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于一九二七年四月突以暴力清党反共，中共猝不及防，几被赶尽杀绝，生还者也难觅安全的栖身之所。不意共产党里出了一个毛泽东，不按牌理出牌，而大搞农民革命，于同年八月一日组成红军，先在井冈山发展革命根据地。这无疑是一点星星之火，需要时间才能逐渐燎原。蒋介石却于无意中为星火提供了燎原所需的时间。所以当一九二九年春，蒋桂战争大起，毛泽东高兴地填了一阕《清平乐》：

　　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毛词说得很明白，国民党军阀开战，使他能够乘机“直下龙岩上杭”，大搞“分田分地”的农村革命。等到蒋介石打完中原大战，国民党四大集团军同室操戈完毕，“匪势已经猖獗”，已非一点点星星之火了。红军已活跃于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安徽五个省份。

　　蒋于一九三O年年底，确定“豫鄂皖三省连界‘剿匪’计划大纲”，并命令他的亲信江西省主席鲁涤平，限期收复吉安，以及肃清赣江上下游。然后于十二月二日致电南昌鲁涤平、汉口何成濬、长沙何键，要他们严督“剿匪”计划，务于一个半月内收复失地。同月五日又以国府主席名义发表《告误入共产“匪党”民众书》，发动宣传战。然后由南京启程于九日抵达南昌，召开“剿匪”军事会议，成立陆海空军总司令行营，计划围攻朱德与毛泽东在赣南的根据地。此一军事行动，史称第一次围剿。

　　此次围剿兵分三路，主力由江西省主席鲁涤平率第九路军(下辖五个师和一个独立旅)，负责“围歼”，即包围红军根据地后聚歼之。朱绍良率第六路军《下辖四个师和一个独立旅)，于鲁军之东协剿。蒋光鼐率十九路军(下辖三师一旅)，自粤入赣。十九路军尚未集中完毕，蒋介石已指定于十二月十六日开始攻击。鲁军的张辉瓒师自右方由吉水、永丰前进，于二十日抵达东固，但红军已撤走，又适逢大雾，竟把约略同时抵达的鲁军公秉藩师误为敌军，而激战四小时。公秉藩一怒之下自由行动，张辉瓒亦不与联络，径自向龙岗方向进发，犹如盲人骑瞎马，行行复行行，离开龙岗不到六里，即遭伏兵阻击，结果全军覆灭，张辉瓒也被活捉。鲁涤平获知败讯，电令所属谭道源师向第六路军靠拢，进据源头，却于十二月三十一日与红军遭遇，损失过半。第三天到了东韶，已是疲惫之师，在火网交射下全线溃败，谭道源北遁宜黄，逃到抚州，已是一九三一年的元月五日，立刻给蒋介石发了一封电报：

　　职师江(三日)晨在东韶遇朱、毛、彭、黄全部号称八军之众，孤军重围，作殊死战，自辰至酉，黄团长敬及营长X等相继阵亡，初级官兵死伤尤重，战斗之烈，从来未有。职随从员兵或俘或伤，势穷力竭，几难幸免。除将突围官兵移驻抚州整理外，所有损失数目容详查续报。

　　左路朱绍良军的毛炳文师听到败讯，不愿再孤军深入，径自撤兵。但是蒋介石却要“趁匪共得意出动之时”，电令朱绍良、蒋光鼐两路军，向红军“巢穴龙岗进剿，切勿因此撤退，以张匪氛”。(蒋介石元月三日致鲁涤平等电)然而士气既挫，已无法挽回，只好暂时罢兵。蒋原意趁中原大胜余威，一个半月足够荡平山野草寇，哪知张辉瓒兵败被俘，片甲不还，总共被俘不下一万余人，缴枪六千支，机枪数十挺，子弹百万发，红军并借此展开战略进攻，扩张地盘，苏区更加扩大了。毛泽东又高兴地填了一阕《渔家傲》：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岗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倒霉的师长张辉瓒入了毛泽东的诗词，可谓不朽，但死得确实很惨。他替蒋介石卖命，到江西剿匪，发现任何人家有去当红军的，满门抄斩，并焚其屋，在东固烧杀尤烈，以至于民愤极大，在公审时被处死刑。头颅被割下，钉在张氏宗祠的一块大匾上，旁插小白旗，上书“张辉瓒首级，送给鲁涤平”，放入赣江，顺流北漂吉安，张辉瓒号石侯，蒋介石得讯后，有“呜呼石侯，魂兮归来”的惊叹!鲁涤平更是胆战心惊，失去了斗志，被蒋训斥：“何胆小乃尔，使为共党闻之，岂不为之所窃笑乎？”(见蒋介石复鲁涤平电)遂把鲁调往浙江，由何应钦来接替南昌行营主任遗缺，部署第二次围剿。

　　这一次的兵力增加了一倍，除了原来的第六路与第十九路军外，加上王金钰指挥的第五路军与孙连仲指挥的第二十六路军，以及行营直辖的五个师和三个航空队。王金钰与孙连仲都是降将，属于蒋介石的杂牌部队，蒋以官位与奖金来鼓励他们赴赣作战。蒋即已领教到游击战的厉害，不敢再掉以轻心，除了军事外，注意到党政的配合来封锁苏区，寻求老百姓的合作，加强地方团队武装，以及从事清乡以破坏红色工农组织等等。进攻命令则于一九三一年四月一日发出。王金钰的第五路军即进犯东固，但进入苏区后，人烟全无，隐藏的游击队则鸣枪示威，此出彼伏，伺机偷袭，捕捉掉队的士兵，令敌人有点神出鬼没之惧。五月十六日，王金钰所属公秉藩师在东固遭到伏击，死伤枕藉。公师长仓皇逃至吉安，分别向在南昌的何应钦和南京的蒋介石报告噩耗。蒋一面命公秉藩入京面谈，一面严令王金钰等立即向东固反攻猛进勿延，“切勿以公师而稍受影响，免中赤匪之狡计。此次我军围剿之实力甚厚，即使一部失利，被匪冲破一点，是正可使我主力各部袭击匪军之侧背，以为一鼓剿灭之机。”(蒋介石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七日电令)但是战场上的发展并未遵从蒋的命令，王金钰兼领的四十七师亦告失利，败退水南，与郭华宗师的一个团合并。但郭师听说公秉藩师全军覆灭，心理上已有了压力，无心恋战，再退白沙时遭红军追击，损失惨重。至于在藤田布防的王军郝梦龄师，知道红军各个击破的战略后，不但未听从蒋命，“有进无退”，反而远撤至永丰。王金钰的第五路军就此败下阵来。孙连仲指挥的第二十六路军，于四月一日分别自宜黄、乐安，浩浩荡荡南下，当接到蒋介石增援东固的命令时，即派所属高树勋师，取道中村，直奔藤田，然而由于郝梦龄师未战先撤，于五月二十三日被红军包围于一狭长的山谷之中，损失两个团，高树勋率残部退回，孙连仲无意再冒进，将整个军撤至宜黄。孙一面请中村败绩之罪，另一面则谎报回师之原因，说是得知红军将逼近南昌的情报，为了顾全大局而回师云。南昌行营主任何应钦信以为真，居然予以嘉勉。

　　朱绍良的第六路军率三个师，自南丰出发，于五月十日进占广昌，然而侦知另两路友军被击退后，仅留一个师守广昌，其余撤回南丰。留下的胡祖玉师于五月二十七日遭到攻击，胡师长伤重毙命。红军乘胜追击，切断南丰与建宁之间朱军的联系。并击溃朱军刘和鼎师的一个团于福建建宁。五月三十日，整个朱军溃退。于是朱、孙、王三路军皆败，驻守在兴国的第十九路军，实际上是按兵未动。

　　蒋介石以七倍的兵力围剿朱毛三万红军，竟大败亏输，被毛泽东各个击破，再度暴露蒋介石在军事上的低能，“棋差一着，输个满盘”，以及凸显毛泽东的军事天才。正是灭自己威风，大涨他人气概。蒋介石于六月二十一日在南昌召开军事会议时，竟痛骂部将无能，甚至当场痛哭流涕。毛泽东为“反第二次大围剿”，又填了一阕《渔家傲》，颇多写实：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蒋介石原想一举歼灭红军，结果反而助长了朱毛的军威，大大提高毛在共产党中的声望，红军的实力更是大幅增加。虽有上千成百的伤亡，却有上千成万的俘虏，不计其数的枪炮弹药，还获得在苏区极为难得的药品与电报设备等等。蒋介石岂能甘心，乃迫不及待筹划第三次围剿，并决定“御驾亲征”，早于六月七日致电朱绍良与孙连仲谓，十日后到江西督师，“自当能与诸兄同存亡”，且谓“一听中正之命令，必能转危为安”云云。六月二十日，果然抵达南昌，遂即举行军事会议，自任围剿军总司令，何应钦为前敌总司令，驻守南昌，由外国军事顾问参谋策划。何应钦兼左翼集团军总司令；直接指挥两路进击军与两个军团。陈铭枢被邀亲自指挥十九路军兼右翼集团军总司令，包括蒋介石调配给他的四个嫡系师，总兵力达三十万人，比上次又超过十万，为红军之十倍。其声势如此浩大，可知志在必得，蒋介石并誓言“如不获全胜，死也不回南京”!他所定作战的方针是，“厚集兵力，分路围攻，长驱直入，先求击破红军主力，捣毁红军根据地，然后再逐渐清剿。”他并于一九三一年七月一日正式签署《第三次围剿作战命令》。(参阅严如平、郑则民《蒋介石传稿》，页二O一至二O二)

　　作战命令既下，何应钦左翼军的七个师担任主攻，自南城、南丰向广昌、宁都进发，企图捕捉红军主力，结果扑了一个空。左翼第一路挺进军总指挥陈诚、第二路挺进军赵观涛，到处寻找无着，疲于奔命。原来朱毛军自南丰、建宁一带，沿武夷山经过长汀、瑞金、雩都西移，来了一个外围大圈的“千里回师”，于七月二十八日结集于兴国县的高兴圩地区。此时右翼军上官云相所率的第三路进击军，自永丰抵达龙岗，与找不到红军主力的陈诚相遇，以为红军已经流窜而去，陈诚续向东固行进，上官则西向莲塘前进。八月三日，右翼蔡廷锴的第一军团三个师行抵崇贤，左翼第四军团蒋鼎文的一个师进至兴国，左翼陈诚的两个师到达富田，与红军主力在赣江东岸对峙。朱毛派一部伪装主力退向万安，蒋介石的侦察飞机误以为真，立命陈诚西进扑向万安，令赵观涛与蒋鼎文进军良口，欲歼红军主力于赣江之畔。然而朱毛三万主力实未西移，调虎离山后，于六日中午来到莲塘，等候右翼第三路上官云相来投罗网。上官所辖师旅回良村进向莲塘时，果然钻进红军的“口袋”，遭到伏击，一个旅全歼，旅长谭子钧阵亡。在良村的旅长张銮绍被击毙，消灭了一个团，三千余人被俘，缴获枪炮马匹更多。之后，朱毛又令一军佯攻龙岗，实际率主力东进，包围黄陂，与左翼第三军团朱绍良的毛炳文师对垒。七日午时，红三军彭德怀和红四军林彪冒大雨集中火力猛攻，突入黄陂，歼敌三个团后，师长毛炳文于午后三时向宁都方向突围而去。八月中旬，朱毛又以红十二军引走卫立煌、赵观涛、陈诚诸部，使红军主力得以在白石与枫边地区整休，以逸待劳。是年九月初，两广异动，兵指衡阳，朱毛乘机歼灭蒋鼎文的一个旅于老营盘，击败蔡廷锴的一个团于高兴圩、一个师于方石岭。及九一八事变发生，蒋介石不得不接受败绩而收场。此役动员三十万人，进入赣南苏区，跑上千里路，周旋四十余日，不仅没有捕捉到红军的主力，而且又是损兵折将。何况蒋介石亲自督师，并侈言“剿匪任务约月内可完”(见蒋一九三一年七月十九日复福建省主席杨树庄电)、“预计本月可全部歼灭”。(见蒋介石同年七月二十三日《剿匪宣言》)结果又落此惨败，真是颜面何存？红军方面虽有红三军军长黄公略被飞机炸死，士兵伤亡约六千人，但斩获甚多，除获得大量人员与武器外，中央苏区扩张为二十一县连成一体的赣南、闽西地盘，面积达五万平方公里，人口约二百五十万人，已成局部燎原之势。剿“匪”变成煽风，愈扇火势愈大。

　　九一八之后，蒋介石不肯抗日，反而仍要继续内战，名之曰“攘外必先安内”，哪有把国力消耗于内战之后，更有力量攘外之理？自然引起公愤与党争，逼蒋第二次下野。复出之后，弄到淞沪停战协议，仍然打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旗帜(见《国闻周报》第九卷第二十期)，积极组织第四次围剿，规模更大、范围更广，然难度也增一成，蒋介石必须在全国抗日怒潮中，强行剿“匪”!同年十二月十四日，驻守宁都的一万七千名官兵，因不准北上抗日，径自投共去也。

　　蒋介石虽然继续称共为“匪”，但已不敢小视，实已把数万红军当作大敌，动员数十万众。为了应付浩大的军费，还向美国政府借得一千二百万美元的小麦贷款。这一次，他决定对赣南中央苏区先采守势，于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出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欲先铲除这三个省份的中共革命根据地。他以武汉为总司令部，分左、中、右三路军，自兼中军，以刘峙为副，何成濬指挥左路，副总司令李济深兼右路，以王均为副。在战略上，提出“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口号，即令地方厉行保甲连坐之法；在战术上，“先肃清鄂中与鄂西之匪，再剿豫皖。”(见蒋介石一九三二年六月八日致朱培德、李济深电)

　　蒋总司令于六月二十八日抵武汉部署，七月二日，召集湖北省政府委员，要他们注意守土责任，要求各县长应具与城共存亡的决心。翌日又召见湖北士绅，征询意见。七月十二日，亲自主持全省县长会议，做长篇训话，“希望湖北最近能剿灭赤匪，并且今后要做一个模范省”，要“剿灭赤匪”，须注意地方人民的力量(这一点很可能是外国顾问教他的)，以及要效法曾国藩、胡林翼的精神(这一点绝对是他自己的)。(参阅《蒋总统秘录》，页一九九)

　　此次围剿的军事行动，自一九三二年七月上旬陆续开始。先以数十万大军进攻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区，七里坪一战，蒋于八月二十日致王均电曰：“据俘匪供称，几乎丧失十之七八，是靠不住的，因据红四方面军俘虏蒋军一军官说，此战国民党有六名团长阵亡，伤亡一百二十余名(见李新等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二卷，页一九八)，可谓双方各有伤亡。不过，张国焘指挥的红四方面军的确于七里坪战后准备撤退，于十月间率主力经豫陕入川。主力既撤，洪湖区的红三军也被迫转战于襄北、豫南、陕南，进占湘鄂边区，再转移到黔东打游击。蒋介石对这一仗十分满意，不仅驱走了红军，而且解除了苏区对武汉的包围形势。他高兴地把新集县改名为经扶(刘峙号)县、金家寨改称(卫)立煌县，并于九月二十二日向国府主席林森报告战果说：

　　金家寨已克，长江北岸赤匪不难根本肃清。刻来庐山准备清剿江西残匪，期得早日平定，以慰念。(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页三八八)

　　所谓“江西残匪”，即赣南中央苏区，这是蒋介石的下一个步骤。此役总部仍然设在南昌。在发动之前，已做了政治性的“清剿”，诸如开筑公路、构筑碉堡、兴办保甲、封锁苏区等等。围剿的军事行动则分中路陈诚、左路蔡廷锴、右路余汉谋。蒋介石此时受到抗日的压力愈来愈大，而日本却不肯放缓脚步，步步进逼，使他更加迫切地想要尽速“肃清残匪”。在他的逻辑里，“剿匪”成为抗日的先决条件。（参阅《蒋总统秘录》，页一OO一)在积极推动下，陈诚率主力中路军于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开始进攻，由赣北南犯，左路军负责肃清闽北，右路军负责清剿闽赣粤三省边境。蒋本人又自南京前往南昌督饬，于一月三十日举行“剿匪”军事会议，并于二月六日自兼“江西剿匪总司令”，设行营于南昌。但是日本已于一月三日攻陷山海关，威胁热河，抗日情绪更为炽烈，许多国民党官兵都要北上抗日，以至于“剿匪”的士气特别低落。而陈诚的主力军又在二月底三月初在黄陂严重受挫，国民党编的《剿匪战史》说，“激战两日，双方受创甚重”，掩遮了惨败的真相。让我们看看蒋介石于三月四日给陈诚的电文，便知端倪：

　　我军此次进剿，不幸第五十二与五十九两师在固岗、霍源横遭暗袭，师长殉难，旅团长以下各军官前仆后继，奋勇杀贼，冲锋陷阵，至死不屈，此乃为本军未有之情事，其精诚实足以惊鬼神、动天地而寒贼胆也。中正接诵噩耗，悲愤填膺。从此我剿赤将士公仇之外，又加私恨。唯有踏着我已死先烈之血迹，奋其义勇，杀尽赤匪，方足报复我军上下官兵之仇憾，而为我阵亡先烈湔雪此无限之隐痛，以保存我军此次慷慨悲壮、杀身成仁、视死如归之光荣之历史，完成拯救江西人民、实行三民主义、奠定革命基础之使命，有厚望焉。除查明阵亡官兵姓名另案呈报追赠外，特先为我伤亡官兵颁发抚恤费五万元，以慰荚灵，而奖特功，此令。((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页三九○)

　　此一电文很像出自陈布雷的手笔，然而惨败的真相已和盘托出。实际上，不仅仅五十二和五十九两师，陈诚的先头部队第十一师，在霹雳山一带中伏，于三月二十一日晚上，师长负伤，全线崩溃，令陈诚震惊愤怒不已。

　　蒋介石有鉴于“剿匪”军事不顺利，而日军侵占热河更震动全国，不得不于三月二十六日回南京，将江西“剿匪”任务交由何键主持。（见蒋介石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七日致何键电，见同书，页三九—)蒋回京之后，汪精卫复行政院长职，积极对日妥协，但日军侵犯不已，至五月三十一日才达成塘沽协定。委曲求全，只不过是为了稳住日寇，以便集中精力“剿匪”。其实“剿匪”部署未曾间断，蒋于四月四日已再亲赴南昌督剿，四月六日已开始布置第五次围剿，四月下旬又在南昌大做精神训话，要大家“不成功即成仁”，把红军当“心腹之患”，而日寇反而是“皮肤小病”!自五月十三日至十七日，又亲自主持南昌政治训练班。又自是年夏天起在庐山开办“陆军军官训练团”，蒋介石自任团长，陈诚为副团长，至是年秋天，受训人数已达七千五百余人。受训内容无不与“剿匪”有关，诸如《剿匪手本》、《剿匪训练要旨》、《民众组织》、《战时政治工作》等等。蒋明言“要练习打赤匪的本领来消灭赤匪”，甚至说：“赤匪就是禽兽，我们剿匪就是要剿灭这个禽兽，要将匪区里的人民，统统救转过来做一个人。”(蒋介石《剿匪的意义与做人的道理》）再加上反共教育与提倡四维八德等论调，以鼓吹“统一意志”、“一个政府、一个统帅、一个命令”。一方面要求受训军官不要“偷生怕死”，以便替他卖命；另一方面“天无二日”的豪情壮志，也不再加以隐饰了。

　　蒋介石于八月间在南昌召开“五省剿匪军事会议”，声言“剿匪”乃全党全国的生死存亡关头。九月间订定《剿匪战术纲要》完成东南西北四面包抄的军事部署：北路顾祝同驻抚州，辖三十八个师，布置在南昌以南；西路何键驻宜春，辖三个师三个旅，布置在湘赣边境；南路陈济棠驻韶关，辖十一个师一个旅，布置在粤赣之间；东路蔡廷锴，辖十九路军的六个师和一个旅，布置在闽赣一线。以北路为主力攻入苏区，东路配合进而剿之，西路与南路阻敌逃窜，以便再聚而歼之。整个兵力不下一百万人，飞机二百架，德、意、美三国军事顾问参与谋划，可谓“倾巢而出”。难怪蒋于九月十日致电熊式辉转蒋鼎文、卫立煌说：“此次剿匪，实关党国与本军之存亡!”

　　有鉴于前四次失败的教训，这一次蒋介石听取了德国顾问纳粹将军施克(GeneralvonSeeckt)的建议，采用了严密的“反游击战术”(tacticsofguerrilla—partisanwarfare)，并不急着冲进敌境，而是先构筑一连串的碉堡和公路，逐步推进，步步为营，缩小包围圈，稳扎稳打，压缩苏区，逼红军主力决战尔后消灭之。根据此一战术，蒋介石对于修堡筑碉，特为重视，一再于电文中强调：“封锁碉堡一日不完成，则进剿计划即一日不能实行，希照屡电之意努力如期完成勿误!”(蒋介石一九三三年九月十日致熊式辉井转蒋鼎文，卫立煌电)第五次围剿遂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七日，蒋介石下达第二一三号令指示部队行动纲领后，正式打响。

　　这一仗整整打了一年。在厉害的碉堡战与持久战的压缩下、在众寡悬殊之下，红军再勇猛，似乎也难免劫运。然而红军方面处此大难，居然一反过去的运动战，避强击弱，各个击破，而与敌方碉堡打阵地硬仗，直如以卵击石。原来此时毛泽东被夺军权，中共由王明、博古(秦邦宪)等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当家。秦邦宪当上总书记，年仅二十六岁，不过他们有共产国际的鼎力协助，并秘密派送一名德籍军事专家奥托·布朗(OttoBraun)前来当顾问。此人碧眼金发，身高一米有八，莫斯科伏龙芝(Frunze)军校毕业，于一九三三年九月底，大战前夕抵达瑞金，取汉名曰李德，又署名华夫。中共的新领导瞧不起土包子毛泽东，而信任洋顾问李德。李德的打法是“不放弃苏区寸土”，以及“御敌于国门之外”，与数量众多敌军硬拼，一反朱毛的游击战术，使人数本来较少的红军，在消耗战中受到严重损失而难以增补，虽然坚持抵抗了一年，终不免于瓦解，于一九三四年十月，被迫决定突围，做战略性转移，国民党称之为流窜，共产党称之谓长征。十月二十一日，中央红军及机关人员八万六千余众，分别自瑞金、雩都、长汀，向湘西行进，开始漫长的长征。十一月十日，蒋介石的军队终于占领赤都瑞金。

　　蒋介石四次“围剿”失利的对手都是毛泽东，而这第五次“围剿”胜利的对手却不是毛泽东。如果由毛指挥，蒋能得手吗？毛虽熟读孙子兵法，但并不是神仙，如果没有机会，谁也无法凭空创造奇迹。然而洋顾问李德以及中共新领导却失去可以转被动为主动，甚至转败为胜的良机。那就是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发生的闽变。围堵红军的十九路军突然宣言反蒋，在福州成立政府，以李济深为主席，使第五次围剿的四脚凳垮了一脚，很可能导致整个围剿的夭折。毛泽东不仅洞察此机，而且特别写信给总书记秦邦宪，建议两点：

　　一、红军与蔡廷锴的部队联合起来，在军事上互相配合，共同对付蒋介石的进攻。二、鉴于蒋介石为了镇压福建事变，已将驻宁沪杭沿线的八十七师和八十八师全部调往福建，国民党江、浙、皖后方腹心地区兵力非常空虚，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迫使其进攻江西和福建的部队回援，这样既支持了福建人民政府，又可解中央苏区之围。(引自辛子陵《毛泽东全传》第二册，页三十六)

　　无独有偶，据宋希濂转述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的话，蒋介石“最担心的，是怕共军由闽北窜到浙江、安徽、江苏一带去……十九路军在福建的变乱，他们如同共军结合起来，形势是很严重的，委员长曾因此几晚不能安眠”。(宋希濂《鹰犬将军》上册，页一三一)可是总书记秦邦宪与洋顾问李德计不及此，坐视蒋介石调九个师的兵力平定闽变，全无动作，徒让蒋军攻破福建十九路军后，再破江西苏区，反被各个击破。由此看来，如果毛泽东不被夺去军权，恐怕蒋介石还会栽大跟头呢。然而李德在回忆录里，虽承认第五次围剿由他计划，但认为蒋介石动员了十倍的兵力之外，更有五百架飞机、一千五百门大炮，且为结合政治、警察、军事三方面的大举。言下之意，失败非战之罪，对毛之批评，甚不以为然，并斥毛是一阴谋家，显然不愿承担军事失利的责任。(阅Braun，ACominternAgentinChina.p.40-41,86-87，99.101)

　　不过，红军既被围死，以其八万余众，何能顺利突围，渡赣江而西？于是有蒋介石故意网开一面，于追剿之际，接收地方武力，以便“一箭双雕”之说。其实，若稍知蒋迫不及待要荡灭“共匪”的心情，便知此说不实。真正网开一面的是守在南边的陈济棠，南天王非有爱于共产党，而是与蒋有矛盾，怕被蒋一箭双雕，遂秘密“通匪”，只要红军不入粤境，答允借道西进，帮了共产党一个大忙。毛泽东有词为证：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那边烽火连天，瑞金失守，而这边得以借道，顺利西行，放下心头一块巨石，当然是“风景这边独好”!“南粤”，更点出广东方面的举措，使红军将士得以顺利过关。

　　蒋介石于一九三四年九月下旬，得知第五次围剿胜利在望，高兴地于十月初带着宋美龄下庐山，去登华山游览，并访归绥、察哈尔、西安、太原、北平等地，没有想到久围疲惫的红军居然给跑了。蒋虽屡电诸将，要求“努力截追”、“务将西窜匪部聚歼于湖北以东地区，勿使漏网”，并未能克竟全功。他还亲自赴重庆、成都、贵阳等地督剿，亦无济于事；至一九三五年九月，自峨眉山军官训练团下来，知道追剿失败，自叹“六载含辛茹苦，未竟全功”!然则不彻底的胜利，并非真胜，甚至致日后之败。而中共红军虽遭惨败，然败而不溃，退而不乱，克服千山万水、高原草地，反而造成了一个真实而神奇的长征故事，奠立中共转败为胜的基础。一位美国学者认为，长征锻炼了中共铁的纪律、游击战伦理、摆脱共产国际控制，以及导致毛泽东的掌握中共最高权力(Wilson，TheLongMarch，P．292-317)，甚是正确，若问孰令致之？岂非蒋介石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