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瓜！”尤尔苏拉高声叫着。“干吗不把马骑走，等车过去了再回来？”

古德媛则望着他，瞳孔放大，如痴如迷。而他却坐在母马身上，神采奕奕，一如既往。他竭力去控制着马。马就俘一阵风一样，在地上打着旋儿，却怎么也逃脱不出他的手心。货车一节接一节，一节接一节，缓缓地隆隆驶过道口。这声音从马的身上穿过，充满了恐怖，马顿时一阵惊悸。

似乎想看看究竟会发生什么事，司机拉下车闸，货车在铁轨上隆隆后行，越来越近，越来越近。那轰鸣的声音有如铙钹一般，震颤刺耳，十分可怖：再看那马，张开嘴巴，慢慢扬起前蹄，有如被一股邪风掀起。突然，它抖动全身，奋力向前，试图挣脱这可怕的地方。不料马身后倾，两位女子紧紧搂在一起，生怕它会倒下去，把他压在身下。可是，他牢牢趴在马背上，两颊泛光，十分惬意。最后，他按下马头，控制着它，尽力让它恢复镇静。然而，尽管他臂力过人，可那马确实受惊不小，它奋力远离铁轨，结果站在两只后腿上旋来转去，旋来转去，仿佛处在飓风的中心。这时，一阵撕肝裂肺的昏厥向古德媛袭来，似乎穿透了她的胸膛。

D·H·劳伦斯《恋爱中的女人》（一九二一）

一般而言，任何“代表”别的事物的东西都是一个象征。然而，这一过程表现各异。“＋”号可以代表基督教，这是因为人们把他同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一传说联系在一起。“＋”号也可以代表“十字路口”，这是因为二者形状上相似。然而，文学上的象征手法并不像上述例子一样简单，容易理解，这是因为文学上的象征手法，一是力图标新立异，与众不同；一是力图使意义多元化，或歧义化。所有这些特点在交通标志或宗教形象中则不受欢迎，前者尤为如此。如果暗喻或明喻在于把甲比作乙，那么文学象征手法则是乙暗示着甲，或多个甲。诗歌创作中的象征主义始于十九世纪后期的法国，代表人物有波德莱尔，瓦莱尔和梅里美等，对二十世纪英国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特点是表面意义或象征意义扑朔迷离，却没有一个指称共核。

不过有人曾经说过，小说家的首要任务是“把铲子叫做铲子”（意即“有啥说啥”，“直言不讳”。——译者注），尔后，再使之具有象征意义。这对那些旨在创作诸如“生活的幻影”之类的作品的人，不失为一条忠告。如果“铲子”只具象征意义，那么它往往会降低小说中人类活动的可信性。D·H·劳伦斯为了表现某种天赋的洞察力或顿悟往往甘愿冒此风险。比如，在《恋爱中的女人》的另一章里，他让主人公赤身露体在草地上滚动，对着月影扔石头。不过，在前引的这段文字里，现实主义描写与象征意义之间找到了极好的平衡。

就该部分而言，“铲子”是一系列复杂的行为：一个男人正竭力控制一匹因驶过道口的煤矿火车而受惊的母马。与此同时，两个女人在一边观看。男人叫格拉尔德，父亲是当地一家煤矿的主人。煤矿由格拉尔德管理，因为他早晚要成为煤矿的主人。整个背景是诺丁汉郡的原野。劳伦斯的父亲是采矿工人，他本人就是在这—带长大的。这一带本来山明水秀，但矿坑和铁路破坏了这—美丽的大自然。你也许会说，火车“象征”着采矿业。因为，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说，采矿业是文化的产：物。而马是大自然的产物，象征着乡野。资本主义把工业强加给农村，格拉尔德征服母马的过程与此不谋而合，极具象征意义。他驾驭着母马，强迫它接受火车那可怕而单调的噪声。

文中的两个女人是两姐妹。尤尔苏拉·布朗文是一位教师，古德媛·布朗文是一位艺术家。她们正在散步，不料遇到道口马惊这一幕。两人对那匹受惊的马均表同情。尤尔苏拉对格拉尔德的所作所为十分不满，并脱口而出。然而，整个场面是从占德媛的角度来描述的。她本人的反应错综复杂，爱恨参半。格拉尔德驯服母马的方式极具性的象征—“最后，他按下马头，控制着她，尽力让它恢复镇静”。而且，其中也不乏在两位女士面前展示男子雄风的成份。尤尔苏拉对面前的一幕感到恶心，而这恰恰激起了古德媛的性欲，几乎难以自制。母马“站在两只后腿上旋来转去，旋来转去，仿佛处于飓风的中心。这时，一阵撕肝裂肺的昏厥向古德媛袭来，似乎穿透了她的胸膛。”“撕肝裂肺”是移就手法，从逻辑上讲，它应修饰马的痛苦。作者用它来修饰“昏厥”是想说明古德媛此时乱作一团的心情，同时也让人想起“撕肝裂肺”一词的原始意义中含有“穿透”“刺透”的深义。紧接着在下一句中，作者又用了“穿透”一词，使整个描述染上了一层象征意义，即男性或阳具的雄劲。几页过后，作者是这样描写古德媛的：“她的内心麻木了：那个男人轻巧温柔但雄风十足的身体深深地压进母马活生生的体内，金发男子粗壮有力雄风十足的大腿用力钳住母马那震颤的身体，牢牢地控制着它。”整个场面的确预示着后来古德媛与格拉尔德之间所发生的感情瓜葛—那是—种狂热的对双方都意味着毁灭的性关系。

如果劳伦斯不同时用生动性感的细节来描写这一场面，那么这其间的象征意义将人打折扣。作者用声音象征手法，即象声词来描写货车那刺耳的声音和移动—货车在铁轨上隆隆后行，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尔后，又出现了马的鲜明的形象。那匹母马即使在受惊之时仍然风采依旧，“再看那马，张开嘴巴，慢慢扬起前蹄，有如被一股邪风掀起。”不管劳伦斯笔下的芸芸众生如何，动物在他笔下总是充满活力。

值得注意的是，本段引文中的象征手法有两个截然不同的方面。自然/文化象征建立在转喻和提喻这两种修辞格上。转喻是以因代果或以果代因（火车代表工业，因为它是工业革命的产物），提喻是部分代全体或全体代部分（马代表自然，因为它是自然的一部分）。而性象征则是建立在暗喻和明喻上的，其基础是甲事物与乙事物之间有某些相似的地方。格拉尔德征服母马的过程暗示着人类的性行为。这种手法是俄国结构主义学家罗曼·雅各布森首先发现的，它作用于一个文本的各个层面，即使是非文学作品也不例外。在笔者的小说《美好的工作》中，女主人公罗宾·普恩罗丝通过对香烟广告的分析来说服那个疑神疑鬼的维克·威尔考可斯。其它例子，详见格雷厄姆·格林的小说。（第三十五节：异域风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