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鲁西拉说，他做了一个梦。当时我二十岁，在夏日黄昏时分我和她走在花园里，等着爸爸从铁路那儿骑马回来。当时我刚二十岁：头一年夏天我进了大学，攻读法学学位，这是秉承爸爸的旨意；这也是在那一天、那个傍晚的四年之后，当时爸爸和德鲁西拉使得老卡什·班波未能当上合众国的警察局局长，然后仍未成婚返回家里，哈伯沙姆太太把他们俩赶进她的马车里，把他们又载回城，把她丈夫从新银行的他那昏暗的小孔里找了出来，让他在爸爸因为杀了那两个冒险家而订的媾和契约上签上名，然后亲自带着爸爸和德鲁西拉到牧师那儿，看着他们成了亲。而且爸爸把家又重建了起来，就建在那同一个烧焦了的地点，在同一个地窖之上，原先的房子就是在这儿被烧掉的，只是新房子大一些，要大得多：德鲁西拉说，这栋房子是爸爸的梦境，正如新娘的嫁妆和面纱是她的梦境一样。詹尼姑妈现在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因而我们就让她在花园里（德鲁西拉像爸爸一样，也不会为鲜花费神，甚至现在，甚至在战争结束四年之后，她仍像在战争的最后一年那样生存着，呼吸着，当年她穿着男人的衣服骑马驰骋，像爸爸骑兵连的其他人一样把头发剪短，在谢尔曼军队的前列穿越佐治亚州和南北卡罗来纳两州）采集美人樱枝戴在头发上，因为她说，美人樱是胜过马匹和勇气的气味的唯一香气，因而值得一戴的非它莫属。当时铁路尚未运行，爸爸和雷德蒙不仅是合伙人，而且还仍然是朋友，乔治·怀亚特说这对爸爸来说很容易成为一项记录，爸爸天一亮就骑着朱庇特离开家，带着两鞍囊金币在未完工的铁路线上走来走去，金币是星期五借的，星期六付给工人，如詹尼姑妈所说，只在行政司法长官前面两枕木远。于是我们走在薄暮之中，缓缓走在詹尼姑妈的花坛之间，德鲁西拉（她现在穿着女服，要是爸爸允许的话，她还会一直穿男裤的）轻微倚在我的胳臂上，我闻到了她头发上的美人樱的香味，就像四年前那天晚上我闻到她头发上和爸爸的胡子里的雨水时那样，当时他和德鲁西拉以及布克·麦卡斯林大伯发现了格鲁比，然后回到家，发现我和林戈不只是熟睡而已：我们逃脱进那种湮没之中，那是上帝或者造化或者不论是谁暂时为我们所提供的，我们不得不完成超出应对孩子所要求的业绩，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对年龄应有所限制，在低于青年的年纪时人是不该不得已而杀人的。这恰恰是那个星期六晚上之后，那天晚上他返回家，我注视着他擦洗大口径短筒手枪，又重新装上子弹，我们继而得知死者几乎是个邻居，他是个山民，当年第一步兵团把爸爸选下台时他正在该团；到底是那个人实际上打算抢劫爸爸，还是爸爸枪开得太快了，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他有一个妻子和几个孩子，是住在山里的一个泥土地面的小屋里，爸爸第二天给他家送了一些钱，两天之后我们正坐在餐桌旁时，她（那位妻子）走进家来，把钱掷在爸爸的脸上。

“但是谁也比不上塞德潘上校更会做梦。”我说道。他曾是爸爸在第一团时的副司令官，在爸爸于第二次马纳撒斯战役后被免职以后被选为上校，而爸爸永远也不能宽恕的正是塞德潘，而并非第一团。他粗野不文，是个冷酷无情的人，他于战前三十来年的时候来到国内，谁也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只是爸爸说，你只要看看他就知道谅他也不敢说出来处。他搞到一些土地，谁也不知道是怎么搞到手的，他不知在什么地方搞到了钱——爸爸说，大家都相信他抢劫了汽船，不是以诈术赌纸牌为生，就是当了货真价实的拦路强盗——建了一栋大房子，结了婚，并且自称是位绅士。然后他在战争期间像每一个人一样失去了一切，而且也绝了后（他的儿子在他女儿的婚礼前夕把他女儿的未婚夫杀死，然后消失了），然而他又回到家，着手单枪匹马重建他的庄园。他没有朋友可以借钱，也无人可将钱给予，而且他已六十多岁，然而他着手把他的地方建得像以前一样；大家说，他忙得无暇过问政治什么的，当爸爸和别人组织起夜行队，以阻止冒险家组织黑人进行暴动时，他拒绝牵连进去。爸爸早就不恨他了，于是亲自骑马去找他，而他（塞德潘）提着灯来到门口，甚至并不邀请他们进屋商谈，爸爸说：“你是跟我们一道还是跟我们作对？”他说道：“我是跟我的土地一伙，要是你们每一个人都使自己的土地恢复原状，国家也就能照顾自己了。”爸爸向他挑战，要他把灯提出来放在一个树桩上，好照着亮射击，可是塞德潘硬是不肯。“谁也比不上他更会做梦。”

“是的，但是他的梦只是塞德潘，而约翰的梦却并非约翰。他想的是这整个国家，他正竭力使这个国家凭自己的力量出人头地，从而使国内所有的人，不仅仅是他那种人，也不仅仅是他以前那个团的人，而是所有的人，黑人和白人，山后边那些甚至没有鞋穿的妇女和儿童，他们都能——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但是如果他们——在他……之后，他们又怎能从他想替他们做的事情中得到好处呢？”

“在他杀了他们的人之后？我想你是把他为了举行那第一次选举而不得不杀死的那两个冒险家也包括在内了，是不是？”

“他们是人，是生灵。”

“他们是北方人，是这儿没有他们的事的外国人，他们是海盗。”我们朝前走着，她的体重在我的胳臂上几乎觉察不出来，她的头刚够到我的肩膀。我一直就比她稍微高一些，甚至在豪克赫斯特的那天晚上也是如此，当时我们听见黑人在马路上通过，而且从那以后她没有变化多少——还是那个男孩般结实的躯体，那颗毫不留情的小头上面的头发剪得很短，带有野性，在我们当时朝河里驶去时，我就在马车上从唱着歌的疯狂黑人的人流上方注视着她的头——身材之苗条与其说像女人，毋宁说更像男孩。“靠近梦可不是一件非常安全的事情，巴耶德。这我知道，我曾经做过一次梦，那就像一把上了子弹的一触即发的手枪：要是它老是保持这种状态，那就一定要有人受到伤害。但如果是个好梦，那就值得。世界上并没有多少梦，但却有许多人的生命，而且一条人命或两打——”

“毫无价值吗？”

“是的，毫无价值——听，我听见朱庇特的声音了，往回跑我比你快。”她已经跑起来了，那条她不喜欢穿的裙子几乎抬高到膝盖处，她的两条腿就像男孩的那样在裙子下面跑动着，如同她骑起马来毫不逊于男人那样。

我当时二十岁。但是第二次我就是二十四岁了，我已经在大学里待了三年，两个星期之后我就要骑马回奥克斯福，去上最后一年并获得学位。当时正是最后一个夏天，最后一个八月，爸爸刚在州议会选举中战胜了雷德蒙。铁路现在已经竣工，爸爸和雷德蒙早已散了伙，要不是因为他们俩互相敌视的话，大多数人就会忘记他们曾是合伙人。曾经有过一个第三位合伙人，但现在几乎谁也记不清他的名字了；他和他的名字都在那狂怒的冲突中消失了，爸爸和雷德蒙几乎在他们开始铺轨之前就产生冲突了，那是在爸爸的狂暴而无情的唯我独尊以及操纵他人的意志（主意是他出的，的确是他先想到要修铁路，然后才把雷德蒙拉进伙）与雷德蒙身上的那种素养（诚如乔治·怀亚特所言，他并不是个懦夫，要不爸爸永远也不会与他合伙）之间的冲突，那种素养使得他实际上有可能与爸爸保持一段距离，忍受着，忍受着，到最后某种东西（并不是他的意志，也不是他的勇气）在他身上崩溃了。战争期间雷德蒙没有当兵，而是为政府从事与棉花有关的工作，他本可以从中赚钱，但并没有这样做，此事尽人皆知，爸爸也知道，可爸爸还是甚至奚落他没有闻到火药味。他是错了，他知道自己错了时却又为时已晚，就像一个酒鬼想戒酒时却又为时已晚那样，酒鬼保证要戒酒或者也许相信自己要戒或者能戒，可是又太晚了。最后他们到了那种程度（他们两人都把可以抵押和借到的一切都用上了，让爸爸带上在铁路线上骑来骑去，挨到可能的最后一刻给工人和铁路运货单付钱），这时甚至爸爸也意识到他们中必须有一个人离开。于是（他们当时并没有讲话，是由班波法官安排的）他们见了面，同意买进或者卖出，并提出了一个价，就他们已投了的资而言，这个价格低得荒谬，可是他们俩却又都认为对方不会再抬高了——起码爸爸声称，雷德蒙相信他是不会抬高的。于是雷德蒙接受了这个价格，又发现爸爸有这笔钱。按照爸爸的说法，当初就是这么些钱起家的，虽然布克·麦卡斯林大伯说，爸爸甚至不可能拥有一口猪的一半股份，更不要说是一条铁路了，按照爸爸的说法，他并未因他新近的合伙人或者成为不共戴天之敌或者成为生死之交而使这桩事半途而废。于是他们分了手，爸爸把铁路建成了。到那时候，一些北方人见他就要建成，于是就赊账卖给他一部机车，他以詹尼姑妈的名字给机车命了名，将她的名字刻在司机室里的一个银制油罐子上；去年夏天第一列火车驶进杰弗生，机车用鲜花装潢着，经过雷德蒙家时爸爸一遍遍地鸣着汽笛；人们在车站上进行了讲演，鲜花更多，还有一面邦联旗，姑娘们穿着白色的衣服，系着红腰带，乐队吹奏着乐曲，爸爸站在机车前的排障器那儿，直截了当却又绝对毫无必要地提及了雷德蒙。就是这样，他就是不放过他。事后乔治·怀亚特径直找到我，告诉了我此事。“到底是对还是错，”他说道，“咱们男人和本县的大多数其他人都知道约翰是对的，但是他应该别管雷德蒙。我知道毛病出在什么地方：他曾不得已而杀了太多的人，这对一个人来说不是好事。我们都知道上校像狮子一样勇敢，可雷德蒙也不是懦夫，而且让一个犯了一个错误的勇敢的人一直忍受屈辱是没有用处的。你能和他谈谈吗？”

“不知道，”我说道，“试试吧。”但我没有这种机会，这就是说，我本可和他交谈，他也会听，可是他却无从听见我的话，因为他从那台机车的排障器直接迈向州议会竞选的角逐中去了。也许他知道雷德蒙会不得已而与他作对以挽回他的面子，即使他（雷德蒙）一定会知道，在那列火车驶进杰弗生之后他已无机会反对爸爸了；也许雷德蒙已经宣布他是候选人，而爸爸又恰恰因此而加入竞选，这我都记不得了。不管怎么说，他们角逐了，那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比赛，在这期间爸爸继续毫无道理亦毫无必要地招惹雷德蒙，因为他们两人都知道，爸爸会获得一场压倒性胜利。结果果然如此，我们以为他满意了。也许他本人以为他是满意了，就像酒鬼相信自己戒了酒一样；就是在那天傍晚，我和德鲁西拉在薄暮之中走在花园里，我谈了些乔治·怀亚特告诉我的事情，她放开我的胳臂，让我面对着她，说道：“这是从你口里说出来的吗？你？你忘记格鲁比了吗？”

“没有，”我说道，“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

“你永远不会的，我不会让你忘记的。有些事情比杀人还要糟糕，巴耶德，有些事情比被杀死还要糟糕。有时我想，能够发生在男人身上的最好的事情就是爱着什么，最好是爱一个女人，嗯，拼命地爱着，然后年纪轻轻就死去，因为他所相信的是他不得已而相信的事情，他所成为的是他不得已（是不得已，还是不乐意）而成为的那个人。”现在她看着我的那种神情，以前从未有过，我当时并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要直到今天晚上才会知道，因为当时我们俩都不知道两个月以后爸爸就要死了。我只知道，她看着我的那种神情以前从未有过，她头发上的美人樱的香气似乎增加了一百倍，强烈了一百倍，弥漫在某种我从未梦到过的事情就要在其中发生的薄暮之中。然后她说话了。“吻我，巴耶德。”

“不，你是爸爸的妻子。”

“而且比你大八岁，还是你的四表姐，而且我的头发是黑的。吻我，巴耶德。”

“不。”

“吻我，巴耶德。”于是我低下头，脸俯向她，但她并没有移动，而是这样站着，腰稍微弯曲着离开我，注视着我，现在是她说道：“不。”于是我伸出双臂拥抱着她，接着她依偎上来，出于女人的本性融化了，她那手腕和双肘具有驭马力量的双臂落在我的肩膀上，用手腕把我的脸捧到她的脸上，到后来就再也用不上手腕了；我当时想到了作为那条古代且又永恒的蛇的象征的那个三十岁的女人，想到了曾描写过她的男人们，这时我意识到在一切生命和一切印刷物之间的不可缓和的分歧——那些有能力的人创造业绩，那些没有能力又因没有能力而受罪的人则描写业绩。接着她放开了我，我又能看见她了，见她仍以那种不可思议且又费解的神色看着我，现在是脸朝下倾斜眼睛朝上看着我；我注视着她的双臂，那双臂正以她搂着我时的几乎同样的姿势朝上举起，就好像她要重做一下那带有一切许诺的空虚而又拘泥形式的姿态，这样我就永远不会忘记似的，她把双手置于头发上的美人樱枝上时，双肘突然朝外转去，我笔直僵硬地站着，面对着那个稍微弯下的头，那参差不齐的短发，她取下美人樱枝放在我的上衣翻领上，这时她的光臂所形成的僵硬而又奇特的角在余晖中发着微弱的光，我想到，这场战争曾试图把南方的她那一代同一阶级的所有女人压成一种模式却又未能如愿以偿——在他们的眼睛里可以看到那苦难，那同样的经历（她的经历与詹尼姑妈的经历几乎完全一样，只不过詹尼姑妈曾和她丈夫一起住过几宿，后来人们才用弹药车把他送了回来，而加文·布雷克布里奇则仅是德鲁西拉的未婚夫），然而除此之外却是那不可更改的独特的女人：可不像那么多男人，他们像一匹匹阉牛一样，战后返回住在政府的居留地里，全无男子气，一片空虚，只是有一种相同的经历他们既不会忘记又不敢忘记，否则的话他们即刻就不会再生存下去，除了对名字做出回答的老习惯之外他们几乎可以互相替换。

“我必须告诉爸爸。”我说道。

“是的，”她说道，“你必须告诉他。吻我。”于是又像原先那样开始了。不，两次，一千次，而又决不雷同——那对一个青年男子、对一个青年来说是永恒的且又具有象征意义的三十岁，每一次都是累积的且又具有反作用，强烈的不具重复性，在每一次中记忆都排除了经历，在每一次中经历都先于记忆；那是毫无厌倦的技巧，对放纵而言是纯洁的知识，是要引导和控制的灵巧而又隐秘的肌肉，就像对马匹的驾驭静静地处于手腕和双肘之内一样：她后退站着，已经在转着身子，说话的时候并没有看着我，从未看着我，已经迅速移进幽暗之中了：“告诉约翰，今天晚上告诉他。”

我意欲如此。我立即进家，来到办公室，走到未生火的炉边地毯的中央，也不知怎的，我就像士兵一样僵硬地站着，目光平视穿过屋子望着他的头的上方，说道“爸爸”然后停下了。他甚至并没有听见我的话。他说声：“什么事，巴耶德？”但是他并没有听见我说的话，虽说他坐在桌子后面并没有在做什么事，动也不动，那种静止和我的僵硬达到同样的程度，一只手拿着根熄灭了的雪茄放在书桌上，手边有一瓶白兰地和一个斟满了酒却未品尝的玻璃杯，衣着朴素，沉浸在自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最后获得的占压倒优势的选票以来他所感到的不论何种胜利之中。于是我想吃过晚饭再讲。我们走进餐室，并肩站着，等着詹尼姑妈进来，然后德鲁西拉也进来了，她穿着黄色的舞会服，径直走到我面前，狠狠地又不可思议地瞪了我一眼，然后走到她的地方，等着让我把她的椅子拉出来，同时爸爸把詹尼姑妈的椅子拉了出来。这时他已振作了起来，不是自己说话，而是坐在长桌的上首回答着德鲁西拉的话，德鲁西拉滔滔不绝地谈着，又焦躁又妙语连珠——爸爸不时以那种既彬彬有礼又容不得他人的傲气答着她的话，那种傲气近来已变得有点论战性，就好像仅仅处于一种充斥着狂暴而又空虚的演说的政治比赛之中就已反作用地使他成了律师一般，而实际上他什么都做得起就是做不了律师。然后德鲁西拉和詹尼姑妈站起身来离开了我们，我也动身要随她们而去，他对我说道：“等等。”并命乔比去取一瓶酒来，那些酒是他最后一次去新奥尔良借钱以偿付他的第一批私人铁路债券时带回来的。接着我又像士兵似的站着，在他的头部上方凝视着，他稍微偏离开桌子坐着，现在有点大腹便便了，但不太过分，头发有点灰白，虽说他的胡子像以前一样坚硬，带着那种律师的以假乱真的论战气派以及容不得他人的眼神，那双眼睛在过去的两年里获得了食肉动物的眼睛所具有的那层透明薄膜，食肉动物从那层透明薄膜后面看着一个反刍动物所从未见过、也许不敢看见的世界，我以前曾在杀人过多的人的眼睛里见过这种薄膜，他们杀人过多，只要他们活着，他们就再也不会孤独。我又说了声“爸爸”，然后告诉了他。

“哈？”他说道，“坐下。”我坐了下来，看着他，注视着他把两个杯子斟满，这一次我明白，对他来说这比没有听见还要糟：事情几乎无关紧要。“你法律学得不错，威尔金斯法官告诉我啦，我听到很高兴。到目前为止我的事务还没有用得上你，但从现在开始要用上了。现在我完成了我的目标的主动的部分，这一部分你帮不上我的忙，我是按照国家和时代的要求而行事的，当时你太小了，我希望能庇护你。但是现在国家和时代也都在变化，接下来将是巩固、讲歪理，无疑是诡辩，干这种事我是个怀中的婴儿，可是你，法律学生，却可以支撑得住——能为我们坚持住。是的，我已达到了我的目标，现在要做一点道德上的大扫除，我已厌倦了杀人，不管是出自什么必要和什么目的。明天，我进城去见本·雷德蒙时，将不带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