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首先是这个不会生活的父亲，在我上中学的最后几年里，使我失去了回家的兴致。虽然从火车站或者汽车站的回程一帆风顺，我甚至克服了村子这个障碍，依然满怀着与那些素不相识的人，那些送来温暖的影子同行的心情；可一到村界上，一股不快的感觉油然袭上心头，又是脑袋发痒，又是手臂变得僵直，又是两脚不听使唤，实在没有法子不让它们发生。这时，情形不是这样的：我事先在旷野途中为自己虚构出了什么图像，陷入了沉思之中，心醉神迷了，就像人们常说的，睁着眼做梦了——我虽然“睁着眼做梦了”，然而不过都是同时在我周围发生的事：夜晚、下雪、玉米地里刷刷的响声、吹进眼窝里的风，而这一切，凭借着在思想上依然继续的行程，显得比平日更加清晰，别有天地，像符号一样。那立在奶摊上的奶桶就像印刷字母。一个接着一个在黑暗里闪耀的小水洼连结成一行。然而，一到家门前，这些符号便失去了自己的力量，这些事物便失去了自己的特质。我常常久久地站在门口，几乎喘不上气来。那些如此清晰可见的东西，瞬间变得杂乱无序。由于我再也无法做梦了，也就再也看不见什么东西了。一路上，彩虹似的接骨木枝条一道接一道，盘旋而上，向天梯一样，最后消失在花园里，成为树篱的一部分。上方那些刚才还个个清楚可辨的群星图像此刻闪闪烁烁，无法辨认。多亏迎面而来的姐姐帮忙，我也才有可能顺顺当当地跨过门槛。她像一个家庭宠物分散了我的注意力，又像一个家庭宠物，融入了那梦幻般的路标秩序中。然而，一走进前厅里，我就觉得在每个空间里都听到了父亲那没完没了的喧闹声，犹如到处存在的不和谐，它也立刻感染了这个回家的人，倒不是让我不再着迷，而是一并败了我的兴，于是，我便没有了任何情绪，恨不得立刻钻进卧室里。

母亲患病了，父亲才学着生活了。这样一来，在这几个月里，这个家也就成了我们其他人的生存之地。还在母亲住院期间，也就是动完手术以后，可以说他从那个作坊里搬出来了，搬进主楼里了。在这里，他好像不再寡言少语了，也不再自个儿发无名火了——每个举止同时也是一种绝望的表现，你反正弄不明白他的心思，所以谁都帮不了他——，而且突然变样了，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甚至处于窘境时会求人帮忙。因此，我就再也不那么笨手笨脚了。在此之前，每当我要帮助这个性情急躁的人时，顿时就会乱了手脚。我现在密切地和他一起干活，那样稳妥，就像我单独一个人似的。而且姐姐这个迄今不被放在眼里的人，被不屑一顾的人一下子成了父亲同等相待的人。她表明自己原来是个有理性的人。她只是在等待着人家注意到她的存在，拿她当回事。好比一个不明原因瘫痪的人，只要你对他说句好话就够了，于是他就蹦起来，跑来跑去了。现在就是这样，转瞬间，随着父亲叫着“干这干那！”这个精神错乱的人脱胎换骨成一个脑袋里装着很多东西的人。她也不用说上一句话就明白他的意思，从那个让人讨厌的先知变成了另一个类似人的先知，既不是洞察秋毫，也不是悲观观望，而更多是预感到什么事需要做，并且已经预先相应采取了行动。虽然她一如既往，没有放弃坐的习惯，可是她现在坐在灶前，坐在卷心菜坛子旁，坐在面包炉前，坐在酸莓灌木丛旁，而父亲就蹲在旁边，常常是无所事事。即使他也在干活，可看上去不再是独来独往，或者蓄意找事的样子，显得就像他平日惟独在阅读时才会表现出的从容不迫，就像与某种东西交融在一起了。而在我的想像中，那就是照射进屋里的光明。窗台上闪光的栗色，连他自己眼睛的颜色因此才让我觉得变得明亮，一种深深的、不禁让人想起那些圣像柱背景上的蓝色。

虽然父亲惟独看重的是相信文字，可是事后，他那一举一动，所作所为以其几乎令人诧异的从容不迫蒙上了某些迷信的色彩：仿佛每个举动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要驱除母亲的病魔。打上一个节，就像要勒住病魔；钉上钉子，就像要阻止病魔蔓延；密封一个桶，就像要把病魔关在里面；支起一根树枝，就像在给病人鼓劲；开门拖过一个麻袋，就像是把病人从医院里接出来；削去一个苹果上的腐烂处，就像……举不胜举。

随着父亲变得让人熟悉了，第一次在这个家里充满了不言而喻的氛围。我每次回到家里，便自然而然地融入到其他两个人的行列里。数十年来，姐姐被锁闭在自己的爱情故事里。据说这次归咎于父亲的失恋是她精神错乱的一个原因。如今她忘却了这一切，表现出与人交往的能力，不仅局限在干活上。她挑战这个竞赛能手来玩牌，每次都输，一次比一次懊恼，与一个智力健全的人毫无两样。在这种懊恼中——悲伤岁月的终结！——，她紧咬嘴唇，甚至要掉下眼泪，看上去就是一个实实在在活灵活现的人。这时，这个成长中的旁观者把自己、这个从桌子上一股脑将牌扫到地上的头发花白的女人和脸上闪现着胜利喜悦的父亲看成了同龄人。

当然，我们的家庭生活不过是展现在舞台的周围而已。我们扮演的都是些应急替场的角色。这种表演同时也是一种等待，等待着那些真正的角色登场，并且控制发生的事。当母亲从医院里被接回来时，这个家才有了中心，而真正的角色并不是别的什么了不起的人，就是我们自己。这些替代角色鼓起劲来，人人现在都有施展之地，成了“有生的力量”。虽然人家已经告诉我们，这个病人再也活不了多久了，可是我们哪会这样相信呢？她没有痛苦，静静地待在床上，不是躺着就是坐着，变得完全悄然无声了，和那个有时在劳作间无缘无故发出抱怨的健康人相比，简直判若两人了。无论怎样，我都不会想着她会死去的。父亲和姐姐看来和我也没有什么两样：一个在最近几年里，也就是退休以来，几乎就没有离开过这个庄园，现在却绕着它迈出越来越大的圈子，起初远足去邻近的村子林考拉赫和多布，这对他的同伴来说就已经越过雷池了，后来甚至去北边，跨过德拉瓦河，“去德国人那里”。在他看来，外国的核心就是从那儿开始的。而另一个穿着十分讲究，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把屋子收拾得整整齐齐，首先表明自己是个学过手艺的厨师，能够信手折腾出一些迄今在我们家里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也没有名分的菜肴来。再说，这事好像也在这个卧床不起的病人的意愿之中：她让父亲——正值晚春时节——叙述树木花草、庄稼、德拉瓦河河水、拜岑山上的融雪，叫这个终于有了用处的姐姐伺候她，仿佛她这辈子就等着这个时刻似的。她正儿八经地坐起来，一口一口地享用着那些菜肴，心满意足，两眼闪闪放光（而我们其他人弥漫在这饭菜散发的味道中，竟短暂地忘记了那些药的气味）。而我呢？在这个仪式中——要是有人错过了自己的角色，那好痛苦啊！——，我是作为叙述者登场的。我终于不会被问来问去了，可以坐到床边上，也就是床边中间，因为按照迷信说法，那些死神就站在床头和床脚，并且可以通过叙述把它们驱赶出屋子。可我向母亲叙述什么呢？我的愿望，当她的目光嘲笑起那些愿望时，这不过是催促我去重新开始，接着从很久以前的事情讲起，用另外的话绕着她打转儿。当语言和愿望偶尔成为一体时，一股暖流顿时涌遍全身，而在这个将信将疑的听者眼里，却突然闪现出某种如同信任的东西，一种更宁静更纯洁的颜色——闪烁出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

然而，在我们的仪式中，这座房子现在扮演了主角。它表现得温馨惬意，是这样一种沉思的真正家园，连往日那一个个别别扭扭令人不快的角落都不例外。木头和墙壁拥有一种色调，从床头到桌子，从窗户到门，从炉灶到水龙头的距离在扩展。父亲建造了一座房子，在这其中，生存是美好的，无论你是动来动去还是静静地坐着；在这其中，迄今不可想像的东西现在成为可能了。他自己也证明这一点，比如，他用收音机给我们演奏了一场管弦音乐会，并且从房间最不起眼的角落里直接说出每一个刚刚开始演奏的乐器名称来。我以这样的方式感受了各种不同的音调，后来在任何音乐厅里都没有过如此的感受。接下来他让我们感到吃惊，因为他在光天化日之下，展示了那些他平日只是在教堂里，在烛光照耀时才那样做的东西：有一次散步回来，他跪倒在地，双膝同时，额头久久地贴在母亲的额头上。后来，在我的心里，这对男女组合一再出现在卡拉万肯山脉的一对山头上，也就是尖耸的霍赫奥比尔山和扁平的克舒塔山。

惟独到晚上，这几个月里为我们提供保护的避难所就解体了。尤其在黎明时刻，我就惊醒了，是被一阵无声无息的爆裂唤醒的，和他们一起睁着眼躺着，我知道他们同样睁着眼躺在床上，仿佛再也没有隔墙了。这个病人没有呻吟，也没有镜子打碎了——因为我们家里就没有挂镜子——，并且屋后的树林里也没有小鸟叫过。没有滴答的钟声，因为这屋里就没有钟，而在平坦的约恩原野上也没有火车隆隆驶过。我也听不到自己的呼吸声，惟有一种潺潺流水的声音。在我的想像中，这声音来自那深深沉降下去的特罗格谷底。德拉瓦河从那儿流过。姐姐躺在楼下那间当年的奶房里，房子的排水槽里依然还弥散出腐臭的气味。父亲躺在母亲身旁，睁大眼睛，满嘴没有了牙齿。母亲是惟一在梦乡里的人，或者至少是没有被唤醒的人。哪怕再细小的木头咔嚓声穿过这屋子，都像鞭打一样，常常有许多响声从各个无法确定的方向，如同回声在弥漫，与教堂里的钟声不同，不计其数。后来，每当父亲还没有听到第一声鸟叫之前就起身去周边地区时，我便觉得他好像要摆脱掉自己那垂死的妻子，要把我们孤零零地丢弃在他那梦魇似的房子里。

在这样一个夜晚里，我梦见，我们大家在这个被折腾得空空如也的、黑洞洞的客厅里走来走去，哥哥就站在客厅中间，含着激动的泪水，感激这些围在四周的人都爱着他。当我把目光投进人圈里时，我看到其他人如出一辙，然后看到待在一个角落的父亲也同样如此：流着眼泪，你可回来了，犹如一个深爱着自己家人的人，就只爱他们。而且也只有这样，我们这些柯巴尔家的人才会是一个家，流着眼泪，在这空荡荡的屋子里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既不能相互接近，也不能相互接触，垂挂双臂。这是一个归根到底只会在梦里出现的家。可是，难道这“只会发生在梦里吗”？

因为在我起程去南斯拉夫前一天，我果真眼睁睁地感受到这场梦境应验了。本来我在这天应该乘上火车离开了，我反正也告别过了，哪怕是不痛快，心不在焉，毫无感觉也罢。然而，我独自在米特勒恩火车站逗留了一个钟头后，便毅然决定掉头回家，在家里再过一夜。我把海员背包放在售票厅那个职员那里，朝着东方返回去，先是顺着轨道走，然后穿过多布拉瓦那片稀疏的松树林。那是这个国家最大的一片次生林地。时值一个初夏的下午，我背着太阳行进。在林子里熟悉的地方，我发现了今年长出的第一茬蘑菇，开始是形状不大和一成不变的鸡油菌，在这片多布拉瓦卵石地上呈现出一派白晃晃的景象。然后走着走着，迎面越来越多地闪耀着牛肝菌，个个掂在手里都沉甸甸的。在这里，我这个平日对颜色缺少感觉的人居然能够分辨出颜色来。我最后来到林边，站在齐腰深的草丛里，那些又高又细的空心草茎随风摇来荡去，我径直朝着一棵孤零零的、可以看得见的高脚小伞菌奔去，仿佛我一定要第一个到达这位王者跟前似的。小伞菌头有龟甲大小，中间鼓得圆圆的，超出了我的两个掌心，掂量着要比一块揉得如此薄的面饼还轻盈。

我将这个蘑菇包到我哥哥那块连同他的衣物一起送给我上路的特大手帕里，慢慢靠近林肯山村和那座位于其中的房子。在那里，母亲只能面向墙壁躺着；姐姐无非就是四肢趴着等待再犯起精神错乱来；父亲只能像Hiob（约伯）一样坐在粪堆上。

可情形并不是这样的。房门敞开着，里面一个人也没有，病人的卧具晾晒在窗台上。我发现这三个人在屋后的草坪上，还有一个人，是邻居，他帮着父亲一起把母亲放在靠背椅上抬到外面了。她光着脚坐在那儿，身上穿着一件白色长衬衫，两个膝盖上盖着一张旧粗羊毛毯。其他人都将就在草地的长凳上，身子微微倾向她坐的地方，将她围起来。起初，我觉得，仿佛我发现了自己的家人在干什么事；仿佛他们高兴的是，终于没有我在场，他们自己在一起了，并且现在可以随心所欲地展现自己了：因为他们看上去兴高采烈的样子，一点也不喧闹；姐姐做出各种各样的怪相，逗着这一圈人乐，一边模仿着这个或那个的神情，一边要求猜测，其中我也认出了自己的神情，让大家，也包括礼帽歪戴在头上的父亲，笑得不亦乐乎。（我一再想像着会打扰他们，回来的不是时候，充当了一个让人扫兴的角色。我后来常常真的也变成这样了。）然而，当他们发现我时，一阵喜形于色的气氛弥漫过这块草坪，而在二十五年之后，才真正掠过了这个变得空空如也的家。从那个遭受病魔折磨的人脸上，迎我而来的是无限亲切的微笑，我从来还没有感受过的微笑，并且让我无地自容的微笑。

我坐上前去。这样一来，这个家现在就算齐了。姐姐很快就把蘑菇做好了，甚至连我都觉得很好吃，因为我平日更喜欢采摘林中果实。虽然没有支起饭桌，也没有铺上什么台布，可这毕竟是一次欢宴，连那个正好有活儿“要去干”的邻居也乘兴作陪了。此后，我回想起的不过是大家一个钟头之久无声无息地坐在那儿的情形。一对对狭长的眼睛，眼角弯曲得像小舟一样。从这个不寻常的视点——我们平常从来都不坐在草坪上，这里通常是晾晒白色亚麻布的地方——眺望，父亲这座房子好像就是为自己而存在着，不是坐落在这个名叫林肯山村的村落里，而是位于地球上一个不为人知的、也不可名状的地方，在一个同样陌生的天底下。房间里掠过一阵穿堂风，在外面这软乎乎的草垫子上都感觉得到。那棵行道树上，一个梨子摇来摆去，落在地上。那个早就遭到灭绝的养蜂棚正面，显露出一块块木板的颜色，共同表现出一个幻境，又重映在那只半掩在深绿色黄杨灌木丛里的猫所呈现的白色里。车棚里那辆四轮单驾马车像所有的机具一样早就退役了，可它却和其他那些车辆和车辆部件不同，它的漆面光泽经受住了岁月的剥蚀，呈现着节日般的光彩，有理由再次驶出车棚，在一群从灌木丛里嗡嗡飞起、像海豚似的翱翔在天空的鸟儿的陪伴下掠过大地。然而，攫住我们的不是行动的兴致，而是畏惧，伴随着一种信念。当这信念失去意义时，畏惧就越发强烈。惟独姐姐扰动了这些事物的秩序，因为她忙个不停，走过来走过去，说这说那，又是给母亲梳头，又是给她洗脚。当然，她的扰动更多是加强了这秩序。事情就得是这样，以便让这个秩序留下深刻的印象，并且持久下去。每当她摸一摸这位坐在靠背椅里的女人，拉一拉她的手，围着她转一转时，她所做的这一切仿佛在履行公事：以我们这个女代表的名义。在我的记忆中，坐在太阳底下的不是一群人，而是通常晾晒在草坪上耀眼的白色布块，由那个被委以此任的人用喷壶喷洒着水。喷水发出激烈噼啪的响声；一片片小水印即刻就蒸发了。草坪是一片斜面，其他一切东西，也包括我，都从上面消失了，滑去了，翻走了。

当时，那些时刻就是这样自我叙述的。可是，那个导致了那些时刻的事件，那个掉头返回的决定，一个赤裸裸的瞬间是怎么回事呢？我究竟为什么没有直接去布莱堡，而舍近求远地去了米特勒恩火车站呢？我错过了中午那趟火车，可要等到下午那趟，还要好长时间，于是我就想着向西走两站路，步行十来公里路程来消磨时间。然而，我也无法磨磨蹭蹭，慢慢吞吞，绕着道走去，结果我还是到得太早了。米特勒恩火车站坐落在一个村子旁，多布拉瓦森林边上。在雅恩费尔德平原上，它可是一座坚固巨大、看上去高高耸立的建筑物，岩灰色的墙石光秃秃的。因为竖立在这片平原上的一切——房屋、树木，连同教堂——就像那里的居民一样，更确切地说纤细和矮小。我在站前转悠了一个钟头之久，空空荡荡的，除了脚下黑乎乎的炉渣石嚓嚓作响外，什么声音也听不到。阳光下，耀眼的单道铁轨那边，时而传来松涛声。如今在我看来，那些树干如此纤细，松塔又小又黑的松树就是这整个地区的象征，与那些零零散散地嵌镶在林中的桦树白色（连那些裸露在地面上的根都是白色的）相映。当时，那片林子还没有变成草坪园林，成为观赏植物。那个铁路职员的住地位于车站一层，挂在窗户上的帘子千疮百孔，窗前的木盒里栽着也在这地方不可或缺的、红闪闪的天竺葵花。我在家里向来就厌恶这种花的气味。窗后一点生机也没有。不时有箭头似的花瓣飞落下来，有点像昆虫的翅膀在飞舞。我坐到阴凉处一条长凳上，面前是这座建筑狭窄的一边。长凳位于灌木丛旁，当年上面挂满了泛绿的避孕套，而不是如今一团团白色的烂纸片。我脚前几乎长满草，有一圈裸露的石头，莫非是当年的建筑地基？我抬头望去，看见火车站的侧墙上有一个盲窗，呈现出像墙一样的白灰色，惟有一个四方框缩进墙去。盲窗是见不到阳光的，可是不知从哪儿照来一道反光，闪闪烁烁。在村子里，仅有一个类似的盲窗，独一无二，它恰好就开在那座最小的建筑物上，也就是那个护路人的房子上。它真的会让人想起一个不存在的地主庄园的门房。它也呈现出像墙一样的颜色——那儿是黄色的——，当然，四边都是白色的。每次路过时，它都会吸引住我的目光，看样子，仿佛那儿有什么东西非要看不可。然而，当我停住步，特意望去时，它却一次又一次地捉弄了我。尽管如此，它依然保留着自己那不可确定的意义，而且在我看来，在父亲的房子上缺少的就是它。此时此刻，面对米特勒恩这个盲窗，我不禁回想起：1920年的一个夜晚，也就是四十年前，父亲用一个小车推着我哥哥，一个当时几乎还不会走路的孩子，一路跑到这里来赶早班火车，要把这个患上一种“眼睛高烧”的孩子送到克拉根福特去看医生。这一整夜奔跑也无济于事，那只眼睛结果也没有保住。在那张照片上，那只眼睛看上去只是一个乳白色的亮点。照片就挂在那神圣的收音机暗室里。但回忆并不是解释：那个盲窗的意义依然是不可确定的，可是突然变成了符号。就在这一瞬间，事情就定下来了，我要掉头回去。而这掉头回去是那个符号进一步的力量，却不是什么不可更改的东西，而仅仅适用于直到第二天一大早的时刻。然后，我才可能真正起程，才可能真正赶路，无论到什么地方，都伴随着那些反复自我叙述的盲窗，作为我的研究对象，我的旅行伴侣，我的引路人。当我后来，也就是第二天晚上在车站旅店里想起那闪闪烁烁的盲窗时，它真的传递了一个清清楚楚的意义——它对我来说则意味着：“朋友，你不用着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