入情网。伯爵夫人得悉，悲痛欲绝，把死当作是天主的恩赐。弥留之际，弗利克斯赶到，她在临终时给他的信中吐露了陷衷。这是一曲哀婉动人的爱情悲歌。古堡发生的故事中，却让我们看到了时代变幻的风云。百日政变的影响，宫廷变化，老贵族的流亡生活，年轻贵族巴黎发迹，等等，无一不打上深深的时代印记。这是巴尔扎克最优秀的小说之一，是法国文学遗产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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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斯舅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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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传统的小说，自然可以用传统的方法去解读。让我们着重看一看《邦斯舅舅》中的主要人物邦斯舅舅。邦斯舅舅是个旧时代的遗迹。小说一开始，便以极富象征和概括性的手法，为我们描绘了他那悲剧性的外表及这外表所兆示的悲剧性的命运。故事发生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巴黎，那是七月王朝统治时期，法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正经受着激烈的动荡。贵族阶级逐渐没落，资产阶级政客、大银行家，投机商和大批食利者占据了法国的政治和经济舞台，而邦斯舅舅在这个时代的的舞台上是显得那么格格不入：他衣着的某些细微之处依旧忠实地保留着一八○六年的式样，让人回想起第一帝国时代。这个又干又瘦的老人，在缀着白色金属扣的暗绿色上衣外，又套着一件栗色的斯宾塞！……一个穿斯宾塞的人，要知道在这一八四四年，不啻于拿破仑尊驾一时复生，怪不得他一出场，巴黎街头早已麻木的无聊看客也不由得发出含义丰富的微笑，带着讥刺、嘲弄或怜悯：他身上无意中留存了某个时代的全部笑料，看起来活脱是整整一个时代的化身，就像人们说帝国式样家具一样，毫不犹豫地称他为帝国时代人物。这位帝国时代人物，原本是个颇有才华的音乐家，他的曲子还获得过罗马大奖。当初，国家把他派往罗马，本想把他造就成一个伟大的音乐家，可他却在那儿染上了古董癖，还染上了七大原罪中恐怕上帝惩罚最轻的一桩：贪馋。一方面，邦斯那颗生机盎然的心灵永不疲惫地欣赏着人类壮丽的创造，在收藏和欣赏人类的艺术创造中得到慰藉和升华；另一方面，他那张挑剔的嘴巴充满嗜欲，腐蚀了他的气节，那嗜欲潜伏在人的心中，无处不在，在那儿发号施令，要冲破人的意志和荣誉的缺口……从表面看，似乎是邦斯犯的那桩原罪——贪馋把他推向悲剧的道路，由一个具有艺术追求的音乐家沦落到一个吃白食；养成了吃好喝好的恶习，只要能够继续活个痛快，尝到所有那些时鲜的瓜果蔬菜，敞开肚子大吃（话虽俗，但却富有表现力）那些制作精细的美味佳肴，什么下贱事都能做得出来。他不仅为满足自己的贪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丧失了独立的人格，而且还被腐蚀了灵魂，对交际场上那些客套，那些取代了真情的虚伪表演全已习以为常，说起来恭维话来，那简直就像花几个小钱一样方便。然而，这仅仅是邦斯人生悲剧的一个方面，一个非本质的方面。他的悲剧的深刻原因，在于他的穷，在于他与他的那些富有、显赫的亲戚根本上的格格不入。一个在一八四四年还穿着斯宾塞的帝国时代人物，偏偏又生活在一群七月革命的既得利益者之中。在他身边，有法国药材界巨头博比诺，当年闹七月革命，好处尽让博比诺得了，至少与波旁王族第二分支得到好处不相上下；有不惜牺牲自己的长子，拼命向政界爬的老卡缪佐；有野心勃勃一心想当司法部长的最高法院庭长；有公证人出身，后来当上了巴黎某区区长，捞尽了好处的卡尔多。邦斯担任乐队指挥的那家戏院的经理，也同样是个典型的资产阶级暴发户。从本质上讲，邦斯是个艺术家。只有在艺术的天地里，他才拥有青春；只有与艺术交流时，他才显得那么才气横溢。在乐队的指挥台上，他的手势是那么有力；在他的那间充满人类美的创造的收藏室里，他是那么幸福。对于艺术和美的创造，他是那么一往情深。他热爱艺术，对任何手工艺品，对任何神奇的创造，无不感到一种难以满足的欲望，那是一位男士对一位美丽的恋人的爱。甚至，当他因为得不到爱而绝望，投入到连富有德行的僧侣也不可避免的罪过——贪馋的怀抱时，也是像投入到对艺术品的热爱和对音乐的崇拜之中。然而，他对艺术的热爱是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价值取向和道德标准相悖的。对七月王朝时期那些资产阶级暴发户来说，音乐只是那些音乐家的一种糊口的手段，戏院经理戈迪萨尔看重邦斯的，不是他的才华，而是邦斯编的乐曲可以给他招徕观众，带来滚滚财源；对爱慕虚荣，耍尽一切手段要让丈夫当上议员，乃至司法部长的德·玛维尔庭长太太来说，邦斯搜集的那些艺术品，那些稀世珍品，纯粹是一钱不值的玩艺，艺术痴迷的邦斯，完全是一个怪物。在这些人的府上，邦斯老人经受着百般的奚落、嘲讽和耍弄，最终被逐出他们的天地，实在是不可避免的。在他们这里，没有艺术的位置，他们崇拜的是成功，看重的只是一八三○年以来猎取的一切：巨大的财富或显赫的社会地位。剧院的头牌舞女爱洛伊斯·布利兹图说得是那么一针见血：如今这个世道，当老板的斤斤计较，做国王的巧取豪夺，当大臣的营私舞弊，有钱的吝啬抠门……艺术家就太惨了！看来，邦斯由艺术家沦为吃白食的，这不能不说艺术本身的沦丧，而邦斯的悲剧，恐怕就是艺术的悲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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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姨
巴尔扎克
贝姨是巴尔扎克笔下相当特殊的一个形象。小说以其命名，可见作家对她的重视。她为某种情欲所左右，但色调构成却十分复杂。集丑与恶于一身，是这个人物给读者的第一印象。作家为她勾画了一幅令人生厌、令人生畏的漫画像，又赋予她同样令人生厌、令人生畏的嫉妒心。这种仿佛与生俱来的怪癖心理，侵扰着她自己的灵魂，也破坏着别人的幸福；在与瓦莱丽的淫荡结合后，更形成为一种巨大的，甚至能毁灭整个城市的邪恶力量。 但是，贝姨的形象又远非恶的化身。作家把《贝姨》和《邦斯舅舅》同列于《穷亲戚》的总题之下，而穷亲戚却是贫富分化的社会中的受害者，巴尔扎克对之寄予了深切的同情。老音乐家（指邦斯舅舅一一笔者注）是穷亲戚，心地善良，受到不公正的重压；贝姨是穷亲戚，生活在三四个家庭之间，受到不公正的重压；一心要为她的痛苦复仇。①由遭受不公的重压而生嫉妒之心，由嫉妒而不择手段地报复，这就是贯穿贝姨这一形象的线索。人们难以用行为的卑劣可鄙去否定其动机的合情合理，也难以用动机的情有可原来肯定其行为的刁钻狠毒。形象的底色就是驳杂微妙的。 不仅如此。在作家笔下，贝姨还是一个处于野蛮人和文明人，或者说是乡下人和巴黎人交叉点上的人物。作为野蛮人或乡下人，她贫困、勤劳、憎恨人间的不平等，具有充沛的精力和顽强的意志，同时，她又丑陋、自私、隘、愚钝、凶狠、残忍。来到巴黎，在受到京城的影响，知道了法律、认识了社会之后，她开始用理智抑制情欲，以文明驾驭愚昧，形成了更为繁复的色彩。一方面，贝姨对不平等的感受更加强烈了，因而复仇意识也更加强化，嫉妒激愤之中，似乎已包含着某种反叛的因素。另一方面，巴黎又以它的文明腐蚀着这个乡下人的本性，使她变得工于心计，藏巧于拙，于不动声色中把阿黛莉娜一家搅得鸡犬不宁，分崩离析。经过文明修饰的野蛮，显示了更加恐怖的力量。 如果我们不执拗于简单化地界定人物的正反面或规范其阶级属性的话，那么，我们就不难通过贝姨的形象看到作家对社会堕落的深刻揭露。社会的不公正在制造着愤懑、叛逆，也在制造着畸形、变态；社会的腐败既侵蚀着于洛式的贵族，也侵蚀着贝姨一类的穷人。在对立的两极背后，同样可以透视到社会的深重罪恶。贝姨在千方百计戕害对手的同时，也使自己陷进了肮脏的泥潭，毒化了自我的灵魂，直至毁灭了自己的生命。巴黎时期的贝姨，嫉妒之火中已包含着对金钱、权势、虚荣的渴望。她是社会不公正的受害者，又以并不公正的手段来对付社会。贝姨这一典型，属于巴尔扎克风格，也显示着巴尔扎克创作的深化。这是一个偏执狂式的人物，又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复合体：城市与乡村、文明与野蛮、反叛与沉沦，巧妙地交织于一体，融进了丰富的生活内涵和社会意识。 象巴尔扎克的许多创作一样，这也是一部近距离反映现实的作品。作家动笔于一八四六年八月，一八四六年十月八日至十二月三日在《宪政报》上连载，一八四六与一八四七年之交修订编辑成书。一八四八年收入《人间喜剧》初版第十七卷。而作品主要情节的起止年代是一八三八年七月至一八四六年二月。因此，可以说作家新写的是刚刚过去的，甚至是尚未完全过去的生活。这段时期，属七月王朝后半期，是社会弊端日益显露的时期。马克思曾作过这样的概括：在一切地方，上至宫廷，下至低级的咖啡馆，到处都是一样卖淫，一样无耻欺诈，一样贪图不靠生产而靠巧骗他人财产来发财致富。正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上层，不健康的和不道德的欲望以毫无节制的、甚至每一步都和资产阶级法律相抵触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这种形式下，投机得来的财富自然要寻求满足，于是享乐变成淫荡，金钱、污秽和鲜血就汇为一流了。① 马克思从腐败的现实中探寻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和六月革命的根由。巴尔扎克对革命不感兴趣，甚至颇有抵触，但他却以史家的真诚和艺术家的敏感，勾勒出这幅荒唐绝伦的图画，仿佛也预示了现存秩序的难以为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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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灭
巴尔扎克
《幻灭》的中心内容，是两个有才能，有抱负的青年理想破灭的故事，主要公吕西安是一位诗人，在外省颇有些名气。他带着满脑子幻想来到巴黎，结果在巴黎新闻界恶劣风气的影响下，离开了严肃的创作道路，变成无耻的报痞文氓，最后在党派倾轧、文坛斗争中身败名裂。他的妹夫大卫·赛夏是个埋头苦干的发明家，因为敌不过同行的阴险算计，被迫放弃发明专利，从此弃绝了科学研究的理想。作者将这两个青年的遭遇与整整一代青年的精神状态，与整个社会生活，特别是巴黎生活的影响联系在一起，使之具有了普遍意义。在巴尔扎克笔下，十九世纪的巴黎好比希腊神话中的塞壬女仙，不断地吸引着和毁灭着外省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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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镇舞会
巴尔扎克
《苏镇舞会》发表于七月革命前夕的一八二九年，尚属巴尔扎克的试笔之作，但作家对复辟时期贵族尴尬地位的描写，已可谓入木三分。老贵族德·封丹纳伯爵对王室忠心耿耿，但在现实生活中却表现得十分实际。他让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都与资产者新贵联姻，为的是弥补自己财力的空虚，表现出他对江河日下的命运的清醒认识。三女爱米莉虽是最年轻的一个，但其观念之陈腐既甚于兄姐，也甚于老父。决不屈尊下嫁的门阀之见酿成了她的婚姻悲剧，使她失去了爱情的幸福，也失去了她所追求的虚荣。而审时度势，善于顺应潮流，且有务实精神的贵族后裔马克西米利安，却成了政治舞台和经济生活中的佼佼者。巴尔扎克对封建传统观念的嘲弄是辛辣的，对社会情势的把握是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