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belists Fly High

●戴利·金（C· Daly· King）／著

推理小说的赫胥黎

《远走高飞》（Obelists Fly High，1935）的作者戴利·金（C·Daly King，1895～1963）在世时常常被称为“推理小说界的赫胥黎”。这里的赫胥黎，指的就是反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The Brave New World，1932）的作者阿道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1894～1963）；赫胥黎出身科学与艺术的世家，族中名家如云，他自己也非常年轻就在欧洲文坛上崭露头角，享有盛名。而他的博识通雅，多种知识集于一身，被同世代的读者与评论者寄以厚望，觉得他是“前所未见”最有科学知识又最有文学创造力的作家，这种左右逢源的背景，将有可能把“文学作家”这个仅属于艺术创作的概念，带到历史上未曾有过“知识与艺术两全”的境界。

戴利与赫胥黎是同辈人，本身是一位学养深厚的心理学家；他的心理学着作如《超越行为主义》（Beyond Behaviourism）等，都是当时望重一时的学术作品。一九三二年，他以一位学术重镇，投身通俗创作，写下他的第一本推理小说《海上谜云》（Obelists at Sea，1932），这是一部以豪华邮轮为谋杀背景的本格推理；书中那如阿道斯·赫胥黎般浓厚的学术知识气息，以及如艾勒里·昆恩般巧妙的谜题推理布局，立即引起当时的推理小说读者无限的想像，大家莫不期待一位学术深度与通俗趣味两全其美的新型态作家从此诞生，乃封给他一个“推理小说界的赫胥黎”的梦幻称号。

但历史上“出身”与“成绩”有时不成比例，即使是赫胥黎本人，尽管三十岁以前已经暴得大名，四十几岁以后却不甚了了，除了年轻时的《美丽新世界》与《针锋相对》（Point Counter Point，1928）等杰作之外，他后来的作品在文学史并未掀起任何波澜，与当时世人对他的评价和期许简直不成比例。一流智慧的赫胥黎为什么没有更高的文学成就？这是后来许多传记作家企图解释的问题，一般认为他一九三七年移民美国是重大关键；二次大战在欧洲造成的重大伤害，他完全没有参与也没有感受，事实上后来重要的作家都是从大战悲剧中反省世界与人性，深刻探究其中的荒谬与恐怖，这个探讨赫胥黎是缺席了。赫胥黎当时在干什么？他被好莱坞高薪请去编剧，醇酒美人，蹉跎时光，十年时间只留下米高梅电影公司的《傲慢与偏见》和迪士尼的《爱丽丝梦游仙境》等共同编剧作品，和他“大师”的身份实在太不相称了；其他的时间，他在治疗眼疾，实验迷幻药（他是正宗嬉皮的前驱），反而写了若干探索神秘经验的“新心灵”书籍，如《感觉之门》（The Doors of Perception，1954）和《天堂与地狱》（Heaven and Hell，1956）等，现在，拜新心灵运动之赐，他的评价又被重估了。

三十年代被称为“推理小说界的赫胥黎”的戴利·金，发展也与赫胥黎不无相似之处；他以一位学院里德高望重之人委身从事推理小说创作，表现出来的确是兢兢业业，中规中矩。从一九三二年的《海上谜云》，到一九三四年《铁路奇案》（Obelists En Route），再到一九三五年的《远走高飞》，这“海陆空三部曲”（每一部都包含一项交通工具），今天看起来仍然是一流的正统古典推理，布局严谨，故事曲折，案件设计推陈出新，写作结构井井有条，推理过程也合情入理。但也许作品的数量不够（连短篇在内一共只有七部），或者类型的开发开创不够（他创造了心理医生在推理小说的分析解释角色，但他太保守，只让他扮演华生医师的功能，没让他真正起破案的作用），尽管他的作品部部杰作，论起对推理小说的影响，却比同时代的艾勒里·昆恩或“密室大师”约翰·狄克逊·卡尔（John Dickson Carr，1906～1977）差得太多，世人对“推理小说界的赫胥黎”的期待，也和对赫胥黎本人的期待一样，大致上是落了空。

交通工具的谋杀案

我们虽然没有如愿得到一位“推理小说界的赫胥黎”，却不是没有一流的推理小说可看，戴利·金的“海陆空三部曲”就是至今仍感受到威力的绝佳作品。

这一系列的小说都以纽约警探麦可·罗德做主角，也都穿插了一位博学多识却有点脱线的心理医生彭斯，这当然是“福尔摩斯与华生医师”的经典搭配设计。每一部小说都利用了海、陆、空其中一种交通工具（《远走高飞》的场景在飞机上，《海上谜云》在邮轮上，《铁路奇案》则不用说，是在火车上），小说更利用了这些交通工具“封闭隔绝”的特性，使故事发生在一个可控制戏剧性的紧凑场景，如果再加上它叙事节奏的明快，你可能没注意到它是一部三零年代的古典作品，而误以为它是八零年代以后的“当代作品”。

罗德与彭斯初识于《海上谜云》一案，这部戴利·金的处女小说的最大特色是，谋杀案发生后，船上有四位心理学家分别就不同的理论提出他们的分析判断；这一方面显示了戴利·金丰厚的心理学知识，另一方面也呼应了先前推理作家巴克利（Anthony Berkeley，1893～1971）的作品《毒巧克力案件》（The Poisoned Chocolates Case，1929）的情节设计（这本小说则把案件破了六次，每一种推理都合情入理）。金的第二本小说《铁路奇案》则是一件道地的密室推理，死者死在穿越美国大陆的直达快车的车厢中，一样有四名心理学家的登场。

我们今天阅读的《远走高飞》的案件则发生在高空（每一章的飞行高度不同，都与情节有关），故事的设计也是曲折离奇，有一场危及国家安全的谋杀案，有一位死两次的人，有不同的毒药和使用的目的；和其他正统的古典推理一样，飞机中多数乘员都带有嫌疑，但从犯罪时机或方法上看，却又每一个人都不可能。侦探就要从与这些人的互动中逐步发现真象，找出凶手，还要让你猜不着。这是正宗的推理小说阅读乐趣。

小说是正宗的古典推理，故事却写得紧凑非凡，活像是好莱坞的动作片。故事开始时，凶手已经被揭露，而且持枪拒捕，立刻在狭窄的机舱中展开大战，飞机即将坠毁。这是小说的终曲，但放在最前面；小说的序曲放在最后面，要到那最后一页，你才明白一切的动机。这些巧妙的设计，以及一路情节推展的过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十足的通俗趣味，也几乎是预告了未来通俗小说写作方式，将从冷静曲折逐步走向热闹动态。

戴利·金现在已经不是推理小说史上重要的名字了，许多推理小说史的专书已经不再提及他的名字，但他的故事仍然原创而清新，精彩而可读；比较多的开创性贡献可能出现在他的短篇小说里（艾勒里·昆恩曾高度推崇他的短篇小说），可惜已经绝版多年，难以寻找。一位在三零年代被期许为“推理小说界的赫胥黎”的作家，最后在历史上或读者心目中享有的地位仅仅如此，有时候还让我有点感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