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仰面躺在一洼水里，一开始，心里并不犯愁，只是觉得气味很难闻。气味的来源很多，但都不是什么好味道，厄苏拉试着想把它们一一闻出来。首先是煤气的臭味（这是主要组成部分），然后是地沟的臭味，相当浓郁，她干呕了两声。在此基础上还有各种潮旧墙粉、砖灰的气味，混着墙纸、衣物、书籍和食物等气味——显示此处曾有人居住——及一股陌生的爆炸后的酸味。简单说来，是一股死亡之屋的气味。

她觉得自己仿佛躺在一口深井底。透过蒙蒙雾霭般的灰尘，她看见一方黑色的天空，悬着一弯指甲屑似的月亮。想起傍晚早些时候，自己望窗外时就已经注意到它，却感到仿佛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窗户，或至少是窗框还在，位于她上方很远很远的地方，不在它平时的位置。这扇窗肯定是她的窗，焦黑破烂的窗帘她还认得出，正随微风摇曳。那是一挂——曾是一挂——希尔维帮她从约翰·刘易斯百货商店挑选的提花织锦厚窗帘。阿盖尔路的公寓是装修后出租的，但希尔维嫌窗帘地毯粗制滥造，就给了厄苏拉一笔钱，让她搬进去以前换上新的。

此时梅丽也邀她入住她在菲力莫尔花园区的家。梅丽仍然过着一种天真烂漫、不谙世事的生活，并说自己准备不做朱丽叶了，要直接去当护士。“一起住，”梅丽说，“肯定很有趣呀。”但厄苏拉觉得梅丽对有趣的认识大概绝不至于与自己相同。与开朗明媚的梅丽在一起，她常感觉自己过于严肃，缺乏趣味。仿佛一只与翠鸟做伴的灰雀。而且梅丽周身的光彩有时太过耀眼。

搬家的事发生在慕尼黑相识之后不久，厄苏拉与克莱顿已经开始，觉得独居更切实际。回首往事，厄苏拉发觉自己在克莱顿身上的付出要比他在自己身上的付出多得多，她存在的重要性似乎从根本上就被莫伊拉和他的女儿们比下去了。

想想梅丽，她告诉自己，想想窗帘，实在不行也可以想想克莱顿。但千万别想眼下的困境。尤其不能想煤气。不知为何，她觉得不想煤气十分关键。

买完布品，希尔维和厄苏拉曾在约翰·刘易斯百货的餐厅里喝下午茶，侍茶一丝不苟，手脚麻利。“我一直为自己不必非得改变自己感到高兴。”希尔维喃喃说。

“你很善于做自己。”厄苏拉说罢，发觉这话未必是褒奖。

“是呀，毕竟做了这么多年。”

午茶很精美，按商场能力来说已属上品。不久后约翰·刘易斯商厦被毁，俨然一张脸，变成焦黑无牙的骷髅，（“真可怕。”希尔维因伦敦东区的大空袭，破天荒受了不小的震动，写信说。）但很快又整顿整顿，重新开张，人人都夸这是“闪电精神”，但是话说回来，不这样又能怎样呢？

那一日希尔维兴致颇高，两人聊了窗帘，聊了愚昧的国民如何竟以为张伯伦的一张纸真有什么用，两人相谈甚欢。

四周静极，厄苏拉怀疑自己的耳膜是不是震破了。她怎么会躺在这儿呢？她记得望出阿盖尔路窗外——这扇窗户现在离得很远——见到镰刀般的月牙。那以前她记得自己坐在沙发上缝纫，把衬衣领拆了翻过来再缝上，听无线电里一个德国短波节目。她在夜校里学德语（所谓知己知彼），但发觉短波里除了少数几个暴力名词（Luftangriffe，轰炸；Verluste，伤亡）外，其他内容一概听不懂。由于气馁，她关掉无线电，在留声机上放了一张玛·雷尼的唱片。赴美前伊兹曾将自己收藏的唱片全数赠给厄苏拉，几乎囊括了所有美国蓝调女歌手。“这玩意我已经不听了，”伊兹说，“已经passé（过时）了。未来属于更soigné（清雅）的音乐。”伊兹在荷兰公园区的房子已经封起来，房中一切都盖上了遮灰布。她嫁了个有名的剧作家，夏日里搬去了加利福尼亚州。（“两个懦夫。”希尔维说。“我不觉得，”休说，“我要是能在好莱坞隔岸观火，肯定也会去的。”）

“我听你屋里的音乐挺有意思。”一日在楼梯上与阿波亚德太太擦身而过时，对方说。两人之间隔着一面纸薄的墙，厄苏拉道歉：“对不起，没想到打搅了您。”虽然她觉得阿波亚德太太家小宝宝整夜号哭，才真真是扰得人不得安眠。宝宝才四个月大，却胖大红润，仿佛吸干了阿波亚德太太所有的元气。

阿波亚德太太手里抱着睡死的婴儿，后者把头搁在她肩上，摆摆手说：“别担心，打搅不了我。”阿波亚德太太好像是东欧难民，浑身散发着阴郁气质，虽然英语说得挺纯正。几个月前阿波亚德太太曾消失过一次，似乎投奔了一个大兵，厄苏拉没有细问，因为显而易见（也能听见）隔壁的婚姻生活并不美满。阿波亚德先生离家时，阿波亚德太太已经怀孕了，前者一直没有回来看望他家这个聒噪的小子。

阿波亚德太太肯定也漂亮过，但一日复一日，她越来越瘦，越来越愁苦，到后来，似乎活在世上只为承受婴儿沉重的身体（委实相当沉重），为满足它的需要了。

两人在一楼有个共用的卫生间，一直摆一个搪瓷桶，阿波亚德太太要先把宝宝的臭尿布在里面泡过后，才放到煤气炉的一个火圈上去煮。旁边的火圈上常常同时煮一锅卷心菜。也许由于这种操作办法，导致她身体隐隐有种煮烂的蔬菜和潮湿的衣物的气味。厄苏拉认得这种气味。这是贫穷的气味。顶楼内斯比特家的老小姐们，以老小姐特有的方式对阿波亚德太太的情况百般关心。两个老小姐，一个叫拉维妮娅，一个叫路德，住在阁楼上（“住在屋檐下，像燕子。”她们叽叽喳喳地说），差异不大，像双胞胎，厄苏拉费很大劲才勉强分出谁是谁。

两人早已退休——过去都是哈罗德百货的接线员——生活拮据，唯一的收藏是一大堆“工作年间”午休时陆续从伍尔沃斯（Woolworths）买来的假珠宝。她们家闻起来与阿波亚德太太家截然不同，是一股薰衣草水和曼森地蜡的气味——这是老小姐的气味。有时候，厄苏拉为大小内斯比特小姐和阿波亚德太太跑腿买东西。阿波亚德太太开门取物，手里永远备好买东西的钱，一分不差（她知道每样东西多少钱），且很有礼貌地说声“谢谢你”。内斯比特小姐们则总要连哄带骗地请厄苏拉进屋，喝寡淡的茶，吃已不新鲜的饼干。

二人楼下的二楼住着本特利先生（大家一致认为他是“怪胎”），家中弥漫着他晚饭总吃的奶煮烟熏鳕鱼的气味（很符合他这个人的气质），隔壁的哈特奈尔小姐在海德公园宾馆当管理员，相当严苛，对一切都看不上。她与大家都不相往来（房里也没有什么特别气味），且尤其令厄苏拉感到自惭形秽。

“肯定是情场失意。”路德·内斯比特怕哈特奈尔小姐生气，故意压低声音对厄苏拉说，鸟爪一般的手紧贴胸前，似乎怕心脏跳船跑了，附到别人身上。内斯比特两位小姐因为没有经历过爱的折磨，一说起来都十分神往。哈特奈尔小姐看起来更是那种令人失意的角色，别人不至于有令她失意的能力。

“我也有些唱片。”阿波亚德太太的语气热络得仿佛一个同谋，“但是，唉，没有留声机。”一声“唉”仿佛要叹尽国破家亡的所有痛楚。“唉”的使命沉重，几乎被压垮。

“请您千万到我家来放，别客气。”厄苏拉嘴上这样说，心里希望长期经历压迫、排挤的阿波亚德太太会因为习惯而拒绝这番好意。她好奇阿波亚德太太有什么音乐。似乎不太可能是欢快的音乐。

“勃拉姆斯，”阿波亚德太太不等她问，自动回答，“还有马勒。”宝宝动了一下，仿佛被马勒的名字搅扰了安宁。厄苏拉只要是在楼梯或平台上遇见阿波亚德太太，她怀里的宝宝必定在睡觉。就好像她有两个宝宝，屋里那个负责一刻不停地哭，屋外这个负责一刻不停地睡。

“你能替我抱一抱埃米尔吗？我得找找钥匙。”阿波亚德太太不等回答就把沉重的宝宝递了过来。

“埃米尔，”厄苏拉喃喃地说。她过去不曾意识到这个宝宝也有名字。埃米尔照例穿得像在极地过冬。尿布、橡胶卫生裤、连体裤，层层叠叠；外套各种毛衣，衣服上无数蝴蝶结。厄苏拉对婴儿并不陌生，她和帕米拉一样，都曾像爱护小狗小猫小兔子一样热情照看过泰迪和吉米，她又是帕米拉孩子们的好阿姨，但阿波亚德太太的这个孩子，在讨人喜欢的程度上似乎略逊一筹。托德家的婴儿身上是奶香、爽身粉香和干爽衣物的清香，小埃米尔身上却有一股隐隐的腐臭。

阿波亚德太太在旧得走了形的大手袋里摸了好一会儿，手袋看上去也和她一样，是跨越欧洲，从另一个（厄苏拉显然一无所知的）国家远道而来。终于，阿波亚德太太一声长叹，在包底摸到了钥匙。宝宝仿佛感应到了自家的门槛，在厄苏拉怀里蠕动起来，似乎在做着变身的准备。它张开眼，显得很不高兴。

“谢谢你，托德小姐，”阿波亚德太太说着抱回孩子，“很高兴跟你聊了几句。”

“我叫厄苏拉，”厄苏拉说，“叫我厄苏拉就行了。”

阿波亚德太太踌躇半晌终于腼腆地说：“我叫艾丽卡。E-r-y-k-a。”两人门挨门住了一年，从没像此时这样亲密过。

门一关，宝宝照例哭开。“她不会是在用针扎它吧？”帕米拉在信中问。帕米拉的孩子个个心平气和，“都是到了两岁才野起来。”她说。去年圣诞前，她又生了个男孩，取名杰拉德。“下次好运吧。”厄苏拉见到她时说。她坐火车北上看望新生儿，一路舟车劳顿，与一火车赶往训练营的大兵同路，大部分时间在乘警车厢度过，很受了一番调戏言语的轰炸，一开始还觉得有意思，后来也就没劲了。“算不上是彬彬有礼的完美骑士。”好容易抵达目的地时，她这样对帕米拉说。路途最后一段的交通工具是一架驴车，很有时光倒流、甚至到了外国的感觉。

可怜的帕米拉被这场假惺惺的战争和关在一起的男孩们搞得没精打采，“感觉像在男校里当护士长。”珍妮特又是个“懒姑娘”（还喜欢无病呻吟和打鼾）。“人们总以为本堂神父的女儿断不至如此，”帕米拉写道，“当然，谁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先入为主。”春后她逃回芬奇利，自从夜半空袭开始后，虽说不愿与希尔维同一屋檐下，她又带着一窝小崽子回到了狐狸角“避风头”。在圣托马斯医院就职的哈罗德被调到了前线。医院的护士之家几周前遭轰炸致毁，五名护士死亡。“每天晚上都像在地狱。”哈罗德说，见识了轰炸现场的拉尔夫也说过一样的话。

拉尔夫！对了，拉尔夫。厄苏拉都快把他忘了。他刚才也在阿盖尔路，炸弹爆炸时他还在吗？厄苏拉挣扎着四下里看了看，仿佛这样就能把他从废墟里找出来。四下无人，只她一个，被圈在炸断的木梁柱所组成的牢笼之间，空中的灰尘，落在地上，落在她嘴里、鼻孔里、眼睛里。不，警报拉响时拉尔夫已经离开了。

厄苏拉已经不再与海军部的恋人同床共枕。战争的打响让他心里突然充盈一种愧疚。他们必须终止恋情，克莱顿说。比起战争对他的要求，肉体的诱惑应该放一放——仿佛她是为爱情而毁了安东尼的克娄巴特拉。就算没有“暗藏情妇”的危险，世界看来已足够精彩。“我是情妇？”厄苏拉说。她从没想过要去争取一个红字，那个符号应该属于两性世界中更活跃的女人。

天平倾斜了。克莱顿做出了选择。自然并不坚定。“好吧，”她平静地说，“如果你想的话。”此时她已开始怀疑，克莱顿神秘外表之下其实并没隐藏着一个别样风采的他。他其实不难了解。克莱顿就只是克莱顿——他是莫伊拉，是他的孩子，是日德兰半岛，仅此而已，虽然未必以这个顺序呈现。

虽然分手是他促成的，他反倒生了气。难道她毫无感觉？“你很冷静。”他说。

她又没有“恋爱”过他，她说，“希望我们还能做朋友。”

“恐怕做不了了。”克莱顿说，似乎已经为既成的往事追悔莫及。

尽管如此，翌日她还是为失恋哭了一天。她对他的“喜爱”似乎不像帕米拉想的那么无足轻重。接着她擦干泪，洗净头发，拿上一片涂博维尔肉酱的吐司和一瓶1929年的上布里昂葡萄酒上床去了。葡萄酒被随随便便扔在伊兹梅尔伯里路家中的高级酒窖内。厄苏拉有伊兹家的钥匙。“能找到什么就拿。”伊兹曾经这样说。于是她照办不误。

多可惜呀，厄苏拉心想，不能再与克莱顿幽会了。战争其实给他们之间轻率的举动行了方便。灯火管制最合适不轨的结盟，轰炸终于爆发，又为他不回沃格雷夫与莫伊拉和女儿们待在一起提供了取用不尽的借口。

可她反而同德语班上一个男同学开始了一场开诚布公的关系。上完第一节课（Guten Tag.Mein Name ist Ralph.Ich bin dreizig Jahre alt.大家好。我叫拉尔夫。我三十岁。），两人就来到南安普敦大道上的卡尔朵玛咖啡馆，那时街边堆的尽是沙包，谁也看不见咖啡馆里的他们。两人同看轰炸灾情地图时，发觉竟在同一幢楼里上班。

离开教室——坐落在布卢姆茨伯里区某楼三层的一间逼仄的房间——时厄苏拉才发现，拉尔夫原来是跛子。是在敦刻尔克受的伤，他不等她提问就主动说。站在水里等去大船的小驳船时被射中的。他被一个福克斯通的渔夫拖上船，少顷渔夫脖颈中弹。“清楚了吧，”他对厄苏拉说，“再没必要谈这事了吧。”

“不，当然没必要，”厄苏拉说，“真残忍。”关于敦刻尔克，她当然在剧院的时事片里看到过。“牌虽然不好，但我们打得很精彩。”克莱顿说。疏散部队后她曾在白厅遇见他。他想念她，他说。（他似乎又有些动摇，她想。）厄苏拉决意要若无其事，说自己还有报告要送到战时内阁办公室，拿牛皮纸信封当铠甲一样护在胸前。她也曾想念他。她觉得此事万万不能让他知道。

“你升入战时内阁了？”克莱顿刮目相看。

“只是向次长的一个助理汇报情况罢了。其实也不算什么助理，只是个跟我差不多的‘姑娘’。”

她认为谈话已经太长，至此应该结束。他凝视她的眼神令她想要投入他的怀抱。“我得走了，”她朗声说，“外面还在打仗呢。”

拉尔夫是贝克斯希尔人，有些许刻薄，是个左倾的乌托邦主义者。（“社会主义者难道不都信乌托邦？”帕米拉说。）拉尔夫与克莱顿截然不同，后者现在想来，职位实在太高，权力实在太大。

“被共产党追求？”莫里斯在“圣墙之内”遇见她时，问。她觉得自己遭到了审讯，“要是被人知道了，恐怕对你不利啊。”

“他又不是共党内部的什么重要人物。”她说。

“还是不妥。”莫里斯说，“不过至少他躺在床上聊天时不可能透露他们战舰的位置了。”

这话什么意思呢？难道莫里斯知道克莱顿的事？

“你的个人生活不完全是你一个人的，尤其打仗的时候。”他面带反感地说，“而且，对了，你究竟为什么去学德语？你这是在期待侵略，为欢迎敌军做准备吗？”

“我还以为你担心我是共产主义者呢，原来你以为我是法西斯主义者。”厄苏拉生气了。（“真是个浑蛋，”帕米拉说，“他不过是害怕自己受到影响，面子上不好看罢了。倒不是说他就有道理。他就从没有过道理。”）

从井底这个位置，厄苏拉看见自己和阿波亚德太太房子之间，那百无一用的墙已经完全消失。穿过坍塌的房梁和折断的木地板，她看到一条裙子，软绵绵地挂在晾衣架上，钩住墙上的挂镜线。厄苏拉从印着蔫黄玫瑰的墙纸上认出，这是底层米勒家的挂镜线。那天傍晚她还在楼梯上见拉维妮娅·内斯比特穿过这条裙子，当时裙子还是豆汤绿（绵软程度相当），现在却变了一种炸弹灰，且从一楼迁徙到了底楼。距她头部几码远的地方落着她自己的烧水壶，那是个咖啡色的大东西，在狐狸角时，足够烧一家人的茶水。她从手柄厚厚的绕线上将它认了出来，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一天，由格洛弗太太绕上去的。一切事物都脱离了它应有的位置，包括她自己。

对，拉尔夫来阿盖尔路了，两人喝着啤酒，吃了些东西——面包和奶酪。接着她做了昨日《镜报》上的填字游戏。近来厄苏拉为看近物，不得不买了一副老花镜，戴起来相当丑。买回家才发觉，这副老花镜，和内斯比特两小姐戴的款式一模一样。难道她的命运也跟她们一样？她打量壁炉上镜中的四眼，这样想。她会不会也落得老姑娘的下场？话又说回来，戴上红字是否意味着不可能再是老姑娘了？昨日午休时，她在圣詹姆斯公园吃三明治，一个信封悄悄来到她的办公桌上。她一见是克莱顿的笔迹（他写得一手好看的斜体字），写着自己的名字，就连信带信封一起撕得粉碎，扔进了纸篓。后来，当所有事务员都像鸽子一样围着送茶车躁动时，她捡起碎纸，把信拼了回去。

我的金烟盒找不到了。你知道是哪一个——由家父在日德兰战役后赠予。你不会恰好见过吧？

你的，C。

反正他从来不是她的，难道不对吗？相反，他一直属于莫伊拉。（或是海军部。）她把信扔回纸篓。烟盒就在她包里。他离开她后过了几天，她在床底下发现了它。

“你在想什么？”拉尔夫问。

“没什么，相信我。”

拉尔夫在她身边躺下来，把头搁在沙发扶手上，穿着袜子的双脚插进她大腿之间，看起来仿佛睡着，但每回她对他说话，他都喃喃地做出反应。“罗兰与奥利弗？你说填‘圣殿骑士’怎么样？”她问。

昨天她在地铁上时发生了一件怪事。她不喜欢地铁。轰炸以前她去哪儿都是骑车，但现在满地玻璃碴、碎石块，骑车不方便了。为了忘掉坐地铁的事，她在地铁上做《镜报》的填字游戏。大部分人来到地下都感到更安全，但厄苏拉不喜欢被关起来。前几天才有一颗炸弹落在了地铁口，轰炸的气浪和火焰顺着通道进了地下，结果相当惨烈。不知此事是否登了报，这种事情公布了，对士气不利。

地铁上，坐在对面的一个男人突然凑上前来——她也就向后缩——对着尚未完成的填字格点了点头，说：“您真厉害。我能给您我的名片吗？有兴趣的话，请来我的办公室。我们正在招募聪明的女孩子。”一看你就知道是个规矩人，她嘲讽地想。男人在格林公园下车时，对她轻点帽檐行礼。名片上的地址居然在白厅，她把名片给扔了。

拉尔夫从烟盒里抖出两支烟，一一点燃，递给她一支，说：“你是不是特别聪明？”

“差不多，”她说，“所以我干情报，而你只能画地图。”

“哈哈，不仅聪明，说话还有意思。”

两人在一起很自在，不像恋人，倒像有多年交情的朋友。两人都尊重彼此的个性，从不相互苛求。因为都在统战室工作，相互之间很多事不说也都明白。

他用手盖住她的手背，问：“你好吗？”她说：“非常好，谢谢你。”他仍像战前一样，保有一双建筑师的手，战斗未曾损伤它们分毫。他曾在皇家工程队做土地侦测，幸免于战争的交锋，整日研究地图、照片，没想到竟然也被迫上了战场，在漂满油污和血水的海里蹚行，被四面八方的机枪扫射。（后来他终究忍不住又就此多说了一点。）

虽然轰炸很残忍，他说，但它也有它的好处。他觉得未来有希望（不像休和克莱顿）。“有些破地方炸了也好。”他说。伍利奇、西尔弗顿、兰贝斯、莱姆豪斯全数被炸，战后都要重建。这是个机会，他说，我们可以建造简洁的现代化楼房，配备齐全设施——一个玻璃钢筋、空气澄澈透明的社区，告别维多利亚式的脏乱，成为未来的圣吉米尼亚诺。

厄苏拉不赞同这种现代化塔楼群的办法，如果让她来规划，她将在未来建立各种花园城市，许多舒适的小屋和充满野趣的花园。“你真是个保守的老东西。”他满心喜爱地说。

当然他也爱老伦敦（“哪个建筑师不爱？”）——雷恩诸教堂，恢宏的私人宅邸，高雅的公用楼宇——“伦敦的石建筑。”他说。一周有一两个晚上，他在圣保罗大教堂当巡夜，“必要时”时刻准备上房，保护教堂不受燃烧弹侵袭。那地方火灾隐患极大，他说——老木材、锡材，到处都是，屋顶平坦，楼阁众多，还有许多黑暗的角落早已没有人记得。他应《英国皇家建筑院刊》上的一则面向建筑师的广告，当了防火志愿者，因为他们对“楼体各层结构等相关知识更为了解”。“需要我们相当敏捷。”他说。厄苏拉担心他的跛腿无法应付。她看见他在各种楼层平台上和被人遗忘的黑暗角落里被熊熊烈火包围的样子。守夜是件快活事——大家下棋，长谈哲学和宗教。她想拉尔夫必定喜欢这工作。

不过几周前，他们才一起惊恐万状地目睹了荷兰城堡被大火烧毁。起先两人到梅尔伯里的酒窖去拿酒。“干吗不住到我家来呢，”伊兹开拔美国前，曾顺口说，“正好可以帮我看房子，对你也安全。我想德国人绝不至于炸到荷兰公园区来。”厄苏拉觉得伊兹过于高估了纳粹德国空军的投弹精准度。再说，如果真安全，她自己为什么掉转尾巴逃走了？

“谢谢，不必了。”她说。那房子太大，而且空落落的。不过她仍然拿了钥匙，偶尔去房里搜刮一通有用的东西。橱柜里有厄苏拉存着以备走投无路时自保的罐装食物，当然，还有整整一个酒窖的酒。

两人打着电筒在酒架间巡逻——伊兹走时，拉断了房子的电力——厄苏拉从架上抽出一瓶看来相当高级的Pétrus（柏图斯干红葡萄酒），对拉尔夫说：“你觉得这个配炸马铃薯饼和午餐肉怎么样？”话音刚落，空中响起可怕的爆炸声，两人以为房子中弹了，立即扑倒在酒窖坚硬的石板地上，拿手抱住了头。这是近来去狐狸角时休反复强调的一个做法。“千万保护好你的头。”他打过仗。她有时会忘记这一点。架上所有的葡萄酒都摇颤起来，倘若这些拉度酒庄（Chateau Latour）和滴金酒庄（Chateau d'Yquem）的好酒纷纷雨落，那些玻璃碴像榴霰弹一样，砸在两人身上，后果不堪设想，厄苏拉回想起来不禁一阵后怕。

两人跑到外面，看见荷兰城堡化为一片火海，火舌吞噬着一切，厄苏拉心想，千万别让我死在火里。请上帝让我死得干脆些。

她相当喜欢拉尔夫。有些女人会为爱情而困扰，她没有。与克莱顿在一起时，她因一种爱的可能性而不断受到诱惑。而与拉尔夫之间一切都是直截了当的。然而那不是爱，更像是喜欢一条狗（当然她绝不会把这话对他说的，有些人，或者说很多人，并不了解人与狗之间那种情感的高度）。

拉尔夫又点了一支烟，厄苏拉说：“哈罗德说吸烟对人体危害很大。说他在手术台上见过不少肺叶，像从来没扫过的烟囱。”

“吸烟当然有害，”拉尔夫说着，为厄苏拉也点了一支，“但被德国人轰炸、扫射也是有害的。”

“你有没有想过，”厄苏拉说，“比如过去一件很小的事，一旦被改变，我是说，比如希特勒一生下来就死了，或者小时候被绑到——呃——比如说贵阁会，在那里长大，那现在一切都会不一样了。”

“你觉得贵阁会有可能绑架小孩吗？”拉尔夫随口问。

“假设他们知道将要发生的事，当时也许会的。”

“但谁也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而且不管有没有贵阁会的干涉，他终究都可能变成这个样子。绑架不够，可能要杀掉才行。你能办得到吗？你能拿枪杀一个孩子吗？或者假设你没枪，你能若无其事地拿自己的双手去杀一个孩子？”

要是那样救得了泰迪，我会的。厄苏拉想。当然，如果他死了，得救的就不只是泰迪，而是整个世界。大战打响后第二天，泰迪就应征了皇家空军。他本来在萨福克的一个农场种地。牛津毕业后，他到一所农学院进修了一年，继而在全国各地的农场和小型自留地上打零工。在开始种自己的地以前，他说，他想把什么都学到手。（“种地？”希尔维仍不以为然。）他不想做那种回归乡野的理想主义者，落得在后院齐膝深的泥泞里挣扎，牛羊病的病、死的死，种什么不长什么。（他必定在某个这样的地方打过零工。）

泰迪仍然写诗。休说：“这么说是个种地的诗人咯？跟维吉尔一样。希望你也能写本《农事诗集》吧。”厄苏拉想，不知南希愿不愿意做种地人的妻子。她聪明绝顶，在剑桥研究数学里一个鲜为人知、高深莫测的分支学科。（“完全看不懂。”泰迪说。）然而他儿时飞行员的梦想，突然间唾手可得。眼下他安然身处加拿大，在一所皇家训练学校学习飞行，总是写信告诉家里说，那边的食物如何充裕，天气如何晴朗，令厄苏拉艳羡得双眼发红。她希望他就永远待在那里，待在噩运之外。

“我们怎么说起若无其事杀孩子的事来了？”厄苏拉对拉尔夫说，“喏，你听。”她把头朝墙那边埃米尔跌宕起伏的号哭声晃了晃。

拉尔夫大笑。“今晚哭得不算凶。要是我的孩子吵成这样，我肯定会疯掉。”

他说的是“我的孩子”，而不是“我们的孩子”，厄苏拉感到很有意思。在这个未来一片渺茫的时刻，似乎不该想到要孩子的事。她突然站了起来，说：“空袭马上要开始了。”闪电轰炸伊始，两人还觉得“他们不能每天晚上都来”，现在他们知道自己错了。（“生活难道永远这样，”她在给泰迪的信中写道，“要被一刻不停地轰炸下去吗？”）已经连续炸了五十六个晚上，未来将永远如此看来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了。

“你就像条狗，”拉尔夫说，“对空袭有第六感应。”

“那你就不妨相信我，赶快走。不然你就得下到加尔各答黑洞里去了。你又不喜欢那地方。”阿盖尔路的底楼到半地下室，住着米勒一家，人口众多，厄苏拉数下来起码四世同堂。大家还能往地里再下一层，来到居民们作为防空洞使用的地洞。地洞七拐八弯，时有发霉腐烂处，到处是蜘蛛甲虫，众人进入后显得尤其拥挤，特别如果米勒家那只名叫比利、模样仿佛被随便卷了卷的长毛毯子的狗也被硬拖进来的话。除此之外，大家当然还得把埃米尔像一只没人要的包袱一样传来传去，徒劳无功地加以安抚，忍受他的眼泪和哀伤。

米勒先生为了让地洞更“宾至如归”（当然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在墙上贴了很多“伟大的英国艺术”。这些画作——《干草车》、庚斯博罗的《安德鲁斯夫妇》（两人的表情多么傲慢）和《肥皂泡》（厄苏拉觉得这是米莱斯所有的作品里最病态的一幅）——统统像是从昂贵的美术图典里偷偷撕下来的。“文化。”米勒先生圣人般摇头晃脑地说。厄苏拉思忖自己会如何选择“伟大的英国艺术”。也许有透纳晚期那些写意、模糊的作品。恐怕合不了米勒一家的口味，厄苏拉想。

她已将衣领缝好，关了无线电里“狂飙突进”的音乐，开始听玛·雷尼的《蓝调自远方来》——近来，无线电流行播大喜大悲的东西，玛·雷尼舒缓的旋律不啻为一剂解药。她已经与拉尔夫一起吃了面包和奶酪，挑战了填字游戏，催他早些走，并吻别了他。她还关了灯，推起遮光板，好目送他在阿盖尔路上走远。虽然脚有些跛（也许正因如此），他的步伐里有一种上下颠飞的轻盈，仿佛他时刻期盼着在路上遇见什么有趣的事。这令她想起泰迪。

他知道她在看，却没有回过头，只是举起一只手臂招了招，就被黑暗吞噬了。四下还有微光，天空高悬一弯明月，稀星四散，仿佛谁在黑暗里撒了一把钻石的粉末。月后与她的星星侍卫。不过，厄苏拉怀疑济慈写的那个是满月，而阿盖尔路上空的这个弦月看来不像月后，倒像她悬着心的贴身侍女。她心里感到一阵——不甚高明的——诗意。这是因为战争罪恶滔天，人不得不绞尽脑汁寻一个能够接受的办法去思考它。

布丽奇特总是说，透过玻璃看月亮不吉利。厄苏拉落下遮光板，将窗帘拉得严严实实。

拉尔夫对待自身安危相当大意。既然挨过了敦刻尔克，他说，就说明自己不可能遭受突然的暴力死亡。而厄苏拉觉得，战时到处死人，暴死的概率激增，没有谁是安全的。

如她所料，空袭警报拉响了，很快，海德公园传来枪声，紧接着是第一批炸弹落地，从声音判断落在了泰晤士河彼岸。她一跃而起，从前门边的钩子上摘下像圣迹般供在那里的电筒，并拿起同样放在门边的书。这本书是她专门的“避难读物”——Du côté de chez Swann（《去斯万家那边》）。既然战争看来将永无休止，厄苏拉决定，是开始读普鲁斯特的时候了。

飞机从头顶呼啸而过，接着，她听见可怕的一声。“嗖——”那是炸弹坠落的声音。接着势大力沉的“轰隆”一声，炸弹落在附近的某个位置。有时候爆炸的真正位置比听上去远得多。（这一课题世所罕见，但人们很快掌握了这方面的知识。）她寻找自己的防护服。她身上的衣服太单薄，不能抵御地洞里的寒冷潮湿。防护服是轰炸开始前希尔维进城时给她买的。两人去皮卡迪利路散步，经过辛普森之家时看到一则广告，“定制防护服”，希尔维坚持进去穿穿看。厄苏拉连自己母亲躲在防空洞里的样子都无法想象，更勿论她套上连体防护服的样子。但很明显，母亲被这制服般的款式吸引住了。“正适合清扫鸡舍时穿。”她边说边给两人都买了一件。

接下来的一声巨响带有一种紧迫的意味，厄苏拉放弃了该死的防护服，抓起布丽奇特钩的菱形图案的羊毛毯。（“本来要寄给红十字会，”布丽奇特用小学生胖乎乎的字体写道，“但后来我想你也许更需要它。”“你瞧，即使是自己家里的人也对我如难民。”厄苏拉写信给帕米拉时说。）

她在楼梯上遇见两个内斯比特小姐。“哎呀，”拉维妮娅咯咯笑道，“在楼梯上撞见可不吉利，托德小姐。”

厄苏拉下楼去，两姐妹上楼来。“你们走错方向了。”她多此一举地说。

“我忘了拿编织的活计。”拉维妮娅说。她别着一枚黑猫珐琅胸针。猫眼上有一颗闪闪发亮的人造钻石。“她在为阿波亚德太太的宝宝织松紧裤。”路德说，“她屋里太冷了。”厄苏拉心想，那可怜的孩子要是再穿下去就要胖成绵羊了。但不会像羔羊。阿波亚德家的孩子与可爱的羔羊扯不上关系。她提醒自己孩子有名字，叫埃米尔。

“好吧，但是动作要快，好吗？”她说。

“好极了，好极了，大伙都来了。”大家一个一个聚到地窖后，米勒先生欢呼说。潮湿阴冷的地窖里挤满款式各异的破椅子和一些临时卧榻。米勒先生不知从哪儿弄来两张古老的行军床，安排给两个内斯比特小姐歇息她们的老骨头。眼下两人暂时离开，小狗比利就在其中一张上安顿下来了。地窖里还有两个小火炉，一个烧乙醇，一个烧煤油，厄苏拉觉得在天上落炸弹的时候，这两个火炉哪一个放在身边都相当危险。（米勒一家面对危险似乎极为乐观，堪称视死如归。）

人几乎到齐——阿波亚德太太和埃米尔，怪胎本特利先生，哈特奈尔小姐，米勒全家人口。米勒太太对内斯比特小姐们的去向表示关心，米勒先生主动提出去催她们。（“都是编织活计给闹的。”）就在此时，一次轰然的爆炸震动了地窖。厄苏拉感觉身下的地基随着爆破的震波摇晃起来。她遵照休的指示，扑倒在地，双手抱头，同时扑倒离自己最近的一个米勒家的小孩。（“喂！别碰我！”）她狼狈地匍匐在小孩身上，后者挣扎着扭开了。

一切安静下来。

“没炸到我们。”小孩满不在乎地说，昂首挺胸，弥补自己受到伤害的男子气概。

阿波亚德太太也扑倒了，怀里护着自己的宝宝。米勒太太怀里护着的不是她的孩子，而是装有她积蓄和保险文件的法拉哈罗盖特太妃糖盒。

本特利先生的声音比往常高了八度，问道：“是我们吗？”不是，厄苏拉想，不然我们早死了。她在米勒先生提供的一把快散架的木椅上坐下。她的心怦怦直跳，清晰可闻。她开始颤抖，紧了紧布丽奇特编的毯子。

“不，我儿子说得对，”米勒先生说，“听声音像是埃塞克斯别墅。”米勒先生擅长判断炸弹落地的位置，且出人意料地准确。米勒全家人都精通战争用语，拥有战争精神。他们接受了侵略。（“我们也侵略别人，不是吗？”帕米拉说，“你以为我们手上滴血不沾，其实不然。”）

“无疑是一家英国的脊梁咯。”希尔维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他们打交道时就对厄苏拉说。米勒太太邀希尔维下楼去她厨房喝杯茶，但希尔维还在为厄苏拉的窗帘地毯生着气。她以为米勒太太是房东，而不是一个普通住户，因此责怪米勒太太。（厄苏拉的解释希尔维似乎没听见。）她因此傲慢得像个视察乡下租户的公爵夫人。“得意得都快上天了。”厄苏拉想象米勒太太过后对米勒先生这样说。

头顶上，一场震耳欲聋的轰炸正在有序进行，大型炸弹定音鼓一般敲下来，炮弹在空中咻咻横飞，不远处，一支移动炮兵连轰隆隆开着炮。随着炸弹不断砸向城市，发出隆隆巨响，地窖也不时震动一下。埃米尔、比利狗，以及米勒家几个小一点的孩子都号哭起来。大家哭得很齐，不幸符合了音乐里的对位法，与纳粹德国空军的Donner und Blitzen（电闪雷鸣）遥相呼应。一场无边的暴风雨。后面是绝望，前头是死亡。

“嚯，看来老弗里兹今天是要把我们吓死才算数。”米勒先生边说边镇静自若地重新摆了摆提灯，好像大家在野炊。他将地窖全员的士气视为己任。他也像休一样经历过枪林弹雨，说自己面对杰瑞刀枪不入。世上有许多这样的人，比如克莱顿、拉尔夫、米勒先生，甚至休，他们以为自己挨过的那种水火泥泞的苦难，一生只会有一次。

“老弗里兹到底想干吗？”他安慰那些更小、更胆怯的孩子，“是不是不想让我睡觉了？”来炸米勒先生的德国人，不是叫弗里兹，就是叫杰瑞，或者奥托、赫尔曼，或者汉斯，有时候，阿道夫本人也会在四英里上空驾驶飞机，投掷高爆速炸弹。

米勒太太（名朵荔）信奉希望敌不过现实的道理（与其配偶恰恰相反），正在给大家分“小点心”。有茶、可可、饼干、面包和人造黄油。由于大女儿蕾妮的“人际关系”，慷慨的米勒一家从来不缺食物配给。蕾妮十八岁，各方面都发育得很好了，品性相当随便。哈特奈尔小姐严正声明了自己对蕾妮的不满，但也从不拒绝她带回家来的福利。厄苏拉觉得米勒家最小的几个孩子里有一个其实是蕾妮的，不是米勒先生的，但是现实主义的米勒一家很自然就把这件事接纳了。

蕾妮的“人际关系”不甚明朗，但是几周前，厄苏拉曾看见她在查令十字宾馆的底楼咖啡厅动作优美地小口啜着金酒，身边陪着一个衣着光鲜利落，且似乎很有钱的年轻人。此人浑身写满“投机倒把”。

“我看也是个坏人。”吉米笑道。吉米是为庆祝终结一切战争的那场战争的胜利而降生的，如今即将要上战场。他军训得了几天假，恰逢河岸街上正在拆弹，两人于是在查令十字宾馆暂避。安装在沃克斯豪车站和滑铁卢车站间有轨电车上的地对空炮“轰！轰！轰！”地放着炮弹，但轰炸机似乎有了其他目标，已经飞走了。“难道永远这么炸下去？”吉米问。

“看来是。”

“在军队里还更安全。”他笑道。虽然军队给了他一个长官的职务，他还是坚持当了普通兵。他想成为基层的一员。（“但总得有人指挥吧？”休不解，“不如让有点脑子的来指挥。”）

他渴望经历。他说自己要成为作家，还有比战争更能让他体会世态炎凉的东西吗？“作家？”希尔维说，“难道邪恶仙女哄你睡过觉？”厄苏拉猜她指的是伊兹。

同吉米在一起很快乐。他穿军装相当帅气，且任何地方都去得——比如略显放荡的迪恩路和阿奇尔路和奥林奇路上相当不羁的Boeuf ser le Toit（屋顶公牛）（不只是不羁，简直是不安全），令厄苏拉对吉米的性向产生怀疑。这些都是为了体察人世，他说。他们喝得痴傻烂醉，比起躲在米勒先生的地窖里，这种活动的安慰效果是巨大的。“答应我要活着。”她对吉米说。两人一边像盲人般在干草市场里摸索前行，一边听着伦敦的另一头被炸成平地。

“我尽量。”吉米回答。

她觉得冷。身下的水塘令她更冷。她需要动一下。她还能动吗？显然不能。她在这里躺了多久？十分钟？十年？时间停止了。世间一切似乎都停了下来。只剩下纷杂的气味还在继续。她看见了《肥皂泡》，知道自己在地窖里。图画仍奇迹般地贴在离她脑袋不远处的一个沙包上。难道她要看着这么平庸的东西死去吗？然而突然间，平庸变得不那么令人困扰了，因为一幅可怕的景象，出现在她的身侧。一个恶鬼，灰脸上有两只煤黑眼睛，毛发耸动，伸出利爪捉住了她。“你看见我的宝宝了吗？”恶鬼问。厄苏拉缓了半晌才明白过来，那东西不是恶鬼。那是满脸炮灰和血泪的阿波亚德太太。“你看见我的宝宝了吗？”她再问。

“没。”厄苏拉发出很小的一声，天上掉下的各种粉尘，令她口腔发干。她闭上双眼，再次睁开时，阿波亚德太太不见了。这也许只是她的想象，她也许被炸晕头了。又或许那的确是阿波亚德太太的鬼魂，而两人此时正一道困在阴阳两界之间。

她的注意力再次被吸引到拉维妮娅·内斯比特的裙子上，裙子挂在米勒家的挂镜线上。但那并不是拉维妮娅·内斯比特的裙子。裙子没有胳膊。诚然有袖子，但是绝没有胳膊。胳膊上还长着手。裙上有一样东西朝厄苏拉闪了一闪。那是一只被弦月照着的小猫眼。挂在米勒家挂镜线上的是拉维妮娅·内斯比特无头、无腿的尸体。这景象极其荒谬，厄苏拉感到体内酝酿起了一阵笑意。这笑声最终没有发出来。不知是柱子还是断垣，反正有什么动了一下，撒了厄苏拉一头一身的灰土。她的心脏失控，在胸腔里飞快地突突敲打，仿佛一发就要爆炸的定时炸弹。

人生第一次，她感到了惶恐。不会有人来救她。阿波亚德太太晕头转向的鬼魂肯定不会来的。她将在阿盖尔路的地窖里孤独地死去，只有《肥皂泡》和无头的拉维妮娅·内斯比特陪伴左右。假设休在这里，或者泰迪，或者吉米，或者就算只是帕米拉，也一定会排除万难把她弄出去，把她救活。他们会管她。但这里谁也不会管她的。她听到自己哭泣起来，声音仿佛一只受伤的猫。她是多么可怜呀。她像可怜别人一样，可怜起自己来了。

米勒太太刚说完“要不大家都来杯热可可吧”，米勒先生就又担心起了两个内斯比特小姐，厄苏拉受够了地下的幽闭，主动提出去找，刚起身，就听见“嗖——”“嗖——”一发高爆速炸弹登场了。接着是一声炸雷般的巨响，仿佛地狱的围墙咔嚓裂开了，所有恶鬼倾巢而出。周遭出现巨大的负压，仿佛要把她的内脏——肺叶、心脏、脾胃甚至眼球——从她身体里吸出去。礼赞这永恒的最后一日。就是它了，她想。原来我将这么死。

寂静中突然响起一个声音，一个男人的声音，几乎就在她耳边：“振作一点，小姐，让我们想办法帮你出来，好吗？”厄苏拉看得见他的脸，又脏又汗，好像是掘了三尺地才找到她似的。（她觉得实际上很有这个可能。）她惊讶地发觉自己竟然认得他。这是她部里新来的防空指挥官。

“您叫什么名字，小姐？能告诉我吗？”厄苏拉嗫嚅着自己的名字，但她知道自己说得太含糊。“厄丽？”他确认着，“不是？那是玛丽？苏西？”

她不想死后被称为苏西。不过，名字这东西真的重要吗？

“宝宝。”她喃喃地对指挥官说。

“宝宝？”他突然警惕地说，“您有孩子？”他直起身，朝身后的谁嚷了几句。她又听见了其他声音，这才明白周围有很多人。仿佛为了证实她的观察结果，指挥官说：“我们都来救你们了。煤气工已经关掉了煤气，我们即刻就会转移你们。别担心，苏西，您刚才说您的宝宝？是抱在手里的那种宝宝吗？是小小的吗？”厄苏拉想到埃米尔，想到他像炸弹一样沉（房子爆炸的那一刻，谁是那个轮到抱他的人呢？），她准备说话，却再一次发出了猫受伤一般的呜鸣。

头顶上方，什么东西发出咯吱吱的沉吟，指挥官捉住她的手说：“没事了，我在这里。”她对他，对所有前来救她出去的人们，都感到莫大的感激。她想休也将多么感谢他们啊。想到父亲，厄苏拉哭了，指挥官马上说：“嘘，嘘，苏西，没事了，我们马上就出去了，就像从螺蛳壳里挑肉那么简单。然后就有茶喝了，怎么样？不错吧？很期待吧？反正我很期待呢。”

好像下雪了，她的皮肤隐隐感到了一粒一粒针尖般的冰凉。“真冷。”她含糊地说。

“别担心，绵羊抖两下尾巴的工夫，我们就出去了。”指挥官说。他费事地脱下大衣，盖在她身上。本没有多少空间让他干这件好事。他碰到了什么东西，又兜头撒下一片碎渣来。

“啊。”她突然感到翻江倒海的紧张，但很快平静下来。树叶伴着沙土、灰尘和死人的灰烬一起飘落下来。突然间她置身于一片山毛榉树叶之下。树叶散发着蘑菇和篝火的气味，还有一丝甜滋滋的气味。那是格洛弗太太烤的姜饼的气味。比地沟和煤气味好闻多了。

“来，姑娘，”指挥官说，“加把劲，苏西，千万别睡过去。”他的手在她的手上握紧了，但厄苏拉正看着别处，阳光下，一只晶莹的东西正在转圈。是一只家兔吗？不对，是野兔。一只银色的小野兔，正在她的眼前慢悠悠地转着圈。多叫人沉醉啊。这是她见过的最美丽的画面。

她从屋顶飞身进入黑夜。她在玉米田里被阳光曝晒着。在田间小径上摘野莓。与泰迪玩捉迷藏。多好玩的小家伙，有人这样说她。说话的人自然不是指挥官咯？接着雪下起来了。夜空不再高悬。夜空像温暖的海洋，向她聚拢过来。

她向昏迷飘移过去。她想对指挥官说一句话。谢谢你。但说不说并无所谓。什么都无所谓了。黑暗降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