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亨利一起度过了那个夜晚。那是我第一次在亨利家里睡觉。他们只有一间给客人住的屋子，萨拉在里面（她是一周前搬到里面去的，为的是咳嗽时不吵着亨利），所以我就睡在客厅里我们曾在上面做过爱的那张沙发上。我并不想在那儿过夜，但是亨利请求我这样做。

我们两人一定已经喝下了一瓶半威士忌。我记得亨利说：“真奇怪，本德里克斯，为什么人们不会为了死去的人而嫉妒？她才去世几个小时，我就想要你同我待在一起了。”

“你没有什么好嫉妒的，事情很早前就结束了。”

“我现在并不需要这种安慰，本德里克斯。对于你俩当中的任何一个人来说，事情都从来没有结束过。我算是幸运的，这么多年来一直拥有她。你恨我吗？”

“我不知道，亨利。我曾以为自己恨你，但是现在我不知道。”

我们坐在他的书房里，没开灯。煤气取暖炉的火头很小，我们看不清彼此的面孔，所以我只能从亨利说话的声调中听出他在哭泣。昏暗中，那座《掷铁饼者》雕像上的铁饼运动员正在把铁饼掷向我们。“告诉我是怎么回事，亨利。”

“你还记得那天晚上我在公共草坪上碰到你的事吗？那是三个星期或者四个星期以前，对吧？那天晚上她得了重感冒。她一点也不想治。感冒已经波及她的肺部，而我都不知道。这种事她对谁都不说。”——连日记上都不记，我想。日记上没有一个字提到过病，她连生病的时间都没有。

“最后她病倒了，”亨利说，“但是没人能让她好好躺在床上。她不愿意找医生来——她从来就不相信他们。一星期以前，她起床出去了，天知道她上哪儿了，又都是干吗去了。她说她需要锻炼。我先到家，发现她出去了。到了九点她才回来，身上被雨淋透了，比第一次淋得还要厉害。她一定是在雨里走了好几个小时。她发了一晚上的烧，在同谁说话，我不知道是谁——不是你，也不是我，本德里克斯。过后我让她看了医生。医生说：要是早一个星期打青霉素的话，他就能救活她了。”

除了倒出更多的威士忌来往肚里灌以外，我们两人谁都无事可做。我想起了自己出钱让帕基斯去追踪的那个陌生人。有一点显然没搞错，那就是：最后还是那个陌生人赢了。不，我想，我并不恨亨利，我恨的是你，如果你存在的话。我想起了她对理查德·斯迈思说过的话，说是我教会她信天主的。到底怎么会这样的，我无论如何也不知道。但是一想到自己丢掉的东西，我也恨自己，亨利说：“她是今天凌晨四点钟死的，我不在她身边。护士没有及时叫我。”

“护士现在在哪儿？”

“她很利索地做完了自己分内的事情。因为还有一个急诊，她午饭前就走了。”

“我希望能帮上你的忙。”

“你坐在这儿就是帮我。今天真是糟糕透了，本德里克斯。你知道，我从没同死亡打过交道。我一直以为自己会先死——萨拉会知道该怎么办的，如果她能同我一起待到那么久的话。说起来，这是女人的事——就像生孩子一样。”

“我想医生帮过忙吧。”

“今年冬天他特别忙。他给一家殡仪馆打了电话，不然我还真不知道该去找谁。我们从来就没有电话号码簿。可是医生没法告诉我该怎么处理她的衣服——衣柜里面都装满了。带小镜子的粉盒、香水——这些东西没法就这么扔掉……她要是有个姐妹就好了……”说到这儿他忽然停了下来，因为前门开了一下又关上，就像他说“是保姆”，而我说“是萨拉”的那个晚上一样。我们两人听着保姆上楼的脚步声。房子里只有三个人时那种空荡荡的感觉十分特别。我们喝干了杯里的威士忌，我又倒了两杯。“家里有很多东西，”亨利说，“萨拉找到了一个新渠道……”说到这儿他又打住了。每条路的尽头都站着萨拉，要躲开她，哪怕只是一小会儿，都是没有意义的。我想，你为什么要对我们这样呢？她要不是信你的话，现在还会活着，我们还会是情人。想起当初自己还不知足，我感到既伤心又奇怪。换了现在，我会高高兴兴地同亨利一起拥有她的。

我问：“葬礼怎么办？”

“本德里克斯，我不知道都该做些什么。发生过一件让人十分不解的事情。她神志不清、说胡话的时候（当然这不能怪她），护士告诉我说，她不停地要求把神父找来。至少她在不停地说‘父啊，父啊’，而这不可能是指她自己的父亲，因为她从来就不知道自己的生父是谁。当然啦，护士知道我们不是天主教徒。她很懂事，好言好语地把萨拉哄得平静下来。不过我还是很担忧，本德里克斯。”

我气狠狠地想：你其实可以饶了可怜的亨利。这么多年来没有你我们过得好好的，你干吗要像个没见过面的亲戚似的，忽然从地球的另一端跑来，硬是什么事情都要插上一杠子呢？

亨利说：“住在伦敦，再容易不过的就是火化，这是护士告诉我的。在这之前，我一直打算在戈尔德斯绿地办这件事。殡仪馆给火葬场打了电话，他们可以把萨拉排在后天。”

“她当时神志不清，”我说，“你不必把她的话当真。”

“我在想，是不是该找个神父问问这件事情。有这么多的事她都不说，说不定她已经成了天主教徒我也不知道。近来她的行为十分反常。”

“噢，不，亨利，她同你我一样，什么也不信。”我想让她火化掉，我想能对天主说这句话：你要是有本事，就让这具躯体复活吧。我的嫉妒同亨利的嫉妒一样，并没有随着萨拉的死而告终。我觉得她好像还活着，正由一个比我更讨她喜欢的情人陪伴着。我多么希望能派帕基斯去追上她，斩断他们之间永恒的恋情。

“你很肯定吗？”

“很肯定，亨利。”我想自己得小心一点。我绝不能像理查德·斯迈思那样，我绝不能恨，因为我如果真的恨的话，就得要信，而一旦我信了，你同她岂不就大获成功了？说到复仇和妒嫉，它们就像是演戏：只不过是一些用来填满我大脑空间的东西，它们让我忘记她已经死了这个绝对不容置疑的事实。一周前，我只要对她说一句：“你还记得我们头一回在一起那次，我身上找不出一先令的硬币来往电表里投的事情吗？”我们两人的脑海里便都会浮现出那一幕场景。而现在那幕场景却只会在我自己的脑中出现了。她已经永远地失去了有关我们两人的所有记忆，而且她似乎还通过死亡偷走了我自己的一部分。我正在失去自我。记忆就像生了坏疽的肢体一样在脱落，这是我自己的死亡开始的第一个阶段。

“我讨厌祷告和掘墓人之类的忙乱，不过如果萨拉想要这样的话，我会试着安排的。”

“婚礼她是选择在户籍登记处举行的，”我说，“葬礼她该不会希望在教堂里举行。”

“是啊，我想是这样吧？”

“婚姻登记和火化，”我说，“应该保持一致。”昏暗中，亨利抬起头来，瞪大眼睛使劲往我这边瞧，似乎不相信我话里的讥讽之意。

“这些都交给我来办吧。”我提议道，就像当初在这同一间屋子里，在同一个煤气取暖炉边，我曾经提议替他去见萨维奇先生一样。

“太谢谢你了，本德里克斯。”他边说边十分小心地把最后一点威士忌均匀地倒进了我俩的酒杯。

“已经半夜了，”我说，“如果能睡的话，你得睡一会儿。”

“医生给我留了些安眠药。”他话是这么说，但还是不想马上就自己一个人待着。我完全理解他的感觉，因为我在同萨拉一起度过一天之后，也会竭力把面对自己那间孤零零的屋子的时间往后拖的。

“我老是忘记她已经死了。”亨利说。在那糟糕的一九四五年的整整一年里，我也有过同样的体验。一觉醒来时，我会忘记我们的恋情已经完结；电话上可能传来任何人的声音，但就是不会有她的声音。那时候她就像现在一样，已经死了。今年有一个月或者两个月的时间里，一个鬼魂一直在用希望来使我痛苦，但是现在鬼魂已被驱走，痛苦很快就会结束。我会每天一点点地死去，但我是多么渴望能够留住痛苦。人只要在受苦，就还在活着。

“去睡觉，亨利。”

“我怕做梦梦见她。”

“你吃下医生留的药就不会的。”

“你想来一片吗，本德里克斯？”

“不想。”

“你不会通宵不睡吧？外面的天气可是很糟糕。”

“我不在乎天气。”

“你如果不出去的话，我会感激不尽的。”

“我当然会待在屋子里。”

“我上楼去拿些褥子和毯子来。”

“别费心了，亨利。”我说，但他已经去了。我凝视着镶木地板的地面，回忆起她发出的叫喊声的准确音色。写字台上她写信的地方散乱地放着一些什物，这些什物当中的每一件我都能像翻译密码似的说出其意味。我暗想：她连那块卵石都没扔掉——我们曾经觉得它的形状很可笑。它还待在那儿，样子像一方镇纸。亨利会怎么处置它？又会怎么处置我们两人都不喜欢的那只小酒瓶、那块被海水磨光的玻璃，以及我在诺丁汉找到的那只木制小兔？我是否应该把这些东西都拿走？不然的话，等亨利腾出空来清理房间的时候，它们都会被扔进废纸篓。可是真要同它们作伴我又受得了吗？

我正打量这些东西时，亨利抱着一大堆毯子进来了。“我忘记说了，本德里克斯，如果你有什么东西想拿走的话……我想她没有留下遗嘱。”

“谢谢你的好意。”

“我现在对爱过她的任何一个人都抱着感激之情。”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拿上这块石头。”

“她存了些最古怪的东西。我给你拿了套睡衣，本德里克斯。”

亨利忘了拿枕头。我把头枕在一个垫子上，想象着能闻到她身上的香水味道。我想要一些我再也不会有的东西——没有替代品的东西。我无法入睡。我像她曾经做过的那样，用指甲掐自己的掌心，好让疼痛来阻止自己大脑的活动。我欲望的钟摆疲惫地来回摆动，那是一种想忘却又想记住、想死去又想再苟延残喘片刻的欲望。最后我睡着了。我梦见自己正沿着牛津街往前走。我忧心忡忡，因为我得去买一件礼物。所有的店铺里都摆满了在隐蔽照明灯光照射下闪闪发亮的廉价首饰。我不时觉得自己看到了一件美丽的首饰，便朝着橱窗走去，可是就近一瞧，就会发现它同所有别的首饰一样，也是人造材料做成的——也许是只奇丑无比的翠鸟，上面有两只试图仿冒红宝石效果的绯红色眼珠。时间很紧，我匆匆忙忙地从一家铺子走到另一家铺子。后来萨拉从一家店铺里走了出来，我知道她会帮助我。“你买东西了吗，萨拉？”“没在这儿买，”她说，“不过前面的店里有一些可爱的小瓶子。”

“我没时间了，”我央求她，“帮帮我，我得找到点什么，因为明天是生日。”

“别担心，”她说，“总会碰到点什么的，别担心。”于是我一下子就不担心了。牛津街的尽头伸向一大片雾霭茫茫的灰色田野。我赤着双脚，一个人在露水里走。我在一道浅浅的车辙上绊了一下，惊醒过来，醒来时耳畔还响着那句话——“别担心。”它就像是埋进我耳朵里的一句低语，一个属于童年时代里夏日的声音。

到了吃早餐的时候，亨利还在睡着。帕基斯收买的那个保姆用托盘给我端来了咖啡和烤面包。她把窗帘拉开，外面的雨夹雪已经变成了茫茫大雪。我依然睡眼惺忪，迷迷糊糊地沉浸在睡梦所带来的满足感中。看到保姆的两眼因为先前流过泪而发红，我颇感意外。“出什么事了吗，莫德？”我问道。保姆放下托盘，气呼呼地走了出去，这时我才醒过来，面对着空荡荡的房屋和空荡荡的世界。我爬上楼，往亨利的房间里看了看。他吃了安眠药，此刻还在熟睡着，脸上像只狗似的挂着微笑，让我看了羡慕不已。随后我独自下了楼，试着去吃自己那份烤面包片。

门铃响了，我听见保姆引着什么人上了楼——我想是殡仪馆的人，因为能听到客房的门被推开的声音。这会儿来人该会看到她已经死了。我还没去看过她，也不想去看，就像我不会想去看她依偎在别的男人怀抱里一样。有些男人也许觉得看死人很刺激，我可不会。谁也别想让我去替死神拉皮条。我打起精神来，心想：既然一切都真的完结了，我就得重新开始。我坠入过一次情网，还可以重新再坠。不过想归想，我心里却不太自信：我觉得在性方面，自己已把所有的都给了莎拉。

门铃又响了。亨利睡觉时，家里的事儿可真不少啊。这回莫德来找我了。她说：“楼下有位先生要见迈尔斯先生，但我不想叫醒他。”

“是什么人？”

“是迈尔斯太太的那位朋友。”她说。这是她唯一一次承认在我们那次不光彩的合作中，她也有份。

“你最好带他上来。”我说。此刻的我自觉地位要比斯迈思高出许多，因为我人坐在萨拉的客厅里，身上穿着亨利的睡衣，还知道他斯迈思这么多事情，而他对我却一无所知。他困惑地打量着我，身上的雪水直往镶木地板上滴。我说：“我们见过一次面。我是迈尔斯太太的朋友。”

“你带着个小男孩。”

“没错。”

“我来找迈尔斯先生。”他说。

“你听到消息了吧？”

“我就是为这个来的。”

“他在睡觉。医生给他服了安眠药。这事对我们大家都是个很大的打击。”我乱冒傻气地多嘴道。他四下里张望着屋子。我想：在雪松路，萨拉是个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人，像个梦，是平面的，而这间屋子给了她立体感：因为这间屋子本身也是萨拉。外面的雪好似用铲子堆出来的一样，在窗台上慢慢积成一个小丘。整座房屋像萨拉一样，正在被埋起来。

他说了声“我过会儿再来”，便神情忧郁地转过身去，这一来他那侧有毛病的脸颊便转向了我。我想：这就是她嘴唇贴到的地方。她总是会掉进怜悯心的陷阱。

他呆头呆脑地重复了一遍刚才说过的话：“我来找迈尔斯先生，向他表示吊……”

“在这样的场合，人们通常是写信。”

“我想或许自己可以帮上点忙。”他有气无力地说。

“你不必去改变迈尔斯先生的信仰。”

“改变信仰？”他疑惑不解，挺不自在地问道。

“他相信萨拉人已经完全没有了，相信这就是大限，相信她的灵魂和肉体已经同时报销了。”

他突然发起火来：“我只不过是想来看看她，仅此而已。”

“迈尔斯先生连有你这么个人都不知道。斯迈思，你跑到这儿来可是有欠考虑。”

“葬礼什么时候举行？”

“明天在戈尔德斯绿地。”

“她不会想要这样入葬的。”他的话让我颇感意外。

“她什么也不信，就像你说自己什么也不信一样。”

他说：“难道你们都不知道吗？她在皈依天主教。”

“胡扯。”

“她给我写过信。她已经下了决心，我说什么都不会有用。她已经开始——接受宗教教育，他们用的是这个词吧？”我暗想：这就是说她还有秘密。她从没把这件事记在日记里，就像她从没把自己的病记在日记里一样。还有多少东西有待于发现呢？想到这一点真让人感到沮丧。

“这对你来说是个打击，是吧？”我想转移自己的痛苦，所以便开始嘲弄起他来。

“噢，我当然很生气。不过我们大家也不能都信一样的东西。”

“过去你可不是这么说的。”

他看看我，仿佛对我的敌意感到不解。他说：“你的名字或许是叫莫里斯吧？”

“是的。”

“她对我说起过你。”

“我也从她写的东西上读到过你。她把咱们两人都给耍了。”

“我不太理智，”他说，“不过你觉得我可以看看她吗？”我听到殡仪馆的人穿着沉重的靴子走下楼来，还听到那级楼梯发出的“嘎吱”响声。

“她躺在楼上，左边第一个门。”

“要是迈尔斯先生……”

“你不会惊醒他的。”

他从楼上下来时，我已穿好衣服。他说：“谢谢你。”

“别谢我，我拥有她并不比你拥有她的更多。”

“我没有权利提要求，”他说，“不过我希望你——你爱她，我知道。”他像是咽下一剂苦药似的加了一句，“她爱你。”

“你想要说什么？”

“我希望你能为她做件事。”

“为她？”

“让她以天主教徒的方式入葬，她会喜欢这样的。”

“这到底有什么两样？”

“对她来说我想没什么两样，不过我们慷慨大方一点总会有好报的。”

“我与这事有什么关系？”

“她总是说，她的丈夫很尊敬你。”

他荒唐得过了头。我想放声大笑，用笑声来冲破这座被掩埋起来的屋子里的一团死气。我一屁股坐到沙发上，笑得浑身发颤。我想到萨拉死了躺在楼上，亨利脸上挂着傻呵呵的笑容在睡觉，而脸上有黑斑的情人正在同雇帕基斯往他门铃按钮上抹白粉的情人讨论葬礼的问题。我笑得脸上眼泪直流。在纳粹德国发动的闪击战期间，我曾经有一次看到过一个男人在自家被炸毁的房屋外面放声大笑，他的妻子和孩子都被埋在了屋子下面。

“我不明白。”斯迈思说。他紧紧握着右拳，仿佛在准备保卫自己。我们两人谁也搞不明白的东西太多了。痛苦就像莫名其妙发生的爆炸一样把我们两人抛到了一块。“我走了。”他说着便把左手伸向了门把手。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奇怪的念头，因为我没有理由相信他是左撇子。

“你得原谅我，”我说，“我心里不好受。”我向他伸出手去：他迟疑了一下，用左手碰了碰我的手。“斯迈思，”我说，“你那儿藏的是什么？你从她房间里拿了什么东西吗？”他摊开了手心，手心里是一小绺头发。“就这个。”他说。

“你没任何权利这样做。”

“噢，她现在不属于任何人了。”他说。于是我陡然间看到了她现在真正的样子——一块正等着被清出去的垃圾：你需要她的一点头发可以拔，你觉得她的指甲有价值可以剪。只要有谁需要，她的骨骼就可以像某位圣徒的骨骼一样给分解开来。她很快就会被烧掉，所以为何不该先让每个人各得其所求呢？这三年来，我一直以为自己曾以什么方式拥有过她，这可真是愚蠢到家了。我们不被任何人所拥有，就连我们自己也不能拥有自己。

“对不起。”我说。

“你知道她写信给我时是怎么说的吗？”斯迈思问道，“这不过是四天前的事。”我伤心地想：她有时间给他写信，却没时间给我打电话。“她在信上说——为我祈祷吧。要我为她祈祷，这听起来不是很奇怪吗？”

“你怎么做的？”

“哦，”他说，“我听到她死去的消息时，就为她做了祈祷。”

“你会什么祷词吗？”

“不会。”

“向你自己不信的天主祈祷似乎不太合适。”

我跟在他身后出了门——在亨利睡醒以前继续待在屋里没有什么意义。同我一样，他迟早得靠自己。我看着斯迈思在我前面一颠一颠地穿过公共草坪，心想：这真是个歇斯底里型性格的人。怀疑同信仰一样，都可以是歇斯底里的产物。雪地上许多人走过的地方雪已融化，雪水浸透了我的鞋底，让我想起自己做的那个梦里的露水。但是在试图回忆她说“不要担心”这句话时的声音时，我却发现自己想不起来她的声音是什么样子的。我无法模仿她的声音，就连滑稽式的模仿也做不到，因为只要我一尝试回忆，她的声音就失去了特征，变得同任何一个女人的声音一样。遗忘她的过程已经开始。我们应该像保存照片一样，保存灌着声音的唱片才对。

我走上破损的台阶，进了自己住屋的门厅。门厅里除了彩色玻璃外，没有什么东西同一九四四年的那个夜晚一样。一件事情的开始谁也不会知道。萨拉曾经真的相信结局是在她看到我躺在门下面的躯体时开始的。她绝不会承认其实在那之前很久结局便已经开始了：因为这种或者那种并不充分的理由，我们彼此之间电话打得越来越少；由于意识到爱情行将结束的危险，我开始与她争吵。我们已经开始看到爱情以后的东西，但是只有我意识到我们是如何被逼到这一步的。如果那颗炸弹是早一年前落下的话，她是不会发那句誓言的。她会磨破指甲也要把我救出来。我们在走到人生尽头的时候，便会像美食家吃东西时要求有更复杂的调味汁一样，哄骗自己相信天主。我望着这间墙上刷着丑陋不堪的绿色油漆、像牢房一样空荡荡的门厅，心里想：她想要我有再活一次的机会，机会果然来了——它便是这个没有气味、一尘不染、囚徒般的空虚人生。我谴责她，就好像这种变化果真是她的祈祷所招致的一样：我到底惹你什么了，让你非判我活着不可？踩着楼梯上楼时，楼梯和扶手因为刚修好的缘故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她再也没有爬过这段新修好的楼梯。就连这座房屋的修理工作也成了遗忘过程的一部分。既然一切都在变化，那么人要记住什么就需要一位身处时间之外的天主。我究竟是仍在爱着呢，还是只在痛惜失去的爱情？

我走进自己的房间，写字台上放着萨拉写来一封的信。

她离世已有二十四个小时，昏迷的时间就更长，信穿过一片公共草坪怎么会用这么长时间？再一看，原来她把我的门牌号码写错了。旧时的怨恨重又一点点冒了出来。放在两年前的话，她是不会忘记我的门牌号码的。

一想到要看她写的东西，我就感到万分痛苦，以至于差点就要把信塞到煤气取暖炉里去，不过好奇心还是要比痛苦更强烈一些。信是用铅笔写的，我想这是因为她在床上写信的缘故。

“最亲爱的莫里斯，”她写道，“那天晚上你走后我就想给你写信，可是回到家后我觉得很不舒服，亨利又过于为我操心。我现在不打电话，而是给你写信。在电话上告诉你我不能同你一块儿出走，然后听到你的声音变得不对头，这会让我受不了的。我这么说是因为莫里斯，最亲爱的莫里斯，我将不和你一块儿出走。我爱你，但是我不能够再见你了。我不知道自己带着这样的痛苦和渴望到底怎么活下去。我一直在向天主祈祷，请他不要难为我，请他不要让我活着。亲爱的莫里斯，我同每个人一样，鱼和熊掌都想要。在你打来电话的两天前，我去找过一位神父，告诉他我想成为一个天主教徒。我对他说了自己发过的誓言，也说到了你。我说：其实我同亨利已经不再是夫妻了。我们不在一起睡觉——从和你在一块儿的头一年起就不再这样了。而且我们两人的关系其实也不能算是婚姻，我说，你不能把户籍登记处那里办的手续称作婚姻。我问他，我能不能成为一个天主教徒，同你结婚？我知道，你对参加一场礼拜仪式是不会介意的。每次向他提问时，我都抱着如此大的希望，就像打开一座新房子的百叶窗，去寻找外面的风景一样，可是每扇窗户外面对着的都只是一堵空墙。不，不，不，他说，我无法让你们结婚。他说，如果我想成为天主教徒的话，就不能再同你见面。我想，让他们都见鬼去吧，就走出了他的屋子。我砰的一声带上门，让他明白我对神父们的看法。我想，他们横在我们和天主之间，天主比他们还多一点仁慈。随后我便往教堂外面走，看到了他们放在那里的上面有殉难耶稣像的苦像十字架。我想，当然，他是有仁慈的，只是他的仁慈表现得十分古怪，有时候看起来倒像是在让人家吃苦头。莫里斯，我最亲爱的，我头痛得厉害，觉得像是快要死了。我希望自己的身体不要太结实。我不想活着而没有你，我知道有一天我会在公共草坪上碰到你，那时候我才不会在乎亨利、天主或者任何别的东西。但这有什么用呢，莫里斯？我相信有一位天主，我相信那一整套的花招，我没有什么不信的东西。如果他们把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位一体给分成十二份的话，我也会相信的。如果他们找出材料来证明，说基督是彼拉多为了帮助自己往上爬而杜撰出来的人物，我也一样会相信的。我染上了信仰，就像染上了病一样。过去我从未像爱你一样地爱过人，过去我也从未像现在一样地信仰过什么东西。我确信这一点。过去我从未确信过什么东西。当你满脸血迹地从门口进来时，我变得确信了，爽快并彻底地确信了，尽管当时自己还不知道这一点。我同信仰作斗争的时间比同爱情作斗争的时间要长，但现在我身上再也没有什么斗志了。

“莫里斯，亲爱的，别生气。为我感到遗憾吧，但是不要生气。我是个冒牌货、骗子，但我现在说的话并不是假装和欺骗。我曾经以为自己对自己很有把握，对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很有把握，但你教会了我不要这么有把握。你剥走了我所有的谎言和自我欺骗，就像他们为一个即将到临的要人清除掉马路上的瓦砾一样。现在这个人已经来了，只不过动手清扫路面的是你本人而已。你写信时力求准确，你教我追求真实的东西，我不说实话的时候你会告诉我。你会说：你是真的这么认为，还是只是觉得自己这么认为？所以你看，莫里斯，这都是你不好。现在我祈求天主，请他不要让我这么活着。”

信在此处结束，下面再没有了。她似乎有不等自己的祈祷说出口便让它得到回应的高招，因为那天晚上，她顶着大雨回来，看到我和亨利在一起时，她不就已经开始死了吗？我要写小说的话，会在此处结尾。我曾以为小说必得在什么地方结尾才成，但现在我开始相信，这么多年来自己的写实主义一直有毛病，因为生活中似乎并没有什么东西会结束。化学家们告诉你说，物质从来不会完全消灭；数学家们告诉你说，如果你把穿过房间时走的每一步都分成两半，你会永远也走不到对面那堵墙面前。所以我要是以为故事会在此处结束，那就未免有点太乐观了。只是我像萨拉一样，也祈求自己的身体不要太结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