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马修，我只听不说——

这句近日来开始在台北某个文化圈流传开来的话，原是布洛克笔下这名纽约无牌私探马修·斯卡德参加戒酒聚会时最常讲的。这里，我们不上纲延伸这句话呼之欲出的象征意思，但我们读小说的人的确一再感觉到，斯卡德真的是一个欲说还休的沉静之人，在纽约这么一个喋喋嚷嚷的城市中，他不停地走、看、听，话不多而且语常简短，这些简短的话又通常只是即兴的几句机智好笑的话，但总是讥讽的意思少，自嘲的成分多。

我个人曾读过一本布洛克的访谈专书After Hours，书中布洛克自言，一九八二年他的马修·斯卡德系列写完第四部《八百万种死法》，尤其是书末斯卡德在戒酒聚会中崩溃般大哭起来时，感觉上这个系列好像该告一段落了。然而，舍不下的反而是布洛克自己，他喜欢斯卡德这个人，“我喜欢透过他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喜欢通过他的感受来说这个世界。”于是，他努力想为斯卡德打开另一条新路。废掉过六本书的草稿，直到四年之后的一九八六年，才有《酒店关门之后》问世，从此，这位重生的前酒鬼侦探重新走上纽约市街，性格也稳定下来，布洛克真的找到一双属于他自己的敏感眼睛和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敏感心灵，自在地看待并述说这个他爱恨交加的城市和世界。

重生后的斯卡德，已经不怎么像系列侦探小说中的主人翁了。毋宁更接近布洛克自己——因此，不止一次有朋友谈到当前哪个明星演员适合扮演斯卡德时，我虽然以为某人提议的汤米·李·琼斯还不坏(但不能演得那么帅，得低调沉静点)，但最终仍觉得还是布洛克本人最合适，尤其我们看过他照片里长的样子，也很接近我们所了解的斯卡德。

这次的《行过死荫之地》，是布洛克一九九二年的作品，险刻紧张，一气呵成，是一本深沉动人的杰作，我们留给大家自己读，这里谈谈别的。

一个人对抗一个世界

朱天心曾这么说雷蒙德·钱德勒笔下的高贵私探菲利普·马洛：“令我叹为观止的是，这个人好像在任何状况底下，面对任何事情，他总有办法找出一堆聪明讥诮的话来。”

这个观察，当然是准确的——打从半世纪前达许·汉密特创造了旧金山的冷酷私探史贝德，以及雷蒙德·钱德勒创造了洛杉矶的高贵私探马洛以来，这一支被称为“冷硬私探”的侦探小说家族，便差不多确立了看待这个世界的基本态度：一个孤独的个人，对抗一整个不义的庞大世界。

谁都看得出来，这是一场实力极其悬殊的争战(奇怪的是，一开始他们居然还有自己会赢的侥幸之心)，因此，这个孤独的人便不得不有某些特质：

一、他是疯子神经病秀逗桑，否则不会呆到去挑起这场战斗。这是堂·吉诃德先生。

二、他若精神状态没太大问题，那就得是个有信念、聪明、在现实颇潦倒且满口讥诮之言的人。这正是冷硬私探的根本造型。

为什么非有信念不可？因为若不为着某些不合时宜的信念，世界不义就去他的不义吧，干我何事？

为什么非得聪明不可？因为若不够聪明，大约是不大可能穿透外表的假象，察觉出隐藏的不义来；而且若真不够聪明，那这场悬殊的战争更是打都别想打了。

为什么非有点落魄潦倒不可？因为若设定这个世界如此不义，富且贵，不正代表一定得扭曲自己的部分人格体格骨骼，去附和某些正直之人绝不愿玷污自己的罪恶吗？

那又为什么非得语带讥诮呢？这就一言难尽了。

穿透不义的笑话

我承认我个人一直有个严重的偏见，我总认定，愈是聪明的人愈爱讲笑话，而且愈难忍住不讲，想到个好笑话硬要自己不说，其委屈如锦衣夜行，正是所谓的：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笑话不能忍。

然而，当笑话穿透过一个不义的世界时，就像光线穿透过三棱镜成为一道彩虹一般，笑话成了讥诮。

在这折射过程之中，笑话找到了它更丰饶的滋生土地，同时它也发现自己从博君一粲的表演转换成某种攻击的武器。

什么样的丰饶大地呢？一般而言，笑话的主要养分来源不出于愚昧、虚伪和过度的神圣，而这些恰恰好也是不义世界的最基本特质。这解释了，何以所谓的“铁幕笑话”总是质精且量多，数十年来供应源源不断；这也同时解释了，为什么政治和宗教总孕育了最多好笑话，古今中外皆然，笑话中最常出现的角色一直是官员和僧侣。

不信的人，可拨个电话去问问画漫画的著名影像政论家CoCo。

那，笑话成了攻击什么的武器呢？当然就是那些它嘲笑不遗余力的愚昧、虚伪和神圣。在攻击这些不义元素的众多武器之中，笑话一直不失为较优雅较有教养的一种，活跃于孤注一掷的暴力革命之前和绝望放弃的虚无之前——以暴力打倒不义的革命分子通常没心思也没足够聪明说笑话，至于放弃争斗的虚无主义者则早就连讲笑话的心情都没了。

讲笑话的人，一般稍带贬义地称之为“犬儒”。

我个人比较不能同意“犬儒”这个称谓中所携带的负面意思，我同情说笑话的人。毕竟，犬儒笑话中的阵阵酸气，很大一部分系来自于对抗整个不义世界的必然疲惫和辛酸，菲利普·马洛正是如此。

我喜欢的说法出自房龙之口，这位写《人类的故事》《圣经的故事》《宽容》的聪明、温厚、有教养的史家，在叙述人类数千年历史的同时，他说的是：“嘲讽和怜悯是我们生命中的两个好顾问，前者以它的微笑令生命更欣然，后者以它的眼泪赋生命以神圣。”“如果我们不懂得嘲笑，我们甚至会懦怯到去恨那些人。”

神不对还是拜神不对

作为一种武器，或说作为一种药物(您不觉得这两者常常是同一种东西吗？)，笑话最有效的对象或说病症是什么？

以我们前面所列举的愚昧、虚伪和神圣三者来排名，依序是神圣、虚伪，然后才是愚昧。

以笑话来医治神圣热病是最有用的，这个主张，在我个人所读过的有限书籍中，讲得最好最透彻入理的，极可能是聪明诡谲也爱讲笑话的著名符号学者兼小说家翁贝托·艾柯，他在他那部仿推理的中世纪修道院谋杀小说《玫瑰的名字》中，把一部亚里士多德有关喜剧论述的著作，安排为一连串修道院谋杀的原因。理由是，过度虔诚的老僧侣认定，维护神圣纯净的基督信仰，最可怕的敌人是“笑”，而不是任何激烈的反基督另类崇拜——因为，任何反基督信仰，只是基督信仰之光所存在的阴影，它仍在信仰范畴之中，仍保有神圣的元质，仍在信，只是“暂时”膜拜的对象不同罢了；相反的，老僧侣说，如果说“信仰基督让我觉得好笑”，那所有的神圣意味便当场解体，让人直接走到非信仰的另一条路上去了。

在这里，笑话和人类的理性接上了头，扮演着最有效的除魅功能。

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历史上的革命者，尤其是十九世纪以来的社会主义革命者，总如此鄙夷甚至痛恨笑话，不惜把笑话说成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的苍白呓语小丑行径，是布尔乔亚的麻醉剂，只会瘫痪革命的觉醒和行动。他们的痛恶和老僧侣的不惜杀人是对的，因为社会主义者有他们更神圣的神要膜拜，不义，对他们而言，只是拜的神不对，而不是拜神的行为不好，他们一直是历史上最像艾柯笔下老僧侣的一种人，怕笑话的摧毁力量把人引导到不信任何神祇的另一道路上。

历史上的聪明人之中，我一直以为最没幽默感的人，极可能是社会主义的永恒革命导师卡尔·马克思。外表严谨不苟言笑的康德和弗洛伊德，我们都不难发现他们极力掩藏之下的某种狡狯和欣喜，马克思则从头到尾像一只蹲在树枝上睁大眼睛的猫头鹰。

笑话有时而穷

到此，可能有人察觉了，所谓的不义，难道就只有愚昧、虚伪和神圣三者吗？您是对的，当然不止这些，至少还有残酷、狡诈和有组织有持续性的暴力等等。

这当然是笑话作为一种武器的悲哀所在，美国以讲笑话著名的小说家库尔特·冯内古特(当然也是个聪明绝顶的人)便说过这么一句苍凉的话：“笑话凉了，但不幸炮筒仍是热的。”

想想，如果你面对的是斯大林这样一个既没有足够聪明听懂笑话，又没幽默感可容忍笑话，更无心思理会笑话的残酷粗鄙人物，你能讲得出什么好笑嘲讽的话来？或者说，你面对一整排无生命、没感觉、制造出来除了杀人没任何其他功能的枪支大炮，你能像宗教的圣者为石头鸟兽说法一样，跟他们也讲个笑话吗？

再聪明的说笑者，至此都显得再愚蠢不过了。

当然，从钱德勒的马洛以降，这些满口讥诮之言的冷硬私探所面对的美国社会并非这般光景，他们所感受的不义并不存在斯大林这样的屠夫人物，而是逐步证实了一些了不起学者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预言和诊断，比方说韦伯，不义是起自于科层化的窒息组织结构；或比方说弗洛姆，不义是非人的、匿名的云云。

吊诡的是，一种不是自然人的所谓组织、结构、法人等等，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更彻底的斯大林，它不存在任何感受、同情和理解，它自然也更不是嘲讽所能穿透抵达的对象。

于是，五十年来的冷硬派作家遂如同逐步丧失目标的弓箭手一般——不义的不再只是某个警察、某个律师检察官法官、某个政客或上流社会的虚假慈善家、某个帮派组织的幕后头子，而是躲藏在所有这些背后的那个匿名结构。嘲讽这些受操控支配的棋子人物，既无意义，也胜之不武，不觉得有什么光荣可言。

所以，我们在距离马洛小说半世纪之久的斯卡德小说中极容易发现，书中的“坏人”少了，过往习惯扮演歹角的警察、律师、法官、政客或帮派头子这些人物，也逐渐褪去他们的象征性角色，回复成有血有肉、会正常做坏事、但也会正常同情的普通人。警察有他的无奈，毒虫有他的悲哀，政客有他的懦怯，帮派头子有他的弱点和无力，而追索凶手的固执侦探，也从对抗不义的马洛骑士老化成时时忍着不语的斯卡德局外人。

五十年来时路

这辈子他惟一能得到安宁的时刻，就是把海洛因注射到静脉里的时刻。海洛因除了能够让你突然酣之外，最美的事就是它的感觉跟死亡一模一样，当然，那只是暂时的，所以才会那么棒。

这段话，是《行过死荫之地》书中用来讲库里尔老大的，这是个腓尼基裔的毒虫，他喜欢水、喜欢桥，希望自己死后水葬，书中他开车载斯卡德过桥那段谈话，是全书最感伤的一段。

我们今天回头再看冷硬私探小说五十年的来时路，只觉得笑话凉了、老了、远去了，像布鲁克林桥上的夕晖晚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