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来了！他来了！”一个姑娘喊起来。

“这么说他终于来了？”厄苏拉看了一眼克拉拉，说。

“显然是这样。感谢上帝。都快饿死、无聊死了。”她说。

两人感到，身边姑娘们的英雄情结，既难以理解，又相当滑稽。天气炎热，大家已在路边等了整整一下午，除喝了两个姑娘从附近农场弄来的一桶牛奶外，什么也没下肚。有些姑娘听说元首今天要到山中别墅来，就几小时几小时地等着。有几个耐不住，在草地边午睡了一会儿，但为一睹元首风采，谁也不肯回家去。

陡坡下面，通往贝希特斯加登的盘山路上，远远传来一阵欢呼，大家都迅速站好。一辆大黑车呼啸而过，有些姑娘尖叫起来，但“他”并不在车上。接着一辆华丽的敞篷奔驰驶入视野，一面字小旗在车前盖上猎猎作响。它比前一辆车开得慢，新政权的总理就坐在里面。

元首向后翻了翻手，潦草地做出他的致意手势，看上去仿佛在拢耳音，为了更好地聆听她们的欢呼。站在厄苏拉身边的希尔妲一见元首，立即兴奋得难以自持，“啊”了一声。接着，仿佛白驹过隙，车过去了。汉娜双手交叉在胸前，仿佛虔诚的圣女。“我的人生完整了。”她笑道。

“他照片上比真人好看。”克拉拉嘟囔说。

高度兴奋了一整天的姑娘们，在女队长（十八岁的阿德尔海德，高大的金发女斗士，能力强，受人爱戴）的领导下，迅速排成方阵，开拔回青年旅舍，一路走，一路唱。（“她们干什么都要唱歌，”厄苏拉写信给梅丽时说，“这种泛滥的热情真难以适应。我觉得自己参加了一个曲风特别欢快的乡村合唱团。”）

乐团曲目繁多——民谣，离奇动人的老情歌，高昂狂放的爱国歌曲，关于染血的旗帜，还有篝火边必有的大合唱。她们尤其喜欢Schunkeln——手臂挽手臂，边唱边随节奏摇摆。每每厄苏拉不得不领头时，总是唱《友谊地久天长》，四三拍最适合Schunkeln。

希尔妲和汉娜都是克拉拉的妹妹，狂热的BDM队员，BDM即德国少女联盟，是女版的希特勒青年团（“我们叫她们Ha Jot。”希尔妲说完，立即咯咯笑着与汉娜一起陷入对英俊制服青年的幻想）。

厄苏拉刚到伯伦纳家时，对两个组织毫无耳闻，但在那里住的两周内，希尔妲和汉娜每时每刻都在说它们。“这是个好活动，”她们的母亲伯伦纳太太说，“能推进年轻人之间互相理解，和睦友好。再也不会打仗。还能把她们与男孩们分开。”克拉拉与厄苏拉一样，也刚从学校进入社会——曾在职业学院中修习艺术，她对妹妹们的爱好毫无兴趣，但主动提出带两人上巴伐利亚山脉夏令营，沿路入住各个青年旅社。“你也来吧，好不好？”克拉拉对厄苏拉说，“一定很好玩，还能看看田园景色。要是你不来的话，就只能待在城里，跟爸爸妈妈捆在一起了。”

“我想大概与女童子军差不多。”厄苏拉写信给帕米拉说。

“有不小的区别。”帕米拉回信道。

厄苏拉本来不想在慕尼黑久留。德国只是生活节外生枝的一部分，是她赴欧旅行一年中小小的一站。“这一年我将独自完成伟大的旅行。”她对梅丽说，“虽然去的都是二流的地方，只能说是‘不很伟大的旅行’。”她计划去博洛尼亚而不是罗马或佛罗伦萨，慕尼黑而不是柏林，南希力劝她去巴黎（南希·肖克洛斯对这一选择的结果相当期待）——这些城市里都有大学里曾辅导过她的老师们所了解的好人家，可供她借宿。为了维持花销，她还要教书，虽然休已经安排好定时给她寄一笔数目不大的钱。休知道她拜访的都是些“省级城市”，大大松了口气，因为“那里的人行为举止大多更得体”。（“也就是说更无趣。”厄苏拉对梅丽说。）休明令禁止了她去巴黎的计划，他对这座城市有一种特别的反感（“就因为巴黎在法国。”厄苏拉指出），对坚持拥护法国的南希也好感尽失。他在大战中去了欧陆不少地方，他说，完全不明白有什么好激动的。

虽然希尔维不十分赞成，厄苏拉仍坚持学了现代语——法语、德语，还有一点意大利语（真真一点）。毕业后因为别无他事，就报了一个考教师资格证的班，被录取后，她决定拖一年再去上课，想在黑板前“安顿”下自己的一生之前先看看外面的世界。名义上的理由如此，实际上这是她对付家长的托词。她的真实目的是希望旅途上能发生什么令她不用回去考教师资格证的事。至于能是什么样的事，她还不知道（“也许是爱情。”梅丽满怀期待地说）。任何事都行，只要不落得在女子语言学校教书，成为苦命的老姑娘，终生与动词变化做斗争，任粉笔灰像头皮屑一样落在肩头。（这番想象建立在她自己的老师留给她的印象上。）再说身边最亲近的人里，也没有人对教书这个职业特别赞许。

“老师有什么好当的？”希尔维质疑道。

“真的，假设她的眼界再高那么一点点，就要高出大气层去了。”厄苏拉对梅丽说。

“但你是认真的吗？真的想教书？”梅丽说。

“为什么我认识的每个人问我这个问题时都是这种语气呢？”厄苏拉烦躁了，“难道我当老师不合适？”

“不合适。”

梅丽自己在伦敦一所戏剧学院上了一门课，现在在温莎的一个剧院工作，出演一些大众喜闻乐见的二流苦情剧。“等着被发掘。”她说着，做了个剧场亮相动作。又是一个等待中的人，厄苏拉想。“最好别等，”伊兹说，“想到就去做。”她倒是说得轻松。

梅丽和厄苏拉一起，在狐狸角的草坪上坐着藤椅等狐狸，希望它们能到草地上来玩。希尔维一直将剩饭剩菜放到户外，母狐已经习惯与人共处，会像狗一样大胆地坐在草地中央等喂食。小崽子们——六月里已经长得长手长脚——在她的身边翻滚打闹。

“那我做什么好呢？”厄苏拉无助（亦无望）地说。正说着，布丽奇特端着茶和蛋糕出来了，将托盘放在两人当中的桌子上。“难道去学速记和打字，到民政部门工作吗？听上去也很没劲。梅丽啊，一个女人入了社会如果不想立即嫁人，究竟还能做什么呢？”

“你是说一个受过教育的女人。”梅丽补充道。

“对，受过教育的女人。”厄苏拉同意。

布丽奇特小声嘀咕了些什么，难以听清。厄苏拉说：“谢谢你，布丽奇特。”

（“可是你见识过欧洲呀，”她对希尔维说，几乎是带着责备，“那时你也很年轻呀。”

“我不是一个人去的，我有父亲陪着。”希尔维说。但没想到这番讨论竟在希尔维心里起了效果，最终还多亏希尔维力压休的反对意见，旅途才成行。）

出发去德国前，伊兹带她去买真丝内衣和丝巾，还有漂亮的蕾丝边手帕，“一双很好很好的鞋子”，两顶帽子和一个新手袋。“别跟你母亲说。”她叮嘱道。

在慕尼黑时她住伯伦纳家——一父一母，带着三个女儿（克拉拉、希尔妲嘉德、汉娜洛蕾）和一个还在上学的儿子赫尔穆特，住在伊丽莎白大街上。休与伯伦纳先生之间反复通信后，终于放心让自己女儿去做客。“他们肯定要大失所望了，”她对梅丽说，“父亲做了这么多准备，搞得像基督第二次降临。”伯伦纳先生自己在德语学院教书，为厄苏拉安排了向初学者教授英语的工作，也将她殷勤地介绍给了寻求私人辅导的学生。他在火车站接她时，将这些消息告诉了她。她还未决心开始工作，且刚从一趟恼人的长途火车上下来，舟车劳顿，听到这个消息很沮丧。从巴黎东站开出的特快列车与“特快”毫无关系，她又偏偏跟一个一路上不是在吃香肠就是在抽雪茄的男人同厢，又尴尬、又难受。（“在巴黎只看到了火车站。”她写信给梅丽说。）

她离开车厢去找洗手间，吃香肠的男人也跟她一起来到走廊上。她以为他要去餐车，等她找到洗手间时，才惊讶地发觉他也想跟着她进来。他说了几句话，她听不懂，但似乎相当粗鲁色情（以雪茄和香肠作为这番活动的前奏显得十分奇怪）。“Lass mich in Ruhe。”她毅然用德语说“请别骚扰我”。但他仍继续推，她也继续推回去。她不相信两人真的要打起来，因此一边抵抗一边还保持着适度的礼貌，对旁观者来说这一幕一定相当滑稽。厄苏拉希望走廊里有旁人可以让她求救。她不敢想象，一旦男人成功与她共处幽闭的洗手间内，会对她干出什么。（事后她疑惑自己为什么不干脆尖叫。多么傻。）

两个军官走来救下了她。二人穿黑制服，配银徽章，相当帅气，不知从哪里就冒了出来，一把将男人制住，严正警告了一番，其中许多单词她都没听明白。接着，两人又慷慨地将她换到了女宾专用车厢。她不知道车上还有这个配置。军官走后，车厢里的女伴们不住嘴地感叹起“SS”军官有多么多么地英俊来。（“亲卫队的，”一个女人钦慕地喃喃道，“跟那些穿咖啡色制服的冒失鬼可不一样。”）

火车到慕尼黑时已经晚点。出了一件事，伯伦纳先生说，一个男人从火车上掉下来了。

“真可怕。”厄苏拉说。

虽然是夏天，天气仍微凉、多雨。阴沉的天幕没有因为她抵达伯伦纳宽敞的公寓就晴朗起来。公寓里到了晚上不开灯，冷雨敲打着蕾丝窗帘后的窗玻璃，仿佛非要从窗口进来才肯罢休。

厄苏拉和伯伦纳先生一左一右抬着她笨重的行李箱上了楼，整个过程俨然一出闹剧。总该有人来帮把手吧？厄苏拉气恼地想。如果休在，就会雇个男人——或者两个——负责这事，而不会指望由她自己完成。她想到了火车上的SS军官，想到如果是他们来对付这个箱子，将会是多么高效而殷勤。

伯伦纳家的女眷们都不在。“哦，还没回来。”伯伦纳先生毫不在乎地说，“好像去买东西了。”房里家具看来都相当笨重，铺着破旧地毯，养了许多叶子植物，有一种丛林的气氛。她打了个冷战，屋内冷得很，似乎不像一年这个时候应该有的温度，似乎不欢迎她的到来。

他们想尽办法将行李箱搬到了她的房间。“以前是我母亲的房间，”伯伦纳先生说，“都是她用过的家具。她不幸去年死了。”他凝视眠床——一个宽大的哥特式物体，制造它唯一的目的似乎就是要使睡在上面的人做噩梦——的眼神很明显地暗示出伯伦纳老夫人正是在它的鸭绒盖被下仙逝的。床大得几乎要撑满整个房间，厄苏拉突然感到十分紧张。她与吃香肠的人在火车上的经历仍历历在目，令她感到难堪，可眼下自己却又与另一个全然陌生的外国人独处一室了。布丽奇特讲的白种人贩子的可怕故事突然浮出了记忆的水面。

幸好，前门开了，门厅里出现一番不小的响动。“啊，”伯伦纳先生高兴地笑了，说，“她们回来了！”

姑娘们争先恐后地涌进公寓，都被雨淋湿了，嬉笑着，手里大包小包地提着、捧着。“瞧谁来了。”伯伦纳先生说，这一说，两个小女儿更兴奋了。（事实证明，厄苏拉在这以后的生命里，再也没有遇到过比希尔妲和汉娜更容易激动的女孩子。）

“你来了！”克拉拉说着，“啪”地用自己冰湿的双手握住厄苏拉的双手，“德国热烈欢迎你。”

两个妹妹以极快的语速没完没了地聊天时，克拉拉迅速在公寓里走了一圈，打开了灯，屋内立即不一样了——地毯的确年深日久，但纹样相当繁复，老家具全都散发着清洗擦拭后温润的光泽，那片冷冰冰丛林样的叶子原来是一丛漂亮的蕨。伯伦纳先生将客厅内通天花板的白瓷炉打开（“就像在家里养了一只庞大温暖的动物”，她写信给帕米拉说），安慰她说明天天气一定能恢复正常，变得暖和，会出太阳。

餐桌很快被铺上一层刺绣桌布，晚饭随即上桌——一盘奶酪，风干香肠，新鲜香肠片，沙拉和一块散发着格洛弗太太的茴香蛋糕气味的黑面包，还有一份香甜的水果羹，令她切实感到自己已经来到了外国。（“冷水果羹！”她写信给帕米拉，“格洛弗太太知道了会怎么说！”）

连已故老夫人的卧室都变得更宜人了。床垫柔软、舒适，床单四边用手工钩了一圈花，床头灯上罩着一个可爱的粉红色玻璃灯罩，使光线柔和温暖。不知是谁——也许是克拉拉，厄苏拉猜想——在梳妆台上的小花瓶里插了一小束木春菊。厄苏拉一爬到床上就累倒下了（床很高，要踩着小凳子才爬得上去），满怀感激地沉入了一场深沉无梦的睡眠，丝毫未受前人幽灵的困扰。

“当然，当然要先放个假啦。”翌日，伯伦纳太太在早餐桌上说（早餐与前夜的晚餐惊人地相似）。克拉拉正“处在安顿前的最后阶段”。她已经完成了艺术课程的学习，但还不知道下一步做什么。她郁闷地说自己正为虽想离家“成为一名艺术家”但在德国“没有多少人有钱消费艺术”而气恼。克拉拉的房里有几张她的画，大幅尖锐的抽象派油画，与她温柔和善的性情大相径庭。厄苏拉觉得她以此为生的机会渺茫。“大概我只好去教书了。”她痛苦地说。

“是呀，真还不如去死。”厄苏拉明白她的痛苦。

克拉拉偶尔去谢林大街的摄影工作室帮忙，负责相片构图。伯伦纳太太有个熟人的女儿在那里上班，能说得上话。克拉拉和那熟人的女儿——伊娃——曾上过同一所幼儿园。“但构图难道不是很难吗？”克拉拉说。摄影师——霍夫曼——是新任总理的“御用摄影师”，“所以我跟他的客人都很熟呢。”她说。

伯伦纳一家并不富裕（厄苏拉想，所以他们才会出租卧室给她），克拉拉认识的所有人也都不富裕。不过，在1933年的当时，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与富裕无缘。

虽然没什么钱，克拉拉决定还是要好好度过暑假的剩余部分。她们去卡尔顿茶室和王宫花园边的海克咖啡馆，敞开肚子吃薄煎饼，喝热巧克力。她们在英国花园里几小时几小时地散步，然后吃冰激凌，喝啤酒，把两张脸都晒成了粉红色。也同克拉拉弟弟赫尔穆特的朋友——一群分不清谁是谁的沃尔特、维尔纳、库尔特、海因策和格哈德——一起泛舟、游泳。赫尔穆特作为一名希特勒青年团团员，正在波茨坦一所元首创办的新式军事学校学习。“他热衷party。”克拉拉用英语说。她英语说得非常好，且喜欢与厄苏拉切磋。

“应该说parties，”厄苏拉纠正她，“我们会说‘他热衷parties’。”克拉拉大笑，摇摇头：“不，不，的确是Party。不是派对。是说纳粹党。你知道吗？从上月开始我们已经不能加入其他党了。”

“希特勒掌权后，”帕米拉写信教导厄苏拉，“出台了一项授权法。德国人称为Gesetz zur Behebung der Not von Volk und Reich，英译为‘解决人民和国家痛苦的法例’。多么华丽的名目，民主就此取消。”

厄苏拉天真地回复：“但民主总能拨乱反正的，就像一直以来一样。这个政权也会过去。”

“不会这么容易。”帕米拉回复。

帕米拉素来不喜德国，所以坐靠市立游泳池或河畔，与沃尔特、维尔纳、库尔特、海因策和格哈德一起晒太阳的厄苏拉，很快就把她的这番话给忘记了。这些男孩身上的短裤都短得出奇，游泳裤也小得吓人，个个几近全裸，但行止自如，令厄苏拉深感惊讶。她发觉德国人总体上似乎并不介意在彼此面前脱光。

克拉拉还认识一群更有文化的人——她在美术学院里的朋友。他们似乎更喜欢坐在烟雾弥漫、光线暗淡的咖啡馆里，或到各自脏乱不堪的住所聚会。他们喝很多酒，抽许多烟，谈论艺术与政治。（“所以说，”厄苏拉写信给梅丽，“在这两群人之间，我得到了全面教育！”）克拉拉的美院朋友都不修边幅，不服政权，不喜欢慕尼黑，认为它是“小资产阶级地方狭隘主义的老窝”，且每时每刻都在讨论迁往柏林的事。她发觉他们花大量时间谈论要做什么，但真正着手的时候却很少。

与此同时，克拉拉正身陷另一片泥沼。她的生活“沦陷”了，她爱上了她美院里的一个教授，对方是雕塑家，正与家人在黑森林度假。（再三催问下，她承认所谓“家人”是指妻子和两个孩子。）她决定让生活顺其自然，她说。又是托词，厄苏拉想。虽然这方面她无权指责别人。

厄苏拉仍是少女，按照希尔维的说法她仍然“完整”。而这不是因为她有道德上的顾虑，仅仅因为还没有遇见过足够喜欢的人。“不一定非要喜欢。”克拉拉笑道。

“我明白。但我希望能喜欢。”然而，她似乎总是吸引一些下三烂的类型——火车上的男人、小径上的男人——她担心他们在她身上读出了什么她自己不知道的讯息。与克拉拉和她的美院朋友相比，她感到自己相当拘谨、英式，甚至与赫尔穆特尚未出现的confrères（一群行为其实非常规范的青年）相比也显得古板。

汉娜和希尔妲说动克拉拉和厄苏拉一道去参加附近体育馆举办的活动。厄苏拉误以为是去听音乐，却发现那是希特勒青年团的集会。虽然伯伦纳太太对BDM的作用相当乐观，但希尔妲和汉娜对男孩的兴趣似乎丝毫未受影响。

对厄苏拉来说，这群热情、健康的男孩看起来都差不多，但希尔妲和汉娜却花了很长时间，高度兴奋地指点着赫尔穆特的朋友，那些几乎一丝不挂地在游泳池畔混时间的沃尔特、维尔纳、库尔特、海因策和格哈德，如今一丝不苟地套上制服（更多的短裤出现在眼前），突然变成了紧张严肃的童子军。

青年团走方阵，和着管乐队唱歌，出来几个人做演讲，纷纷效仿元首激昂慷慨的风格（纷纷失败）最后全体起立唱《德意志之歌》。厄苏拉不知德语歌词，便在心里和着海顿谱的美妙旋律唱了以前上学时校会常唱的《赞美上主》。唱完歌，大家集体欢呼“Sieg Heil！”并举手行礼，厄苏拉发觉自己竟也加入了其中。克拉拉虽然觉得场面荒谬，不禁大笑，却也跟着举起了手臂。“这样做肯定是对的，”她若无其事地说，“我可不想在回家的路上被找麻烦。”

不，谢谢，厄苏拉不想与伯伦纳Vati和伯伦纳Mutti一起待在燠热、扬尘的慕尼黑。于是克拉拉从衣橱里翻出一条海军蓝半身裙和一件白衬衣，满足了服装要求，队长阿德尔海德又贡献了一件卡其色战斗服。她又拿了一块三角巾，穿过土耳其皮饰结系上，这样补完了整套行头。厄苏拉觉得自己英气逼人，后悔自己从没参加过女童子军，虽然参加童子军肯定不只是穿穿衣服这么简单。

BDM的年龄上限为十八岁，厄苏拉和克拉拉都已超龄。她们是汉娜所说的alte damen，“老姑娘”。厄苏拉觉得自己和克拉拉没有必要护送整支队伍，因为看来阿德尔海德照管女孩时干练得仿佛一只牧羊犬。她有雕塑般的身材，北欧人的金发，拖着两条麻花辫，完全称得起是从弗尔克范格驾临的少女版弗蕾娅。她是BDM的活广告。到十八岁就太老了。到时候她会做什么呢？

“怎么？当然是加入国家社会妇女联盟啦。”她说。她已经在丰满姣好的胸前别上了小小的银色字徽章，这古卢恩文般的字符代表了她从属的决心。

她们坐火车进山，行李整齐地堆放在行李架上，傍晚抵达一个靠近奥地利边境的阿尔卑斯小村，从火车站列队走向（自然，还要唱歌）青年旅舍。路人有的站定了看，有些人赞许地鼓起掌来。

她们被安排在全是双层床的宿舍里，大部分床铺上已经有人，大家只好像沙丁鱼那样挤一挤。克拉拉和厄苏拉主动提出睡一张床垫，在地上打地铺。

晚餐在餐厅里的行军长桌边进行，供应标准例汤、麦麸脆面饼和奶酪。早餐则供应黑面包、奶酪、果酱、茶以及咖啡。山里的空气清新，令大家胃口大开，把看见的食物都狼一样扫荡干净。

村里的环境仿佛一首田园诗，甚至有一座小古堡可供参观。堡内阴冷潮湿，布满甲胄、旗帜和纹章盾牌，似乎不是一个适合居住的地方。

大家在湖边、林中进行长时间的散步，然后搭顺风的农用大卡车或牲口拉的草车回旅社。有一天，她们沿着河一直走到了一处大瀑布。克拉拉随身带着素描簿，她迅速生动的炭棒素描比她的油画好看多了。“啊，”她说，“它们只是些gemütlich，也就是悦目的小东西。我朋友见了要笑话的。”村庄本身是个沉静的小地方，家家户户窗台上都种满老鹳草。河上有一家酒店，她们在那里喝啤酒，吃小牛排和面条，直吃到撑才停下来。厄苏拉在写给希尔维的信里对啤酒只字不提，她不会理解在德国这是多么普通的饮料。就算她理解得了，也绝不会赞成她喝的。

她们计划翌日启程，要到女生专用的露营地，“在帆布下”过几天。厄苏拉舍不得离开村子。

她们逗留的最后一晚，村里举行了一个活动，半是农事表演，半为庆祝丰收。大部分的表演厄苏拉完全看不懂。（“我也不懂，”克拉拉说，“记住，我是城里来的。”）女人们穿戴具有地方特色的服装，各种戴花环的牲口被牵出来，绕田野游行，授予奖品。字旗再次登场，装点田野四周。庆典供应足量啤酒，还有管乐队奏乐。田野正中搭起木台。木台上，几个男孩穿着Lederhosen，在一架手风琴的伴奏下，和着节奏鼓掌，跺脚，拍大腿、脚跟，演示Schuhplatter。

克拉拉对此嘲笑了一番，但厄苏拉觉得整个活动相当好。厄苏拉觉得自己如果能住在一个阿尔卑斯小村里一定会很高兴（“像海蒂那样。”她给帕米拉写信时说。因为帕米拉对新德国很生气，她已经减少了给姐姐写信的次数。帕米拉虽身在远方，却仍然发着良知的声音，但话又说回来，良心对置身事外的人来说，谈起来也的确是很容易的）。

手风琴加入管乐队一起演奏，人们跳起了舞。厄苏拉被一系列羞涩至极的农村男孩请上木台，他们个个笨手笨脚，他们在台上的舞姿十分古怪。她马上发觉那是3/4拍的Schuhplatter，动作滑稽可笑。就这样，又是啤酒，又是舞蹈，她开始觉得头晕了。于是，当克拉拉牵着一个男人的手将他带到她面前时，她一时间反应不过来。男人很英俊，一望便知不是本地人士。“瞧我碰到谁了！”

“谁？”厄苏拉问。

“居然是我们堂亲同父异母兄弟的隔代表亲，”克拉拉兴奋地说，“反正很远就是了。于尔根·富克斯。”

“只是个远亲罢了。”他说着，微微一笑。

“很高兴见到你。”她说。他脚跟并拢，立正后吻了吻她的手，令她想到《灰姑娘》里的白马王子。“这是我的普鲁士血统在起作用。”他笑道。伯伦纳家的姑娘们也笑了。“我家根本没有普鲁士血统的人。”克拉拉说。

他笑起来十分好看，透着愉悦，又仿佛若有所思。那双眼睛蓝得不同寻常。他的英俊是彻底的，无可辩驳，就像本杰明·柯尔，但本杰明是他的反色负片，是于尔根·富克斯这一正极的负极。

托德和富克斯——两个都是狐狸。这难道是命运的安排吗？科莱特大夫知道这一巧合的话，也许会非常高兴的。

“他英俊极了。”见面后她写信给梅丽。所有垃圾言情小说里的用语全部涌了上来——“心脏停止”“无法呼吸”。她在太多潮湿闲散的下午，读了太多布丽奇特的书。

“这是一见钟情。”她头晕目眩地写道。当然这钟情只是对疯狂的误解，不是所谓的“真爱”（真正的爱只有有了孩子的人才能体会）。“妙极了，”梅丽回信说，“这是感应性妄想性障碍。”

“为你高兴。”帕米拉写道。

“婚姻是建立在一种更持久的爱上的。”希尔维提醒说。

“我在想你，小熊，”休写道，“从遥远的此处。”

天黑后，村中燃起火把，小城堡的角楼上放起了烟花。景象令人兴奋。

“真美，不是吗？”阿德尔海德说，火焰照得她的脸颊发出光来。

是啊，厄苏拉说，真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