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讯定于6月20日举行。霍拉斯去孟菲斯后一个星期，打电话给莉芭小姐。“我只想打听一下她是不是还在你那里，”他说，“万一需要的话我可以找她。”

“她在我这儿，”莉芭小姐说，“不过你这样找她。我不喜欢。我不想让警察上这儿来，除非他们是来成全我的买卖。”

“只不过要来一名法警，”霍拉斯说，“只是派个人来把一张公文亲手交到她手里。”

“那就让邮差送来吧，”莉芭小姐说，“他反正要上这儿来的。而且也穿着一身制服。再说，他看上去也不比正式的警察差到哪里。让他送来吧。”

“我不想打扰你，”霍拉斯说，“我不会给你惹麻烦的。”

“我知道你不会。”莉芭小姐说。电话里她的声音微弱而刺耳。“我也不会让你给我惹麻烦。今天晚上，米妮大哭了一场，哭那个抛下她的混蛋杂种，而我跟默特尔小姐坐在这儿，我们也哭了起来。我、米妮和默特尔小姐。我们喝完了整整一瓶新开的杜松子酒。我可供应不起。所以千万别派什么傻乎乎的警察来给谁送什么信。你给我打个电话，我把他们两个都赶到街上，你就可以在大街上逮捕他们。”

他在19日晚上又给她打电话。他费了好大力气才跟她通上话。

“他们走了，”她说，“两个人都走了。难道你不看报纸？”

“什么报纸？”霍拉斯说，“喂，喂！”

“我说过了，他们不在这儿了，”莉芭小姐说，“他们的事情我什么都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只想知道谁来付一星期的房租——”

“你难道真的没法打听一下她上哪儿了？我也许用得着她。”

“我什么都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莉芭小姐说。他听见话筒响了一下。但电话并没有马上切断。他听见话筒落到放电话机的桌子上的响声，还听见莉芭小姐呼唤米妮的喊声：“米妮。米妮！”接着有人拿起话筒，搁在机座的支架上；他听见电话线路咔哒响了一下。过了一会儿，又响起一个冷漠的德尔沙特式的声音：“松树崖区……谢谢你！”

第二天，法院开庭了。桌上放着寥寥几件地方检察官提供的物证：从汤米头骨里取出的那颗子弹、一个装有玉米酿的威士忌的粗陶罐。

“请戈德温太太到证人席上来。”霍拉斯说。他没有回头望。但在搀女人坐进椅子时，他能感受到戈德温的目光正盯在他后背上。她宣了誓，孩子躺在她膝盖上。她重复了一遍孩子生病后第二天讲给他听的事情经过。戈德温两次想插嘴，都被法官阻止了。霍拉斯不愿对他看。

女人讲完了经过。她腰板笔直地坐在椅子里，穿着那套整洁的灰色旧衣衫，戴着那顶有织补过的面纱的帽子，肩头缀着紫色的饰物。孩子躺在她腿上，两眼紧闭，处于那种因服了药而昏昏沉沉的静止状态。她的手一度在孩子脸上摸索着，仿佛在不知不觉地做那些毫无必要的但显示母爱的动作。

霍拉斯退下，坐下来。这时他才朝戈德温望了一眼。然而对方这时安静地坐着，抱着两臂，微微低下脑袋，但霍拉斯发现他黝黑的脸庞上的鼻翼因气愤而变得蜡一般煞白。霍拉斯向他俯过身去，悄悄地说了几句话，但戈德温毫无表示。

地方检察官这时面对女人发问。

“戈德温太太，”他说，“你在什么时候跟戈德温先生结的婚？”

“反对！”霍拉斯站起来说。

“起诉人能证明这个问题同案件有关吗？”法官说。

“法官阁下，我放弃提问。”地方检察官说着，看了一眼陪审团。

法院当天休庭时，戈德温气呼呼地说：“哼，你说过你有朝一日要把我宰了，我还以为你不是当真的。没想到你——”

“别犯傻了，”霍拉斯说，“你难道看不出这场官司你打赢了？没发现他们没办法只好抨击给你作证的人的品行了？”但他们离开监狱时，他发现那女人仍然凝望着他，仿佛深深地预感到大祸就要临头。“我跟你说，你千万不必担心。谈起酿威士忌或讲起爱情来，你也许知道的比我多，不过关于刑事审讯，我知道的可就比你多，记住这一条。”

“你认为我没做错？”

“我知道你没做错什么。难道你没看出你的那番话把他们提出的案情给破坏了？现在他们充其量希望陪审团不能取得一致的意见。而这种可能性小得很。我告诉你，他明天就能走出那监狱，做个自由人。”

“那我想我该考虑怎么付你钱了。”

“对，”霍拉斯说，“好吧。我今天晚上上你那儿去。”

“今天晚上？”

“对。他明天也许还会叫你上证人席的。不管怎么样，我们最好有所准备。”

八点钟的时候，他走进那疯女人的院子。黑暗里只有房子深处某个旮旯里亮着一盏灯，像困在荆棘丛里的一只萤火虫，但他大声叫这女人时她没有出来。他走到门前敲门。一个尖利的嗓门高声说了句话；他等了一会儿。他正想再敲门，又听见有人说话，嗓门尖利、粗野而又微弱，仿佛来自遥远的地方，像是被雪崩埋住的芦笛声。他穿过齐腰深的臭烘烘的杂草绕到房子的后面。厨房门大开着。那盏油灯就在里面，被黑乎乎的灯罩弄得光线暗淡，使这房间——里面隐约可见一大片混杂着老年妇女的体臭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并没有充满亮光却充满了阴影。只见塞进工装裤里的破汗衫上面一个闪着棕黑色微光的结结实实的圆脑袋，脸上方是往上翻的眼白。在这黑人背后，疯女人正在一个打开的碗橱前转过身来，用胳臂把稀疏的头发掠向脑后。

“你那个荡妇去监狱了，”她说，“快跟她一起去吧。”

“监狱？”霍拉斯说。

“我不是说了吗！那是好人们住的地方。你要是找到了个丈夫，把他关在监狱里，他就没法来打扰你了。”她手里拿着只小酒瓶，转身对着黑人。“来吧，宝贝儿。给我一块钱，把它拿去。你有的是钱啊。”

霍拉斯回到城里，去了监狱。他们放他进去。他登上楼梯；看守在他身后把门锁上。

女人开门让他进牢房。小孩躺在床铺上。戈德温坐在孩子身边，两臂交叉，伸着两腿，那姿态表明一个人已经精疲力竭到了最后关头。

“你干吗要坐在那儿，坐在那通风口前面？”霍拉斯说，“为什么不躲进墙角，我们可以用床垫把你遮起来。”

“你是来看我完蛋的，对吗？”戈德温说，“嗯，这可不大对头。这是你的工作。你答应过，我不会给绞死的，对吗？”

“你还有一小时可活，”霍拉斯说，“孟菲斯来的火车要到八点半才到。他肯定懂得好歹，不会坐那辆淡黄色的小汽车来的。”他转身对着女人。“不过你啊。我原来对你估价过高。我知道他跟我都是傻瓜，不过我想你会比我们高明一点。”

“你在替她做桩好事，”戈德温说，“她原来也许会缠着我不放，一直缠到太老了，勾引不上好男人了。你要是肯答应我，等孩子长大了会找零钱了，你会给他找一份卖报的工作，那我就放心了。”

女人回到了床边。她抱起孩子，把他放在腿上。霍拉斯走到她面前。他说：“得了，你放心吧。不会出事的。他待在这儿不会出问题的。他心里明白。你得回家睡会儿觉，因为你们俩明天都要离开这儿了。来吧，嗯。”

“我看还是待在这儿好。”她说。

“真该死，你难道不知道，你要是想象自己会大祸临头，那大祸肯定就会来的？你的亲身经历不就是明证吗？李是知道的。李，叫她别这样。”

“走吧，鲁碧，”戈德温说，“回去睡觉吧。”

“我想还是待在这儿好。”她说。

霍拉斯高高地站在他们面前。女人抱着孩子沉思，低着头，整个身体纹丝不动。戈德温朝后靠在墙上，他抄着两手，黄褐色的手腕插在褪了色的衬衫袖口里。“你现在是个男子汉了，”霍拉斯说，“难道不对吗？真希望陪审团能看到你现在的这副模样，给关在钢骨水泥的牢房里，用五年级小学生的鬼故事来吓唬女人和孩子。那他们就会知道你是压根儿没胆量杀任何人的。”

“你自己最好也回去睡觉，”戈德温说，“要不是有人在这儿吵吵嚷嚷，我们可以在这儿睡觉的。”

“不行；我们这么干有点不太明智。”霍拉斯说。他走出牢房。看守给他开了门上的锁，他走出监狱大楼。十分钟以后他回来了，手里拿了包东西。戈德温还坐在原处。女人看着他打开那包东西。里面是一瓶牛奶、一盒糖果和一盒雪茄。他递给戈德温一支雪茄，自己也拿起一支。“你把他的奶瓶带来了，对吗？”

女人从铺下一个包袱里取出奶瓶。“里面还有点奶呢。”她说。她把奶瓶灌满。霍拉斯给自己和戈德温点烟。等他再抬头时，奶瓶已经不见了。

“还没到喂奶的时候？”他说。

“我把它焐焐热。”女人说。

“哦。”霍拉斯说。他把椅子后倾靠在墙上，靠在牢房床铺对面的墙上。

“床上还有地方，”女人说，“比较软一点。舒服点。”

“不过要换尿布，地方就不够了。”霍拉斯说。

“听着，”戈德温说，“你回家去吧。你这么做一点也没有用。”

“我们还有点工作要干，”霍拉斯说，“那位律师明天上午还会盘问她。这是他唯一的机会：用某种方法来驳倒她的证词。我们仔细讨论的时候，你也许可以睡一会儿。”

“好吧。”戈德温说。

霍拉斯开始训练女人如何作证，一边在狭窄的牢房地板上来回踱步。戈德温抽完了雪茄，又纹丝不动地坐着，交叉着胳臂，低着脑袋。广场上的大钟敲响了九下，后来又敲了十下。孩子哼哼唧唧地躁动起来。女人住了口，给孩子换了尿布，从腰窝里掏出奶瓶喂他。随后她小心地俯过身子，仔细望着戈德温的脸。“他睡着了。”她悄声说。

“我们要不要把他放倒？”霍拉斯低声说。

“别动他。让他就那么样待着。”她轻手轻脚地把孩子放在床上，自己挪到床的另一头。霍拉斯搬过椅子，在她身边坐下。他们两人轻声轻气地说话。

大钟敲了十一下。霍拉斯还在训练她如何作证，一遍遍地演习可能出现的场面。终于他说：“我想这样就可以了。你能记住的吧？要是他提出一个问题而你不能确切地用今天夜里学会的话来回答，那你就暂时什么都不说。我会来对付的。你记得住吗？”

“记住了。”她悄声说。他伸手从床上拿起糖果盒，打开盒子，玻璃纸发出轻微的窸窣声。她拿起一块夹心软糖。戈德温没有动弹。她看看他，然后看看墙上狭窄的通风口。

“别看了，”霍拉斯轻声说，“他用别帽子的大头针都捅不进来，更别说用子弹来打他了。你难道连这一点都不明白？”

“我知道。”她说。她把糖拿在手里。她并不对他看。“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她悄声说。

“什么？”

“你上那屋子去而我不在家。我就知道你是怎么想的。”霍拉斯仔细望着她，望着她扭转去的脸。“你说过今天晚上该是开始付你钱的时候了。”

他又望着她好一阵子。“哦，”他说，“噢，时代啊！噢，习俗啊！噢，地狱啊！你们这些愚蠢的哺乳动物难道永远不会相信任何男人，所有的男人——你以为我是为了这个目的才来这儿的吗？你难道以为要是我有这种打算的话，我会等这么久吗？”

她短暂地瞥了他一眼。“要是你没有等的话，也不会给你带来什么好处。”

“什么？噢。好吧。可你今天晚上会肯干的？”

“我还以为这是——”

“那你现在就会干了？”她扭头看看戈德温。他正在轻微地打呼噜。“噢，我并不是说此时此刻，”他悄声说，“不过一经要求你就该做出报答。”

“我曾以为这是你的打算。我告诉过你我们不必——如果那样做还不够酬劳的话，我知道我不会怪你的。”

“不是这么回事。你知道不是这么回事。难道你不明白，也许男人做一件事仅仅是因为他知道这是对的，为了世道的和谐他必须这么做？”

女人慢慢地转动手里的那块糖。“我以为你生他的气。”

“生李的气？”

“不。生他的气。”她摸摸孩子，“因为我不得不把他带来。”

“你的意思是，也许他得待在床的下端？也许你得一直拽着他的腿免得他掉下床去？”

她凝望着他，眼神庄重、茫然，若有所思。窗外，大钟敲了十二下。

“老天爷啊，”他轻声说，“你都跟什么样的男人打过交道啊？”

“我有一次就是用这个办法把他救出监狱的。而且是把他从莱文沃思放出来的。当时他们明明知道他是有罪的。”

“你这么做了？”霍拉斯说，“给。再拿一块吧。你手里那块快化没了。”她看了看沾满巧克力的手指和化得不成形状的夹心软糖。她把糖扔到床铺后面。霍拉斯递过手绢。

“会弄脏的，”她说，“等一等。”她在孩子换下来的衣服上擦擦手，又坐了下来，两手交叉放在膝盖上。戈德温还在打呼噜，气息均匀。“他去菲律宾的时候，把我留在旧金山。我找了份工作，住在宿舍里，在小煤气喷嘴上做饭，因为我跟他说过我会这么过日子的。我不知道他会走多久，但我告诉他我会这么等他的，他也知道我会的。我根本不知道他为了个黑鬼女人杀了另外一个士兵。我五个月没收到他一封信。我是在打工的地方用张旧报纸铺在橱柜的隔板上时无意中发现他那个团要回国来了，我一查日历发现就是在那天。我一直规规矩矩过日子。我其实有的是好机会；每天只要有男人来饭馆我就有机会。”

“他们不肯让我请假去接船，我只好辞职不干了。后来他们不让我去见他，连我要上船都不准。我站在那儿，看着他们排着队走下船，我留神找他，问走过身边的人知不知道他在哪儿，他们逗我，问我是不是当天晚上有约会，告诉我从来没听说过他这个人，要不就是说他已经死了，或者他跟上校的老婆私奔到日本去了。我又想办法上船，可他们还是不让我上。因此那天晚上我穿得漂漂亮亮的去夜总会，走了一家又一家，总算找到他团里的一个人，我让他跟我调情，他把实情告诉了我。我觉得我好像已死去了。我坐在夜总会里，那里奏着音乐，人们在跳舞什么的，那个喝醉酒的士兵在我身上乱摸，我心里想干吗我不能放开一点，跟他胡混一番，喝个烂醉永远不醒过来，我想，我浪费整整一年就是为了等这么样的一个畜生。今天想来，就是这个想法使我没有胡来。”

“总之，我没有胡来。我回到自己的小屋子，第二天开始到处找他。我找啊找，他们对我撒谎，想让我跟他们干那种事，后来才弄明白他在莱文沃思。我没足够的钱买车票，只好又找了份工作。干了两个月才攒够了钱。我就去了莱文沃思。在查尔兹餐馆又找了当女招待的工作，上的是夜班，这样才可以每隔一个星期在星期天下午去探望李。我们决定去找个律师。我们不知道律师对联邦政府的犯人是帮不上忙的。那律师没告诉我，我也没告诉李我是怎么请到律师的。他以为我攒下了一笔钱。我跟律师同居了两个月才发现他帮不了忙。”

“后来打仗了，他们把李放出来，送他去法国。我去了纽约，在一家兵工厂里找到份工作。我还是规规矩矩过日子，当时城里可到处都是大把花钱的士兵，连不起眼的邋遢姑娘都穿绫罗绸缎。可我依旧清清白白做人。后来他回来了。我到船上去接他。他是被押着下船的，他们又把他送回莱文沃思，还是为了三年前他杀了个士兵那件事。后来我找了个律师，他找了位众议员想法把他放出来。我把攒下的钱都给了律师。所以等李出了监狱，我们一点钱都没有了。他说我们结婚吧，可我们没钱结不了婚。等我告诉他跟那个律师同居的事情，他把我揍了一顿。”

她又把化得不成样子的夹心糖扔到床后，在孩子的衣服上擦擦手。她从糖盒里又拿起一块来吃。她嚼着糖，望着霍拉斯，神情木然，若有所思，不慌不忙。墨黑的夜色从狭窄的牢窗侵入牢房，冷森森的，全无生气。

戈德温不打呼噜了。他动了一下，坐起身来。

“几点钟了？”他说。

“什么？”霍拉斯说。他看看手表。“两点半了。”

“他的车胎一定在路上给戳了个洞。”戈德温说。

天快亮的时候，霍拉斯也坐在椅子里睡着了。他醒来时，一道窄窄的铅笔粗细的红色阳光从窗户孔平射进来。戈德温和女人正坐在行军床上悄悄地说着话。戈德温郁郁寡欢地望着他。

“早上好。”他说。

“我希望你睡了一觉，做完了你那个噩梦。”霍拉斯说。

“要是这样的话，这该是我做的最后一个梦。听人说你到了阴间那边是不会做梦的。”

“你已经做得够多了，不会因此感到遗憾的，”霍拉斯说，“我想经过了这件事以后，你会相信我们的。”

“相信你个屁，”戈德温说，他一直非常安静、非常泰然地坐着，面容冷漠，随便地穿着套工装裤和蓝衬衣，“你想过没有，经过了昨天那一场，这个人会让我活着走出那扇门，走上街头，走进那座法院大楼吗？你这辈子都跟些什么样的男人打交道来着？在育儿室里长大的？我自己是绝不会那么做的。”

“要是他这么干的话，那他是自投罗网。”霍拉斯说。

“可这对我有什么用？听我——”

“李。”女人说。

“——对你说：你下次想用别人的脑袋来押宝的时候——”

“李。”她说。她正用手缓慢地来回摩挲他的脑袋。她把他的头发理顺，挑出头路，轻轻拍拍他没佩硬领的衬衣，把它捋平。霍拉斯凝望着他们。

“你愿意今天就待在这里吧？”他心平气和地说，“我可以去安排的。”

“不用，”戈德温说，“我烦透了。我要把它了结算了。只要去跟那该死的副警官说，走路时别太靠近我。你跟她最好还是出去吃点早饭。”

“我不饿。”女人说。

“去吧，照我说的去做。”戈德温说。

“李。”

“来吧，”霍拉斯说，“你吃了以后还可以再回来的。”

到了监狱外，他在早晨清新的空气里开始做深呼吸。“好好吸口气，”他说，“在那种地方待了一夜，谁都会心烦意乱的。想想看，三个成年人……老天爷啊，我有时候真相信我们全都是孩子，除了孩子以外人人都是孩子。不过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到中午时分，他将走出那儿做个自由的人了：你明白这一点吗？”

他们在清新的阳光里，在柔和、高爽的晴空下朝前走。蓝天上高高飘浮着来自西南方向的一小团一小团的云彩，持续不断的清凉的微风把早已花谢花落的刺槐吹得微微颤抖，闪闪发亮。

“我不知道你上哪儿去领报酬。”她说。

“别谈这个了。我已经拿到酬劳了。你不会明白的，不过我的心灵四十三年来一直像个见习生在学习天意人事。整整四十三年啦。比你的年纪大一半吧。所以你明白吧，愚蠢跟贫困一样，都能自己解决问题。”

“可你知道他——他——”

“算了，别说了。我们都会想入非非的。上帝有时也挺傻，不过至少他还是个有教养的人士。难道你不知道这一点？”

“我一直以为上帝是个男子汉。”女人说。

霍拉斯穿过广场走向县政府大楼时，大钟已经在敲了。广场上已经挤满了马车和小汽车，穿工装裤和卡其服装的人慢吞吞地拥向大楼哥特式的大门口。他走上楼梯时，广场上空的大钟敲了第九下。

狭窄的楼梯的顶端，双扇大门已经打开。门内是一片开庭前的活动，人们正络绎不绝地走动着找椅子入座。霍拉斯可以看见椅背上的各种脑袋——秃了顶的、头发花白的、头发蓬乱的、晒黑的脖子上刚整齐地理过发的脑袋、在城里人硬领衬衣上露出的头发油光光的脑袋，而偶尔还有一顶阔边遮阳女帽或饰有花束的帽子。

人们说话和走动的嘈杂声逆着一阵阵穿门而入的微风传到门外。微风从敞开的窗户吹进屋里，掠过人们的脑袋，回送到站在门口的霍拉斯身边，带着浓重的烟草味、汗臭、泥土的气息，还有明显的法院的气味：那疲竭萎顿的欲望、贪婪、争吵和怨恨的霉味，加上用以取代任何好一点东西的一种笨拙的稳重气氛。窗户外面是拱形柱廊下的平台。穿过平台的和风带进来在屋檐下作巢的麻雀和鸽子的啁啾声和咕咕声，偶尔还带进来楼下广场上汽车的喇叭声，它穿过楼下走廊里和楼梯上空洞洞的脚步声，又被脚步声所淹没。

法官尚未入席就座。霍拉斯看见在屋子一端长桌子边的戈德温的黑发脑袋和瘦削的棕色脸庞，还看见那女人的灰色帽子。长桌的另一头坐着一个正在剔牙的男人。他脑瓜上蒙着一片密密的黑鬈发，朝天灵盖越来越稀，形成一个秃顶。他的鼻子相当长，显得苍白。他穿着一套黄褐色的棕榈滩牌子的西装；他身边的桌子上放着一只漂亮的真皮公文包和一顶饰有红褐两色帽圈的草帽，而他正懒洋洋地越过一排排脑袋望着窗外的景色，一边剔着牙齿。霍拉斯就在门口内站停脚步。“这是位律师，”他说，“从孟菲斯来的犹太律师。”他接着巡视桌子周围的人的后脑勺，那里坐的都是证人一类的人物。“我知道我毫不费力就能发现的，”他说，“她会戴顶黑帽子的。”

他沿着中央过道向前走去。从传来钟声和屋檐下鸽子的咕咕声的平台窗户的外面，法警的嗓门响了起来：

“根据法律规定，约克纳帕塔法县巡回法院现在开庭……”

谭波儿戴着一顶黑帽子。法庭书记员叫了她两遍，她才站起来到证人席就座。过了一会儿，霍拉斯才意识到法官在对他讲话，而且有点不太耐烦。

“班鲍先生，这一位是你的证人吗？”

“是的，阁下。”

“你要她宣誓作证并且把证词记录备案？”

“是的，阁下。”

窗户外面，在那些不慌不忙的鸽子下面，法警的嗓音仍然嗡嗡地回响着，反反复复，无休无止，无动于衷，虽然钟声已经停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