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米娜和丈夫是非法离开波希米亚的。他们在捷克斯洛伐克官方旅行社组织的南斯拉夫海滨游旅行团登了记。到那里以后，他们脱离了旅行团，穿过奥地利边境后，往西而去。

为了在团体旅行中不引人注意，他们每个人只带了一件大行李。在最后时刻，他们没敢随身带上装着他们互相的通信和塔米娜的记事本的那个鼓鼓囊囊的包裹。海关检查的时候，如果被占领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哪个警察让他们打开行李的话，针对他们出外十五天去海滨度假却带上了他们私生活的所有档案这种情况，会马上产生怀疑。可是，鉴于他们不愿把包裹留在自己的家里，因为他们一走国家就会把他们的套房没收，他们就把它放到了塔米娜的婆婆家，放到了去世的公公留下的、再也没有什么用途的一个书桌的抽屉里。

在国外，塔米娜的丈夫病倒了，塔米娜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死神把他带走。他死的时候，人家问她是土葬还是火葬。她说火葬。然后人家问她是把骨灰放在一个骨灰盒里还是更愿意撒掉。在这个世界上她无处为家，她怕一辈子像拿个手提包那样一直带着丈夫。她让人撒掉了他的骨灰。

在我的想象中，世界在塔米娜周围升起，越升越高，就像一堵围墙，她只是下面的一片小草地。在这片草地上只开着一朵玫瑰，那就是对她丈夫的思念。

或者我想象现在的塔米娜（端上咖啡并奉献耳朵）是水中漂浮的一排木筏，她在木筏上，她向后看，只向后看。

最近一段时间，她绝望了，因为过去越来越苍白。她身边只有丈夫护照上的照片，所有其他的照片都留在布拉格被没收的套房里。她看着这张盖着章、折了角的可怜的照片，这是丈夫正面拍的（就像司法身份部门拍摄的罪犯一样），一点儿也不像他。每天，她都在这一照片面前进行一种精神操练：她努力去想象她丈夫的轮廓，然后是一半的轮廓，然后是四分之三的轮廓。她让他的鼻子和下颌的线条重生，但是她每次都惊恐地发现，那想象的速写总会出现一些疑点，勾勒着它们的记忆在这里驻足不前。

在这样的操练中，她努力去回想他的皮肤和肤色，表皮的所有细微异变，那些小疙瘩，那些赘疣，那些雀斑，那些细小的血管。很难，几乎没有可能。她的记忆所使用的颜色是不真实的，用这些颜色无法描摹人类的肌肤。于是她发明出一种特殊的纪念手段。当她坐在一个男人面前时，她把那男人的头部当成一种雕塑材料：她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一头部，在脑海中把它当成脸部的模型，给它加上更深的肤色，填上雀斑和赘疣，把耳朵缩小，给眼睛涂上蓝色。

但是，所有这些努力到头来只是表明，她丈夫的形象已经无可挽回地离她而去。在他们刚刚相恋的时候，他让她写日记（他比她大十岁，对人的记忆之可悲已经有所了解），为他俩记下他们生活的进程。她拒绝这样做，声称这样做是嘲笑他们的爱情。她是那么爱他，怎么可以接受她视为永世不忘的东西会被忘却。当然，最后她还是服从了，但是没有热情。她的记事本也受到了影响：有很多页是空白的，记录的内容也是断断续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