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试图阻止她——我们俩都试过了。林戈已经把艾勃·斯诺普斯的事告诉了她，在此之后我和外婆都知道了，就好像我们三人应该一直明白似的。只是我不相信所发生的事情就是他认为要发生的事，但我相信，倘若他已知道要出什么事，他也仍会怂恿她去做的。我和林戈试过了——我们试过了——但外婆只是坐在炉火面前——此时小屋里寒冷——两臂交叉裹在披肩里，脸上有那种既不争论又根本不听你讲的神情，我们只是再说一遍，如果有足够的报酬的话，那么无赖也会诚实。这天是圣诞节，我们刚从在豪克赫斯特的路易莎姨妈那儿得到消息，搞清了德鲁西拉的行踪；她从家里失踪几近一年，最后路易莎姨妈发现，就和她起先告诉我的一样，她在卡罗来纳与爸爸在一起，和骑兵连一起驰骋疆场，好像她是男人一般。

我和林戈刚带着那封信从杰弗生赶回来，艾勃·斯诺普斯来到小屋，把那件事告诉外婆，外婆听着，也信他的话，因为她仍然相信，在战争中人的立场决定他的为人。不过她本人的耳朵使她明白不是那么回事儿；她一定是知道了，人人都听说过他们，而且如果是男人就会发疯，如果是女人就会吓破了胆。这个县里有一位人人都认识的黑人，他们把他谋杀了并放在他的小屋里烧掉。他们自称格鲁比独立大队——有五六十个人，不穿军服，最后一个北佬团一撤离，他们就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了，他们突袭熏制所和马厩，突袭他们确知没有男人的住家，把床铺、地板、墙壁拆散，恐吓白种女人，折磨拷打黑人，问他们钱和银器藏在什么地方。

有一次他们被捉住了，那个自称格鲁比的人出示了一纸破烂的居然由福雷斯特将军签署的突袭命令，不过你看不出那原先的名字是否就是格鲁比。但这一纸命令却使他们脱了身，因为当时捕获了他们的只不过是些老头，而现在那些三年来在侵略军包围下孤身生活的妇女们晚上不敢待在家里，那些失去白种主人的黑人躲在山后面的山洞里栖身，就像野兽一样。

艾勃·斯诺普斯谈的就是这事，他的帽子放在地板上，挥舞着双手，头发从脑后翘了上去，那是他仰面睡觉时搞成的这个样子。那伙人偷到手一匹纯种公马和三匹母马——艾勃·斯诺普斯并没有说他是怎么知道他们有这些马，也没有说他是怎么得知这些马是被偷去的。但外婆所需要做的就是写出这么一份命令，并在上面签上福雷斯特的名字，而他，艾勃，就会保证能从这些马身上得到两千元钱。他保证一定成功，外婆双臂包在披肩里坐着，脸上带有那种神情，艾勃·斯诺普斯边挥舞双臂边说，她须做的只不过如此，这时他的身影跳跃着抛上墙壁；只要想一想她曾怎样捉弄过北佬，捉弄过敌人，而且这伙人又是南方人，因而这样做就甚至连一点风险都没有，因为南方的男人不会伤害一个女人，即使这封信不能奏效。

哦，他干得漂亮极了。我现在可以看出，我和林戈根本没有机会反对他——在外婆挣得足够支持的钱之前，与北佬的生意就突然停止了，外婆把大部分钱都分发了出去，因为她相信她还能再换回钱来，但就眼下的情况而言，她已使得本县的几乎每一个人都得以自立和安全，她本人和她本人的家族除外；爸爸不久就会回家，返回到他的疮痍满目的庄园，而且他的大多数奴隶已经消失了；如果他回到家，展望他那凄凉的未来时，她能从口袋里取出一千五百元现金并且说，“拿着，用这钱从头开始”，那会是什么情形——一千五百元超出了她期望能拥有的数目。他要把一匹母马用作自己提成的回扣，保证用其余三匹马给她换回一千五百元来。

哦，我们没有机会反对他。我们乞求她让我们请教一下布克·麦卡斯林大伯，或者请教一下任何人，任何男人，但她只是坐着，脸上带着那种神情，说那些马匹并不属于他，它们是被偷去的，她所须做的就是用那张命令吓唬他们，而且甚至我和林戈虽然才十五岁却也知道，那个格鲁比，或者不管他是什么人，是个懦夫，而你可以吓唬一个勇敢的人，可谁也不敢吓唬一个懦夫；外婆坐着，身子纹丝不动，说道：“可那些马匹并不属于他们，因为它们是偷窃来的不义之财。”我们说道：“那么它们也不会属于我们。”外婆说道：“可它们并不属于他们。”

但我们并没有放弃尝试；艾勃·斯诺普斯已经找出它们所在的位置了，那是在塔拉哈奇河畔的一个无主棉花打包机那儿，有六十英里远。那一整天，当我们乘坐着艾勃·斯诺普斯为我们搞来使用的马车在雨中行进时，我们尝试了。但外婆只是坐在我们之间的座位上，带着由林戈签上福雷斯特将军的名字的那份命令，那命令放在罐头盒子里面置于她衣服下面，她的脚放在用麻袋包着的几块热砖上面，我们每过十英里就停下来，在雨中生着火给砖加热，最后我们来到十字路口，艾勃·斯诺普斯告诉我们在这儿下车步行。她不让我和林戈跟她一起去。“你和林戈看上去像大人了，”她说道，“他们不会伤害一个女人的。”雨已经下了一整天，那一整天雨落在我们身上，灰蒙蒙的，不疾不徐，甚是寒冷，此刻似乎薄暮使雨变得愈来愈大但却未能使雨更灰蒙、更寒冷。这交叉路口不再成其为马路，只不过是一个成直角折向洼地的模糊裂缝而已，因而看上去像一个洞穴，上面马蹄的印迹隐约可见。

“那么你就不能去，”我说道，“我身体比你壮，我要扶着你。”我搀扶着她，她的胳臂触摸起来又小，又轻，又干枯，像根木棒一样。但那胳臂并不是木棒，与其说她的身材和面容与木棒有关，毋宁说木棒与她和北佬的交道有关；她只是转过身来看着我，接着我哭了起来。在又一年结束之前我就满十六岁了，可是我坐在马车里哭着，甚至不知道她是何时挣脱了胳臂的。然后她下了车，站在灰蒙蒙的雨水和愈见灰暗的光线中看着我。

“这是为了我们所有的人，”她说道，“为了约翰、你、林戈、乔比和路维尼亚，这样当约翰回到家时我们就不会一无所有。当你知道他要去打仗时你从来不哭，不是吗？现在我并不冒风险，我是个女人，甚至北佬也不伤害老太太。你和林戈待在这儿，直到我喊你们。”

我们尝试了。我不住地这么说，是因为我现在知道我当时并没有做到。我本可以扶住她，掉过车头，赶走，扶着她待在车里。我十五岁了，在我一生中每天早晨首先见到的和每天晚上最后见到的大多是她的脸，我本可阻止她，可又没有阻止得了。我在冰冷的雨水中坐在马车里，听凭她走进潮湿的薄暮，再也没有从中露出面来。至于在那寒冷的棉花打包机那儿有他们多少人，我不知道，他们何时又为何惊恐逃窜，我也不知道。

我们只是坐在马车里，待在那寒冷的愈见昏暗的十二月暮色之中，到后来我再也忍受不住了。于是我和林戈都跑起来，尽力跑着，跑在那条旧马路的深及踝部的烂泥上，马路上戳有马蹄印子，但却没有车轮的痕迹，我们明白我们等候的时间太长了，既未能帮助她，又未能分担她的失败，因为那儿没有声响，也根本没有生命的迹象，只是有那栋老朽的庞大建筑，灰蒙蒙的傍晚给房顶染上湿漉漉的色泽，在大厅的尽头一道微弱的光线从门底下透了出来。

我记得根本就没有触及那扇门，因为那间屋是在地面两英尺上架起一层地板，因而我撞上台阶，朝前跌了进去，然后穿过门口，四肢伏地进了屋子，看着外婆。在一个木盒子上燃着一支牛脂烛，可我嗅到的是火药味，它甚至比牛脂味还要刺鼻。我看着外婆，似乎由于火药味连气都喘不过来。她本来看上去又娇小又生机勃勃，但现在看上去是崩溃了，就好像她是由许多根又小又细又干又轻的枯枝构成似的，这些枯枝被砍伐在一起并用绳子系紧，可现在绳子断了，所有的小枯枝塌了下来，静静地堆在地板上，而有人把一件干净但已失去光泽的印花布衣服覆盖在这堆枯枝的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