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汤达曾经详细描述过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读来十分有趣，因为在这一时期，他开始持有至死未改的偏见。母亲一去世（他说自己对母亲怀有一种恋人般的爱），他就由父亲和母亲的妹妹照管。他的父亲是个严肃认真的人，姨母则严格而虔诚，他恨这两个人。虽然属于中产阶级，可这个家庭颇有贵族倾向，1789年爆发的大革命使之充满恐慌。司汤达声称：自己的童年十分悲惨，可从他的记述中，似乎看不出有什么可抱怨的。他非常聪明，喜好争辩，而且很难管束。当大革命的浪潮冲击到格勒诺布尔的时候，贝尔先生被列入了可疑者名单，他认定这是一个名叫阿玛尔的敌对律师所为，此人想要夺走他的业务。“可是，”聪明的小男孩说道，“阿玛尔把你列入不热爱共和国的可疑者名单中，而你也确实不热爱嘛。”此言的确不假，但对于一个有可能掉脑袋的中年绅士来说，从自己的独子口中听到这种话，实在不怎么中听。司汤达批评父亲过于小气，但在用钱的时候，却总是能够从他那儿哄骗出钱来。有些书是禁止他看的，但就像有书以来全世界成千上万的孩子所做的那样，他暗地里照读不误。他的最大抱怨就是，自己捞不着自由自在地跟其他孩子混在一起，可他的生活不可能像他乐于声称的那样孤单，因为他有两个姐姐，其他孩子也同他一起上课，他的老师是耶稣会教士。事实上，他在当时的成长环境，跟其他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中的孩子没什么分别。他跟所有孩子一样，把平常的管束看成是高压暴政；当他被迫做功课的时候，当他无法完全遂自己心愿的时候，都觉得自己受到了残酷的虐待。

在这一点上，他和大多数孩子一样，但是大多数孩子在长大后会忘记所受的磨难。司汤达却很不一样，五十三岁时，他依然心怀旧恨。由于他痛恨自己的耶稣会老师，所以成了极端的反对教权者，一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也没法让自己相信，一个信奉宗教的人会是虔诚的；而且由于他的父亲和姨妈都是忠诚的保皇党人，所以他成了热烈拥护共和制的人。可是在十一岁的一天晚上，他溜出家门去参加一个革命集会，结果大吃一惊。他发现无产者又脏又臭、粗俗不堪、口齿不清。“总而言之，那时的我同现在一样，”他写道，“我热爱人民，我痛恨压迫他们的人，可要是跟这些人生活在一起，对我而言却是无休止的折磨……我曾经拥有最为贵族化的情趣，现在依然如此，我愿意为人民的幸福做任何事情，但我相信，我宁可每个月都坐两个礼拜的牢，也不愿跟小商人生活在一起。”

这孩子非常聪明，尤其擅长数学，十六岁时，他说服父亲让自己去巴黎上高等理工学院，好准备未来的军旅生涯。可是这只是个离家的借口。入学考试那天，他却溜了。父亲把他介绍给一个亲戚达鲁先生，他的两个儿子都在国防部任职。长子皮埃尔身居要职，过了一段时间，在父亲达鲁先生的要求下，他让这个无所事事、需要工作的年轻人当了自己众多秘书中的一个。拿破仑开始了他在意大利的第二次战役，达鲁兄弟随其出征，不久后，司汤达在米兰同他们会合。在做了几个月的办事员后，皮埃尔·达鲁给他在一个龙骑兵团谋到一份差事，可是迷恋米兰快乐生活的司汤达根本无意加入，还趁自己的庇护人不在之际，诱哄一位米查德将军任命自己做人家的副官。皮埃尔·达鲁回来后，即命令司汤达加入自己的兵团，然而他用这样或者那样的托辞一直拖了六个月，等到最后加入了，发现无聊透顶，又借口有病，请假去了格勒诺布尔，并在那里辞去军职。他什么战斗也没有参加过，但这并不妨碍他日后吹嘘自己是一个如何神勇的战士；而在他1804年找工作的时候，他也确实自行写了一份鉴定书（并由米查德将军签字）证明自己在各次战役中英勇无畏，而如今已证明，他根本不可能参加过这些战役。

在家里呆了三个月后，司汤达去往巴黎居住，靠父亲的一笔补贴生活，钱虽不多，倒也够用。他眼前有两大目标。一个是成为当时最伟大的戏剧诗人。为了这个目的，他研读了一本戏剧写作手册，经常认认真真地去看戏。可是此人似乎并无多少创造力，因为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发现他在日记中不知羞耻地说起：他可以把刚刚看过的一场戏，如何改成自己的戏；他当然也成不了什么诗人。他的另一大目标就是成为一个大情人。在这方面，老天爷可并不怎么眷顾他。他的个头有点小，是个身子大、腿短、又丑又胖的年轻人，大脑袋上长着一堆黑色的鬈发；他的嘴唇很薄，粗粗的鼻子十分突出；但是他那棕色的眼睛充满渴望，手脚极小，皮肤跟女人的一样细腻。他曾颇为自豪地声称：手握刀剑会把自己的小手磨起泡来。除此之外，他还胆怯而笨拙。通过其表亲马夏尔·达鲁（也就是皮埃尔的弟弟），他得以频繁参加沙龙，这些沙龙的女主人，其丈夫都在大革命中大发横财；然而可惜的是，他一跟人讲起话来就结结巴巴。他能想出妙语，却鼓不起勇气张嘴说出来。他始终不知道手该怎么放，于是买了一根手杖，通过摆弄手杖，可以把手利用起来。他很清楚自己的外省口音，他进了一家戏剧学校可能就是为了矫正口音。在这里，他遇见了一名扮演小角色的女演员，名叫梅勒妮·古依尔伯特，比他大两三岁，在经过一番犹豫之后，他决定与之相爱。他之所以犹豫，部分上是因为他无法确定她的灵魂是否跟自己的一样高尚，部分上则是因为他怀疑她患有性病。可能这两点都没问题了，他才跟随她到了马赛，因为她在那儿有个演出合约，而他在那几个月里则是给一个批发商工作。他逐渐看出：不管在精神上还是在思想上，她都不是自己想象中的女性，所以当她合约到期、因缺钱被迫返回巴黎时，他松了一口气。

司汤达具有很强的性意识，但并不怎么性感；的确，在一些十分露骨的信件（在他后期的一个情妇手里）被发现之前，人们普遍怀疑他是个阳痿。第一部小说《阿尔芒斯》里的主人公即是如此。这本书谈不上是一本好小说，却受到了安德烈·纪德的极力推崇，其原因我想也并不难猜：它印证了他自己的信念（这种信念当然是源自他跟妻子的特殊关系），即没有性欲而深陷爱河是完全有可能的。然而恋爱和陷入爱河之间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没有欲望可以恋爱，但没有欲望却绝不可能陷入爱河。司汤达显然并非阳痿，他在《论爱情》中题为《论惨败》的一章里解释了自己的情况。坦白讲，由于他担心达不到对方的要求，结果导致他真的无法做到，于是也就出现了那些让他蒙羞的传言。他的感情源自理智的头脑，拥有一个女人主要是为了满足他的虚荣心而已。这让他确信自己具有男性气概。别看他说得冠冕堂皇，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懂得温柔细心。他坦承自己大多数的情事十分不幸，原因也不难看出。他的胆子很小。在意大利的时候，他曾请教一位军官弟兄如何才能赢得女性的“青睐”，而后郑重其事地把听到的建议记录下来。他按照规则追求女性，就像之前按照规则撰写剧本一样；当他发现对方觉得他很愚蠢时，感觉大受其辱，而当对方看透他的虚情假意时，他又大感惊讶。此人虽然聪明，却好像从未想到过，女人熟悉的语言是情感的语言，而理智的语言只会令她们心寒意冷。他以为只要自己使用计谋与花招，就可以达到只有用感情才能达到的目的。

在梅勒妮离开他几个月之后，司汤达再度来到巴黎。这已经是1806年了。此时的皮埃尔成了达鲁伯爵，比之前更有权势。司汤达在意大利的所作所为，让皮埃尔对自己的这位表亲印象不佳，只是在妻子的劝说下，他才决定再给司汤达一次机会。耶拿战役之后，他的弟弟马夏尔被派往布伦瑞克，司汤达作为军事特派员助理随同前往。他尽职尽责、表现不俗，因此在马夏尔·达鲁被召往别处之后，由他来顶替原职。司汤达放弃了要当伟大剧作家的想法，决心在仕途上有所成就。他把自己当成了帝国的贵族、荣誉军团的骑士、薪金丰厚的部门长官。虽然他是个狂热的共和主义者，而且把拿破仑视为剥夺法国自由的暴君，却写信给父亲，要求他给自己买个贵族头衔。他在自己的名字上加了一个小品词，称自己为“亨利·德·贝尔”。尽管这么做实在可笑，可他确实是个颇有能力、足智多谋的行政官；在一次叛乱（由于一名法国军官在跟一个德国平民的争吵中拔刀砍死了对方）中，他表现出不凡的勇气。1810年，获得提升的他再次来到巴黎。他在荣军院的豪华套房中拥有一间办公室，还有一笔不菲的收入。他得到了一辆双马拉的四轮篷式马车，一个车夫和一个男仆。他跟一个歌女同居。但是这还不够，他感觉还缺少一个自己喜欢的情人，而且对方的地位可以提升自己的声望。他认定皮埃尔的妻子亚历山德琳·达鲁可以填此空缺。亚历山德琳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比自己的显赫丈夫年轻好多，为其育有四个孩子。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司汤达曾经考虑过达鲁伯爵对自己的厚待和宽容，而且他也没有想想，勾引达鲁的妻子可谓既不明智也不得体，因为他的升迁全都亏人家帮忙，事业上也要靠人家施恩。

他开始了一连串示爱的举动。可他身上那倒霉的缺乏自信依旧十分碍事。他时而欢快、时而又忧伤，时而轻浮、时而又冷淡，时而热情、时而又漠然：什么也不起作用；他说不准伯爵夫人到底喜不喜欢自己。他羞辱地疑心：由于他的忸怩，她在背后会笑话自己。最后，他找到一位老朋友，袒露自己的困境，让对方给自己出下一步的主意。两人经过商讨，朋友问了几个中肯的问题，还记下了司汤达的回答。下面就是马修·约瑟夫森总结的问题答案：“勾引德·B夫人能有什么好处？”（德·B夫人是他们对达鲁伯爵夫人的称呼。）“答案如下：他要遵从自己的性格意愿；他会赢得巨大的社会条件；他要进一步追求对人类激情的探究；他会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和自尊心。”司汤达还做了一处小脚注：“最好的主意就是进攻、进攻、再进攻！”这确实是个好主意，但对于一个无法克服胆怯的人而言，却很难实行。然而几周之后，司汤达受邀到达鲁家位于巴切维尔的乡间别墅小住，在一个不眠之夜后，他决心在第二天早晨采取行动，于是穿上自己最好的条纹裤。达鲁伯爵夫人称赞了他的裤子。两人去花园里散步，而她的一个朋友以及她的母亲孩子跟在后面二十码。他们走来走去，浑身颤抖、下定决心的司汤达紧紧盯住某一个点（他称之为B点），该点同他俩刚刚走过的A点有一段距离，他心中暗自发誓：如果走到B点还不开口的话，就自杀。他讲了，抓住她的手试图亲吻；他告诉她：自己爱她已足足十八个月，却竭尽全力掩饰这份感情，甚至不去见她，可是再也无法忍受痛苦了。伯爵夫人回答的态度倒也和善，她只能把他当作朋友，无意背叛自己的丈夫，随即把其他人也喊了过来。司汤达输掉了他所谓的“巴切维尔之战”。可以猜测出，此事伤的是他的虚荣心，而非他的感情。

在这之后两个月，仍处在失望懊恼中的司汤达申请休假，而后去往米兰，他在自己第一次游览意大利的时候就被这座城市给深深迷住了。早在十年前，他就在那儿喜欢上了一位吉娜·佩特拉鲁，此人是司汤达表兄的情人，可他当时只是个身无分文的少尉，她根本就没把他看到眼里。然而此次一回到米兰，他就立即找到了她。她的父亲开了一家小店，而她本人在年纪很轻的时候就嫁给了一个政府职员；如今她已三十四岁，有一个十六岁的儿子。再次见到她的第一面，司汤达就觉得她是个“高挑、华美的女人。在她的眼神、表情、眉毛和鼻子当中，依然具有威严。我发现她（他补充道）更加聪明，更加威严，少了当年的那种肉感”。凭借丈夫的那点可怜薪水，她就能够拥有米兰的公寓、乡间的房舍、用人、斯卡拉歌剧院的包厢、马车，的确是够聪明的了。

司汤达很清楚自己长相平平，为了弥补这一点，他刻意穿戴得优雅时尚。他老是胖嘟嘟的，不过如今由于生活好了，倒也仪表堂堂起来；他兜里有了钱，身上穿了好衣服。仗着这些有利条件，他肯定以为：比起当穷得叮当响的龙骑兵时，自己现在更有机会讨到这位威严女士的欢心，于是决定趁着自己在米兰的短暂停留期间向对方求欢。可她并不是他期望的那么容易对付。事实上，她把他搞得焦头烂额，直到他动身去罗马的前一天晚上，她才同意早晨在自己的公寓接见他。我们都以为这肯定是求爱的倒霉时刻。而那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九月二十一日十一点半钟，我终于赢得了期待已久的胜利。”他还将日期写在自己的背带上。他穿的裤子，正是他向达鲁伯爵夫人示爱那天穿过的条纹裤。

假期结束后，他回到巴黎。令他颇有些沮丧的是，他发现达鲁伯爵异常冷淡，他已经目睹了这位表弟对自己太太的关注，对此十分厌恶。拿破仑开始那次灾难性的远征俄国时，司汤达好不容易才说服他，把自己从安逸的荣军院调到现役的军需部。他紧随大军来到莫斯科，并在撤退中证明自己依旧镇定、有魄力、有胆识。在最糟糕的一天清晨，他出现在达鲁的帐外候命，脸刮得一丝不苟，唯一的一套军装干净整洁。在抢渡别列津纳河的时候，他沉着冷静地救了达鲁的命，还救了一名负伤军官，把他带上自己的马车。他最后抵达柯尼斯堡，饿得半死，丢失了所有的手稿，除了身上的衣服一无所有。“我凭借坚强的意志救了自己，”他写道，“因为我目睹身边许多人放弃希望、走向死亡。”一个月后，他返回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