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里斯说再打几个月就会停战。”帕米拉将餐盘放在滚圆的肚皮上。肚内装着她的下一个孩子，她希望是个女婴。

“你非要生个女儿才罢休吗？”厄苏拉说。

“是呀，不然就生到世界终结。”帕米拉愉快地回答，“这么说也请了我们，真没想到。周日在萨里郡吃午饭。还要见那两个古怪的孩子，菲利普和海泽尔。”

“我好像见过他们两次。”

“也许不止两次，你只是没注意他们。莫里斯说要来我们家玩，让‘兄弟姐妹熟悉熟悉’，但我家孩子不喜欢他家孩子，说菲利普和海泽尔不会玩。他们的母亲为烤牛肉和苹果派牺牲了青春，也为莫里斯牺牲了青春。不过，牺牲者的形象很适合埃德温娜。作为英格兰教会的一员，她的基督教情怀十分强烈。”

“嫁给莫里斯真倒霉，要是我绝对受不了。”

“我想她是感激他。他带她住在萨里，给了她网球场，介绍她内阁的朋友，还有数不尽的烤牛肉。他们常常招待要人。有些女人为过上这种生活，什么都愿意承受。即便是莫里斯。”

“我想，他对她的度量构成很大挑战。”

“对哈罗德的肚量也是。他跟莫里斯吵社会保障的事，跟埃德温娜吵基督教预定论。”

“她信预定论？我还以为她是圣公会教徒呢。”

“可不是，但她没有逻辑。笨得举世无双，也难怪他会娶她。你觉得莫里斯为什么说战争只会打几个月？这会不会只是他一厢情愿？我们应该相信他吗？我们到底该不该相信他说的任何一句话？”

“基本上不该信，”厄苏拉说，“但他在内政部高层，这种事应该知道一些。本周出了一个新部门，叫国家安全局。”

“你也听说了？”

“听说了。这边我们还在适应成人生活，那边反空袭防卫队已经变成国家正式部门了。”

厄苏拉十八岁离校，既没有去巴黎，也没有应某些老师的厚望报考牛津、剑桥，研读某个尚繁荣或已死去的语言。她只去了海威科姆，在一个秘书学校里学习。她想要尽快长大，不想被限制在学校。“有句诗不是说，时间的飞轮什么的吗？”她对父母说。

“怎么说呢，长大是迟早的事。”希尔维说，“大家最后也都殊途同归。过程对我来说不重要。”

对厄苏拉来说，过程才是重点，但在希尔维心情不好时与她争辩没有任何好处。“我肯定能找到一份有意思的工作，”厄苏拉不顾父母阻挠，说，“在报社或出版社。”她想象着一种波希米亚氛围，男同事穿花格外套，扎领巾，女同事坐在皇家牌打字机前，举止优雅成熟地抽烟。

“不管怎么说都祝贺你。”伊兹在多切斯特宾馆请厄苏拉和帕米拉喝高档下午茶时说。（“不会是白请，肯定有事相托。”帕米拉说。）

“再说，谁没事当女学者呀？”伊兹说。

“我。”帕米拉说。

事实证明，伊兹请客的动机的确不纯。奥古斯都大火，伊兹的出版商让她给少女读者也写点“差不多的东西”。“不能再写淘气鬼。”她说，“那样肯定卖不动。这次要个特别积极向上的角色，类似曲棍球女队长类型的角色。有各种胡闹、争执，但她总能勒得住缰绳、控制住局面。”她转向帕米拉，柔声说，“所以呢，我就想到你了。”

秘书学院由一位姓卡夫的先生开办，他对皮特曼和世界语都相当虔诚，要求学生蒙眼练打字。厄苏拉怀疑这样做除磨炼技能还有别的企图，带领卡夫先生的“女孩们”抗议。“你真反叛。”女孩中有一个——莫妮卡——敬佩地说。“不是反叛，”厄苏拉说，“只是机灵警觉罢了。”

厄苏拉，诚如所言，长成了一个机灵的人。

厄苏拉在卡夫先生的学院学习时，打字和速记能力都很强，然而内政部那些以后再也见不到面的面试官们显然更看重她在古典学方面的造诣，派她去开合档案柜、管理无数牛皮纸信封。这虽不算她展望中“有意思的工作”，但她干得很仔细，十年里在女性的升职范围内慢慢地向上爬。（“总有一天，女人也能当首相。”帕米拉说，“也许就在我们有生之年。”）如今厄苏拉手下有一批初级职员替她跟踪牛皮纸信封的进展。她觉得这是自己事业上一点小小的进步。1936年调往防空部门至今，她一直在那里工作。

“你有没有听到什么传闻？”帕米拉说。

“我是个小女工，我能听到的消息都只是传闻。”

“莫里斯不能谈自己的工作，”帕米拉不高兴地说，“‘圣墙之内’发生了什么一点都不能提。这是他的原话——圣墙之内。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以灵魂作保，用自己的鲜血签署了秘密行动协议呢。”

“哦，那东西我们都要签。”厄苏拉说着拿了一块蛋糕，“这是工作需要。别人做什么我不知道，反正莫里斯的工作大概就是走来走去数数东西罢了。”

“自我感觉还这么好。他肯定喜欢打仗，既能揽大权，又不伤他自己的性命。”

“而且有好多好多东西可以数。”两人都笑了。她发觉两人在一场即将发生的惨绝人寰的冲突面前，竟然表现得如此欢乐。周六下午，两人坐在芬奇利帕米拉家中的花园里，竹编茶几上摆着茶具。两人吃一种撒有杏仁粒和巧克力碎片的蛋糕。这是格洛弗太太的做法，写在一张沾满油手印的纸上传了下来。秘方的某些地方已经油透，好像肮脏的玻璃。

“多吃点吧，”帕米拉说，“就快吃不到了。”她喂了几块给黑提，她从巴特西捡回的野狗，模样不敢恭维，“你知道很多人开始杀自己的宠物了吗？”

“太可怕了。”

“就是呀。难道它们不是家中的一分子？”帕米拉说着，摸了摸黑提的脑袋，“它可要比我的儿子们好多了，也乖多了。”

“你负责疏散的难民呢？”

“脏死了。”这天，帕米拉不顾自己大腹便便，一整个早晨都在伊林百老汇车站管理难民疏散，让婆婆奥莉芙留在家里照看孩子。

“你为大战所做的贡献可比莫里斯这样的人多多了。”厄苏拉说，“如果我能做主，就让你当首相，肯定干得比张伯伦好。”

“那是当然。”帕米拉放下茶盘，拿起编织活计——一件粉红色带花边的小衣服，“如果又是个男孩，我就拿他当女孩养算了。”

“可是，难道你自己不走？”厄苏拉问，“你不会把孩子都留在伦敦吧？你可以去狐狸角，德国人不会炸那种荒郊野外。”

“难道跟妈妈住在一起？天哪，绝不。我有个大学同学可以投靠，她叫珍妮特，是个本堂神父的女儿，当然这并不重要。她祖母有间小茅屋，在约克郡一个叫哈顿勒孔的小村，地图上很小的一个点。她准备带她的两个儿子去，也请了我。”帕米拉婚后接二连三生下了奈杰尔、安德鲁和克里斯托弗，兴致高昂地扮演着母亲的角色。“黑提肯定也会很高兴。那地方听起来相当落后，没电，也没自来水。正适合男孩到处野。在芬奇利没有多少机会撒野。”

“有些人在哪儿都能找到撒野的办法。”厄苏拉说。

“那个人怎么样了？”帕米拉问，“那个海军统战部的人。”

“你可以说名字。”厄苏拉一边掸着裙上的蛋糕渣，一边说，“金鱼草又没有长耳朵。”

“这年头到处都有耳朵。他说了什么没有？”

厄苏拉与克莱顿——“那个海军统战部的人”——交往已有一年（她以两人在慕尼黑的初识为开头）。他们在一个部门内部会议上首次相见，对方比她大十五岁，相当有风度，虽然娶了一个勤快的妻子（莫伊拉），且育有三女，均在私立学校就读，脾性还像狼一样野，具有攻击性。“无论怎样，我都不会离开她们。”第一次在他环境简陋的二房做完爱后，他这样告诉她。

“我也不要求你离开她们。”厄苏拉说，虽然他这样表决心没有什么错，厄苏拉仍觉得与其把这话当作通牒说出来，不如让一切自然发生。

“二房”（她觉得自己肯定不是第一个克莱顿邀请来一窥究竟的女人）是海军统战部拨出的一所公寓，如果他夜里不想“长途跋涉”回到沃格雷夫家中莫伊拉和三个女儿身边，便去那里住。二房不是他一个人独用的。二房被占时，他便“游击”到阿盖尔路厄苏拉的公寓，或在她的单人床上，或在她的沙发上（他像海员一样对休息的地方毫无要求）消磨时间，追求他所谓“肉体的欢乐”后，才“拖着沉重的步伐”回自己家。陆上旅行，即便是坐几站地铁，对克莱顿来说也像远征。他生来只能航海，厄苏拉想，倘若伦敦周边各郡能划着木船前往，他一定比在陆地上移动快乐得多。有一次两人果真划船去了猴岛，在河岸上野餐。“像正常情侣那样。”他抱歉地说。

“你要是不爱他，为什么要和他在一起？”帕米拉问。

“我喜欢他。”

“我还喜欢给我家送菜的小伙子呢。”帕米拉说，“也没见我跟他睡觉呀。”

“他对我的意义远远超出一个小贩。”两人就快吵起来，“他也不是个愣头小子。”她继续辩护道，“他是个大写的人、完整的人……他已经成熟了。你明白吗？”

“你是说他已经成家了。”帕米拉气恼地说。她露出不解的表情，说：“那么你看见他时，心跳难道不加快？”

“也许有一点。”厄苏拉老实交代事实。她无法对帕米拉讲清婚外恋的道理，决定不再针锋相对，“谁想得到呢，我们家最浪漫的人居然是你。”

“不，不是浪漫。浪漫的是泰迪。”帕米拉说，“我只是相信我们的社会必须通过螺丝和螺帽来稳固——尤其现在——而婚姻是螺丝螺帽的一部分。”

“螺丝螺帽一点也不浪漫。”

“我很欣赏你，真的。”帕米拉说，“欣赏你坚持自我，不随大溜。我只是不希望你受到伤害。”

“相信我，我也不希望自己受到伤害。你不生我的气了吧？”

“不生你的气了。”帕米拉欣然说，继而又笑道：“要不是你从前线带回这些风花雪月的消息，我的生活不知有多无聊呢。明明是你在恋爱——或者随你怎么叫它，我却好像自己在恋爱一样兴奋。”

猴岛之行毫无风花雪月的意味，两人只是规规矩矩地坐在花格布上吃冷鸡、喝温葡萄酒。“我们红彤彤的灵泉。”厄苏拉说。克莱顿笑道：“这句话很像一个什么文学作品。我可不懂诗，你知道。”

“我知道。”

克莱顿这个人，你似乎永远看不透。她曾在办公室偶尔听到有人说他“斯芬克斯”。他的确显得守口如瓶，令人感到深不可测，仿佛藏着许多秘密——比如童年阴影，比如怪异癖好。一个神秘的人，她一边这样想，一边剥开一个白煮蛋，蘸一点拧在小纸团里的盐粒。这顿野餐是谁准备的呢？——不至于是克莱顿。但愿不是莫伊拉。

由于两人的关系不可告人，他变得越来越愧疚。他说，她为他日渐平淡的生活增添了一种激情。他曾随杰里科征战日德兰半岛，“什么场面我没经历过？”如今却只“比幕僚好不了多少”。他感到无聊得发慌，他说。

“或者你说爱我，”厄苏拉说，“或者我们结束。”野餐还备了水果——纸巾包里依偎着几个桃子。

“多难权衡，”他露出伤感的微笑，“我真是下不了决心。”厄苏拉笑起来，这不像是他会说的话。

他讲起莫伊拉。说她早年在乡村生活，但向往议院工作。厄苏拉又发现一个果酱馅饼，于是走了神。它看起来出自海军部某个厨房的手笔。（“我们被打点得相当周到。”他说。她觉得他就像莫里斯，都是在位的男人，有权势，得到优待，与那些在牛皮纸信封的海洋里沉浮的人不同。）

倘若她年长的女同事听说这件韵事，肯定要一个个冲出去找嗅盐定神。尤其如果她们了解细节，知道她具体是跟海军部的哪个人在一起厮混的话（克莱顿的官阶相当高）。幸好厄苏拉最为擅长的就是保守秘密。

“久仰大名，都说你为人相当谨慎，托德小姐。”克莱顿初见她时曾这样说。

“天哪，”厄苏拉说，“这么说显得我十分无趣。”

“应该说是令人好奇。我想你恐怕是做间谍的材料。”

“那么，莫里斯怎么样？我是说他本人。”厄苏拉问。

“莫里斯‘本人’好得很。莫里斯一辈子只顾他‘本人’，以后也改不了这毛病。”

“我没有接到星期日去萨里郡午餐的邀请。”

“那是你运气好。”

“我其实很少见他，简直不像是在一个部门里工作。他走的是权力的宽敞通道。”

“圣墙之内。”

“对，圣墙之内。我则在防空洞里跑来跑去。”

“真的？在防空洞里？”

“地面之上的防空洞。在南肯辛顿，你知道——地质学博物馆对面。莫里斯不行，他喜欢在白厅办公，看不上我们那儿的统战室。”

厄苏拉应聘内政部时，理所当然地认为莫里斯会替自己说几句好话，结果他大谈任人唯亲之险恶，说自己绝不能显露一点点偏袒。“不是有句话说，恺撒之妻如何如何的吗？”他说。“他是恺撒还是恺撒的妻子？”帕米拉说。“啊，千万别这么说，”厄苏拉笑道，“莫里斯变成女人我可受不了。”

“可以是个罗马女人。比如科利奥兰纳斯的母亲，她叫什么来着？”

“伏伦妮娅。”

“哦，对了，我想起来，这次午餐莫里斯还要请个朋友。”帕米拉说，“是他牛津的校友，那个大个儿美国人。你还记得吗？”

“记得！”厄苏拉竭力回忆他的姓名，“哦，该死，他叫什么来着……是个很美式的名字。十六岁生日那天他想吻我。”

“可怜虫！”帕米拉笑道，“你以前怎么不说？”

“与我梦寐以求的初吻相差太远了。冒冒失失的，简直像打橄榄球时要带球过人。”厄苏拉笑道，“我大概伤到了他的自尊——也许还不只是自尊。”

“叫霍维，”帕米拉说，“不过现在叫霍华德了——霍华德·S.兰斯多恩三世。这显然是全名。”

“霍维，”厄苏拉忍俊不禁，“我都忘了。他现在在做什么？”

“像是与外交有关的什么工作。比莫里斯还要神神道道。在大使馆，膜拜肯尼迪。好像还挺崇拜希特勒。”

“要不是因为他外国气太重，莫里斯本来可能会很崇拜他。我在黑衣大会上见过他一次。”

“莫里斯？不可能！他也许在搞侦察吧。他当卧底我一点也不奇怪。可你在那里干吗呢？”

“啊，你说呢，当然跟莫里斯一样，也在探听情报啦。不，其实只是巧合。”

“一壶茶的工夫就说到了这么多惊天秘密。还有秘密吗？要不要再烧一壶茶？”

厄苏拉笑了：“不用了，都说完了。”

帕米拉叹道：“真血腥啊。”

“血腥？你是想到哈罗德了吗？”

“可怜的人，大概不会让他去前线的。医生总不能也入伍吧？等炸弹、毒气来了还指望他们救我们呢。炸弹、毒气大概是躲不过去了吧？”

“当然。”厄苏拉的语气很平常，仿佛两人正在聊天气。

“想想就害怕。”帕米拉叹了一口气，放下棒针，伸了个懒腰，“今天天气真好。难以想象这就是漫长的暗无天日以前最后的一个好日子了。”

厄苏拉原定周一开始休年假，原来计划要好好玩一个礼拜——去伊斯特本，去黑斯廷斯，甚至远到巴斯或温切斯特——但如今宣战在即，恐怕哪里也去不了了。她突然对未来失去憧憬。整个早晨她待在肯辛顿高街的家中做战略储备——买了一堆手电筒电池，一个新热水瓶，许多蜡烛，许多火柴，无数黑纸，无数罐头烤豆和马铃薯，无数真空包装的咖啡。还买了衣服。一条质量上乘的羊毛连身裙八英镑，一件绿色天鹅绒短上衣六英镑，外加一些连裤袜和一双看来挺耐穿的植鞣革低帮儿拼皮女鞋。她理智地放弃了一条飞燕图案的黄色绉纱裙，为此对自己很满意。“我的冬令大衣才穿了两年，”她对帕米拉说，“穿过这场战争没问题吧？”

“天哪，但愿如此。”

“真是太可怕了。”

“是啊，”帕米拉说着又切下一块蛋糕，“太邪恶了。想想就要发火。只有疯子才打仗。来，多吃点蛋糕吧。趁孩子们还在奥莉芙那儿没回来。他们就像蝗虫过境。配给制再一实行起来，天知道我们怎么活下去。”

“到时候你就在乡下了——就能种地了。还可以养鸡。还能养头猪。就没事了。”厄苏拉一想到帕米拉要走，心里很难过。

“你也来。”

“我恐怕还是得留下来。”

“噢，太好了，哈罗德来了。”帕米拉看见哈罗德说，后者抱着一捧裹湿报纸的大丽菊。她半起身迎他，他吻了吻她的脸，说：“别起来。”他又吻了吻厄苏拉，才把大丽菊递到帕米拉手里。

“白教堂区街角，有个女孩在卖花。”他说，“很像萧伯纳的《皮格马利翁》。她说，花是祖父租来的花圃里种的。”克莱顿曾给厄苏拉买过一次玫瑰，但那束花很快凋谢了。帕米拉这捧出租花圃来的花朵新鲜欲滴，生机勃勃，厄苏拉很是羡慕。

“那么，不管怎么说，”哈罗德从壶中给自己倒了杯温暾的茶，“我们已经把有行动能力的病人转移了。明天肯定会宣战的。一早就会。他们这样安排恐怕因为明天是周日，正好方便国民在教堂里集体下跪，驱散邪灵。”

“可不是，战争当然神圣啦。”帕米拉含讥带讽地说，“尤其是英国参加的战争。我就有几个朋友在德国，”她对厄苏拉说，“都是好人。”

“我明白。”

“现在变成敌人了。”

“别生气，帕米，”哈罗德说，“家里怎么这么安静？你把孩子们怎么了？”

“卖了。”帕米拉打起精神，开玩笑道，“买二送一。”

“你今晚应该住下，厄苏拉，”哈罗德好意劝道，“明天那种日子，不该独自一人待着。你就当这是医生的命令吧。”

“谢谢，”厄苏拉说，“但我有安排了。”

“有安排就好，”帕米拉说着又拿起编织活计，“不必弄得像世界末日。”

“万一这真的是世界末日呢？”厄苏拉说着，突然后悔自己没有买下那条中国黄色绉纱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