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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厅里渐渐人多了,有许多法国昆虫学家,也有几名外国人,其中有一个捷克人,约六十来岁,据说是新制度的重要人物,可能还是部长或科学院院长,至少是属于这个科学院的研究员。不管是什么,光从猎奇心理而言,他是这次盛会中最有趣的人物(他代表了历史潮流的新时代);可不是,他挺立在这个闲聊的人群中,高大,笨拙,非常孤单。刚才好一会儿,大家赶上来跟他握手,向他提了一些问题,但是没想到交谈很快结束了,最初四句话一来一往交换后,他们就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跟他说的。因为,归根结蒂没有共同的话题。法国人很快回头讨论自己的问题,他尝试听明白他们的话,不时插上一句“在我们国家恰恰相反……”后来,发觉没有人对“在我们国家恰恰相反”发生的事感兴趣,他也就走开了,脸上蒙了一层忧郁,这种忧郁既不苦涩也不悲哀,而是透彻,还带点迁就。

当其他人嘈杂地挤入这个带酒吧的大堂时,他走进空的大厅,里面四张长桌子排成方框形,在等待研讨会开幕。门边有一张放着宾客名单的小桌子,一个跟他一样无人理睬的小姐。他向她弯下身,报出自己的姓名。她请他把姓名又重复了两遍,第三遍她不敢再要求,就在她的那张名单上,茫无头绪地找一个跟她听到声音相近的名字。

捷克学者满怀慈父般的情意,弯下身对着名单找到了自己的名字,食指放在上面:切克赫里勃斯基

“啊,索霍里比先生?”她说。

“应该念切-克赫-里勃斯-基。”

“哦,这可一点不容易!”

“不过,这里也没有写对,”学者说。他看到桌面上一支笔,拿起来在C与R两个字母上画了两个标记,类似颠倒的法语长音符号。

秘书看看符号,又看看学者,叹口气:“这真复杂!”

“恰恰相反,这非常简单。”

“简单?”

“您知道约翰·胡斯吗?”

秘书迅速对宾客名单看了一眼,捷克学者连忙解释:“如同您知道的,他是十四世纪一位伟大的宗教改革家。路德的先驱。神圣罗马帝国创立的第一所大学查理大学的教授,这都是您知道的。但是您不知道的是,约翰·胡斯同时也是文字改革家。他出色地简化了字体拼写方法。为了写出您刚才念的‘切’,你们国家不得不用三个字母t,c,h。德国人甚至要用四个字母t,s,c,h。多亏约翰·胡斯,我们只要用一个字母c,再在上面加上这个小符号。”

学者又一次对秘书的桌子弯下身,在名单的白边上写了一个很大的c,加上一个颠倒的法语长音符号:č;然后盯住她的眼睛,用清脆的声音念:“切!”

秘书也盯住他的眼睛,跟着念:“切。”

“对。非常好!”

“这真的非常实用。可惜路德的改革只有你们那里知道。”

“是约翰·胡斯的改革……”学者说,装着没有听到法国小姐的蠢话,“……不是完全没有人知道,另外有一个国家也在使用……您知道的,不是吗?”

“不。”

“立陶宛!”

“立陶宛,”秘书跟着说,在记忆中徒劳地搜索这个国家在世界的哪个角落。

“立陶宛也用。现在您明白了吧,我们捷克人为什么对字母上的这些小符号那么自豪。(他带着微笑)我们什么都可以背叛,但是为了这些符号我们将战斗到最后一滴血。”

他在小姐面前鞠一躬,向排成方框形的桌子走去。每张椅子前有一张写上名字的卡片。他找到自己的那张,端详了好久,然后把它夹在指缝间,带着悲哀但是宽容的微笑走去拿给秘书看。

这中间,另一位昆虫学家在门边桌子前停下,让小姐在他的名字旁边打个叉,她看到捷克学者,对他说:“请稍等,希比基先生!”

这位先生做个宽宏大量的手势表示:小姐,不用担心,我不急。他耐心地等在桌子旁(又有两位昆虫学家也停了下来),谦卑得令人感动。当秘书终于空出身来,他指给她看那张小卡片。

“请看,这不是好笑吗?”

她看着,不大明白怎么回事:“但是,切尼比基先生,您要的这些符号不是有了吗!”

“有是有了,但这是些普通的长音符号!他们忘记颠倒过来了!请看他们还把符号放到哪里去了!在E上面,在O上面!成了切沃里勃斯基!”

“哦,是的,您说得没错!”秘书感到愤慨。

“我在想,”捷克学者愈来愈忧郁,“大家为什么老是忘记。这些颠倒的长音符号是那么有诗意!您不觉得吗?犹如空中翱翔的鸟!犹如展翅高飞的鸽子!(声音非常温柔)或许您也可以说是蝴蝶翩翩。”

他又在桌子前弯下身,拿起钢笔,改正小卡片上他的名字的写法。他改时那么谦卑,仿佛在道歉似的,然后一句话不说走开了。

秘书看着他走开,身材高大,奇异地不匀称。她立刻感到满腔母爱。她想象一个颠倒的长音符号,化身为一只蝴蝶,环绕着学者飞舞,最后停落在他的一头白发上。

捷克学者朝他的椅子走去时,转过头,看到女秘书深受感动的笑容。他报以自己的微笑,一边走一边还向她笑了三笑。这是忧郁然而自豪的微笑。忧郁自豪:可以这样形容捷克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