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等一会儿，老兄，我借把伞给您。”

堂萨瓦斯打开办公室里的壁橱，只见里面乱糟糟地堆着一些马靴、马镫和马缰绳，还有一只装满马刺的铝桶。上方则挂着半打雨伞和一把女士阳伞。上校不禁联想起一场大灾难所造成的破坏。

“谢谢您，老兄，”他把胳膊支在窗台上说道，“我想等雨停了再走。”堂萨瓦斯没关壁橱，便坐到了电风扇吹得到的写字台跟前，从抽屉里取出一支用棉花包着的皮下注射针管。上校透过雨幕凝视着窗外铅灰色的巴旦杏树。这是一个冷清的下午。

“从这扇窗户望出去，雨都是两样的，”上校说，“就像是下在另外一个镇子上。”

“雨从哪儿看还不都是雨。”堂萨瓦斯答道。他在写字台的玻璃面上煮针管。“这个镇子连狗屎都不如。”

上校耸了耸肩，往办公室里边走去：房间以青砖铺地，家具上都蒙着花里胡哨的罩布，最里头横七竖八地堆放着盐包、蜂巢格子和马鞍之类的物件。堂萨瓦斯睁着无神的双眼看着上校。

“我要是您，就不这样想。”上校说。

他坐了下来，两腿交叉着，不动声色地盯着俯身在写字台上的堂萨瓦斯，这是个身形矮胖的男人，皮松肉弛，一双蛤蟆眼没精打采。

“您得去看看病了，老兄，”堂萨瓦斯劝道，“自从那天送葬以后，您看上去气色可不太好。”

上校昂起头来。

“我现在身体好得不得了。”他说。

堂萨瓦斯等着煮针管的水烧开。他叹息道：“我要是能说这样的话就好了。您真有福气，连铜马镫都吃得下去。”他端详着自己那布满褐色斑点的毛茸茸的手背，除婚戒外他还戴了枚黑宝石戒指。

“这倒不假。”上校同意道。

堂萨瓦斯冲着办公室里那扇通往别的房间的门叫了声自己的妻子，又愁眉苦脸地埋怨起自己的饮食规定来。他从衬衣口袋掏出一只小瓶，把一粒黄豆大小的白色药片倒在写字台上。

“这些药走到哪里都要带着，真是活受罪！”他说，“就像口袋里装着死神一样。”

上校走到写字台前，把药放在手心里打量，堂萨瓦斯让他尝尝。

“这是用来让咖啡变甜的，”他解释道，“它是糖，可又不含糖。”

“当然，”上校嘴里一股甜中发苦的味道，“这就像有钟声可又没有钟一样。”

妻子给他打完针后，堂萨瓦斯便双手托腮伏在写字台上。上校不知如何是好。女人关上电风扇，把它挪到保险柜上，然后向壁橱走去。

“雨伞这东西总好像跟死神有点儿瓜葛。”她说道。

上校心不在焉地听着。四点钟他就从家里出来等信，但这场雨使他不得不到堂萨瓦斯的办公室里避一避。这会儿已经传来了船靠码头的汽笛声，雨还在下。

“人们都说死神是个女人。”那婆娘又说道。她是个大块头，比丈夫高出一截，上嘴唇还长了个毛乎乎的肉瘤，说起话来教人不由得想起嗡嗡作响的电风扇。“可我总觉得不会是个女人！”她说着关上壁橱，回过身来询问似的看着上校的眼睛：

“我看它一定是个长着蹄子的动物。”

“有可能，”上校赞同地说，“有时会发生一些很奇怪的事。”

他想着邮电局长这会儿该披件雨衣跳上汽船了。从决定换律师到现在，又过了一个月，回信也该来了。堂萨瓦斯的妻子正絮絮叨叨地讲着什么死神，突然发现上校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

“老兄，”她说，“您是有什么心事吧？”

上校这才魂魄归舍。

“没错，”他撒了个谎，“我在想，都五点钟了，还没给鸡打针呢！”

那女人困惑不解。

“像给人打针一样也给鸡打针！”她大呼小叫地说，“真是作孽啊！”

堂萨瓦斯忍无可忍，抬起了涨得通红的脸。

“你把嘴闭一会儿吧！”他大声呵斥妻子，而她也果真用手掩住了嘴巴，“你用这些蠢话把我这位老兄折磨了有半个钟头了！”

“哪里哪里。”上校连忙打着圆场。

女人把门一摔走了。堂萨瓦斯用一条散发着薰衣草香味的手帕擦干脖子。上校走到窗前。雨还在下。一只母鸡迈着黄黄的长脚穿过了空荡荡的广场。

“给鸡打针？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上校答道，“下星期就开始训练了。”

“真是胡闹，”堂萨瓦斯说，“您已经不适合搞这些事了。”

“这话不假，”上校说，“可总不能因为这个就把鸡脖子拧断吧！”

“您真是死不开窍。”堂萨瓦斯也走到窗前。上校听见他的喘气声就像风箱一样。这位老兄的眼里对他流露出怜悯之意。

“听我的话，老兄，”堂萨瓦斯说道，“趁现在还来得及，把鸡卖掉吧。”

“没有什么事是来不及的。”上校说。

“别糊涂了，”堂萨瓦斯不肯罢休，“这可是笔一举两得的买卖！您卸掉了一个包袱，兜里又能装上九百比索的票子。”

“九百比索？”上校失声叫了出来。

“九百比索。”

上校掂量了一下这个数字。

“您认为有人肯出这么大的价钱买那只鸡？”

“不是认为，”堂萨瓦斯答道，“而是有绝对的把握。”

这是上校自上缴革命军那笔资金以来所听到的最大数字了。从堂萨瓦斯的办公室里出来时，他腹内又是一阵剧烈的绞痛，可他明白这次绝不是天气的缘故。到了邮局，他直截了当地对局长说：

“我在等一封急信，航空的。”

局长在分信格子里翻看了一通，又把信一一放回原处，一言不发地拍了拍手，意味深长地看了上校一眼。

“信今天肯定要到的。”上校说。

局长耸了耸肩。

“只有一件东西是肯定要到的，上校，那就是死神。”

妻子盛好了一盘玉米粥正等他吃饭。他默默地吃着，每咽下一勺都要停下来想半天。妻子坐在他对面，觉得家里好像出了什么事。

“你怎么啦？”妻子问道。

“我在想那个办理退伍金手续的职员，”上校又撒了个谎，“再过五十年，我们都静静地躺在地下了，而那个可怜虫每星期五还要苦苦地等他的退休金。”

“尽说不吉利的话，”妻子说，“看样子你已经甘愿忍受了。”她接着喝粥。但过了一会儿，她发现丈夫还是那副心神不定的模样。

“现在你还是赶紧喝粥吧！”

“这粥不错，”上校说，“哪儿来的？”

“鸡身上来的呗，”妻子答道，“小伙子们给鸡拿来那么多玉米，鸡决定分点儿给我们吃。生活就是这么回事儿。”

“是啊，”上校叹了口气，“生活是人们发明出来的再美妙不过的东西了。”

他看了看拴在炉座腿上的公鸡，觉得它已经全然不是先前的模样。妻子也看了鸡一眼，说：

“今天下午那帮孩子弄来一只老母鸡，要让公鸡跟它配种，我拿棍子才把他们撵走。”

“这不新鲜，”上校说，“过去有些村子里的人对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也是这样，送些大姑娘来和他配种。”

妻子听了这事乐坏了。这时，鸡咯地叫了起来，传进过道里，仿佛是人在低声说话一样。“我有时想，总有一天这鸡会讲起话来的。”妻子说罢，上校又看了鸡一眼。

“这鸡就是一大把现钱啊！”上校嘴里含了口玉米粥，盘算着，“足够我们吃上三年的！”

“幻想可不能当饭吃。”妻子说。

“是不能当饭吃，可也能养活人啊！”上校答道，“就像我那位老兄堂萨瓦斯服的灵丹妙药一样。”

这一夜他难以成眠，一心想把脑子里的数字抹掉。第二天吃午饭时，妻子端上来两盘玉米粥，然后一言不发地埋头喝完了她那一份，搞得上校心里也不大舒畅。

“你怎么啦？”

“没什么。”妻子说。

上校觉得这次轮到妻子撒谎了。他想安慰她几句，可她就是不松口。

“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她说，“我只是在想，那个人死了快两个月了，我还没去吊过丧呢。”

这天晚上她去了。上校把她送到死者家里，随后被扬声器里传来的乐曲声吸引着向电影院走去。安赫尔神父端坐在他的办公室门口，正监视着看谁竟不顾他的十二声警告进去看电影。而影院入口处耀眼的光束、刺耳的音乐和孩子们的喧闹声同他唱开了对台戏。猛地，一个孩子举起木枪吓唬上校。

“鸡怎么样了？上校！”那孩子用蛮横的口气说。

上校举起了双手。

“还是老样子。”

一幅四色广告占去了电影院的整个门面：“夜半处女”。那少女身着舞装，还光着一条大腿。上校在附近兜了两圈，直到远处电闪雷鸣，才赶紧去接老伴。

妻子已经不在死者家里，可也没回自己家。上校估摸着快到宵禁时分了，偏偏钟又停了摆。他等着，觉得暴风雨正向小镇袭来。他正想再出去看看，妻子回来了。

上校把鸡抱进卧室。妻子换了件衣服，在堂屋里喝水。这时，上校已给钟上好了发条，正等着宵禁号来对时间。

“你上哪儿去了？”上校问道。

“转了会儿，”妻子说罢把杯子放回水缸旁边，看也不看丈夫一眼，便走进卧室去，“谁能料到雨来得这么急。”上校没有搭腔。宵禁号一响，他把钟拨到十一点，然后合上小玻璃门，把椅子放回原处。

他看见妻子正在做晚祷。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上校说道。

“什么问题？”

“你上哪儿去了？”

“我在那儿聊了会儿天，”她说，“好久没上街了。”

上校挂好吊床，关上屋门，喷了杀虫剂，然后把灯放在地上，上床睡觉了。

“我了解你，”他难过地说道，“一个人要是不得不说假话，那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

妻子长叹一声。

“我上安赫尔神父那儿去了一趟，”她说，“我拿咱们的婚戒作抵押，求他借几个钱。”

“他怎么说？”

“他说拿神圣的信物换钱是罪过。”

妻子在蚊帐里继续说：“这两天我一直盘算着把那架钟卖掉，可谁也不感兴趣，现在外头到处都在卖分期付款的时新夜光钟，黑地里都能看见时间。”上校认识到，四十年来他们共同生活，共同挨饿，共同受苦，可他到底也没能了解透妻子。他感到他们的爱情中也有什么东西衰老了。

“也没人要那张画，”妻子说，“人人都差不多有那么一张，我连土耳其人那儿都去过了。”

上校听了很难过。

“这么说，全镇的人都知道我们快饿死了！”

“我实在受不了了，”妻子说，“你们男人根本不知道过日子有多艰难。有好几次我不得不在锅里煮石头，免得左邻右舍都知道我们揭不开锅了。”

上校觉得自己受了侮辱。

“这事儿真丢人！”

妻子索性钻出蚊帐，走到吊床跟前。“我再也不能这样装模作样地过日子了，”她说，气得声音都嘶哑了，“这种死要面子活受罪的日子我受够了！”

上校躺着一动不动。

“二十年了，我们一直等着他们兑现每次大选后对我们许下的那一大堆诺言，可到头来我们连儿子都没保住，”她继续说，“连儿子都没保住！”

上校对这样的责难已经习以为常。

“我们做了我们该做的事。”他说。

“可二十年来，那些人在议会里每个月都拿上千比索，”妻子反驳道，“你看看那个萨瓦斯，他的钱多得连他家那幢两层楼的房子都装不下了。他到这个镇子上来的时候，不过是个脖子上盘着条蛇的卖药郎中。”

“可他得了治不好的糖尿病！”上校说。

“那你呢，眼下就要饿死了，”妻子说，“现在你该明白了吧，尊严是不能当饭吃的。”

一道闪电打断了她的话头。雷声在街上炸开，冲进卧室，如同一堆乱石在床底下滚动。妻子急忙扑进帐子里找她的念珠。

上校乐了。

“这都是你嚼舌头的报应，”他说，“我早说过，上帝是站在我这边的。”

但实际上，他心中苦恼万分。过了一会儿，他熄了灯，在间或被闪电照得通明的黑屋里苦思冥想。他想起了马孔多。头十年，上校一直盼着人家兑现在尼兰迪亚许下的诺言。后来，在一个沉闷的中午，一列土黄色的火车风尘仆仆地开到了那里，车上满载着热得喘不过气来的男女老少，鸡鸭猫狗。当时正掀起一股香蕉热。不出二十四小时，整个镇子就变了样。“我该走了，”上校那时说，“香蕉的气味会把我的肠子熏烂的。”于是他搭回程的火车离开了马孔多，那是一九〇六年六月二十七日，星期三下午两点十八分。直到过了半个世纪他才明白过来：自从在尼兰迪亚投降以来，他连一分钟的安宁日子也没过上。

他睁开眼睛。

“那就别再去想它了。”

“想什么？”

“鸡的事，”上校说，“明天我就把它卖给堂萨瓦斯，换他九百比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