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诗艺术和戏剧艺术中，对具体的激情以不同的力量表现出来；它们与散文的不同关系便是证明。史诗艺术在十六、十七世纪便放弃了诗体而因此成为一种新的艺术：小说。戏剧文学从诗句过渡到散文则是在较后来而且要慢得多。歌剧更要慢，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随着夏尔邦迪埃（CHARPAENTIER）（《路易丝》，1900年）、德彪西（《佩利亚斯与梅丽桑特》，1902年，然而它却是根据一首极有风格的诗化散文而写成的）以及雅那切克（《杰努发》，写于1896—1902年间）而实现。后者，在我看来，是现代艺术时代的最重要的歌剧美学的创造者。我说“在我看来”，因为我不愿意隐藏我个人对他的激情。然而，我不认为自己看错了，因为雅那切克的功绩实在是巨大的：他为歌剧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散文的世界。我不是想说只有他才这样做。［作了《沃采克》（WOZZECK，1925年）的伯格（BERG），曾被他充满激情地加以捍卫，甚至作了《人类之声》（1959年）的布朗克（POULENC），他们都与他接近。］但是他以特殊的、始终不渝的方式追逐自己的目标，在30年中，创造出5部传世的巨作：《杰努发》（JENUFA），《卡嘉·卡巴诺娃》（KATIAKAABANOVA，1921年），《狡猾的狐狸》（LARENARDE RUSEE，1924年），《马可布罗斯事件》（L'AFFAIREMACROPOULOS，1926年），《死屋手记》（DELAMAISONDESMORTS，1928年）。

我说过他发现了散文的世界因为散文不仅仅是一种与诗体不同的报告形式，而且也是现实的一种面孔，每日的、具体的、即刻的面孔，它在神话的对立面。这里，人们触到了所有小说家的最深刻的信念：没有任何东西比生活的散文更为隐匿；任何人都不断地试图把它的生活改变为神话，可以说试图把它改编为诗，用诗为它盖上面纱（用蹩脚的诗）。如果小说是一种艺术而不仅仅是“文学的一种”，那是因为对散文的发现是它的本体论的使命，而除它以外任何其他的艺术都不能完全地承担它。

在小说走向散文的奥秘，走向散文的美的道路上（因为作为艺术，小说将散文作为美来发现），福楼拜跨出了巨大的一步。在歌剧的历史上，半个世纪之后，雅那切克完成了福楼拜式的革命。但是假如，在一部小说里，这一革命在我们看来完全自然（如同艾玛与鲁道夫在农业促进会的那一场戏作为几乎不可避免的可能性而刻入小说的基因），在歌剧中，它则不同，它更加令人惊骇，更加大胆和出乎意外：它与非现实主义的和看上去似乎与歌剧的本质不可分离的极端风格化原则唱反调。

在歌剧的尝试过程中，伟大的现代派更经常地走了比他们的十九世纪先驱更为彻底的风格化道路：赫纳格（HONEGGER）转向传说或圣经题材，给它们赋予一种摇摆于歌剧和清唱剧之间的形式；巴托克的唯一一部歌剧其主题是一篇象征主义寓言；勋伯格写了两部歌剧：一部是幅寓意画，另一部把一个极端的界于疯狂边缘的境况搬上舞台。斯特拉文斯基的歌剧都是根据改成诗体的文章写成并极具风格。雅那切克因此不仅是反歌剧传统而动，而且也逆现代歌剧的主导方向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