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尔芙小姐为大家演奏了钢琴曲。“贝多芬的钢琴曲，”她说，“我不是迈拉·赫斯，但听听琴总还是不错的调剂。”这两句话她都说得没错。唱歌剧的阿米蒂奇先生献演《费加罗的婚礼》咏叹调《不要再去》，邀请伍尔芙小姐为他伴奏，后者这晚尤其好兴致，说愿意一试。表演令人悸动（伍尔芙小姐评价它有“意想不到的性感意味”），当勃洛克先生（自然有他）和西姆斯先生（叫人吃惊）也加入进这淫词艳曲时，谁也没有反对。

“我知道这首歌！”史黛拉说，事实是她的确知道曲调，但并不知道歌词，于是她就“噔嘀噔，噔嘀噔，噔嘀噔噔”地唱着。

他们的小队近来添了新人。首先是埃姆斯利先生，他从其他小队过来，曾经卖杂货，炸弹炸毁了他的屋子、他的店面以及他小队管辖的整个片区。他与西姆斯先生、帕尔默先生一样，也打过一战。再来的这个新人背景十分新奇。史黛拉是勃洛克先生过去认识的一个“舞者”，她坦白说自己（态度很主动）曾是“脱衣舞艺人”，但阿米蒂奇先生说：“亲爱的，我们这里都是卖艺的。”

“那男人的心肠真他娘的好。”勃洛克先生喃喃地说，“该送他去参军，这样他就明白世态炎凉了。”“我表示怀疑。”伍尔芙小姐说。（这便引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什么身形强壮的勃洛克先生没有应征入伍？）“所以，”勃洛克先生总结道，“我们这儿现在不仅有犹太佬、娘娘腔，还有了个妓女，真像下流音乐喜剧。”

“是百折不挠、宁死不屈的心情把我们带到同一条路上来的，勃洛克先生。”她稍稍责备了他一句。自从帕尔默先生死后，大家——甚至伍尔芙小姐——都急剧地敏感易怒起来。厄苏拉觉得大家还是等仗打完了再相互撕咬比较合理。当然，造成大家情绪紧绷的不仅仅是帕尔默先生的死，还有睡眠的缺乏和夜间无休无止的空袭。德国人准备永远炸下去吗？

“而且，唉，我也不知道怎么了，”伍尔芙小姐煮茶时轻轻对她说，“只是这种脏兮兮的感觉叫人受不了，好像可怜的伦敦和里面的人们都再也不会干净起来了。一切都破烂得叫人忍无可忍。”

所以他们小小的即兴音乐会开得如此友善，人人看着比近来任何时候都要平和，不啻为一件令人欣慰的好事。

阿米蒂奇先生唱完“费加罗”，又充满激情地独自演绎了一首《亲爱的爸爸》（“他真多才多艺。”伍尔芙小姐说，“我一直以为这是女人唱的咏叹调。”），博得满堂疯狂的掌声。接着经他们收留的齐默曼先生也说自己想为大家演点什么。

“接下来你要不要跳个脱衣舞呢，甜心？”勃洛克先生问史黛拉，后者对厄苏拉眨眨眼，说：“如果你们想看。”仿佛在与她串通一气。（“相信我，摊上一伙不听话的女人啊，你可就倒霉了。”勃洛克先生不时要这么哀叹一下。）

伍尔芙小姐面露担忧，对齐默曼先生说：“您不会还带着您的提琴吧？安全吗？”他从没带提琴来过岗哨。伍尔芙小姐说，提琴价值不菲，不仅价格昂贵，而且因为齐默曼先生将自己的全部家眷都抛在了德国，提琴是他唯一对过去的念想。伍尔芙小姐说自己曾与齐默曼先生就德国局势进行了“令人心痛的”深夜“长谈”。“那边的情况很可怕，你知道。”

“我知道。”厄苏拉说。

“你知道？”伍尔芙小姐谈兴陡增，“你在那里有朋友？”

“没有，”厄苏拉说，“一个认识的人也没有，但这世上不是有些人无缘无故就能知道一些事吗？”

齐默曼先生拿出提琴，说：“请大家原谅，我不擅长独奏。”接着，他几乎是语带歉意地为自己报了幕：“巴赫，《G小调奏鸣曲》。”

“真有意思，”伍尔芙小姐在厄苏拉耳边轻轻说，“我们听的音乐里有这么多是德国人写的。大美能够超越一切。也许战争结束后还能治愈一切。想想那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所有人都是兄弟姐妹。”

厄苏拉未及回答，齐默曼已经起弓，琴弓悬在弦上，预示演出即将开始，破陋的岗哨里，降下了一片音乐厅才有的深静。有些人静着是因为演出质量（“真是超凡。”伍尔芙小姐待演出结束后说。“真的很美。”史黛拉说。），有些人是为了尊重齐默曼先生逃难者的身份。音乐本身也的确四平八稳，以致听众很容易能沉入自己的思绪。厄苏拉不断回溯休的死亡，不断想着没有了他的日子。他已经死了两周，而她仍然期盼见到他。她曾把这种思绪放置一边，留待将来考察，而那个“将来”在此刻突然降临。她庆幸自己没有流下难堪的眼泪，只是深深地沉入了可怕的忧伤。这忧伤似乎惊动了伍尔芙小姐，后者伸出手来紧紧握住了她的手。厄苏拉觉得伍尔芙小姐满腔的情感都要使她颤抖起来了。

音乐落，四周弥漫着一种至深而纯洁的宁静，仿佛世界停止了呼吸，接着，大家还没有拍手称赞，宁静就被紫色警报打破了——“轰炸将在二十分钟内开始”。想想警报全部出自她自己供职的五区作战室，由手底下那些更年轻的女孩从发报室发出，她就未免感到奇怪。

“来吧，”西姆斯先生说，嘘着粗气站起来，“快离开这里。”等大家都撤到户外，警报已经换成红色。幸运的话，他们能有二十分钟时间在催命的警报声中将路人全部赶进防空洞。

厄苏拉从不使用公共防空洞。一想到人挤人的场面和幽闭的环境她就浑身起鸡皮疙瘩。他们片区就曾发生过一起空降弹直接击中防空洞的惨案。厄苏拉宁愿死在户外，也不做洞中之狐。

那是个美好的傍晚。众星捧着一弯新月，刺穿了夜幕深浓的黑暗。她想到了罗密欧对朱丽叶的赞美——她姣然悬在暮天的颊上，像黑奴耳边璀璨的珠环。忧郁哀伤的缘故，厄苏拉的心里荡起了诗意，也许有人，甚至连她自己，都觉得太过矫情。再也没有德金先生的胡乱引用了。他在一次任务中心脏病发作了。他正在恢复。“感谢上帝。”伍尔芙小姐说。她曾抽空去医院看望他，厄苏拉没去，心里却也毫不愧疚。休死了，德金先生还活着，她心上没有空间去同情生者。西姆斯先生取代了德金先生的位置，成为伍尔芙小姐的副官。

战争狂放的噪声又响起来了。隆隆炮响，轰炸机引擎单调而不规则的嗡嗡声，都令她作呕。枪声，探照灯在天空指戳的手指，因为恐惧而紧张得透不过气——这一切很快将诗意冲散了。

等他们抵达救助现场，其他人也都已经到了——水电煤工人、拆弹小组、重灾救援队、轻灾救援队、抬担架的、运死人的（那天用的是一辆面包店的面包车）。救火队的水龙皮带纠纠缠缠铺了一路，因为街侧有幢大楼起了大火，火星熔浆四溅。厄苏拉觉得自己好像在火光中惊鸿一瞥地看见了弗雷德·史密斯，最后决定认为那是自己的想象。

虽然身后火光冲天，救援队在使用电筒和提灯时仍然小心翼翼。但反过来人人嘴里却又都叼着烟，虽然煤气工还没有处理完现场的煤气泄漏，拆弹小组的出现更说明附近随时有炸弹可能爆炸。大家都努力应付手头的事（该凑合时需凑合），似乎没有意识到可能临头的大难，显得过于轻松。或者也许某些人（厄苏拉想，如今不知自己是否也成了这某些人的一员）已经不在乎生死了。

她感到有些不舒服，仿佛看见了某种征兆，预示着今晚要出事。“只是因为巴赫的音乐让你的灵魂悸动不安罢了。”伍尔芙小姐安慰道。

现场覆盖了两个片区，因此负责事故的官员需同两个片区的指挥官分别交涉，两个指挥官又都称自己将对救援全权负责。伍尔芙小姐没有参与这场闹剧，因为事故发生地段不在她管辖之内。但因为灾情过重，她对自己的队员宣布说，无论别人说什么，他们都要出力支援救援行动。

“您要我们违法乱纪。”勃洛克先生来了兴致。

“算不上。”伍尔芙小姐说。

未起火的半条街也遭到了严重轰炸，砖灰和无烟火药的酸味立即侵袭到肺里。厄苏拉心中想着狐狸角小树林后的青草地，盛开着亚麻花和飞燕草、虞美人、红石竹和牛眼雏菊。她想着新刈草地的清香，夏季阵雨的凉意。这是她新近想出的对抗炸药可怖气味的方法。（“有用吗？”埃姆斯利先生好奇地问。“不怎么有用。”厄苏拉说。）“我以前想母亲的香水味，”伍尔芙小姐说，“四月紫罗兰。不幸的是现在一想到母亲，就马上会想到炸弹。”

厄苏拉送给埃姆斯利先生一片薄荷糖。“这个有点用。”她说。

离轰炸现场越近，景况也就愈发惨烈（在厄苏拉的经验中，情况几乎一贯如此）。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幕鲜活而血腥的图景——地上横满碎尸，许多人都被炸飞了四肢，只剩下躯干，赤身裸体，仿佛裁缝的制衣架子，使厄苏拉不禁想起约翰·刘易斯大楼被炸后与拉尔夫在牛津大街上看到的那些假模特。一个担架队员没有活人可抬，正在捡乱石上支出的胳膊和腿，看来仿佛要在日后将碎尸复原。有没有人真这样去做？厄苏拉突然想。比如在停尸间里，将死者尸体像拼图一样拼接完整？不过有些人的尸体已经没有复原的可能了——两个救援队员正用铲子往筐里装肉糊，而另一个则手持板刷刷洗溅在墙上的什么东西。

不知有没有认识的遇难者，厄苏拉心想。自己在菲力莫尔花园的处所离此不过几条街，也许她上班路上曾路过住在这里的什么人，甚或在菜店、肉铺里还发生过交谈。

“显然有很多已无法辨认。”伍尔芙小姐说。她已与负责事故的官员谈过话，后者似乎相当庆幸自己碰上了一个讲道理的人。“你听了一定会高兴的：我们不再是编外人员了。”

就在那拿板刷的男人楼上（虽然地板已经没了），墙头挂镜线上用衣架挂了条裙子。厄苏拉发觉自己总为家常细节——仍然坐在炉上的水壶，一桌无人消受的晚餐——动容，其程度要大于自己看见周遭更沉重的痛苦和更惨重的毁灭时。此时她看着那裙子，却发现里面还套着个女人。她的头和双腿被炸掉，但双臂还连着。高爆速炸弹造成的各种奇形怪状的结果从来都令厄苏拉惊讶不已。女人仿佛已经焊在了墙上。明亮的火光中，依稀还能看见裙上戴的一枚胸针。一只黑猫，镶着假钻做的眼睛。

她踩着满地碎石走向这栋楼房的后墙。乱石地上靠坐着一个女人，四肢像布娃娃般摊开。似乎被炸到半空后又胡乱地落到了地上——事实经过恐怕就是如此。厄苏拉想叫一架担架来，但头顶正好飞过一串轰炸机，谁也听不见她的叫喊。

女人满身灰土，看不出年龄。她手上有严重烧伤。厄苏拉在急救包里翻出比诺尔烫伤药膏，涂了些在她手上，自己也不知为何要这么做。女人伤得太严重，药膏根本是于事无补的。她希望自己还带着水，女人的嘴唇干燥得令人心疼。突然，出乎厄苏拉意料，女人睁眼了，睫毛支棱着，因落满灰尘而显得苍白，她想说话，但声音过于沙哑，厄苏拉听不明白。难道她是外国人？“您说什么？”厄苏拉问。她感到女人就快要死了。

“孩子。”女人突然发出声音，“我的孩子在哪儿？”

“孩子？”厄苏拉重复着，环顾四周。她没有看见任何孩子的迹象。孩子可能被埋在了废墟堆下的任何位置。

“他叫，”女人滚动着喉咙，囫囵难辨地说——竭力要说得清楚，“埃米尔。”

“埃米尔？”

女人轻而又轻地点点头，好像再也说不出话了。厄苏拉再次环顾寻找婴儿。回身再想确认宝宝的年龄时，女人的头已经疲倦地垂下，厄苏拉号了号她的脉，什么也感觉不到了。

她丢下女人，继续寻找生还者。

“你能不能去给埃姆斯利先生拿一片吗啡？”伍尔芙小姐问。一个女人正在尖叫，且像工地壮劳力一样谩骂着。伍尔芙小姐又补了一句：“就是给这个吵吵嚷嚷的女人的。”伤员吵得越凶，越说明不会死。这条定律经起了无数次考验。这个女人气势如虹，似乎准备单手从废墟中辟出一条道，再到肯辛顿花园跑一圈。

埃姆斯利先生位于房屋的地下室，厄苏拉不得不先被两个救援队员放下去，再在碎裂的桁架和砖块中挤出一条路。她意识到整栋房屋也都摇摇欲坠地支撑在这同一堆桁架和砖块上。她找到埃姆斯利先生时，后者几乎是平躺在一个女人身边，女人腰部以下完全被倒塌物压住，但神志还清醒，对自己痛苦处境的语言表达也十分生动。

“很快救您出去。”埃姆斯利先生说，“喝杯茶。怎么样？不错吧？我都想喝了。托德小姐还给您带了止痛的东西来呢。”他一个劲地安慰着。厄苏拉将小小的吗啡药片递给他。他看来相当擅长手头的事，想象他戴围裙称白糖、包黄油倒很困难。

地下室的一边堆满沙包，但许多沙包在爆炸中破开了，沙子流了一地。一时间，厄苏拉突然产生了令人惊异的幻觉，仿佛来到了不知是何处的一个海边，清爽的微风中滚动着一只圆环，海鸥在头顶旋鸣，接着幻觉又极其突然地消失了，她回到地下室。一定是缺睡，她心想，绝对是缺睡作怪。

“他妈的早该给我止痛药。”女人说着，贪婪地吃下吗啡药片，“慢慢吞吞，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在上头开茶会呢！”厄苏拉发觉她很年轻，且不知为何很面熟。她紧抓着她庞大的黑手袋，仿佛它能帮她在木材的海洋里浮起来。“你们谁有烟吗？”埃姆斯利先生克服了由于空间局限造成的困难，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包压扁了的玩家牌香烟，接着更加艰难地掏出了一盒火柴。女孩的手指不耐烦地在黑皮包上敲打着。“你就继续慢慢吞吞的好了。”她不无讽刺地说。

“对不起。”她深深吸进一口烟后说，“卡在这样一个endroit，难免神经质一些。”

“你是蕾妮？”厄苏拉惊讶地说。

“你问这干吗？”她说，又恢复了原先的恶声恶气。

“我们在查令十字宾馆的盥洗室里见过，几周前。”

“你肯定认错人了。”她字正腔圆地强调说，“大家都这样。我肯定是长了一张大众脸。”

她又深长地吸入一口烟，继而相当受用地缓缓吐出。“你还有那种小药片吗？”她问，“黑市上肯定能卖出好价钱。”她的声音模模糊糊，这是吗啡起了作用，厄苏拉想，可是马上，香烟从她指间掉了下来，她眼睛上翻，开始抽搐。埃姆斯利先生紧紧捉住她的手。

厄苏拉扫了一眼埃姆斯利先生，无意中看见他身边一只沙包上，一条胶带正贴着一张米莱《肥皂泡》的复制品。她讨厌这幅画，她讨厌所有前拉斐尔时期画作中蔫头耷脑、药物中毒似的女人。眼下不是做艺术批评的时候，她想。自己对死亡已经麻木了。她柔软的灵魂已经结晶。（这样岂不更好，她想。）她是淬火的宝剑。接着，她又在时间中闪回。她在下楼梯，紫藤盛开，她从窗户飞了出去。

埃姆斯利先生鼓励着蕾妮。“来，加把劲，苏西，别放弃希望。只要一眨眼的工夫我们就能把你救出去。所有的小伙子都在努力。姑娘们也在努力。”他为了厄苏拉补充道。蕾妮不再抽搐了，开始吓人地颤抖起来，埃姆斯利先生更焦急了。“来，苏西，加把劲，姑娘，千万别睡过去。对，好样的。”

“她叫蕾妮。”厄苏拉说，“虽然她不承认。”

“我叫谁都是苏西。”埃姆斯利先生说，“我有个女儿叫苏西。很小的时候，被白喉带走了。”

蕾妮最后又狠狠抽了一下，半闭的双眼里便没有了生气。

“死了。”埃姆斯利先生难过地说，“多半是内伤。”他用杂货店老板的端正字迹在一个标签上写下“阿盖尔路”，捆在她手指上。厄苏拉从蕾妮固执的手里拽出皮包，将内容物倒尽。“身份证。”她说，举起让埃姆斯利先生看，证上“蕾妮·米勒”的字样还清晰可见。他又在标签上加了她的姓名。

埃姆斯利先生艰难地掉头，以便能往外爬，此时，厄苏拉捡起与粉饼、唇膏、法文信件和一些天知道是什么的东西，还有一起从包里掉出来的金烟盒。这肯定是偷来的东西，绝不会有人送她这个。厄苏拉再怎样天马行空，也无法想象蕾妮和克莱顿出现在同一间屋里，别说是同一张床上。战争的确让许多原本绝无交集的男女睡到了一起。他与她一定是偶遇，也许在某处宾馆，或某个更简陋的endroit。可她如何学会了法语呢？也许她只会说几个词。不管怎么说，绝不是克莱顿教的，克莱顿坚信只会说英语就足以统治世界了。

她将金烟盒和身份证放入自己的口袋。

两人倒着往地窖外爬行的过程中（他们已经不奢望掉头了），废墟以一种令人揪心的方式突然动了起来。两人浑身凝固，猫一样地匍匐着，吓得屏住呼吸。过了貌似永无休止的一段时间后，两人再度启动，却发现废墟内部重组后，后路已断，不得不以双膝和双手爬行着，在大楼倒塌的地基里重新寻找更为曲折的出路。“背被弄得疼死了。”埃姆斯利先生在她身后低声说。

“我膝盖疼。”厄苏拉说。两人精疲力竭地坚持着。厄苏拉心里想着黄油吐司给自己打气，虽然菲力莫尔花园已经没有黄油了，而且除非梅丽出门去排队（多半不会），菲力莫尔花园也已经没有面包了。

地窖仿佛无休止的迷宫，厄苏拉慢慢明白楼中下落不明的人们究竟去了哪里，他们都躲在这迷宫中了。这栋楼的居民显然将地窖作为他们的防空洞，死去的他们——男人、女人、小孩，甚至一只狗——都被凝固在各自生前的位置上，通体包裹灰尘，不像尸体，倒像雕塑或化石。这让她想起了庞贝，想起了赫库兰尼姆。这两个地方，厄苏拉在她踌躇满志的被称为“伟大之旅”的欧洲游中都去过。她在博洛尼亚借宿时结识了一个美国女孩——充满热情与活力的凯西——两人一起拦招火车，在意大利境内做了一次环游——威尼斯、佛罗伦萨、罗马、那不勒斯——其后厄苏拉去法国坐船，完成了她旅居国外一年的生涯。

因为那不勒斯着实令两人害怕，她们花钱雇了个私人导游，此君废话很多。两人在他的陪伴下花了生命中最难耐的一天，在南方酷烈的骄阳下，步履坚定地踏遍了罗马帝国那些失落的干枯、扬尘的古城。

“噢，天哪。”两人在荒芜的赫库兰尼姆中跋涉时，凯西说，“真希望这劳什子没有被挖出来就好了。”两人的友谊于短时间内放射出巨大的光芒，并在厄苏拉投奔南希后很快熄灭了。

“我已经展开了翅膀，学会了飞翔。”她离开慕尼黑、离开收留她的伯伦纳一家后，写信给帕米拉，“我见过了世界，成为了一个深邃的女人。”虽然事实上她几乎还羽翼未丰。由于旅途中为一系列学生做私人授课，这一年唯一教会她的事，便是以后再不想做老师了。

于是在她回国后——为准备从事市政工作——她去海威科姆一所卡夫先生办的学院突击了速记和打字。此人后因在公共场合露阴被捕。（“一个露肉的？”莫里斯厌恶得皱起了嘴唇。休厉声呵斥要他滚出去，且再不许在家里使用这样粗俗的语言。“幼稚。”莫里斯摔门去到花园中后，他说，“就他这样的人也能结婚？”莫里斯回家后宣布了一个消息，说自己已经同一个名叫埃德温娜的女孩订婚，彼方是某主教的长女。“天哪，”希尔维说，“我们见了他要单膝跪地吗？”

“开什么玩笑。”莫里斯说。休立即呵斥：“不准这样跟你母亲说话！”这次会面总体上气氛相当恶劣。）

卡夫先生其实并不坏。他十分热衷世界语，当时看来是个非常生僻的爱好，但现在厄苏拉却觉得发展一种全世界都懂的语言其实是好事，比如拉丁语在过去那样。噢，对呀，伍尔芙小姐说，一门共通的语言自然好，但太过理想化了。所有真正的好事都过于理想化，她又伤感地补充道。

厄苏拉启程去欧陆时是个处子，回家时已经不同。事情发生在意大利。（“不在意大利找情人，还能上哪儿去？”梅丽说。）他叫吉安尼，在博洛尼亚大学进修哲学博士学位，比厄苏拉所理解的意大利人要沉重、严肃得多。（布丽奇特小说里的意大利人个个时髦英俊、玩世不恭。）吉安尼却为厄苏拉的“成人礼”加入了一种读书人特有的庄重，整个过程并不如厄苏拉所恐惧的那样尴尬。

“上帝，”凯西说，“你胆子真大。”她有时令厄苏拉想起帕米拉，但也有时与帕米拉截然不同——比如她表情宁静超然地否认达尔文进化论时。凯西是浸洗派教徒，一直为了新婚而守身如玉，但是她回芝加哥后不过几个月，她母亲就来信说她在一次划船活动中出事死了。这位母亲一定翻遍了她女儿的通讯录，给每个人都一一去了信。多可怕的过程。休去世时，家里不过在《泰晤士报》上发了一篇讣告。可怜的凯西白白持守了。墓中固然舒适而隐蔽，想必其中却无人亲密。

“托德小姐？”

“对不起，埃姆斯利先生。这里真像是地下墓穴，不是吗？全是久远以前的故人。”

“是呀，我很想在自己也变成故人以前爬出去呢。”

她小心翼翼往前爬的过程中，膝盖突然触到一个柔软的东西，整个人往后一仰，头撞在一根折断的房梁上。灰尘扑簌簌往下落。

“您还好吧？”埃姆斯利先生说。

“还好。”她说。

“我们又碰到什么了？”

“稍等。”她曾不慎踩过一具尸体，明白那种湿软的血肉的触感。她觉得自己必须看一看，虽然天知道自己有多么不情愿。她将手电照在那摊看来仿佛灰堆的东西上，那是一堆破烂——提花织物、蝴蝶结、羊毛织物——一半已经入土。看来大可以是一包编织活计。其实不是。她一层层揭开织物，仿佛拆一个包装笨拙的包裹，或一个体积巨大的卷心菜。终于，包裹卷里露出一只几乎是洁白无瑕的小手，仿佛一颗小星星。她想她也许找到了埃米尔。幸而做母亲的已经死了，不需要知道这一幕，她想。

“小心这里，埃姆斯利先生。”她回头说，“有个婴儿，别碰到了。”

“好了吗？”两人终于像鼹鼠一样冒到地面上后，伍尔芙小姐问她。街对面的大火几乎已经扑灭，街面上炮灰、煤渣、垃圾一片狼藉。“有多少？”伍尔芙小姐问。

“不少。”厄苏拉说。

“挖掘难度大吗？”

“难说。”她将蕾妮的身份证递过去，“还有个婴儿，恐怕比较惨。”

“准备了茶。”伍尔芙小姐说，“去喝一点吧。”

与埃姆斯利先生一起去移动餐厅的路上，她惊讶地看见远处沿街一扇楼门前，有一只小狗正瑟缩着。

“你先走吧，我一会儿再来。”她对埃姆斯利先生说，“替我要一杯，好吗？加两袋糖。”

那是只其貌不扬的猎狐梗，因为恐惧而颤抖哀鸣着。楼门通向的那幢楼倒塌了大半，厄苏拉想那也许是小狗过去的家，小狗也许正在寻求安全，寻求某种保护，但它不知道能去哪里。她向它走去时，它却向远处跑去了。该死的狗，她一边想一边追去，终于追到它，揽到怀里，不让它再跑。它浑身颤抖，她将它抱紧在胸前，用声气温柔地对它说着话，就像埃姆斯利先生对蕾妮说话时一样，用自己的脸去摩擦它的皮毛（毛很脏，但她自己也不干净）。它小极了，也无助极了。“这是屠杀无辜啊。”有一天他们听说炸弹正中东区一所学校，炸死了许多孩子时，伍尔芙小姐说。可大人难道不是无辜的？（抑或其实他们有罪？）“反正小丑希特勒肯定不是无辜的。”休曾在他们最后一次谈话时说，“整个战争因他而起。”她真的再也见不到自己的父亲了吗？她忍不住发出一声啜泣，不知因为害怕还是同情，小狗也跟着呜咽起来。（托德家无一人不将自己人类的情感联系在狗身上，除了莫里斯。）

就在那一刻，人与狗的身后起了一声巨响，狗吓得就要逃跑，被她紧紧抱住。她转过身，看见刚才那幢大楼起火的山墙倒塌了。整个拍下来。砖块撞地发出野兽般的怒吼，恰好将妇女志愿队的移动餐车拍在了下面。

妇女志愿队的两名队员遇难，同时遇难的还有埃姆斯利先生以及他们的信报员托尼，彼时他正好骑车经过，不幸骑得不够快。伍尔芙小姐在参差不平的碎砖上跪下来，握住了托尼的手。厄苏拉蹲在她身边。

“噢，安东尼。”唤过他的名字后，伍尔芙小姐就再也说不出话来了。她的发髻松了，看起来很疯狂，俨然从悲剧中走出来的人物。托尼正在昏迷中——头部重伤，两人匆忙将他从砖堆里捞了出来——厄苏拉觉得她们应该说些鼓励的话，切勿让托尼察觉两人的沮丧。她想到他是童子军，便对他说起露营的快乐来。说在地里支帐篷，听小溪潺潺，拾柴生火，在晨雾弥漫中准备露天早餐。“战争结束后，你会有很多很多好玩的事可做。”她说。

“今晚你回家，你母亲不知会多高兴。”伍尔芙小姐也帮忙打气。她用手捂嘴，忍住一阵啜泣。托尼似乎没有听见她们的话，只是逐渐苍白，白成了稀牛奶的颜色。他死了。

“噢，上帝。”伍尔芙小姐恸哭道，“真叫人难受。”

“但还是得受着。”厄苏拉说着，用手背擦掉鼻涕眼泪和脸颊上的脏东西，心想差一点，死在这里的就会是她自己。

“一群废物。”弗雷德·史密斯气愤地说，“她们把移动餐车停在那里干吗？停在山墙边上，这不是找死？”

“她们不知道。”厄苏拉说。

“啊，她们他妈的该有这个意识。”

“应该有个该死的谁给她们提个醒。”厄苏拉说，突然发起火来，“好比说你这个该死的救火队员。”

晨光初绽，两人听到了解除警报的汽笛。

“我刚才看到了你，所以才举消防员的例子。”厄苏拉做出和解的姿态。他气的到底是她们的死亡，不是她们的愚蠢。

她感到自己身处梦境，离现实越来越远。“我快死了。”她说，“再不睡我就要疯了。我就住在前面拐弯不远处。”她补充道，“幸而倒的不是我们的公寓。幸而我去追了这只狗。”救援队有人给了她一根绳子套在狗脖子上，她将小狗拴在地上支出来的一根烧焦的柱子上。她想起刚才担架员在废墟堆里捡残肢的事。“如此看来我该叫他‘幸运儿’，虽然有点俗套。但他救了我，要不是他，我也会在山墙下喝茶。”

“一群废物。”他又骂道，“需要我送您回家吗？”

“那就太好了。”厄苏拉说，但她没有带他往“前面拐弯不远处”走，两人反而是疲惫地沿着金斯顿高街走去，且像孩子一样手牵着手，身边跑着那条小狗。清晨此时的街上一片荒芜，除了一条煤气管道还在起火。

厄苏拉知道，他们不得不去那里。

伊兹卧室的床榻对面墙上，挂着一幅画。那是初版《奥古斯都历险记》中的一幅插图，以线描手法描绘了一个轻慢无礼的男孩以及他的小狗。画风十分卡通，这从奥古斯都的学生帽、他像糖球一样鼓突的面颊和那与现实中的乔克毫无共同点的模样傻气的西高地白梗都看得出来。

这幅画与厄苏拉记忆中伊兹在时的卧房格格不入——那曾经是一间闺房，充满象牙白丝绸和素白缎子，昂贵雕花玻璃酒瓶和珐琅发刷。墙上靠着一张卷得严严实实用粗绳捆起的奥布松地毯。另一面墙上曾经挂过一幅名不见经传的印象派画作，厄苏拉猜它的出现并非因为主人对画家有什么偏爱，而纯粹为起装饰效果。厄苏拉又想，不知奥古斯都挂在这里是否只为了提醒伊兹她自己的成就。印象派画作已经收起放好，但这幅插画却给忘在了墙上，或许伊兹对它已经不再关心。无论原因是什么，画框上的玻璃都已呈对角裂开。厄苏拉想到自己与拉尔夫来酒窖的那一天，荷兰公园区被炸，也许画框就是在那时裂开的。

伊兹理智地离开了狐狸角，没有同被她称为“悲伤寡妇”的希尔维待在一起，因为“我们定会像猫狗一样打起来”。她反而撤到了康沃尔，住在峭壁顶上的一栋房子里（“像《蝴蝶梦》里的曼陀丽庄园，又荒芜又浪漫，幸好没有丹弗斯夫人。”），正为《奥古斯都历险记》在一份名报上连载的漫画而“绞尽脑汁”。厄苏拉觉得如果她让她的奥古斯都像泰迪那样逐年长大，这个人物势必有意思得多。

此时的阳光一反冬季常态，现出黄油般的灿烂柔滑，正努力刺穿厚重的天鹅绒窗帘，要射进来。为何你穿过窗棂，透过窗帘来召唤？她想到。假设能在时间中逆流，在古代寻一个恋人，她会找多恩，而不是济慈，她知道后者英年早逝，故而有关他的一切都笼罩了悲剧色彩。这也是时间旅行的不便之处（除了根本不可能之外）——你永远都是个依仗自己的先见到处传播噩耗的卡珊德拉。虽然生命之轮的确过于不知疲惫，但一个人唯一的路只能是往前走。

虽然已经十一月，她听见窗外仍有鸟鸣。鸟一定也像人一样，对闪电轰炸充满了惊讶与不解。频繁轰炸究竟为何？为了杀死了不计其数的人，她想，为了让他们的心脏在轰炸中弃世、肺叶在真空中炸裂。为了让无足轻重的他们，从空中，仿佛石块般沉沉跌落。

“您看上去有心事。”弗雷德·史密斯说。他一只胳膊垫在头下躺着，正在吸烟。

“您却很奇怪，看上去仿佛在自己家。”她说。

“的确是。”他微笑着探身，将她拦腰揽住，吻着她脖子的后面。两人脏得仿佛挖了一夜煤。她想起那夜坐机车回伦敦时，两人身上也是这么脏。那天是她与休见的最后一面。

梅尔伯里路没有热水，甚至冷水也没有。也没有电。因为轰炸一切设施都关闭了。两人在黑暗中钻进了伊兹铺在光床垫上的罩布，双双睡得仿佛死了一样。几小时后两人同时醒来，做了爱。这种爱法（或者说，实际上是情欲）是灾难生还者——或者寻求灾难的人——的爱法，毫无禁忌，偶尔狂野，但却奇怪地透着柔情和蜜意。当中还穿插着一条伤感的伏线。就像齐默曼先生演奏的巴赫，这场性爱悸动着她的灵魂，使她身心分离。她试图回忆马维尔的另一句诗，似乎出自《灵与肉相谈》，有关“骨骼的栓”上挂着镣铐与锁链，但怎么也想不起来。诗句在这样一张弃床上、这样一堆无羁的柔软的肌肤面前显得生硬而无情。

“我刚才在想多恩。”她说，“你知道，就是那句，你这忙碌的老傻瓜，不守端方的太阳。”不，她心想，他不可能知道。

“哦？”他漠不关心地答。事实上比漠不关心更漠不关心。

猛然间，刚才那些地下室灰色的死尸和跪到婴儿尸体的记忆击中了她。接着，在长达数秒的时间里，她突然仿佛置身别处，不是阿盖尔路的地下室，不是伊兹荷兰公园区的卧房，而是某个居中的时空，她在那个时空里下坠，下坠——

“你要烟吗？”弗雷德提议。他用自己抽剩的烟头点了一支新烟递给她。她接过来说：“我不怎么抽烟。”

“我也不常带陌生女人去豪宅上床。”

“多么劳伦斯。我们并不陌生。我们从小就认识。”

“并不是现在这种认识法。”

“还好不是。”她已经开始讨厌他了。“不知现在几点。”她说，“但我可以给你些上好红酒做早餐，此地恐怕没有别的东西了。”

他看了看表说：“早餐时间过了。现在是下午三点。”

小狗从门缝里挤进来，脚爪在光木地板上踏出踢踏声。它跳到床上，定睛凝视着厄苏拉。“可怜的东西，”她说，“它一定饿坏了。”

“弗雷德·史密斯？他怎么样？快告诉我。”

“令人失望。”

“哪里？在床上？”

“天哪，不是，完全不是。我从来没有……那样过，你知道。但我本来以为会很浪漫。不，这个词太愚蠢，用得不对。也许该说更精神层面。”

“更脱俗？”梅丽提议。

“对，就是它。我就是想说脱俗。”

“这种事可遇不可求。对弗雷德来说，脱俗的要求太高了。”

“但我竟对他有所期待。”厄苏拉说，“或许我期待的不是他。或许我只是想恋爱罢了。”

“没恋爱成，却美美做了一场爱，够便宜你了！”

“你说得对，再求别的就不知足了。噢，天哪，我想我在他身边肯定显得特别装。居然引了一句多恩。你觉得我是个很爱装的人吗？”

“特别爱装。全身都写着‘爱装’。”梅丽精神头似乎很足，“抽烟、做爱、轰炸，天知道还发生了什么。要我给你放一盆洗澡水吗？”

“噢，那太好了，要。”

“你洗的时候，”梅丽说，“把你那该死的狗也洗洗。天堂都闻见它身上的味了。不过它长得倒很乖。”她模仿美国人口音说（差着火候）。

厄苏拉长出一口气，伸了伸懒腰：“你知道吗？对这轰炸，我真的，真的真的，已经受不了了。”

“但这仗恐怕还得打下去啊。”梅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