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瘦人坐在暗暗的光线里吹笛子，一件灰紫色的衬衫下面是条带着流苏的破长裤。

    棕色的头发黏成一条一条，额头绑着印地安人手编的花绳子，脖子挂着项链，左耳用了一只耳环。吹的是秘鲁常见的木笛，不会弄，呜呜的成不了调子。房间没有窗，只有对着天井的方向，开着一扇宽宽的木门。

    房内两张双层床，无论上铺下铺都已成了一片零乱不堪的旧衣摊，就连地上，也满是半干的果皮、烟蒂和纸团。我进房的时候，室外雨水滂沱，低头先用一把化妆纸擦净鞋底，再对吹笛的人道了日安。

    那个人理也不理，站起来大步走到开着的门边去，用脚砰一下踢上了房门。

    “请问上铺的东西是你的吗？”我用西班牙语问他，他不理，又用英文问，也是不睬。

    那只死笛子吹得要裂开了还不肯放手。

    当时我跟米夏刚刚从首都利马乘飞机上到高原的古斯各来——印加帝国当年的都城。

    下机时天空是晴朗的，海拔三千五百公尺的古城，在一片草原围绕的山丘上气派非凡。印加的石基叠建着西班牙殖民时代的大建筑，两种文化的交杂，竟也产生了另一种形式的美。

    提着简单的行李一家一家问旅社，因为雨季，陆空交通时停时开，滞留的客人常常走不掉，要找一家中级的旅馆安身便是难了。

    问了十几个地方，全是客满，那不讲理的大雨，却是狂暴的倒了下来。

    我知自己体质，初上高原，不能再捂着心脏乱走，眼看一家名为旅社，而气氛实在是不合适的地方，还是走了进去。就连这样的小客栈，也只剩两张上铺了。

    “上层被我租下了，请您将东西移开好吗？”又对那个吹笛人说话。

    我反正是不理。

    我将床上的一大堆乱东西仔细的给拿了下来，整齐的放好在那人的身边。

    自己的小行李包没有打开，也不去占下面的任何一块空间，脱了鞋子，两只鞋带交互打了一个结，系在床尾的柱子上，行李包便挂在床上。

    屋里空气浑浊不堪，一只暗暗的灯泡秃秃的从木板缝里吊下来，几面破墙上涂满了公共厕所才写的那些脏话。另一张双层床的情况不会比我这张好到那里去，乱堆的脏衣服看不出是男人或是女人的。

    米夏登记好旅馆，也进来了，看我坐在上铺，也动手去理起另一张床来。

    “最好先别动它，这张床主不在，万一赖我们少了东西反而麻烦！”我用中文对他说，那样吹笛子的人八成听不懂。又来了一个头发爆花似的脏女孩子，鞋上全是泥泞，也不擦一下就踩进来了，地板上一只只湿印子。另一张下铺位子是她的。

    “妈的！又住人进来了。”她自言自语的骂着，也是不打招呼的，讲的是英文。

    米夏呆看着她，居然一声惊喜的呼唤：“你是美国人吗？”妈的米夏，我被他气得发昏，这种低级混混也值得那么高兴碰到，况且她正在骂我们。

    我知自己快发“索诺奇”了，快快的躺着，希望能够睡一下，给身体慢慢适应这样的高度。

    再醒来时，房内一样昏昏暗暗，也不知是几点了。另一个铺位上躺着的不是米夏，是不认识的一男一女，下铺和笛声没有了，坐着蹲着另外四个肮脏的人，不太分得出性别。第一个反应便是赶紧去摸自己后腰上的暗装，那儿全是报社的经费和重要的证件，它们仍在原来的地方。除了这个动作之外，警觉自己竟不能移动一丝一毫了。头痛得几乎要炸开来，随着砰砰狂击的心脏，额上的血管也快炸开了似的在狂跳。

    呼吸太急促，喉头内干裂到剧痛。

    这是高原病，契川话叫做“索诺奇”的那种鬼东西来了。并不是每一个上高原的人都会发病的，只是敏感，如我，是一定逃不掉的。

    笛声是停了，代替着大声扩放的音乐，打击乐器的声音，将我本已剧痛的头弄得发狂。

    一伙家伙在抽大麻，本已不能好好呼吸，再加那个味道，喉咙痛得不想活。

    只想一杯水喝，那怕是洗手间里接来的生水都是好的，可是弱得不能移动自己。

    “音乐小声一点可以吗？”我呻吟起来。

    下铺没有人睬我，上铺的男妇传着大麻烟，也是没有表情的。

    我趴着挂在床沿，拍拍下面人的头发，他抬头看着我，我又说：“音乐小一点啊！拜托！”

    “咦！我们在庆贺中国新年呢，什么小声一点。”他耸耸肩，嘻皮笑脸的。

    再不喝水要渴死了，而米夏没有出现。

    本是穿着毛衣长裤睡觉的，强忍着痛，滑下了床，撞到了一个人的肩上去，他乘机将我一抱，口里喊道：“哎呀！哎呀！”

    我滑坐到地上去，慢慢的穿鞋，眼前一片金星乱冒，打个鞋带的结手指都不听话。

    这种高原病没什么要紧，在厄瓜多尔的首都基托我也犯过，只须一两天便好了，只是这儿又比基托高了七百多公尺，便又惨了一些。

    我摸到门边去，出了门，找到洗手间，低下头去饮水，那个浴室，脏得令人作呕，进去一次几个月也别想忘记。铺位不是没有睡过，这些嬉痞的大本营却不是我当留下的地方了。

    我撑到街上去，经过杂货店，趴在柜台边向他们买古柯叶子。

    已是黄昏了。大雨仍是倾盆而下。老板娘看见我那么痛苦的样子，马上将我扶到椅子上去坐着，向后间喊起来：“爸爸，快拿滚水来，冲古柯给这位女士喝！”“刚刚上来是不是？慢慢走，不要乱动，古柯茶喝了会好的。”她慈爱的拢了一下我的头发。

    那双粗糙的手是基督给她的。

    在店里靠了半天，喝了一般书中都说已经禁售了古柯，可是没有什么效果。

    古斯各并不是一个小城，十四万的人口加上四季不断的游客，旅舍不可能没有空位，只是我已力瘁，无法一家一家去找。

    “武器广场”的附近便是一家四颗星，最豪华的饭店，也不知自己是如何飘过去的。

    没问价格，也没再找米夏，旅舍的好人扶我上二楼，我谢了人家，回绝了旅馆要请医生的好意，扑在床上，便又睡了过去。

    睡着下去时，觉得有妇人用毛巾替我擦全湿了的头发。第二日清晨我醒来，一切的不适都消失，下楼吃了一顿丰富的早餐，居然跑去柜台跟人讲起价来。“啊！会动啦！”柜台后面的那位老先生和和气气的说。我嘻的一笑，说起码要住半个月以上的古斯各，他一口答应给我打八折房钱——四十块美金一日。那边铺位是三块半美金一个人。

    经过广场，回到小客栈去，看见米夏尚在大睡，我禁不住纳闷起来，想也想不明白。

    想呆了过去，米夏才醒。

    “咦！那么早就起床了？”

    失踪一整夜，这个福气的人居然不知道。

    “我昨晚回来，看见你不在，想你跑出去看土产，所以先睡了。”他说。

    那时房内的家伙们都已不在了，东西居然又摊到我的上铺，反正不住了，我把那些杂物哗一下扫到地下去。在那样杂乱的环境里，米夏将身怀巨款的我丢在一群品行不端的陌生人中间睡觉，而没有守望，是他的失职，当然也是我自己的不是和大意。

    也没告诉米夏自己已有了住处，昨日的高原病狂发一场，要杯水喝尚是没人理会，这个助理该罚一回。陪米夏吃过了他的早餐，两人坐在大广场的长椅上，这个城市的本身和附近的山谷值得看的东西太多。便是我们坐着的地方吧，一八一四年西班牙人还在这儿公开处决了企图复国的最后一个印加帝国的皇族杜巴克·阿玛鲁二世，他的全家，和那些一同起义的族人。好一场屠杀啊！

    过了十二年，秘鲁脱离西班牙的控制，宣布独立。又过了二十三年，秘鲁进口中国劳工，惨无人道的对待他们，直到公元一八七四年。

    说着这些热爱而熟读的历史给米夏听，晒着寒冷空气中淡淡的阳光，计划着由这儿坐火车去“玛丘毕丘”——失落的印加城市，这旅程中最盼望一探的地方便在附近了。广场上游客很多，三五成群的喧哗而过，不吵好似不行似的，看了令人讨厌。

    便在旁边的另一张椅子上，坐着一个金发齐肩，穿着暗红棉外衣、蓝布长裤的女孩，身边放着一只小行李包。只有她，是安静极了的。

    雨，又稀稀落落的开始撒下来。我跟米夏说，该是买雨衣雨伞的时候了，这雨季是斗不过它的。

    我们慢慢走开了，跑进广场四周有着一道道拱门的骑楼下去。

    那个女孩，单独坐着的，竟然没有躲雨，干脆整的人平躺到椅上去，双手紧紧的压着太阳穴。看上去极度的不适而苦痛。

    我向她跑过去，跟她说：“回旅馆躺下来，将脚垫高，叫他们冲最浓的古柯茶给你给吃，会好过些的呀！”她不会西班牙文，病得看也不能看我，可是一直用英文道谢。脸色很不好了，一片通红的。

    “淋湿啦！”我说，改了英文。

    “没有旅馆，都满了，刚下飞机。”她有气无力的说。直觉的喜欢了这个朴朴素素的女孩。

    “我在附近旅馆有一个房间，暂时先跟我分住好不好？分担一天二十块美金对你贵不贵呢？”我轻轻的讲，只怕声量太大头痛的人受不了。

    那种索诺奇的痛，没有身受过的人，除非拿斧头去劈他的头，可能才会了解是怎么回事。那女孩呻吟起来，强撑着说：“不贵，只是麻烦你，很对不起，我——”“来，我的同事扶你，慢慢走，去旅馆有暖气，会好过的。”我提起了她的行李包。”

    米夏发觉我居然在四颗星的大旅馆中有了房间，骇了一大跳。

    这是旅途中第一次没有与他公平分享物质上的事情，而我的良心十分平静安宁。

    进了旅馆的房间，那个女孩扑到床上便阖上眼睛。我将她的白球鞋脱掉，双脚垫高，盖上毛毡，奔下楼去药房买喜巴药厂出的“阿诺明那”——专治高原病的药片。我自己心脏不好，却是不能服的。

    回旅舍时，那个女孩又呻吟起来：“替我叫医生，对不起——”眼看她是再也痛不下去了。

    米夏奔下楼去找柜台要医生。”

    “这里有钱和证件，请你替我支配——”

    女孩拉住我的手，摸到背后，她藏东西的暗袋，与我一个样子，同样地方，看了令人禁不住一阵莞尔。绝对不是一个没有头脑的傻女孩，而她却将这些最重要的东西全交给了我——一个连姓名尚不知道的陌生人。这份对我全然的信任，使我心中便认定了她，在她狂病的时候，一步也不肯离开了。

    医生给打了针，开的便是我给买来的同样的药。安妮沉沉的睡去，我站在窗口大把大把的嚼古柯叶子。印地安人吃这种叶子是加石灰一起的，我没那个本事，而索诺奇到了下午，又找上了我。

    我躺到另一张床上去，米夏跑去小客栈拿来了我的行李，这一回他不敢走了，守着两个一直要水喝的病人。第二日早晨我醒来，发觉那张床上的女孩张着大眼睛望着我，没有什么表情的在发愣。

    “还痛不痛，安妮？”

    “你晓得我的名字？”

    “替你登记旅馆，医药费二十五块美金也付掉了！东西还你！”

    我将枕下的护照支票现款都交给了她，对她笑笑，便去梳洗了。

    “你是——印地安人吗？”她躺在床上问我。我噗的一下笑出来了，一路来老是被问这同样的问题，已将它当做是一份恭维。

    做了八年多空中小姐的安妮，见识不能说不广，而她竟难猜测我的来处。

    “相信人有前生和来世吗？我认识过你，不在今生。”安妮缓和低沉的声音令我一怔。

    很少有人见面谈这些，她如何知道这是我十分寂寞的一环——其他人对这不感兴趣而且一说便要讥笑我的。我笑看了她一眼，荷兰女孩子，初见便是投缘，衣着打扮，谈吐礼貌，生病的狂烈，甚而藏东西的地方，都差不多一个样子。

    眼看安妮已经好转了，我不敢因此便自说自话的约她一同上街，当做个人的权利。

    单独旅行的人，除了游山玩水之外，可能最需要的尚是一份安静。

    留下她再睡一会儿，我悄悄地下楼用餐去了。早餐两度碰到一个从利马上来看业务的青年，两人坐在一起喝茶，谈了一会儿我突然问他：“你房间分不分人住？”他看着我，好友爱的说：“如果是你介绍的，可以接受，只是我可不懂英文呀？”

    于是米夏处罚结束，也搬了过来。

    那个愉快而明朗的秘鲁朋友叫做埃度阿托。

    雨，仍是每日午后便狂暴的倾倒下来，不肯停歇。去玛丘毕丘是每一个来到秘鲁的旅人最大的想望，那条唯一的铁路却是关闭了。

    我每日早晨乘着阳光尚明，便去火车跑一趟，他们总也说过一日就能通车，满怀盼望的淋着小雨回来，而次日再去，火车仍是没有的。

    车站便在印地安市场的正对面，问完火车的事情，总也逛一下才回来。

    那日看见菜场的鲜花开得灿烂，忍不住买下了满满一怀。进旅馆的房间时，只怕吵醒了还在睡眠中的安妮，将门柄极轻极轻的转开。

    门开了，她不在床上，背着我，靠在敞开的落地窗痛哭。我骇了一跳，不敢招呼她，轻轻又将门带上，抱着一大把花，怔怔的坐在外面的走廊上。

    她是不快乐的，这一点同住了几日可以感觉出来。可是这样独处时的哀哀痛哭，可能因为我的在场，已经忍住好多次了。

    一个人，如果哭也没有地方哭，是多么苦痛的事情，这种滋味我难道没有尝过吗？

    等了近两小时才敢去叩门。

    “买了花，给我们的。”我微笑着说。

    她啊了一声，安静的接了过去，将脸埋在花丛里，又对我笑了笑。

    两人插好了一大瓶花，房中的气氛立即便是温馨，不像旅馆了。

    那几日埃度阿托被雨所困，到不了玻利维亚的边境去继续做业务考查，长途公车中断了，短程的也不下乡。我们四个人商量了一下，合租了一辆小车，轮流驾驶，四处参观去了。

    星期天的小镇毕沙克便在古斯各九十多公里来回的地方，那儿每周一次的印地安人市集据说美丽多彩，而印地安人的弥撒崇拜亦是另有风味的。

    我们四人是一车去的，到了目的地自然而然的分开，这样便省去了说话的累人；再说独处对我，在旅行中实在还是重要的。

    不知别人在做什么，我进了那间泥砖的教堂，非常特别的一座。

    印地安人用自己的绘画、花朵、诗歌、语言，在主日的时间诚诚心心的献上对神的爱。

    破旧的教堂，贫苦的男女老幼，幽暗烛光里每张虔诚的脸，使人不能不去爱他们。

    去挤在人群里，一同跑了下去。

    听不懂契川话，说阿门时，每一颗心却都是相同的。弥撒撒了，远远椅边一个人仍是跑着，仰着头，热泪如倾——那是安妮，不知何时进来的她。

    我没有上去招呼，怔怔的坐在外边的石阶上那乱成一片的市场和人群，心里一阵黯然。

    雨，意外的没有落下来，远山上烧出一串串高高的白烟，别人告诉我，这是河水暴涨时，印地安人求雨停止的一种宗教仪式。

    再见安妮时，她戴上了太阳眼镜，在古董摊子上看一只老别针，我帮忙上去讲价，等她买下了，才将自己的手掌摊开给她看——里面一只一色一样的。

    然后我们又分开了，讲好一个小时以后车上见面。刚刚恸哭过的人，给她安静比较好。

    山中人家租马给人骑，不是在什么马场里跑，而是满山遍野去骑的。

    骑完了马，时间差不多了，我急着找安妮，想她一试。悲伤的人，只有运动可能使她得到一点点暂时的释放，哪怕是几分钟也是好的。

    世上的欢乐幸福，总起起来只有几种，而千行的眼泪，却有千种不同的疼痛，那打不开的泪结，只有交给时间去解。我不问别人的故事，除非她自己愿意。

    “来！那边有马骑，太好玩了！”我将安妮从摊子上拉出来。

    我们向租马的人家走去，踏上互看一眼，不说什么，其实都已了然——只有失落的人才要追寻，我们又找到了什么？那几日的暴雨时歇时落，谁也去不了别的地方，古城内走走看看，只等玛丘毕丘的铁路通车，看过那个地方，便可以离开了。

    安妮与我在这高原上，每天下午必然又要头痛，病中的人精神自然差一些，两人静静的躺着，几小时也不说一句话。除了吃饭的时候四个同旅舍的人凑在一起之外，上街仍是各自披了雨衣散去。

    合得来，又不特别安排缠在一块，实在是一件好事。有时我上街去，买下了零零碎碎的一些小东西——玻璃弹珠，碎布做的印地安娃娃，一只木扣子，一对石刻小羊……回到房间顺手一放，便是漠然，并不能引起什么真正的欢喜。这些类似的小玩意儿，安妮不巧也几乎同样的回来，买来也是一丢，再也不去把玩它们。

    有一日安妮与我说起美国这个国家，我说那儿只有一州，是我可能居住的地方。

    “是缅因州吗？”她笑着说。

    “你怎么晓得？”我看了她一眼。

    “那个地方寒冷寂寞而荒凉，该是你我的居处。”安妮，难道以前我们真真认识过，为什么彼此那么熟悉呢？

    一日早晨我去看城市清晨的市场批卖菜蔬，回到旅馆时埃度阿托在用餐，他叫住我，说安妮早班飞机走了。我跑回房间去，桌上一张信纸，一瓶鲜花插好了放在旁边。

    ECHO：

    你我从来只爱说灵魂及另一个空间的话题，却不肯提一句彼此个人的身世和遭遇。

    除了这十天的相处之外，我们之间一无所知，是一场空白。我们都是有过极大创伤的人，只是你的，已经溶化到与它共生共存，而我的伤痕，却是在慢慢习惯，因为它毕竟还是新的。

    也许你以为，只有我的悲愁被你看了出来，而你的一份，并没有人知晓，这实在是错了。

    广场上一场索诺奇，被你认了过来，这是你的关心，也是我们注定的缘分。

    彼此的故事，因为过分守礼，不愿别人平白分提，却都又不肯说了。

    虽然我连你的姓都忘了问，但是对于我们这种坚信永生的人，前几世必然已经认识过，而以后再来的生命，相逢与否，便不可知了。

    我走了，不留地址给你。我的黑眼珠的好朋友，要是在下一度的生命里，再看见一对这样的眼睛，我必知道，那是你——永远的你。

    彼此祝福，快乐些吧！

    安妮

    看完了安妮流畅的英文信，我轻轻的抚那一朵一朵仍然带着水珠的鲜花，房内寂静无声，人去楼空。这一封信，是安妮的教养逼她写下的，其实性情如我们，不留一字，才叫自然，安妮又何尝不明白那份相知呢！窗外的雨，一过正午，又赴约似的倾倒了下来，远处的那片青山，烟雨镑镑中一样亘古不移，冷冷看尽这个老城中如逝如流的哀乐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