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围坐在温室街上一家酒馆里。他们在多佛尔外的大路上拦招顺风车，被美军军官看见，将他们送到了皮卡迪利。他们不等飞机，提前两天在法国勒阿弗尔挤上美国运兵船回到了英国。理论上说这属于擅离职守，但他们管不了那么许多了。

这是两人着陆皮卡迪利后走进的第三家酒馆，两人都承认已经醉了，但也都觉得不妨继续喝。那是周六，酒馆人满为患。因为身穿军装，那晚的酒钱两人分文未付。空气中仍然弥漫着战争结束的轻松和战争胜利的喜悦。

“来，”维克举杯说，“这杯敬还乡。”

“干杯。”泰迪说，“这杯敬未来。”

1943年他被德军击落，关进了德国东部的第六战俘营。幸而他不是俄国战俘——俄国战俘活得猪狗不如。与之相比他觉得自己的待遇还过得去。紧接着，2月初的一个午夜，战俘们被一阵熟悉的“Raus！Raus！”吵醒，俄军东进，德军要向西撤离。晚走一两天，他们说不定就能被释放。然而命运多舛。那以后的两周里，战俘们忍饥挨饿，在零下二十摄氏度的苦寒中行进。

维克是个相当自负的小个子军官，任兰卡斯特轰炸机的导航员，飞机在鲁尔区上空遇难。战争令两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人睡在了一起。两人在行军过程中互相扶持，正是这扶持让两人活了下来。当然，也因为两人意外找到了一个红十字包裹。

泰迪的飞机在柏林附近被击中，为了给机组争取跳伞时间，他坚持驾驶飞机到最后一刻，差点就要来不及跳伞。船上只要还有一个船员，船长就不能离开。这不成文的规则在轰炸机上也适用。

哈利法克斯轰炸机通体起火，他已经接受即将赴死的命运。不知为何竟感到一阵轻盈。心潮澎湃，突然意识到自己不会有事的，死亡将拥他入怀。然而死亡没有来，来的是他的澳大利亚无线电报员，他爬进驾驶舱，启动了泰迪背上的降落伞。“快走，你这个浑蛋。”他再也没见过他，再也没见过自己的机组，不知他们的死活。他在最后一刻弹出机舱外，刚来得及开伞就落在了地上，幸而只摔断脚踝手腕。他被送往医院，在病房中遭盖世太保拘捕，对方表示“战争于你已经结束”，这是一句不朽的名言，也是每个飞行员被投入监狱前听到的最后一句话。

他已在院中填写了俘虏登记卡，正在等家里人来信，信没有来。他不知道红十字会的俘虏名单上是否有他的名字，家里的人是否知道他还活着，就这样过了两年。

战争结束时，他们正走到汉堡城外一条大路上。维克特别得意地对押运官说：“噢，我的朋友，战争于你们已经结束了。”

“联系到你女友了吗？泰迪？”泰迪问酒馆老板娘借过私人电话后，维克问他。

“联系到了。”他笑道，“显然大家早以为我死了。她似乎不相信电话里的人是我。”

两人又喝了半小时。维克说：“起来吧，泰迪。从面部微笑看，门口进来的那个女人八成是你的女友。”

“南希。”泰迪轻呼。

“我爱你。”南希在一片嘈杂中无声说道。

“噢，瞧，她还带了个女的，正好归我，多么周到。”维克说。泰迪笑道：“说话小心点，那是我姐姐。”

南希用力掐手，并不在乎疼痛。他就在眼前，他是真实的，坐在伦敦酒馆一张桌前，喝着英国啤酒，令人难以置信。南希只轻轻呜咽一声，厄苏拉努力遏制眼泪，她们像两个圣母马利亚，静对耶稣复活。

接着泰迪看见她们，微笑绽放在脸上。他一跃而起，险些碰翻酒杯。南希挤过人群，飞扑上前，而厄苏拉留在原地，担心自己一动，一切即将消失，面前的喜悦即将崩溃。但她又想，不，这是现实，这是真的。她抛却忧虑，感到了纯粹的喜悦，而泰迪也已与南希分开，立正军姿，朝着她的方向，英姿飒爽地行了个军礼。

他在吵嚷的酒馆那头对她喊话，声音被淹没了。她看着好像是说了“谢谢你”，但也许是她看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