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讲的这个故事发生的那个时代，夏天的时候，欧洲西部的海滩上满是不戴胸罩的女人。民众为此分成两派：赞成裸胸派和反对裸胸派。克勒维斯一家——父亲、母亲和十四岁的女儿——坐在电视机前，看一场电视辩论。辩论的参加者，代表着那个时代的所有思想潮流，他们在为支持还是反对胸罩争论不休。精神分析学家热忱地为裸胸辩护，他认为风气的开化会把我们从性妄想的强权压迫下解放出来。马克思主义者没有明确地提到胸罩，巧妙地把辩论引向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即资产阶级社会的虚伪道德，并对这一道德进行声讨。基督教思想的代表觉得自己不得不捍卫胸罩，但他只是非常小心翼翼地捍卫着，因为他也避免不了无处不在的时代精神的影响；在捍卫胸罩方面，他只找到惟一一个证据，按他的说法，那就是我们都有义务尊重并加以保护的儿童的天真无邪。他旋即受到一个精力充沛的女士的攻击，她宣称应该从儿童时代就开始抛弃掉有关裸体的虚伪禁忌，她建议家长们在家里就光着身子到处走。

扬到了克勒维斯家里时，正好女播音员宣布辩论结束，但家中各自的热情还是持续了好一会儿。克勒维斯全家都具有激进思想，所以都反对胸罩。几百万女人，像听到一个命令一样，将那带侮辱性的一片衣装远远抛开，这一壮观举动对他们来说，象征着人类对奴隶制的摆脱。一些裸胸的女人在克勒维斯家的房间里列队走过，好似一营隐形的女解放者。

我说过，克勒维斯一家有激进的思想，以及进步主义的观念。有各式各样的进步主义观念，克勒维斯家捍卫的总是可能成为最佳的那一种。最佳的进步主义观念含有相当强的挑衅意义，这样它的支持者才能因与众不同而感到自豪，但与此同时它要能吸引众多的同道，这样成为孤家寡人的危险才可以被众多胜利者的齐声赞和所避免。假如克勒维斯一家不是反对胸罩，而是干脆就反对穿任何衣服，并且宣称人们应该赤身裸体走在城市的大街上的话，那么，也许他们还是在捍卫一个进步主义的观念，但那肯定不是能成为最佳的那种观念。这个观念会因其过激而让人感到别扭，要捍卫它需要花费太多多余的精力（而最佳的进步主义观念可以说不用费力去捍卫，它自己捍卫着自己），并且它的支持者也永远不会得到这样的满足：看到自己绝非保守的态度忽然一下成为所有人的态度。

听到克勒维斯一家正激烈地反对着胸罩，扬想起了他祖父用过的一个木制小器具，祖父是泥瓦匠，他用的那个器具叫水平仪，是放在正砌着的砖墙上部用的，在水平仪中央的玻璃片下面，有水和气泡，气泡的位置显示所砌的砖是否平。克勒维斯一家可以作为思想的水平仪。把它放在任何一种思想观念上面，它都会准确无误地显示出这一思想观念是否是最佳的进步主义思想观念。

当克勒维斯一家七嘴八舌地给扬讲完电视上刚进行完的那场辩论的始终经过以后，克勒维斯爸爸向他倾过身来，用打趣的口吻说：“你不觉得，为了那些漂亮的乳房，我们可以无保留地支持这一改革吗？”

为什么克勒维斯爸爸要用这样的字眼来表达他的思想呢？他是个模范男主人，总是尽力找到让在场的所有人都能接受的一句话。既然扬有着好色的名声，克勒维斯在表达他赞成裸胸的思想时，就不是从真正的、深刻的意义上入手，也就是说没有带着面对千年奴役的废除感受到的道义热情，而是以折衷的方式（既要考虑到扬会有的趣味，又不要违背自己的信念）通过礼赞乳房之美，来从美学角度达成一致。

同时，他又想像一个外交家那样明确而谨慎：他不敢直截了当地说，那些难看的乳房应该藏起来。但是，话虽然不是这么说的，可这一完全不能接受的思想却从说出的话中明显不过地流露出来，于是那十四岁的少女就轻而易举地抓住了这一把柄。

“你们的肚子又怎么样？嗯！你们就一直腼着大肚皮在海滩上走来走去，也不感到一点儿羞耻！”

克勒维斯妈妈开怀大笑，为女儿鼓掌：“说得好！”

克勒维斯爸爸也跟着妈妈鼓起掌来。他马上就明白她女儿说得有道理，而他自己又一次成为自己那不幸的折衷倾向的牺牲品，为此他经常受到太太和女儿的指责。他是如此的随和迁就，哪怕是在捍卫自己的温和观点时，也是带着极大的温和态度。因此，他马上转变立场，支持女儿的极端主义主张。再说，受指责的那句话也不是在表达他自己的观点，而是他心目中假定的扬的观点。这样，他就让自己心甘情愿地、毫不犹豫地站在女儿的一边，并且还带着一种为父的满足。

受到父母掌声鼓舞的少女，继续说道：“你们以为我们脱掉胸罩是为了让你们看着高兴吗？我们是为我们自己，因为我们高兴这样做，因为这样更舒服，因为这样一来，我们的身体就离太阳更近了。你们除了把我们看成性对象，还能看成什么！”

克勒维斯爸爸和妈妈又鼓起掌来，但这次他们的喝彩声中有些不同的语调。他们女儿的话实际上是正确的，但对一个十四的女孩子来说，有点儿不合时宜。就好像一个八岁的男孩说：如果遇上了持枪抢劫，我来保护妈妈！在这种情况下，父母也会鼓掌，因为儿子说的话无疑值得赞扬。但是，鉴于其中同时又显示出孩子的过度自信，他们在赞扬之中又恰如其分地露出了某种微笑。克勒维斯父母在他们的第二次叫好声中掺和进的就是这样一个微笑，而听见了这一微笑却不赞同这一微笑的少女，带着一种恼怒的固执，重复说道：

“确确实实是这样的。我不做任何人的性对象。”

父母只限于点头赞同，没有微笑，为的是不想引发他们的女儿说出新的什么声明了。

可是，扬忍不住说了一句话：

“小姑娘，你要是知道不做一个性对象是多么容易就好了。”

他轻柔地说出这句话，但话语之间含着如此真诚的哀愁，乃至这句话在房间里四下回响起来。这句话很难以沉默应对，也很难做出回答。它不值得受到赞同，因为它没表达进步主义思想；但它也不值得进行争论，因为它没有明显反对进步。这是能说出口的最差的那一种话，因为它置身于时代精神所引导的论争之外。这是处在善与恶之间的一句话，完全不合时宜的一句话。

出现了一阵冷场。扬带着窘迫的神情微笑起来，似乎在为他刚说的话道歉。然后，有善于在同类之间沟通之名的克勒维斯爸爸开口了，他说到了他们共同的朋友帕塞尔。对帕塞尔的赞赏，是他们意见一致的地方：这可是一个没有危险的地域。克勒维斯赞扬了帕塞尔的乐观主义，他对生活不可动摇的爱，那是任何的医疗制度都无法遏止的爱。可是帕塞尔的存在现在仅限于一个狭窄的生活圈子，没有女人，没有佳肴，没有烈酒，没有运动，也没有未来。他新近来过他们的乡间别墅，那天女演员汉娜也在。

扬非常地想了解克勒维斯家的水平仪放在女演员汉娜身上显示出来的是什么，因为他自己注意到汉娜身上有种几乎难以容忍的自我中心症状。但水平仪表明扬弄错了。克勒维斯家无保留地赞成汉娜与帕塞尔相处的方式，她心里只有他。这在她是极为大度慷慨的举动。然而，任何人都知道她最近所经历的不幸。

“什么不幸？”冒失的扬惊讶地打听着。

怎么，扬不知道吗？汉娜的儿子离家出走了，好几天没有回家！她患上了精神抑郁症！可是，在患了绝症被判死刑的帕塞尔面前，她一点儿也没有想到她自己。她想让他摆脱苦恼，开心地大声叫喊着：“我太想去采蘑菇了！谁愿意跟我去？”帕塞尔和她一起去了，别人拒绝陪他们前往，因为大家在想他是否愿意单独和她在一起。他们在森林里走了三个小时，停在一家咖啡店喝红酒。帕塞尔没有权利散步、喝酒。他回来时精疲力竭，但很幸福。第二天，就得把他送医院去了。

“我觉得这次相当严重，”克勒维斯爸爸说。然后，他就像对扬有所埋怨似的，对他说：“你该去看看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