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4年，皇帝退位，司汤达的官场生涯也随之结束。他声称自己拒绝了几份要职，宁肯流亡国外，也决不给波旁皇族效力；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他宣誓效忠国王，极力恢复公职。然而这一切都未能成功，于是他返回了米兰。此时他依然有足够的钱可以住进舒适的公寓、想多久看次歌剧就多久去看；但他已经没有了从前的头衔、声誉、现金。吉娜很薄情。她告诉他说，自己的丈夫一听说他来了，立刻妒火中烧，其他的爱慕者亦是起了疑心。他瞒不过自己，很清楚她对自己已经没有进一步的利用价值了，然而她的冷漠却点燃了他的热情，最终他想到：只有一个办法可以重新赢得她的爱。他凑了三千法郎给她。两人去了威尼斯，她的母亲、儿子，还有一个中年银行家也一同前往。为了保全颜面，她坚持让司汤达住到另一家宾馆去，令他极为厌烦的是，他跟吉娜一起用餐的时候，那个银行家总是跟着去。以下是他日记中的一段节录，是他自己的英文原话：“她自诩这次来威尼斯，是为我做了很大的牺牲。我给她三千法郎到此处旅行，实在是太傻了。”十天之后又写道：“我拥有了她……可她说起了我们的财政安排。昨天早晨没有任何幻想。利害关系显然将我全部的神经液抽取到脑中，扼杀了我所有的肉欲。”

虽说这事叫人难堪，1815年6月18日，也就是拿破仑兵败滑铁卢的那天，司汤达还是在威严的吉娜怀中度过的。

他们在秋天返回米兰。为了自己的声誉，吉娜坚持要求司汤达住到偏僻的郊区。等到她答应幽会了，他才在夜深人静之际乔装前去，路上换好几次马车，好甩掉跟踪的探子，之后由女仆放其进门。这个女仆可能刚刚跟女主人吵过架，或者是由于贝尔的金钱拉拢，突然透露给他令其无比震惊的事，即夫人的丈夫根本就没感到嫉妒；夫人要求严守秘密，是不想让贝尔先生撞见情敌（或者说情敌们，因为远不止一两个），女仆还说可以证实给他看。次日，她将他藏到吉娜内室的壁橱里，他透过墙上的一个小孔，亲眼目睹了对自己不忠的行为，距离自己的藏身之处仅仅三英尺之隔。“也许你认为，”他在事后数年向梅里美讲述这件事情的时候说道，“我会冲出壁橱一刀刺死这两个人吗？根本没有……我轻轻地离开了幽暗的壁橱，正如我进来时一样，只想着这次奇遇的荒唐，内心大笑不止，也对这位女士充满了蔑视，终究也为自己重获自由而感到欣喜。”

可他还是陷入了深深的苦恼之中。他声称自己足足有十八个月无力写作、思考和讲话。吉娜试图重新赢回他的心。一天，她在布雷拉（著名画廊）拦住他，跪下身来乞求他的宽恕。“出于一种可笑的自尊心，”他告诉梅里美说，“我轻蔑地把她斥走。我的脑海中好像依然浮现出她追逐我的样子，抓住我的衣服后襟不放，跪着爬出画廊那么远。我没原谅她实在是太傻了，因为她肯定从未像那天一般深爱着我。”

然而在1818年，司汤达遇见了美貌的丹布罗夫斯基伯爵夫人，很快便爱上了对方。他此时三十六岁，而她要年轻十岁。这是他第一次倾心于一位名门女士。这位伯爵夫人是个意大利人，十几岁时就嫁给了一位波兰将军，但在几年后离开了他，带着两个孩子来到瑞士。诗人乌戈·福斯克洛当时流亡国外正住在那里，舆论错误地以为，她离开自己的丈夫就是为了和此人住到一起。当她返回米兰的时候，处境很艰难，倒不是因为她有情人，根据当时的风气，这根本就没什么可指责的，而是因为她离开自己的丈夫，独自在国外生活。爱慕了对方足足五个月后，司汤达才敢开口表白。对方却马上给他吃了个闭门羹。他谦卑地写信道歉，她终于心软了，允许他每两周来看自己一次。她的态度很明显，那就是他的殷勤令自己感到厌烦，但他坚持不懈。有件奇怪的事情就是，尽管司汤达总是留心不让别人耍弄自己，但自己却不断地丢丑。有一回，伯爵夫人去伏尔托拉看望自己那两个读书的儿子，司汤达尾随而至；不过他清楚这样做会令对方生气，便戴上绿色眼镜遮掩自己。到了晚上出去漫步的时候，他摘下眼镜，碰巧撞见了伯爵夫人。对方假装没看见他，并在第二天给了他一张纸条“怒斥他跟踪自己到伏尔托拉，并且在自己每天散步的公园里游荡，影响了自己的安全”。他回信恳求对方原谅自己，并在一两天后当面求见。她冷冰冰地将他打发走。他赶往佛罗伦萨，伤心的信笺像雪片一样飞向她。她连信封都没开就退了回来，并附言如下：“先生，我不想再收到您的来信了，也不会给您回信的。我非常敬重您，等等……”

绝望的司汤达回到米兰，却获悉父亲已经去世。他马上动身前往格勒诺布尔，发现律师一事很不顺利，他非但没有得到预期的财产，留给他的反倒是一屁股债。他匆匆赶回米兰，也不知通过何种方式（我们不得而知）设法说服伯爵夫人再次允许他定期去见对方；然而这只是他的虚荣心，他怎么也不肯相信，她对自己毫不关心，后来他写道：“经过三年的亲密关系，我离开了一个女人，我爱她，她也爱我，却从未委身于我。”

1821年，由于跟某些意大利爱国分子有牵连，奥地利警方要求他离开米兰。他定居巴黎，在随后的九年中，绝大多数时间都住在那里。他频繁出入于欣赏智慧的沙龙。他也不口吃了，成了一个有趣而锐利的健谈之人，最厉害的时候同时跟八到十个自己喜欢的人交谈；但是同许多滔滔不绝的人一样，他往往一个人把着谈话。他喜欢制定规则，一旦有人不同意，他丝毫也不掩饰自己的鄙视。出于惊世骇俗的目的，他颇有些放任自流，沉浸于淫秽亵渎之中，挑剔的批评家们认为，无论是逗乐还是煽动，他常常都是强装幽默。司汤达无法忍受无聊，觉得很难相信他们竟然都不是流氓无赖。

在此期间，他经历了唯一一次感情似乎得到回报的韵事。德·古利亚尔伯爵夫人（闺名克莱芒蒂娜·布若）已跟自己忌妒而暴躁的不忠丈夫分开。她是个三十六岁的漂亮女人，而司汤达已年过四十，是个又胖又矮的人，长着厚实的红鼻子，大腹便便、屁股硕大。他戴着红褐色的假发，还染了胡须与之相配。他用有限的收入尽可能穿得体面。克莱芒蒂娜·德·古利亚尔被司汤达的智慧与幽默深深吸引，经过适当的一段时间，他便展开“进攻”，对于他的求爱，她以适合自己年龄的方式表达了谢意。在他们交往的两年当中，她总共给他写了两百一十五封信，每一封都恰如司汤达期望的那般浪漫。由于唯恐激起她丈夫的怒气，他都是偷偷来看她。我来引用一下马修·约瑟夫森的记载：“他乔装打扮一番，乘马车从巴黎出发，在黑暗中全速赶往她的别墅，午夜后才能到达。德·古利亚尔夫人跟司汤达小说里的任何女主人公一样大胆。有一次，来了不速之客（可能就是她的丈夫）破坏了他俩的幽会，她赶紧让他到地下室去，撤掉他爬下去的梯子，关上活门。在漆黑空幻的地槽里，身陷其中的司汤达困在里面（简直就是坟墓）整整三天，而痴心一片的克莱芒蒂娜为他准备好吃的，撤下和架起梯子偷偷来看他，甚至为了满足他的需要，把密闭便桶都拿了下来，然后再去倒掉。”司汤达后来写道：“当她在夜里进地下室的时候，显得十分崇高。”然而不久之后，这对情人之间出现争吵，有如他们的感情一样激烈，这位女士最终抛弃司汤达另寻新欢，对方可能是个容易取悦、让人兴奋的情人。

而后发生了1830年大革命。查理十世流亡国外，路易·菲利普继位。此时的司汤达已经花光了父亲破产后留下的那点儿积蓄，而他在文学创作上的努力（他已经重新回到成为著名作家的旧有雄心上来）给他既未带来金钱也未带来声誉。《论爱情》于1822年出版，但十一年中只卖掉十七本。而1827年出版的《阿尔芒斯》则在评论界和公众中都未获得成功。我在前面已经提到，他曾试图谋得政府职务，随着政权更迭，最终被派驻的里雅斯特领事馆；然而由于其同情自由派分子，奥地利当局拒绝接受他，于是又被调到了教皇国的契维塔韦基亚。

他对官职并不在意，而是不知疲倦地四处观光，只要有机会，就会出外游览。他在罗马找到了欣赏自己的朋友。但尽管有这些消遣，他还是极度的无聊和孤单；五十一岁的时候，他向一个年轻女孩儿求婚，对方是他的洗衣女工和一名领事馆小职员的女儿。令他沮丧的是，求婚被拒绝了，人们或许以为是由于他年纪大、性格差，实则是因为他的自由主义观点。1836年，他说服部长给他安排了个小职务，让他得以在巴黎生活三年，而他的位置被其他人暂时占据。此时的他身体相当肥胖，而且易患中风，但这并不妨碍他穿着入时，谁要是对他的外衣款式或者裤子样式表示轻蔑，都会极大地冒犯他。他继续示爱，却无甚收获。他相信自己依然深爱着克莱芒蒂娜·德·古利亚尔，并试图恢复同对方的关系。两人分手后已有十年，她很明智地答复说，火已熄灭，余烬无法重燃。她还告诉司汤达，他是自己的第一个朋友，也是最好的朋友，对此应该感到心满意足了。梅里美记述道，这一打击让他心都碎了：“他一说到她的名字，声音就会变……这是我唯一一次见到他哭泣。”不过他好像一两个月就完全恢复过来，又去向一位戈蒂尔夫人大献殷勤，再度失败。最后，他被迫返回契维塔韦基亚，两年后在那里得了中风。刚一恢复，他就请假去咨询日内瓦的一位著名医生。他从那儿搬到了巴黎，又过起了原来的生活。他参加聚会，高谈阔论、兴致不减。1842年三月的一天，他参加了在外交部举办的一次正式宴会，当天晚上，在沿着大街散步的时候第二次中风，被抬回住处的第二天即去世。他终其一生都在追求快乐，却从来没有领悟到，只有在不刻意追求的时候，才会真正得到快乐；而且，也只有在失去的时候，才能明白快乐的意义。任何人都不太可能会说“我很快乐”；而只能说“我曾经快乐过”。这是因为快乐并非福利、满足、安逸、愉悦、享受：所有这些都能让人快乐，但它们本身并非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