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几个星期前，我坐在位于葡萄牙大西洋海滨的卡斯凯什一个公园小路边的长凳上，小路通往公园的公共厕所。我坐在那儿，与其说是为了观察研究，倒不如说只是为了感受地方和环境。渐渐地，也许也是因为我的观察，零星来往的人变成了一队人，我已经很久没在街上或者别的地方看到过这样的情形了，心中很是怀念。因为，我，这样或那样的我，不管是什么，都需要这样一个由人组成的队列，一个人的队列。如果我现在写作时想到，在我的眼里，在别的什么地方，一种可以比拟的缓慢移动最有可能发生在做弥撒的时候，教民在举行圣餐仪式时，走过去接受基督的圣体，再走回来，坐回长椅上或者去别的地方。这个想法不会是亵渎神明吧。是的，那里就是这样，去卡斯凯什的寂静之地，又回来，这样一个队列，既不是因为内急，或者之后因为轻松，而且也不是因为我的观察而产生的。因为，当我最后从长凳上站起身来，加入到来来去去的人群里时，我也在并非空虚的瞬间成了这个来来去去的寂静之地的队列的一员，这个既有十分年老的人，又有逃学的学生，既有残废的人，又有体弱多病者，既有当地人，又有外国人，既有寡妇，又有挨饿的人，既有戴着发网的家庭主妇，又有抹着头油的游手好闲者的队列。与圣餐仪式不同，这是一个来来去去的人会彼此打招呼的队列，这样或那样，刻意或无声，只是用眼神，在这些瞬间没有别的用意——果真如此的话：不同于在教堂中，在这里，这些人恰如其分，行为得体。这就是一个由我们这些怪人组成的友好的小队列，情形就是这样，感觉就是这样。

出于“探究”的目的，就寂静之地，我也询问过别的几个人，不，不是询问，只是这样提到了我的问题。不管他们随之拐弯抹角地讲述什么，我从不追问，而只强调预先萦绕在我脑海中的东西。在异乡和孤独中把额头贴在一个厕所的瓷砖墙上。上学的时候，寻找过这个地方去抽烟，但是，更多时候却另有心意，因为你从那里透过窗户可以看到第一个心仪之人住的地方。在令人不愉快的外祖父母的房子里，作为孤儿或者半是孤儿，透过又一扇窗户，数个钟头之久望着一家名叫“走向太阳”的旅馆，直到那里有客人抵达，望着远处房间里的身影。现在显而易见的是，所有这些关于寂静之地的人片段式的讲述都发生在很久很久的过去，而且在童年时期比在青少年时期，即成长时期更少。那么之后呢，至少在那些被询问的人中，没人反应。最多就是有人讲到他年老的母亲，她每次在外面蹲坑时，都要挑一个环境特别好的地方，尽可能视野要开阔。那不仅仅应该是一个寂静之地，也必须是一个环境优美的地方。但是，这是另外一回事了。

在写作期间，我想起来了一个画面，一幅与我写作《试论寂静之地》时在思想上要勾勒的东西完全相反的画面。这幅画面描绘的是一个小姑娘：1999年春天，当西欧对南联盟进行轰炸的时候，在贝尔格莱德西北部城市巴塔尼卡一个出租房里，这个小女孩儿晚上去上厕所，在那儿——所有房子里和城里的居民都安然无恙，至少在那个靠不住的夜晚是如此——被一块穿过厕所墙壁飞进来的炸弹碎片击中而身亡。

写作时，还有另一个画面一直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与我想要勾勒的画面相反，或者也不是：在一个巨大的会所某个地方，一个男人误进了女厕所，在那儿碰到了一位漂亮的陌生女士——或者相反，是这位女士错进了男厕所？不管怎样，他们在那儿并没有发生关系（或者不管怎么说？），而是从两人在寂静之地的相遇中，演绎出伟大的爱情，尽管发展缓慢，且障碍重重。不过，这是出自一部电影的画面。这部电影将在未来上映，一个即使不是无望但也黯淡无光的未来。

《试论寂静之地》是我在法国一个人烟较为稀少的地方写就的，在巴黎所在的法兰西岛与诺曼底之间某个地方，在一个中间地带，距离巴黎和大海差不多一样远。写作是在一年中可以说是最黑暗的时期进行的，也就是2011年12月的第二周到31号这段日子，这就是：今天。在写作前后，我整天漫步在已经落叶的树林中和方圆几里地收割过的田野里——这片地方曾经是王室的谷仓——以及那些人迹稀少的公路上。确实：天色总是很快就暗下来，即使在白天，那片起伏的广阔土地上也只有昏暗的光。然而，只要出了太阳，哪怕只有一个小时，我就想象不出会有比这里几乎水平照射过来的十二月的阳光更炽烈的光；没有更开阔的、更充满活力的草地和蓝天，只有田间路上那一道道草径更热切的闪亮。“有点阳光”，唯一能买到的日报《巴黎人报》做出了这样让人心情郁闷的天气预报，可阳光并没有出现：瞬间的阳光也许就是奢求了。从早到晚只有阴云形成“地平线”，因此，乡下人都为这家都市日报感到遗憾。

每次随之而来的连绵阴雨把道路、农田和草场变成了泥地，但是穿着胶皮靴子径直蹚过齐膝深的积水或者穿过田地，这一再是一种完全独特的享受，即使在昏暗中。这时的路上——如果是条路的话——最多时不时会让人知道有水洼存在。从童年在草地上放牛的岁月以来，第一次穿着这样的靴子笨拙地行走，心中要为它们唱一曲赞歌。

在年末和年初时节，夜里雨下得尤其猛烈，这段时间以前被称之为“圣诞节节期”。为此还要再次提到“靴子”：当雨水噼噼啪啪地回响在这偏僻的房子周围时，仿佛雨水在笨重地踩着靴子：一开始它只是摸索着走，后来就迈开了步子，最后索性大步地走起来，整夜不停。天没有下雪，而这一次，我也并没有想念下雪的感觉。

漫步走过这片广阔的，绿意渐浓的土地时——正是在昏暗的反光中，颜色和随之出现的形态尤其清楚地显露出来——，仿佛我专为自己组建了一队步行的人。在这几周中，我几乎没遇到过什么人，除了一些猎人，他们总是至少三个人一起，穿着黄色反光短上衣，像维护秩序的人或者官员，在翻耕过的棕黑色土地上三五成群，端着猎枪准备射击。但是，这并不是愉快的碰面，森林周围连续劈劈啪啪的枪声完全不是欢迎的问候。

在这些相隔甚远，零零散散的村庄里，外面几乎碰不到人。有一次，在那儿透过一扇窗户望去时，看到了一个老妇人，一动不动地撑在行走支架上。在一个步行可以到达的乡村酒吧里，除了那个当年的长途货车司机外，我是唯一的客人。酒吧老板劝司机给这个简陋的房子，只给那里，装一台电视机，而他回答说，他一辈子都坐在方向盘后，“现在是不会让自己坐在椅子上看电视的”。

在写作的日子里，我几乎想不起来哪个人的脸，因此或者取而代之的是，想起不少其他东西的样子。有一次，就突然想起一座耸立在荒野中的、有千年历史的教堂尖塔，便不由自主地举起手臂向它致意。

休耕地上的云雀与其说在啁啾或欢鸣，倒不如说在尖叫。它们猛地直上直下，展翅飞向天空，形成了空中的阶梯。与此同时，有一群麻雀从垄沟里一哄而起，穿行在空中，表演起空中飞人。野鸡在房前谄媚地舞来舞去，摇着颜色鲜亮的长尾巴，仿佛它就是看家的公鸡。夜里，又活过了一个狩猎日的野猪家族在路边的矮树丛里此起彼伏地咕咕叫着，没有猎人能想到它们在那儿，它们在几乎一片漆黑中推来搡去地弓起身子，不，不是咕咕叫，而是窃窃私语，低声交谈，并且弓起了身子。无数猫头鹰在明亮的白天从它们藏身的洞穴飞到这里从前的石灰岩裂缝里，声音轻得好像只有一只似的。它们长着扁平的小脸，羽毛呈现出与它们飞过的石灰岩一模一样的白色。另外一些猫头鹰则整晚用单一的音调鸣叫着，这叫声像一副没有绳圈的套索，快到早上时，作为对第一只醒来的公鸡的打鸣声的回应，则变成有两种甚至三种音调，而这一唱一和通常会以猫头鹰的叫声结尾。然后就是母鸡的咯咯声，牛的哞哞声，驴的哀鸣或默不作声，野鸡的叫声，乌鸦时不时的号叫或沉默，基调则是野鸽子的咕咕声。这声音先于布谷鸟的叫声和早春时分鹰的尖叫。糟糕透顶的混乱？富有裨益的混乱，持续良久。有一天早上，我短暂出门去削完铅笔后回到房子底层的书房里，看见一只刺猬蹲在桌下面——在那儿一蹲就是一整天，时不时竖起身上的刺，蜷成一团，但大多数时间还是自在地把它的长鼻子——或者“大象鼻”？——露出来。我那样不由自主地跟它打起了招呼，它随之竖起了圆圆的耳朵，用黑色的眼睛看着我。在一个特别漆黑的夜晚，我穿过休耕地时，突然更多是感觉到，而不是看到有两只巨大的猫头鹰成对在我头顶盘旋，或者越聚越多，或者变得越来越多？也是完全无声无息，离这个行走的人的头顶越来越近，怎么叫喊也吓不走它们，拿手电筒照也几乎没用，直到晃了很多下后——它们想要干什么？这些夜间之鸟飞出来要干什么？第二天，我在跨过一条静静流淌的溪流时突然陷了进去，在泥沼中越陷越深，已经快被没到胯部，在“最后时刻”，几乎绝望地鱼跃一跳，抓住了对岸伸过来的一根树枝而得救——不然的话，这个屋子里的书桌前等着接续的故事似乎就不完整了——不管它是什么故事，也不管以另外的什么方式。

今天早上，走在一个草坡上时，看到一只正在逃跑的狍子，在这一年的最后一天，在同时响起来的猎枪声中，一个劲地逃命，并且与此同时，就像在狂奔一样，后面扬起一团白色的尘雾，让人觉得好像是印第安的马匹和骑手的双重影子。在这片草坡上，明晃晃地散落着很多远古时代的贝类、蜗牛和小螺动物的化石，在这片尚未开发的中间地带比比皆是。这些化石拿在手上沉甸甸的，与如今那些几乎没什么重量的蜗牛壳、贝壳和牡蛎壳形成了一种反差。森林中捕猎的陷阱，有圆柱形的，有立方形的，有截锥形的，也有金字塔形的。在逐渐明朗的夜空中，御夫座呈不规则正方形或五边形，仙后座是两个不完整的三角形，昴宿星团——我变差了的视力——浓缩成一个椭圆形，当然，还有那儿，猎户座，这个冬日的星座，只有它守卫并且统治着天空，即使没有拿着枪，腰间只有一支箭或者什么也没有，肩上和膝上的星星则十分相似。

白天里，从公路和田间小道向田野和森林拐弯时也会想象着相似性：和什么相似呢？和站起身来走向寂静之地，毕生如此。然后，在这样走动时，停下来，站在地球的中心。只有毛核木的白色小果子而已。下面是颗粒很小的椭圆形的兔子粪便。很少有开花的植物：森林边上有一簇银色的铁线莲开着花，它的茎螺旋状地缠绕在一起，让人联想起阿拉伯文字。从泥泞的土地上偶尔冒出一小片显眼的黄色：那是最初或者最后剩下的油菜花花瓣。夏天的时候，整个欧洲都会被油菜花淹没。能称得上是花的几乎只有路边的小雏菊，法语叫“pâquerettes”，也许这个词源自“Pâques”，复活节？（或许也不是。）

又是一片森林边缘，被呈锐角三角形的杉树割成了锯齿形，在这片城间地带很不寻常——它们是不是表明就是那个按照地图应该坐落在这儿的小公墓，即“Cimetière à Têtu”？可是，在这片小树林里，公墓在哪儿呢？一只兔子跳了出来，拐来拐去地逃去，如此吸引着目光：它就在那儿，公墓——不过是两块石头墓碑，第三块金字塔形的残块已经被推倒了。这个地方被一团原始藤类植物包围，因此几乎什么都看不到，但是那两块墓碑上的碑文却清晰可见，其中较大的那块是一对夫妇的合葬墓碑，他们死于19世纪中期（妻子的碑文是“贤妻良母”）；另一块小得多的墓碑属于一个名叫Arthur Têtu（死于1919年）的人，按照地图，这个林中荒芜的三角形公墓就是以他的名字而来的，像相邻的墓碑一样，上面也用大写字母刻着附言“DE PROFUNDIS”。这就是说，“Têtu”是一个姓氏，这个公墓是以Têtu先生的姓，而不是我想象中的名字Arthur命名的。这个姓氏是以“têtu=固执的”这个思维游戏把我吸引到这里来的，“（一个）固执的人之墓”，这个或一个固执的人的公墓。

直到现在，也就是事情过去很久之后，我才发觉：我忘记了讲述什么是写作《试论寂静之地》最紧要、最强烈的动机，也就是说：那些过渡，那些突然的过渡，从沉默、被打击得目瞪口呆回到语言和讲话——一再感受，在生命的进程中愈来愈强烈，在关闭意识大门的时刻，独自与这样的地方和它的几何形态为伍，远离其他人。

在外面：沉默。保持沉默。变得无语。无言。保持无语。丧失语言。语言丧失。因为别人的言语和词语变得寡言，因为他们变得沉默——厌烦——兴味索然。口里吐不出一个字，更糟糕的是，心中，肺里，血液中或者别的部位也参与其中。最多不过是一种无声的东西，一种听不到的东西：“我暂时告急！”

然而，刚一到寂静之地：语言和词汇的源泉生气勃勃地迸发了，也许比之前任何时候都充满活力，尽管这个刚才还一直沉默不语的人向外不会变得有声。向下走在通常那么陡的、但已经被踩踏得好舒适的楼梯，关上门，横着或者竖着插上门闩，便开始说话了，顽固不化，发自心灵深处，以朗诵颂歌诗篇的语调，热情洋溢，大声惊呼，一句接着一句，怀着一种完全不同的轻松劲，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即使比如只是这样说：“是的，你现在瞧瞧吧。这到底可能吗？当危急达到顶点时。你就帮帮我们吧。完完全全地。土归土，尘归尘。孩子，孩子。这会是葡萄酒。是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而现在呢？就在今晚或者永远不会。喧哗与骚动。你为什么离开了我？新的词语！伴随着新的词语觉醒。心没有受伤。实实在在地活下去。男人和女人。女人和男人。我永远不会成为歌手。你好啊，莫莉小姐。惊奇就是一切。你们接受我吧。”

外面的怪声大叫，尖叫，怒吼和刺耳的呼喊：变成了大众的喃喃细语和世界响声。走吧，去吧，出发，回到其他人当中去，说多音节的话，满怀兴趣地说。

2011年11月写于法国弗克桑地区马克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