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在台北阳明山的国民党高干训练班——革命实践研究院——里，有一个特级军事教官，这个人黄面孔，有中国名字，可是不是中国人。国民党高干要向他行礼，叫他老师，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大名鼎鼎的侵略中国元凶——日本冈村宁次大将?选这个大罪犯怎么会成为蒋介石座上的贵宾呢？

　　冈村宁次是当年发起“九一八”事变的日本少壮军人。“九一八”事变的秘密作业，在日本陆军省方面，有三个重要负责人，就是军务局长小矶国昭?穴后来做到首相?雪、军事课长永田铁山和补任课长冈村宁次，当时冈村宁次是大佐?穴上校?雪，但是他主管日本所有校级尉级军官的调补，权力之大，可以左右局面。果然他在一九二九年八月上台后，就分别安插党羽，积极侵略中国。据高宫《军国太平记》的纪录，冈村宁次早在一九二一年，就和同班的永田铁山在德国温泉有密约，要大干一票。他和永田铁山掌权后，自然加速了这一“樱花社”思想的节拍。所以两年以后，“九一八”事变就发生了。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冈村宁次有功，从关东军副参谋长而参谋本部第二部长、而仙台师团师团长、而华北陆军最高指挥官，最后做到日本侵略中国的头子——派遣军总司令。

　　冈村宁次在中国横行的时候，他提出“治安强化运动”；珍珠港事变后，又提出“完成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的号召，努力把中国作为侵略世界的基地。在侵略中国的作战计划方面，他更是积极。据《日军在中国方面之作战纪录》第二卷，明说：

　　十二月一日宫崎参谋返部，向总司令官冈村大将报告大本营案之概要，总司令官之全盘作战指导与大本营之所示完全不同，遂具申攻略重庆之意见。

　　这表示冈村宁次对侵略中国，跟大本营的看法完全不同，他是有独到的心得的：

　　冈村总司令官于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对派遣军各参谋，宣示进攻四川、昆明，建设大陆要塞?穴对西方?雪，覆灭中国空军基地，及中国东南沿海之作战准备等意见，以做一九四五年之作战课题，特别指示大东亚战争获胜之道，惟有在太平洋上与美军死拼，并使中国政府迅速屈服。派遣军应排除万难，达成屈服中国政府之目的，并对此迅速研究，俾向大本营具申意见。

　　在“使中国政府迅速屈服”的方法上，冈村宁次主张“进攻四川”。在《中国派遣军今后之作战指导腹案》里，有这样的决定：

　　太平洋方面美军之反攻，虽已及于中国大陆，然因日军一号作战之结果，中国政府已形动摇，其西正面之总反攻，预期可能延至本年中期以后，派遣军判断彼时中、美联军将由陆、海两面实施总反攻，作战态势对日军至为不利。故现下应捕捉政战两略上之最后时机，以最大决心，覆灭中国抗战根据点之四川省要域，制止中国军之总反攻于未然，并促使中国政府之崩溃，以利全盘之战争指导。

　　但是，日本大本营基于全面作战的考虑，使冈村宁次的积极侵略中国计划打了折扣；冈村宁次手下的第六方面军也不赞成进攻四川。在《沿海岸对美作战准备纲要要旨》里，有这样的纪录：

　　关于进攻四川之建议，始终未获大本营之完全同意，而于一月二十二日下达大陆命令，但总司令官之作战思想，毫无变更，经研究结果，为打破一月二十二日大陆命令及大陆指令之限制，决再相机向大本营具申意见，于一月二十九日命第六方面军研究进攻四川作战——最低限度须依一月二十二日大陆命令及大陆指之规模——速行提出报告。

　　然第六方面军冈村司令官之见解，原与总司令官不同，一月二十九日在南京集会时，曾面谒总司令官，拟提供中止进攻四川，专心对美战备之意见，但因总司令官先已宣布大陆命令，并命第六方面军倾注全力准备进攻四川，故不便再行申述，但迄六月前后冈村司令官与总司令官之作战思想，仍未一致。

　　冈村宁次这种目无上级也目无下级的专横，由此可见?选记录上说：

　　第六方面军迄未呈出有关四川作战之研究报告，故总司令官于三月底，巡视汉口、衡阳，以资督促，对方面军司令官之消极态度，颇表不满，于四月二日归还南京。

　　不久以后，日本就投降了，冈村宁次在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九日对各司令部训示中，所谓“神州必灭，战争必胜”的气焰，也就不得不收拾起来了。

　　日本投降以后，冈村宁次的运气极好，因为他碰到蒋介石的“以德报怨”；运气更好的是蒋介石派何应钦去受降，何应钦一直是对日本军人矮半截的人物，从《何梅协定》时代到南京受降时代，腰弯得一直比日本人还多。冈村宁次后来回忆投降时情景说：

　　我面临这空前的投降，虽感不安，但极力保持沉着冷静，默诵白隐禅师夜船闲话语句，并以将上断头台的心愿处之。我仅凝视会场的一点，时常转视何应钦将军的动作，因向中国友人中最亲近的何应钦投降，颇有安全感。（转引自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页一一九二）

　　冈村宁次又在战后，《何应钦将军感谢会致谢辞》中说，何“多年的亲日态度，早为日本国民所周知”。蒋介石派最亲日的何应钦去受降，原非偶然，因他要与打败的日本军头“亲近”，以为己用。蒋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即致电冈村宁次，提出投降原则，其中包括不寻常的“暂保现有武器装备，保持现有态势，并维持所在地的秩序及交通，听候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的命令”。换言之，他要日本人仅向他指定的人投降缴械，不然依旧维持原有武力。他不要共军受降的意图已十分明朗。冈村宁次完全懂得蒋的意思，提出“使重庆中央政权容易统一”的所谓“和平以后对华处理纲要”，并保证如延安持抗日、侮日态度时，“则断然惩罚之”。八月二十一日，中国在江西芷江接受日本投降。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萧毅肃亲自交给日军代表今井武夫蒋介石的一份备忘录，再度强调日军不得向其他中国部队的指挥官，“投降缴械及接洽交出地区与交出任何物资”。当冷欣奉蒋之命到南京去接洽受降时，冈村宁次更露骨地建议，愿以一百二十八万在华日军帮助蒋介石打共产党。据白崇禧透露，冈村的建议深获蒋心，特予“嘉许”，只因美国人反对以及其他种种考虑，未能采纳。虽未采纳，八月下旬天津日军果然拒向共军投降，发生剧烈战斗，何应钦奉蒋命要求冈村宁次坚决反击。洋人有“血浓于水”之说，而蒋可谓反共尤浓于血矣。正由于在反共上相互合作与投契，冈村宁次虽然是“九一八”事变的元凶、虽然是侵略中国的死硬派、虽然是天字第一号的刽子手，可是，蒋介石居然判他无罪?选我们试看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六日的判决全文：

　　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决三十七年度战审字第二十八号

　　公诉人本庭检察官

　　被告冈村宁次，男，年六十六岁，日本东京人，前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官，陆军大将。

　　指定辩护人江一平律师

　　杨鹏律师

　　钱龙生律师

　　右被告因战犯案件，经本庭检察官起诉，本庭判决如下：

　　主文

　　冈村宁次：无罪。

　　理由

　　按战争罪犯之成立，系以在作战期间，肆施屠杀强xx抢劫等暴行，或违反国际公约，计划阴谋发动或支持侵略战争为要件，并非一经参加作战，即应认为战犯，此观于国际公法及我国战争罪犯审判条例第二第三各条之规定，至为明显。本案被告于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受日军统帅之命，充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所有长沙徐州各大会战日军之暴行，以及酒井隆在港粤，松井石根、谷寿夫等在南京之大屠杀，均系发生于被告任期之前，原与被告无涉?穴酒井隆、谷寿夫业经本处判处死刑，松井石根经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先后执行在案?雪且当时盟军已在欧洲诺曼底及太平洋塞班岛先后登陆，轴心既形瓦解，日军陷于孤立，故自被告受命之日，以迄日本投降时止，阅时八月，所有散驻我国各地之日军，多因斗志消沉，鲜有进展，迨日本政府正式宣告投降，该被告乃息戈就范，率百万大军听命纳降，迹其所为，既无上述之屠杀强xx抢劫，或计划阴谋发动或支持侵略战争等罪行，自不能仅因其身份系敌军总司令官，遽以战犯罪相绳，至在被告任期内，虽驻扎江西莲化、湖南邵阳、浙江永嘉等县日军，尚有零星暴行发生，然此应由行为人及各该辖区之直接监督长落合甚九郎、菱田元四郎等负责，该落合甚九郎等业经本庭判处罪刑，奉准执行在案。此项散处各地之偶发事件，既不能证明被告有犯意之联络，自亦不能使负共犯之责。

　　综上论述，被告既无触犯战规，或其他违反国际公法之行为，依法应予谕知无罪，以期平允。

　　据上论结，应依战争罪犯审判条例第一条第一项，刑事诉讼法第三百九十三条第一项，判决如主文。

　　本案经本庭检察官施泳莅庭执行职务。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一月二十六日

　　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

　　审判长石美瑜

　　审判官陆超

　　审判官林健鹏

　　审判官叶在增

　　审判官张体坤

　　看了这种判决书，不能不感到：以侵略中国总司令之尊的日本军阀，怎么可能无罪呢？“一号作战”乃抗战八年中最惨烈的战斗，不是由冈村主持的吗？却完全不提，明显地避重就轻。至于判决书中所谓无“计划阴谋发动或支持侵略战争等罪行”的话，对照起上面所举的冈村宁次侵华史，就知道蒋介石的军法官在如何抹杀历史、为日本军阀开脱了?选——冈村宁次开风气之先，闹出“九一八”事变，正是“计划阴谋发动”啊?选冈村宁次统大军于后，一心要“进攻四川”而后已，正是“支持侵略战争”啊?选这样明目张胆的侵略元凶、这样昭然若揭的史实，怎能这样的抹杀、这样的开脱、这样的判决呢？

　　这样的判决下来，是不是蒋介石根本不知道冈村宁次有罪呢？非也，蒋再无知，也是知道的。这种知道，在邵毓麟的回忆——《胜利前后》——里，已经透露，邵毓麟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三十日夜，曾与冈村宁次会谈，“讨论到一个重要问题”，讨论后第二天清早——

　　我军独飞返芷江，向何总司令报告请示，随即奉何总司令命，飞往重庆复命，并请示一切。再度衔命于九月八日随同何总司令飞往南京，参加了历史性的九月九日正式受降典礼。这以后，我虽曾有数度机会和冈村晤面，但一切都已有我陆军总司令部指令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办理，进行颇为顺利，直到民国三十八年冈村离华返日以前，可以说他确已忠实执行降书所列各款及我陆总的指令，而尽了最大的努力。这和俄军接受东北地区日本关东军的投降，而将所有收缴武器，转送中共扩军，违反中苏条约的事实相比，可说完全不同。因此，中国政府准予以其劳绩赎罪，而免以战犯起诉。

　　可见既然有“罪”可“赎”，自然反证是有罪的了。但是既然有罪，为什么在堂堂判决书里，我们一点也看不到有罪的痕迹呢？

　　至于所谓的“准予以其劳绩赎罪”，所谓“劳绩”，显然是因冈村宁次在政治上投蒋所好，敌人成为反共盟友。然而周佛海的“劳绩”虽然证据确凿，却只能免其一死，仍然有罪，判无期徒刑。难道周佛海有罪，冈村宁次反而无罪？蒋介石对汉奸严厉制裁，枪毙了不少，而对残暴的日军军头仅处死谷寿夫等寥寥数人，也是值得深思的对比。蒋介石判冈村无罪，而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六日，在东京那边，把前任派遣军总司令烟俊六判处无期徒刑，蒋介石真不愧是表演“国情不同”的能手，在国际法庭判处无期徒刑的国际标准下，蒋家法院居然能判出完全无罪的中国标准。

　　冈村宁次无罪回到日本后，何应钦在一九五六年去日本看他。同年四月号的《文艺春秋》上，登出这样的对话：

　　冈村：久违久违，您好么？

　　何：托福托福，我初次见到冈村先生，好像是一九三三年，在北平谈判塘沽停战协定的时候。

　　冈村：是的。在士官学校我比您高好几班，所以没见过您。在九一八事变时代，我们才首次见面。当时我是关东军副参谋长，您是中国军总司令官，不过，互相并没有敌对的感觉。那时候我时常到北平去见您，而到现在仍然未能忘怀当时您所讲的一句话：“日本应该就此罢手了，如果仍继续向中国本土挥兵侵略，则必使中国共产党回益坐大，结果，也必使日本吃个大苦头。”经过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在东京聚首，回忆起来，不幸得很，当年您所讲的这句话，到今天变成事实了。

　　何：是的么?选当时我一直忧虑日本的一般军人想要侵略我国，可是，碰到冈村大将——

　　冈村：当时还是少将。

　　何：碰到少将，一谈起来，才认识您是一位值得敬佩的人，您认为中日两国非携手友好不可。

　　说到这里，何应钦居然把这“九一八”事变的侵略元凶，从“日本的一般军人”给开脱出来了，再看他们怎样攀同志：

　　何：总而言之，中国和日本是同文同种，从历史上、地理上或从文化方面来说，都必须携手合作。关于这一点，先生和我们看来很像是同志，这是我得到的第一个印象。

　　冈村：其后我们再度见面，是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我在任职参谋本部第二部长的时候，适值排日运动最激烈之时，空气紧张，我在南京宿了一夜，当然无法访问中国官厅，只好到领事馆找现在国会议员的须磨弥吉郎君。可是，您来了电话，要我到您使馆去吃饭，并约定不做任何有关政治的谈话，这使我高兴极了。那时候我记得您是参谋总长。

　　何：不，是军政部长。

　　由此可见，何应钦跟日本军阀是什么交情?选再看：

　　冈村：您在重庆的时候，常常受到很厉害的轰炸吧？

　　何：时常有轰炸，就是日本的疲劳轰炸较为讨厌，你们叫做什么？

　　冈村：日本叫做神经轰炸。

　　何：一连轰炸一整天，教人无法工作。

　　冈村：都是我的部属干的。

　　何：多谢多谢?选?穴笑?雪

　　冈村：可是那里的气候很坏，真使飞机师吃不消。

　　何：冬天一直看不到太阳，有“蜀犬吠日”之说。

　　冈村：府上受过炸么？

　　何：我住的地方炸中了两三次。

　　冈村：不是有防空洞么？

　　何：但若中了一千磅重的炸弹，就是避在防空洞，人也会晃动。这种情形前后有过三次。

　　冈村：真抱歉，如果您先在公馆屋顶上做一个记号，我可以叫他们不来炸呢！?穴笑?雪

　　看到了吧?选他们把中国人民所受的苦难，竟悠然以玩笑出之?选再看：

　　冈村：还有一件事，应该向您深深感谢：就是我们打了“败仗”，却没有一个人变成“俘虏”，这是您的鼎助所赐。照国际上的惯例，战败的军队应被缴械，分别拘集军官与士兵，并分开受战俘待遇，一般情形都是如此，苏俄、中共均是，但是我们却不同。我们所受的称呼，不是俘虏而是“徒手官兵”，就是说，没有武装的军人，在签字投降次日，九月十日清晨您召我去，当我去见您的时候，您一开口就说：“日本已经没有军队了，现在我们两国可以不受任何阻碍而真正携手合作。”您鼓励我：“我们一同努力做吧。”那时您并曾把中国政府的派令递交给我，把日本全军及侨民的遣回事务委任我来办理，那张派令是怎么写的？

　　何：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长官。

　　何：那个派令，曾使您正正堂堂地发布命令。

　　冈村宁次所说的九月十日，正好是九月九日南京授降后的第二天。头一天还是降将，第二天就封起官来了。

　　接下去的对话，才更妙呢：

　　何：我们为遣返贵国人民，曾调配船舶三十万吨，这占当时中国船运力的百分之八十。

　　冈村：中国也曾给我们增配火车。因而，自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起至一九四六年七月止，在短短十个月期内二百万人终获全部遣返完毕，然而，看到四五年前中共遣侨回国的情形，令我不胜其愤慨。中共在酷使日人后，感觉不需要时，便任意遣回。如果以他们遣侨的速度来计算，我们自中国大陆回来，必须要四十二三年的时间。

　　何：若按这种苏俄式的速度来说，是需要四十多年。

　　冈村：你们当时因把整个运输力量集中到扬子江沿岸，致未能接济东北的军队，从而影响到国军败于共产党，实使我们感觉抱歉?选

　　何：不，事情已经过去了。

　　冈村：关于这一点，根据我所听到的，美国顾问团也不好，我相信是美国贻误了远东的局面。它妄图国军开往东北，但拥有美式装备的精锐部队，多为南方人，中国自黄河以北没有水田，北方人吃稀饭、吃馒头，而南部多是水田，南北情形完全不同，必须吃米的精锐部队开往东北，而为遣返日侨，大米不能运往接济，结果在内战上招致了不利的条件。也可以说，为了尽速遣返二百多万的日侨，结果受到很大的牺牲。

　　何：战争结束的时候，斯大林曾扬言以此报复了日俄战争的宿仇。但是当时蒋总统却声明“以德报怨”。

　　当冈村宁次听到蒋介石领导的中国政府宁肯使自己同胞回不了家而要日本人回家的时候，当他看到日本人有车有船可坐而中国人没车没船的时候，当他看到日本人有东西吃而中国人“大米不能运往接济”的时候，当他听到蒋政府因为日本人而“败于共产党”“受到很大的牺牲”的时候，当然，冈村宁次感动了。——这样的不管自己国家死活，硬把自己人民的苦难，顺水人情送给外国人的行径；这样不论败也好、胜也罢，一律向日本人做免费服务的可耻的、莫名其妙的贱种行径，日本军阀即使再看不起，也是要感动的。何况，这种免费服务还在继续服务、服务到底呢?选

　　怎么继续服务、服务到底呢？

　　冈村：我最佩服的是您总不懊丧诉苦，您也许更谦虚地说你们本身有致败的原因。当时美国报刊等对于何应钦先生和接收上海的汤恩伯先生，颇有酷评，说你们过于“袒护日本”。

　　何：不，日本军队的复员，还是由于冈村先生的决心坚强，在战后混乱时代未得日本陆军部任何命令及日本复员局的援助，卒以自己力量完成了二百万军队的复员，这是世界上史无前例的。

　　冈村：我所以能摆脱战犯，亦多亏了您派来的律师帮助。这虽然是件私事，我是应该向您致谢的。现在我又想起来的一件事，就是您认为我过去打仗的对手是中国，所以您叫我批判中国军队。我答应，如果对外不发表，我可以做，因其内容一经发麦，我必被杀害。于是我以鏖战了八年的中国军为对象，以其缺点为主，写了一篇《从敌阵看到的中国军》。

　　何：那一篇文章到现在我都没给外人看。

　　在提供律师服务以后，一九四九年，冈村宁次投入日本祖国的怀抱、中国祖国投入台湾的怀抱——蒋介石把大陆给丢了。虽然丢了大陆，但对冈村宁次，却仍继续服务，服务到底。冈村宁次回日本后，因为麦帅总部对他不肯轻易罢休，仍背着“追放罪”，不能从事政治活动，因而仍旧要国民党给想办法。据蒋介石手下大特务蔡孟坚《由中日和约谈到董显光使日经纬》的回忆，详情是这样的：

　　在敬公?穴指何应钦?雪返台后，我仍驻东京，某日松野、冈村二位偕同一位京都财阀坂内义雄请我在上海酒家吃饭，坂内带一部日本历史名画家狩野探幽所绘的中国七十圣贤图，计数十册，因总统尊奉圣贤，求我携呈总统，表示“以德报怨”的大恩，当予接受转呈，松野即席说话，谓重光葵?穴系投降时外相?雪、有田八郎?穴系战时外相?雪、冈村宁次?穴系战时“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雪、谷正之?穴系战时驻南京伪大使?雪均系因侵华被判追放罪，再有一年日本独立后，才可解除，而从事政党政治活动，因系侵华定罪，如中国方面能向麦帅总部表示不予以追究，则他们四人即可提早一年解除追放罪，他们若获准解除，即可从事政治组织成立政党，必做亲华?穴台湾?雪主张，盼我返台，请我政府以外交方式向联合国占领军总部提出“对此四人侵华罪犯不予追究”。当时我想到这些敌人，既未杀他，即可救他，所谓“非敌即友”，不费之惠，自亦未可厚非，若加以拒绝，一年之后，可能又成敌人，因此我即作答：“……不致对四位侵华罪犯予以苛求，如我下情上达，我料必可邀准，待我返台后，再做答复。”

　　等到蔡孟坚返台后，就立刻办妥了这件事。最后由张群出面“转知彼时外交部电驻日本代表团长，就此事向东京占领总部提出备忘录，迨总部接得此备忘录，即批准该四人解除追放的申请，他们即从此再从事政治活动”。由此可见，蒋介石对冈村宁次的关爱，真是无微不至的了?选

　　冈村宁次的故事告诉了我们：蒋介石对侵略自己国家的外国人，有着离奇的度量和宽大。他对自己同胞中的异己，绝不放过；但对非我族类的外国人，却“看来很像是同志”，亲热异常。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六日桂林《中央日报》载司法行政部长谢冠生向参政会报告，说战犯处理方面，“计经审查认为罪行成立者，共计二千八百七十九案，被害民众可考者一万九千九百四十六人”。但是据石美瑜《审判战犯回忆录》却说：“全国各法庭统计共受理战犯二三八八名，除南京大屠杀案罪魁谷寿夫、蹂躏港粤之酒井隆等主要战犯，经判处死刑以昭炯戒外，其余二千余名，悉以罪嫌不足，经宣告无罪或不起诉，遣回日本。”石美瑜所说的“罪嫌不足”的二千余名，自然就是谢冠生报告中“罪行成立”的二千余名，显然最后还是被国民党给放了。何应钦《中日合作与远东之集团安全保障》演说中，对日本人明说：“对于战犯以其为非做歹在贵我两国之间闯下滔天大祸，处置虽较严峻，但一至中共进迫京畿、上海危急之际，本人即设法征得盟总同意，将当时羁留上海的贵国重要战犯二百五十余名，遣送返日，交由盟总送巢鸭监狱执行，其中一部分服役成绩良好，且先后予以假释。”可见蒋政权所处分之日本战犯，只是谷寿夫、酒井隆、田中久一?穴华南最高指挥官?雪、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军吉?穴南京大屠杀中以杀人比赛出名的三个日本人?雪等几个人而已，最后的二百五十余名，也都给放了。这种作风，令人想起清政府“宁赠外人，不与家奴”的心态，今昔对照，真是好有一比?选何炳棣教授在其中国人口研究一书中，估计抗战八年，死亡一千五百到二千万中国人?穴见Ｈｏ，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ｔｈｅ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Ｐ.２５２?雪绝对是言而有据的，蒋介石判战犯无罪，放弃对日索赔，都是有愧于国家民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