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雯鹤 译

很久之前，我读过英国作家A.J.（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阿希博尔德·约瑟夫·”）克朗宁一部翻译成德语的小说，名叫《群星俯视》。那是一本相当厚的书，书里的细节我现在几乎一点也不记得了，但这并不能怪在作者和他讲述的故事头上。当时那个故事很吸引我，令我振奋。关于这部小说，除了那些一直在俯视人间的星星，留在我记忆里的是：一个英国矿区和一个贫穷的矿工家庭的编年史，其中也穿插着富有的矿主们的家族史（“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很久之后，面对约翰·福特导演的电影《青山翠谷》，从褒义而言，那些人物形象和情景不禁让我觉得，这部电影与其说是把李察·勒埃林的小说《青山翠谷》，倒不如说是把克朗宁的《群星俯视》搬上了银幕，尽管我心里更明白是怎么回事。然而，从那些俯视人间的星星的史诗里，我仅仅记住了一个细节，它至今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也正是它，构成了我几乎一生都围绕着那个寂静之地和那些寂静的地方转来转去的出发点，而现在与之相应，对此的试论便要由此开始。

或许在我的记忆中，或许在我的想象中，那个细节讲述了如下的故事：《群星俯视》的主人公之一——在我看来，有两个主人公，他们都是孩子，后来长成大人，一个来自富有的家庭，另一个来自贫穷的家庭——养成了一个动不动就上厕所的习惯。只要他对其他人的聚会，不管是大人还是家庭，感到厌倦——感到厌烦——，成为他的负担，成为他的痛苦，就会发生这样的事。他把自己关在厕所（“就像这个名称已经告诉你的”）里，一待便是很久，就是不想再听那些闲言碎语。

这个故事，或者现在是复述？想要描述的是，正是那个富裕人家的孩子被驱赶到那个寂静之地，远离庄园的所有客厅和起居室，而这小子在那儿什么也不做，只是聆听着寂静。可以确定的是，与其说这个故事，这部小说，倒不如说它的复述现在想要描述的是，少年主人公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和近在咫尺的远方产生了一种想法，也有了一种感觉，因为它们，这本书才名副其实：天上的星星在那儿俯视着他。他的寂静之地没有屋顶，向天空敞开。

对这儿的我来说，这个寂静之地同样有一个故事，一个在有些方面不同的，与这个正好被复述的故事可以比拟的故事；考虑到那个压根儿就不“单调无聊”的地方，便是一个生动而丰富多彩的故事。我想试着勾勒这个故事，现在，并非专门详述，同时也对比从别处得到的断断续续的故事和画面。

正是在从孩子到成人过渡的那个年龄，这个寂静之地开始对我有了一些超乎寻常或惯常的意义。当我今天，在这儿坐在书桌前，远离童年生长的地方，远离童年时代，想回忆起“二战”后东柏林、柏林的尼德舍豪森区、潘科区的厕所和之后奥地利南部克恩滕州外祖父农舍的茅房时，脑海中仅仅浮现出寥寥无几的画面——对这个大城市连一个画面也没有——，此外，而且尤其是，我本人并不存在于它之中，不是作为孩子，不是作为一个人；在它们中缺少一个自我或者我自己；这些画面是空洞的。

无非是些平平常常的东西：剪成或多或少有些厚的一摞摞报纸，打了孔，挂在木板墙上用钉子绷起来的绳子上，各式各样，这些纸片的语言大多都是斯洛文尼亚语，大都是外祖父订的周报Vestnik（《使者》）。蹲坑的竖井下方是粪堆，这粪堆是下面牛圈的一部分——或者它会不会继续通向一种渗坑里？——，有个细节是，竖井超乎寻常地长，或者至少在还是孩子的我眼里是如此。这茅厕位于村子中心一面陡坡上的农舍的二层楼上，在一条很长的木制长廊的尽头，在长廊通向粮仓的过道里，既是长廊又是粮仓的部分或者角落，完全不引人注意，与长廊的厚木板和打谷场的木板一样，显现出灰暗的、风化了的颜色，很容易被人视而不见，几乎让人看不出来是个独立的地方，连棚屋也不像，更别说是个“茅厕”了，尤其是茅厕门上也没有农村厕所门上常见的心形，而且门也像是一扇门——无非是长廊和打谷场之间微微突出的一块木板，在陌生人眼里也许就是放置祖父木匠活工具的小隔间。但是，极少有人来光顾这所房子，每年最多也就有一次，即普通保险公司“Assicurazioni Generali”的地区代表。对这位代表来说，发生火灾或雷击时，一所这样的房子几乎会被忽略不计。显而易见，这样或那样，那个农家的茅厕则远离平常的一切，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节日；与下面平原上的市民集镇不同，在斯塔拉瓦斯这个斯洛文尼亚的农村里，一个像17世纪一些荷兰风俗画上所画的那样的公共厕所是难以想象的。

然而，我现在又想起了那个寂静之地的某些特别之处：那个小棚屋里的光亮，甚至是两重光亮（当然没有开关，我不知道这个人丁兴旺的家族的人在晚上是怎么穿过昏暗的长廊找到这儿的。拿着煤油灯？手电筒？蜡烛？摸索着？）：上面，也就是当场的第一种光亮——它是怎么穿过木棚屋的缝隙透射进来的？不，祖父是足够专业的匠人，他做木匠活儿时恐怕连一个缝隙也不会留下的——这光亮更多是透过木板之间和从木板本身钻出来的，好像过滤过一样，呈点状分布，透过这些细小的、针尖一般大小的洞眼，因为被锯成木板的树干上本来都有或多或少呈圆形的节孔，它们在干燥的环境里也许比树干缩得更厉害。不寻常的间接的光亮，房子里哪儿都没有的光亮；间接的光亮，这就是说没有窗户，因此更加实在；周围的光——人们在这寂静之地觉得被它包围着——人们？——我，那时在那儿就已经是“我”吗？

那么第二种光亮呢？从长长的竖井往下看，就是粪堆一小部分上的光亮，似乎在深处。这是一种从竖井照上来的光亮——你们可别期待着“同时伴着臭气”，没有这样的记忆，也没有说过这事——，不会照到这个人，照到从蹲坑向下张望的“我”，而最多只能照到竖井的一半，不，绝对不可能，几乎不到半个手臂的高度，集中在下面那里，与上面包围着这个张望者的光亮迥然不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闪亮，一种闪亮，它似乎被深处与牲畜粪便混在一起的秸秆的黄色加强了，并且使竖井的内壁呈立体型，因为它旋绕出竖井的形状，旋绕出环形：生动的几何学，自然的几何学。此时此刻，我为什么又想起了那个我母亲讲述过的当地轶事，说有一个孩子拿了满满一篮大小相同闪闪发光的梨子献给乡村牧师，并说道：“牧师先生，我的父母让我转达他们对您的问候并献给您这些从长在茅厕的梨树上摘下来的梨子！”

不管为什么，也不管怎样：不同于《群星俯视》中的少年主人公，我童年时绝对没有一次需要把厕所当作避难所。从那时起，我只是作为观察者，也作为一个张望的人，把这个寂静之地，这些寂静之地，如果它们确实存在的话，当作记忆中的一种媒介。在这样的地方，我压根儿就没有感受过寂静——既不寂静也不隐蔽，也不是别的什么：声响，无论是什么样的，过去和现在都无关紧要。（更不必说气味会怎样，极少，或也无关紧要。）张望者？过路驿站？边缘人物，无形的，不可见的，地方空荡荡的，不过是一瞥而已，过去和现在都是。

后来，远离农村的家乡——是的，曾经这样称之为家乡——，我第一次在这样一个寂静之地把自己看作一个中心人物，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是的。这是在寄宿学校那几年间。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件事就发生在我刚到那里时，在我入学的那天下午（或者我应该如此称之）。那是20世纪50年代9月初的一天，天下着大雨，很早就黑了；当时，在我们这个纬度地区还没有引入夏令时制。在大约三百名寄宿生第一次共进晚餐前，我们必须全体站立在那个无比巨大的餐厅里——我还从未在一个大厅里吃过饭，根本一次都没有到过这样一个大厅，除非是在体育馆里——跟着年长的神职学生一起做感恩祷告。

这祷告十分漫长，或者只是我感觉如此，大概之所以如此，因为自从下午早些时候到了寄宿学校以后，我就一直想去厕所。在那宽大的、曲里拐弯的大楼（一个当年的城堡）里，我却没有找到厕所，压根儿也没去找。问一下？怎么到那里去？我们这些新生，来自最偏远地方的野孩子，站着，跟着做祷告，还是跟着做祷告，傍晚冰冷的雨水越来越猛烈地拍打着紧闭的餐厅大门和外面城堡院子里的石子路，在那里，或者是我听错了？还伴随着城堡喷泉的潺潺水声，要是我们能坐下就好了，坐在长长的餐桌前的长凳上。但是不能：还是站着，继续做祷告。当我们终于坐下时，有什么东西涌出来，正如我认为的，不可视而不见的东西，被所有桌边的少年们所看到的东西流在城堡那被许多吊灯照亮的、古老而漂亮的石板地面上，在所有人的目光下，蜿蜒地从一个凳子腿流到另一个凳子腿，又从一个桌子腿流到另一个桌子腿，又湿又冷地流过双腿，从“起点”开始，流过为人生新阶段而准备的新裤子，也流过脚上那双还算全新的鞋。

就这样，我直坐到晚餐结束，僵直地，假装吃饭的样子，假装若无其事的样子。之后便不言而喻，刚一出门，我就立刻脱离开拥挤的人群，走开，远远地走进廊厅最昏暗的角落里。在记忆里，我终于！站在黑暗中，靠在一个柱子上，在这样一个陌生的地方——我，这个自小就习惯这个或那个陌生之地的我——不知道该何去何从。出去是不可能的，不仅仅是因为大门紧锁和倾盆大雨，而回到其他人中去，回到我的同龄人中去，去自习室，之后去寝室，也是不可能的：我再也没有脸看见他们了。

然后，这个新生听到了背后响起一阵响声，显然感到不同于雨声。响声显然来自门后，门是开着的，通向寄宿学校最偏僻和隐蔽的厕所，也许是访客或者园丁专用的，或者外来的工人，平时总是锁着，这天晚上偶然可以进去。我进去时没有开灯，没有去找开关，只是在一片漆黑之中站着，被那响声包围着，一方面来自男厕所，另一方面来自一两个马桶漏水的隔间。我一动不动地待了很久。我内急的苦恼好歹已经在别的地方解决了。但是现在这里是解决一个完全不同的苦恼的地方，待在这里就把这个烦恼，渐渐地，经过一个小时左右，消除了，至少是暂时地——在刚到寄宿学校的这天。第一次，是我，是我这个人，在这个寂静之地成为关注的中心。第一次，这个寂静之地让我开始倾听，一种对这样一个地方，也对将来而言十分独特并决定我的人生的倾听。这样所能听到的，不只是各种各样的沙沙声，在这不变而冷冰的墙内和墙外，更多是因为这个原因，或由于远离而受到阻滞的喧闹，或者楼上同学们发出的响动，这种响动在我听来不再是喧闹，不再是尖叫和吼叫，片刻间几乎是些亲切的东西，几乎如此。在那个没有光亮的寂静之地，这响声乃基调。但是，那真正算数的声音则是另一个，远在背景之中。

在教会寄宿学校这几年间，厕所，不仅仅是这个地方的厕所，对我来说则意味着一个可能的避难所，即使我更多也是逃到那儿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更常去的忏悔室如今在做神圣的弥撒过程中会越来越像某些可以相提并论的东西浮现在我的眼前，当然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怎样相提并论呢？因为它使我脱离其他人，脱离教堂长凳上的同学们，说到底脱离整个社会，进入旁边一个地方，而不必向那个看不见的“告解神父”忏悔什么罪恶，更何况没有什么特别的罪恶——相反只是按照教义问答手册，从反省目录里随便挑上几条。这个忏悔室，这忏悔的小房子确实位于旁边，按照记忆，它远在教堂后面。动身去那里，挺惬意的。自由自在，至少是比较自由自在。之后，回到伙伴中，回到仪式中，通常几乎会令人欢欣鼓舞，然而，似乎并不是因为在忏悔室的黑暗中，冲着那个向来都看不见的告解神父耳朵边，良心变得轻松了——那时候，“良心”究竟是什么呢？

这两个地方，寂静之地和忏悔室，二者是不可相提并论的，再说，它们也迥然各异。考虑到那些预先浮现（是的，浮现，而且会继续浮现）在我脑海里的东西，既那样不确定，又那样迫切，既是这篇试论的主要的事件或主线，又是我主要着眼的对象：在长凳间，在同学们中间，在弥撒仪式中间站起来，独自走向后面的忏悔室，这二者绝对不是出于一种冲动，更不用说出于一种苦恼了。每次都纯粹是出于无聊。当然：无聊也可能变成，或是发展成一种苦恼，变成一种什么样的苦恼。但是，这种无聊，这种成为痛苦的无聊，这种成为另一种，即相反的时间紧迫感的无聊，当时还是少年的我还不甚了解，或者我现在自以为如此，或者，在这里专注于这篇论寂静之地的试论时，假装好像是这样。

虽然我有时候学习热情很高（“充满学习热情”，这个词依然有效），但也出现过不少的时刻，我盼望着躺在寄宿学校的病房里，远离自习室和书桌，病得不严重，但可能真的发着高烧，而且首先是烧退之后还可以再在那儿躺几天康复，从早到晚除了看看病房洁白柔软的床单上的几何图案或者其他什么图案外，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琢磨。这样的愿望在那些年期间几乎从未实现过。即使有一次发烧了，反正也是少之又少，那么从来也不太高，就像别人建议的，摩擦体温计，可似乎在我这儿完全不起作用：我向来只是在做游戏时才能充当一个好骗子，只要事情不关痛痒。只要一涉及什么，比如一个好处，一个骗局，我就会被逮住，甚至经常是无辜的——事实上，骗人的人是我前面、旁边或者后面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