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暴风雪。1月，在经历过一段短暂的温和天气后，气温陡然间下降。我感觉这是从1814年以来，伦敦最冷的日子。那一年，拿破仑帝国破灭，法国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那也是泰晤士河举行的最后一次冰雪集市，冬天河水结冰后，小贩们就在上面兜售东西。

那时，室外冷得几乎不能活动。出门后你会感到自己脸颊僵硬，血液也被冻住了。我走了两英里才走到黑衣修士路。风雪很大，我走得很艰难，凭借街边的路灯辨认方向。那时那种黑色镂花铁路灯还是很时髦的玩意儿。黑衣修士路上，有哈金森医生工作的地方——伦敦非传播性皮肤疾病研究与防治所。一个简单直接的名字，维多利亚时期的风格大抵如此。

当然，我没有皮肤病。我也不太可能有皮肤病。我当时并没有出疹子，事实上，一直到279岁的时候，我才第一次出现皮肤方面的问题。虽然那时候，我外表上看起来只有30岁左右，身体状况也很年轻，但我的心灵远比身体要老。

我当时来找哈金森医生，是因为他当时的新发现，一种跟我情况有点儿相似，不过事实上来说应该是相反的情况——“早衰症”。

这个词根源于希腊文（progeria），pro的意思不光是指“之前”，还有“很早”的意思；geria则是geras的变体，意思是“老年”。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儿童早衰”。一个人身体衰老的过程较正常人快好几倍，从而导致器官衰退过快，造成生理机能下降。症状多发于幼年时期，一个婴儿可能还在蹒跚学步，外表就已经像个耄耋老人。

这种症状的外在表现就跟人老了一样：脱发，长皱纹，骨质疏松，血管凸出，关节僵硬，肾功能衰竭以及视力下降。患者会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去世。

这种不幸的患者一直存在，但是直到哈金森医生对其进行研究，才正式为人们所知。当时他的病例是一个男孩，虽然才6岁，却已经脱发并且皮肤起了皱纹。

我在去见哈金森医生之前，心里有几分期待：或许他能帮我呢。这就如同溺水的人抓到东西，好像有了希望。后来的两百年里，我一直在伦敦乃至全国寻找玛丽恩。有时候我会觉得某人像她，不过最终会证实只是空欢喜一场。我现在还记得，我曾经在约克的肉铺街上被一个醉汉打过，他觉得我对他的妻子有所企图，因为我问她是哪一年出生的。我缺钱了，就在街头卖唱。一旦有人怀疑我，我就变换身份离开。我从来没积累过财物，赚来的钱总是很快就花掉，除了租房，就是买酒。钱之于我，就像倒进沙漠里的水，一瞬间就蒸发了。

有好多次，我在长久的寻找中几乎要放弃希望。我不只是在找人，更是在追寻生命的意义。有时，我突然想到，人们不会超过100岁，因为他们活不到那个时候，他们心理上也撑不到那个时候。生活对我们来说，本质上是一种消耗。没有足够的自我来维持漫长的人生，就会很快厌倦生活。尤其是那种日复一日的生活。你会觉得，人们的每一个微笑、每一个手势，都似曾相识。在生活中，你遇到的每一件事情此前都见过，每一个新闻之于你都是“旧闻”，再也没有任何新鲜的事情发生。生活成了无聊的循环，每一天都是对前一天的重复。你会觉得越来越难以容忍别人，因为身边不同的人来来去去，但他们年复一年都犯同样的错。就好像是陷在一首曾经喜欢的歌里，单曲循环，听到最后让你厌烦得想割掉自己的耳朵。

事实上，这种重复感的确会让人有自杀的想法。我有时甚至希望把这种想法付诸行动。露丝死后的这些年里，我常常幻想自己扮成药剂师，服用过量砷，然后中毒而死。最近这种想法越来越强烈，有时站在桥上我甚至想纵身一跃，幻想自己从未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我觉得我的心已经随逝去的人而逝去了，尽管我曾经答应露丝和我妈妈，要好好活着。

我只是不喜欢我现在的状态。

我觉得很孤独，当我说孤独的时候，我觉得那种孤寂感就像沙漠的风一直在我耳边呼啸。在这漫长的人生路上，我不仅仅失去了那些曾经认识的人，也逐渐失去了我自己，失去了那个曾经和他们在一起时的我。

总之，我一生中大概只真真切切在意过三个人：我的妈妈、露丝，还有玛丽恩。她们中有两个已经确定是死了，有一个可能还活着。我如同一叶小舟，爱就是我的锚。如今我一个人在江海里游荡，没有方向，整日麻痹在酒精里。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找到玛丽恩，这也是我生活的唯一希望。

我穿过暴风雪。我心里很难受。事实上要让我心里感到难受，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我一直努力让自己有更多的情绪波动。这个城市因为暴雪而被割裂成两个世界，像一幅晦涩不明的、刚刚动工的莫奈的抽象画。路上人很少，只有基督教会布粥的地方，有不少衣衫褴褛的人在排队等待食物。他们是安静的、沉默的，神情沮丧、麻木，因为寒冷而身体僵直。

这是一个好机会，我心想，这一趟应该不会白来。我来这里干吗呢？我是为了见到哈金森医生，我觉得看起来他可能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可以解开我身上那些谜团的人。

不过天气那么差，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在医院。

很快我见到了一个护士，福斯特小姐，她确认了哈金森医生一直在这里。

“他每天都在工作，基本上全年无休。”福斯特小姐告诉我，我想她应该也告诉了前面不少人。她看起来整洁利落，护士帽和护士服崭新干净，神色冷峻得就像外面的暴风雪。她说：“你很幸运，每个伦敦人有点什么小毛病，都想来找哈金森医生。”她探究地看着我，似乎想要看出我到底有什么特殊的病情，要让哈金森医生亲自接见。

我跟着福斯特小姐上了楼梯，在一间装潢考究的屋子里等待着。屋里有精致的高背椅，椅子上放了一个红色的天鹅绒坐垫；墙上贴了锦缎墙纸，还挂了一个贵重的石英钟。她告诉我，声音小得像害怕亵渎神明：“医生还在见别的病人，克里布先生，请您稍作等待。”

（当时我化名为爱德华·克里布，这是我之前在普利茅斯一个酒友的名字。）

“好的，能够有机会等他是我的荣幸。”我彬彬有礼地回复道。

“好的，先生。”这次她的语气真诚了一些，然后就离开了。我坐在那个房间等候，周围都是些长了红斑或皮疹的病人。

“外面天气很差吧？”我问旁边的一个病人，她的脸上有块很大的紫红色皮疹。（英国人有个流传了好几百年的习惯，搭话喜欢用天气开头，我也不能免俗。）

“是的，真是糟透了。”她回复我，但明显没有进一步交谈的想法。

终于，我等的那扇门开了，从里面走出一个男性患者。他穿着讲究，像个华丽的公子哥儿。不过他脸上丘峦起伏，有很多坑坑洼洼的肿块。

“日安。”他冲我打招呼，努力向我挤出一个微笑，事实上在他脸上能有这样的表情可以说是很不容易了。

等候室里有了一瞬间的安静，只剩下钟嘀嗒作响，接下来该我进去了。

我走进房间，首先注意到的就是哈金森医生。即使到了这种时候，他也是一副彬彬有礼斯文绅士的样子，令人钦佩。他很高，聪明，有长长的胡子。对于医生来说，长胡子可以赢得病患的尊敬。不过他的胡子既不像古希腊哲学家那样古板，也不像船难幸存者那样凌乱，他的胡子打理得非常仔细，从上到下一缕缕慢慢变窄，其中夹杂着一些花白的胡子。这样刻意整洁的胡子，让我有种见到尸体的错觉。

“谢谢您同意见我。”我说完就后悔了，这样谦卑的姿态显得我有些急切。

哈金森医生掏了掏自己的口袋。他在跟我的这次见面中，做了很多次这个动作。倒不是有什么不耐烦的意思，应该是他的习惯。也不是什么大事，就像现在人们没事总爱摸自己的手机一样。

他看着我，从桌子里掏出一封信。

是我写给他的，他展开，读了里面一些话。

“亲爱的哈金森医生，”他的声音低沉，语气干涩，“我很佩服你的研究成果，你宣布自己发现了一种新疾病——一个人的身体衰老早于实际年龄。不瞒你说，我也有一种类似的困扰。不过比这还要严重一点，我想可能只有你，能够帮我解开我身上的秘密。”

他仔细地折起那封信，放在桌边，然后仔细看着我。

“你看起来很健康，你的皮肤也没有什么问题。”

“对，我身体没什么问题，甚至比大多数人还要健康。”

“那你来是为了什么？”

“首先，我希望你能对我接下来要说的事保密。假如你要进行研究，发表你的某些结论，请不要提起我的名字。这是最重要的。你能向我保证吗？”

“当然，现在你勾起我的好奇心了。说说你的问题是什么吧。”

然后我告诉他：“我很老。”

“我不明……”

“我比正常人要老。”

他花了一秒钟来消化我话里的意思。然后他的语调变了，带着一丝犹豫。他纠结地问出那个问题，我可以看出他期待中带着不安：“你有多老？”

“比你想象的要老得多。”我回答。

“世界上一切都有可能。科学的目的就是探究一切可能性的极值在哪里。当我们发现一件事情的原理，就不再觉得神秘，也不再迷信，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了原理。曾经，人们认为天圆地方，地球是一个平面。但是科学和医学不会一直满足我们的期待，随着我们逐渐认识到世界和自然的本质，就会发现，其实真相往往和我们所想象的背道而驰。”他看了我好一会儿，往后一靠，嘴里喃喃地说了一句，“臭鱼。”

“我想我没理解你的意思。”

他坐下，抿起嘴巴，显得有一点悲伤。“没人知道臭鱼和麻风病有关系，但是确实有，假如你经常吃坏掉的臭鱼，就会很容易得麻风病。”

“噢，”我说，“这我倒是真的不知道。”

（当然，21世纪的时候我已经可以很轻易地反驳这种话，吃臭鱼不会导致麻风病。不过也有那么两百年，吃臭鱼导致麻风病像真理一样，让人们深信不疑。假如你活得足够久，你就会发觉很多事情就是在不断地被证实和证伪之间反复摇摆。在我小时候，科学家认为地球是一个平面，我们在上面走动，这就是他们当时所能达到的认知。后来人们认识到，地球是个球体。有一天，我在书店里无意看到了《新科学家》，上面提到“全息原理”。大致意思是说，通过弦理论、量子力学推断，我们认识到的重力，可能只类似于全息投影。这种说法非常令人难以置信，暗示我们地球可能只是一个二维平面。我们所感知到的三维、所看见的一切，其实只是投影，都是假象。就像3D电影，我们可能是生活在一个模拟世界中。所以，地球可能真的是平的，当然，也可能不是。）

“好吧。”他执着地想要问我那个我一直回避的问题，我知道这次我是躲不过了，“你到底多大年纪了？”

我只好告诉他：“我生于1581年3月3日，所以现在我已经271岁了。”

我觉得他会大笑，但他没有。他端详着我，很久很久，窗外的暴风雪一阵一阵地敲打着窗户，也敲打着我忐忑的心。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手指摩挲着嘴唇。然后他说：“好的，那这件事情没什么好说的了，我得先给你做一个检查才能下结论。”

我微笑着接受了，一个检查而已。

“不过，为了更加准确，需要你去贝特莱姆。”

我曾经路过那个地方，听到过里面传来的惨叫声。“贝特莱姆皇家医院？还是只是去贝特莱姆？”

“都一样。”

“但是贝特莱姆皇家医院是照顾精神病人的疗养院。”

“对，精神病院。我觉得那里会对你有所帮助。现在你可以离开了，我今天很忙的。”他冲我点头，看向门边。

“但是——”

“够了，我建议你去贝特莱姆，那里会对你的情况有所帮助。”

当代存世的最有名的哲学家是德国的亚瑟·叔本华。我读了他的很多书，不过书本上的知识对我没什么帮助。在难过的时候读叔本华，就好像感到冷的时候脱下衣服，但此时我想到他的一句话：

“人人都把自己视野的极限，当作世界的极限。”

我这么想着，在来找哈金森医生之前，我以为他会是这个时代最有科学眼界的人、最能理解我状况的人。现在这种幻想破灭了，我失去了希望。科学和神学，不管从哪个角度，我都不被接纳，我就是世界边缘的人。

我决定最后挣扎一下，从口袋里拿出一便士。

“看看这个，看到这枚硬币了吗？这是伊丽莎白时期的硬币。看，你看啊，这是当时我不得不和家人分开时，我女儿给我的。”

“这是一枚古硬币。我有个朋友，他也有一枚亨利八世时期流传下来的银币。假如我没记错的话，那种钱应该是叫半铜麦。虽然半铜麦比你这一便士珍贵得多，但他也没说自己是从都铎王朝时期活到现在的人啊。”

“我没有骗你，我发誓，我真的活了那么久。我见证了英国发现塔希提岛（1767年，也就是我们现在俗称的大溪地），我认识库克船长，我曾经是宫内大臣剧团的一员……拜托您了，先生，求求你告诉我，有像我一样的人来见过你吗？一个女孩……也可能是个年轻的夫人……她跟我有相似的情况。她叫玛丽恩，当然她也可能说自己叫别的名字。她可能已经伪装成一个别的身份来找你。为了求生，我们经常这样……”

哈金森医生看起来已经有些愠怒：“请你离开。我认为你已经急得语无伦次了。”

“我知道自己状态不好，但你是唯一可以帮我的人。我需要弄清楚为什么我身上会出现这种事情。”

我抓住他的手腕，他甩开我缩回手，好像怕我的疯病传染给他。

“如果你不肯自己出去，我们会把你‘请’到警察局去。我们这里离那儿不远，一个电话他们就会很快把你带走。”

我快要哭了。哈金森医生戒备地想要远离我。我知道自己不得不走了。我知道我不得不放弃这唯一的希望，至少现在，这点希望已经破灭了。我站起身，对他点点头，没有再说什么就离开了。我本想对他说的，我过去发生的事情，又等了三十一年，才有机会说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