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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厅里,午饭已经准备好了。他们聊个不停,哥哥嫂子想把他不在时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他。几十年旧事在盘碟上方铺陈开来,忽然嫂子冲他说:“你过去有几年也很狂热。瞧你说起教会的劲头!我们都怕你。”

这句话使他吃惊。“怕我?”嫂子说是的。他看着她:片刻前他觉得她的脸还很陌生,可此刻脸上又显现出从前的模样。

说他们怕他,实属荒谬。嫂子的记忆只是和他中学时代有关,也就是从他十六岁到十九岁的那段时间。他当时嘲笑教徒是完全可能的,但这与当局激烈的无神论没有任何牵扯,针对的只是家人,当时,家里人从不误过任何一次礼拜天弥撒,迫使他扮演了一个挑衅者的角色。他于一九五一年,即革命爆发三年后,通过中学毕业会考。也正是在好挑衅的性情驱使下,他决定学习兽医,因为救死扶伤,服务人类,是他家人最大的骄傲(他祖父就是一名医生),而他恨不得对他们说他喜欢牲畜而不喜欢人类。但没人赞赏或是责备他的叛逆;兽医在社会上是不太受尊重的,他的选择于是被认为是缺乏雄心壮志,甘心在家里当二等角色,处在他哥哥之下。

他心乱如麻,试着解释(向他们也向自己)他年轻时的心理状态,但话总是难以出口,因为嫂子脸上僵硬的笑容正冲着他,对他所说的一切永远都表示否定。他知道自己对此毫无办法;这就像是一条法则:生活失败者总是对罪人穷追不舍。罪人,约瑟夫就是双重的罪人:年轻时他诋毁上帝,成年后他流亡国外。他顿时失去了再解释什么的欲望。而他的哥哥,像个精明的外交官,转移了话题。

他哥哥:一九四八年,读医学专业二年级时,由于资本家出身被校方开除;为了不丧失希望,能有机会重新学习,日后像他爸爸一样成为外科医生,他竭力表现出自己拥护共产主义,不惜牺牲自己,最终加入共产党,一直到一九八九年。两兄弟是背道而驰的:哥哥先是被开除,后又被迫放弃信仰,总有(将永远都会有)一种受害者的感觉;弟弟则在不太受欢迎又管制不严的兽医学校,用不着表现出对当局的什么忠诚:在哥哥眼里,他像是(而且永远都像是)一个善于摆脱一切的幸运小人;是一个逃兵。

一九六八年八月,俄国军队侵入这个国家,整整一周,所有城市的街巷都在怒吼。捷克从来没有这样国之不国,捷克人也从没有这样民之不民。约瑟夫沉浸在仇恨之中,时刻准备扑向坦克。接着国家政要被逮捕,押送到莫斯科,被迫签订了一个草率的和约,依然怒火满腔的捷克人回到家中。十四个月后是俄国十月革命五十二周年的纪念日;这个节日也被强加给捷克。这一天,约瑟夫从他行医的小镇出发,驱车到国家的另一端去看望家人。一进城,他渐渐减速;他很好奇,想看看有多少窗子会挂上红旗,在这个战败的年头挂上红旗,就是自认屈服。红旗比他预想的要多:也许挂旗的人有违自己的信仰,出于谨慎,还有一种隐约的恐惧,但是,他们总还是自愿的,因为没有人强迫他们,也没有人威胁他们。他在老家门前停下车。在他哥哥住的三楼,一面大旗,红得可怕,在闪耀。他没有下车,而是待在车内,凝视良久,然后驱车离开。回去的路上,他决定离开祖国。不是因为在这儿生活不下去。他完全可以在这儿安静地治疗奶牛。但是他单身,离异,没有孩子,是自由的。他对自己说,人生只有一次,他想到别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