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不去谈巴赫的被遗忘，我可以把我的想法倒转过来，说：巴赫是第一伟大的作曲家，他以其作品的巨大份量，迫使公众重视他的音乐，尽管这个音乐已经属于过去。这是前所未有的事件。因为，直到十九世纪，社会几乎仅仅与唯一的当时代的音乐生活在一起。它与音乐的往昔没有活的接触：即使那时的音乐家研究了（极为鲜见）以前时代的音乐，他们也没有习惯公开地演奏。到了十九世纪中，过去的音乐才开始在当时代的音乐旁重新复活，并逐渐占据位置，以至到了二十世纪，现在与过去的关系完全倒了过来：人们听过去时代的音乐要比听当代的音乐多许多，当代音乐在今天，几乎完全地离开了音乐厅。

所以巴赫是第一位使自己为后来的记忆所接受的作曲家；靠了他，十九世纪的欧洲不仅发现了音乐的往昔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且发现了音乐的历史。因为巴赫对于欧洲说来不是随便什么过去，而是一个与现在截然不同的过去；因而音乐的时代一下（而且是第一次）显示出不是简单的作品的接替，而是变化的时代的不同美学的接替。

我经常想象他，死去的那一年，确切而言在十八世纪中期，他俯在《赋格的艺术》上，视力日渐模糊，这部作品的美学方向在他的众多作品中（它们包含许多方向）代表着最为古老的一种，并相异于那个时代，它已经完全从复调音乐转向简单，甚至过于简单的风格，经常近乎于轻浮或贫乏。

巴赫作品的历史境况同时揭示了后来的几代人正在忘却的：即历史并不一定是上升（走向更丰富，更有学养）的道路，而艺术的要求可能会与每日的要求（这样或那样的现代性）相矛盾，新的（唯一的，不可摹仿的，从未被说过的）可能会在所有人都认为是与进步方向相异一方存在。事实上，巴赫从他的同时代人和他那个时代最年轻一辈的艺术家中所能够读到的未来，在他眼里大概是一种跌落。到了他生命将近终结的时候，他自己的唯一专注是纯粹的复调音乐，而背向时代之品味和他自己的作曲家儿子们；这是对历史的不信任之举，对未来的默然拒绝。

巴赫：音乐的诸倾向与历史问题的非凡的十字路口。在他之前好几百年，同样的十字路口出现在蒙德威尔第（MONATEVERDI）的作品中：它是两种对立的美学倾向的遇合（蒙德威尔第称之为第一和第二实践，一种建立在造诣高深的复调音乐之上，另一种，纲领式的表现法，建立在无伴奏清唱之上），并预示了上半时向下半时的过渡。

另外一个非凡的历史诸倾向的十字路口：斯特拉文斯基。音乐的千年往事，在整个十九世纪中，缓慢地从遗忘的雾中走出，到了我们世纪的中期（巴赫去世两百年后），蓦然出现，有如浴满阳光的景色，辉映天际。独一无二的时刻：全部的音乐历史完全地呈现，完全地易于进入，守候在那里（借助于历史文献的研究，借助于技术手段，广播唱片），对于探讨其意义的问题完全地开放；我认为，这个伟大的总结时刻，正是在斯特拉文斯基那里找到了它的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