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于抗战胜利之后，跻身五强之列，废除不平等条约，却又签订了不平等的中苏条约，出卖了外蒙古。这是蒋介石决定、王世杰执行的重大外交事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先从一封信说起。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二日，王世杰致函张九如说：

　　九如兄惠鉴：

　　来示诵悉。尊稿亦已大致读过。

　　兄以七十高年撰此长文，且能作如此清晰之小字，精力之强，可以概见。世杰自忖殊非适当作序人，故拙见略与岳军先生同。世杰在毛泽东抵渝（三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后虽曾与毛周晤谈一二次，但国共和谈期间，则因出席伦敦五外长会议，未克与谈；于当时经过，故亦未能深知（九月四日世杰启程赴伦敦，十月八日始返重庆），惟于当时气氛与环境则尚记忆犹新耳。对于国共关系、中苏谈判以及大陆沦陷原因，世杰所知事实与拙见，或尚有足供吾兄以及政治史者参与之值，迟日彼此得便，当趋尊处长谈。惟为国家利益，世杰守口如瓶已二十年于兹，即令会聚，弟我亦病不能自由发表耳。手此

　　顺颂

　　俪祺

　　弟王世杰敬启五十五年二月二十二日

　　这封信中所说为国家利益、守口如瓶二十年、不能自由发表等语，更增加了这件事的神秘性。王世杰信中所说“中苏谈判”，指的就是他以外交部长身份，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签的所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个条约是从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一日雅尔塔协定来的。亲国民党的美国人乔治·克里尔（Gｅ〇ｒｇｅＣｒｅｅｌ）于《亚洲红祸记》书中写道：

　　雅尔塔协定后，一直隐瞒着不让中国知道，也不征求中国同意，由此可以证明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对于这个协定的不光荣，并不是感觉不到。一直到了该年六月，蒋介石才知道已被当初曾经共申誓言的同盟国所出卖了。同时杜鲁门对于雅尔塔协定这件事，也一直到罗斯福总统去世后，方才知晓。

　　克里尔再写道：

　　杜鲁门总统未曾考虑的，也可说是出于坦率的，在六月里送到重庆国民政府一个照会，告诉了中国关于雅尔塔协定的事情。在呻吟与绝望之声停止之后，任何人都知道事已无可挽回，除非向苏联讨取较好的可能条件。

　　中国是被美国遗弃了，中国的悲哀是可想而知的，因此，宋子文不久便被派往莫斯科。

　　斯大林有如一只吞到金丝雀的猫，他不会变得很仁慈的……克里尔又写道：

　　中苏条约明显地承认蒋介石政府的合法，而且又明显地否认了中国共产党。不过苏联在条约里所提的担保都是空洞的，而中国所做的让步则都是具体而实在的。

　　但是克里尔没有真正表出，罗斯福为什么要签订雅尔塔协定？为什么要出卖中国？其实很简单，蒋介石抗战不力，罗斯福只好要求斯大林于德国败亡后出兵东亚。斯大林是何等奸雄，要他出兵，没有白吃的午餐，满蒙便成为他索取的价格了。罗斯福失算的是，原子弹一投，日本就投降了，根本不需要苏联出兵，以至于在冷战期间，许多美国右翼分子攻击罗斯福的雅尔塔协定是一“大出卖”（ｇｒｅａｔｂｅｔｒａｙａｌ）。但是罗斯福的动机还是由于蒋介石的无能，一九四四年的日军“一号作战”几使重庆溃败，更是无能的大暴露，而蒋还要把美式装备的精锐师去防共，不去打日本人，还要以溃败向美国人要挟。这教罗斯福有什么选择呢？此亦即斯大林亲口向蒋经国所说的：“中国无力驱逐日本，既要苏联帮忙，自应接受苏联之要求。”（梁敬钅享《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之签订与其内幕真相》）不过，我们应该注意到雅尔塔密约虽然宣称美、英、苏三国领袖同意苏联的要求，但同时有一条说，有关外蒙以及满洲港口、铁路权益，须经蒋委员长之认可（参阅Ｄａｌｅｋ，ＦＤＲａｎｄ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Ｆ〇ｒｅｉｇｎＰ〇ｌｉｃｙ，Ｐ．５１８），而我们的蒋委员长居然认可了。古话说，“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蒋介石的自侮则到达辱国与误国的地步了。

　　克里尔说到“宋子文不久便被派往莫斯科”的事。宋当时是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见到斯大林后始知他要外蒙，宋称“任何中国政府不能割弃领土而存在”，斯大林答称可先立密约，“俟日本投降后再行公表”。宋则以“事逾训令范围”，要请示蒋介石作为缓兵之计。但宋久候训令不至，乃请蒋经国与斯大林做会外洽谈，终于探明斯氏真意。宋于一九四五年七月七日会谈时辩称，原来协定仅维持外蒙现状，并无独立之说，但斯大林说外蒙已是“人民共和国”，现状即独立。宋以高度自治对，斯亦不允，并谓外蒙独立若不解决，中苏盟约无从讨论。显然的，斯大林态度强硬，明告宋子文，你不卖国，一切就免谈。（参阅梁敬钅享前引文）

　　蒋介石在斯大林的蛮横下示弱了，他召集高级幕僚商议后，发出如下训令：

　　一、外蒙独立问题，须待我国国内真正统一、领土主权真正无缺、行政真正完整，始能考虑。

　　二、苏俄如能保证东三省领土主权之完整，不支持中共之割据，不鼓励新疆之叛乱，则可考虑。

　　三、中国政府愿自动提出外蒙独立议案经外蒙公民投票许其独立，但此宜俟抗日胜利后，始能办理。

　　四、大连应为自由港，旅顺应做中苏共用军港，铁路干线应由中苏共营，但管理权仍在中国。

　　这个训令已基本上答应外蒙独立，只是争取一点出卖的交换条件而已。而蒋介石的出卖较雅尔塔的出卖实际上更多，因雅尔塔协定所谓维持现状，照罗斯福的解释，中国仍有宗主权，现在连宗主权都给卖了，显然是杠上开花式的卖法。

　　宋子文是聪明人，也是皇亲国戚，可以为了到旧金山签光荣的联合国宪章而兼外交部长，又可以为了不签卖国条约而辞外交部长。但是，这有什么用？皇亲国戚不做，自有家臣家奴来做，来做的就是王世杰。王世杰一上台，就签下所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出卖下列四大中国利权：

　　一、承认外蒙古独立自治。

　　二、东北长春铁路的共同经营。

　　三、宣布大连为自由港，对于长春铁路直运苏俄及由苏俄直运出口的货物，免除关税。

　　四、旅顺口由两国共同使用为海军根据地。

　　希图换取苏联四大承诺：

　　一、苏俄政府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

　　二、苏俄政府以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分，对中国在东三省之充分主权，重申尊重，并对其领土与行政之完整，重申承认。

　　三、关于新疆最近事变，苏俄政府重申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

　　四、在日本投降以后，苏俄军队当于三星期内开始撤退，最多三个月足为完全撤退之时期。

　　卖国交易既成，外蒙独立剩下的问题，就是官样文章了。官样文章可分两类，一类是蒋介石政府对苏联的，一类是蒋介石政府对中国人民（包括外蒙古人民）的。

　　在蒋介石政府对苏联方面，首先有所谓《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外交部王部长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莫洛托夫部长照会》，全文如下：

　　部长阁下：

　　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

　　上开之声明，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批准后，发生拘束力。

　　本部长顺向

　　贵部长表示崇高之敬意。

　　此照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莫洛托夫部长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

　　公历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

　　王世杰

　　官样文章去后，苏联有所谓《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莫洛托夫部长复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外交部王部长照会》，全文如下：

　　部长阁下：

　　接准阁下照会内开：

　　“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

　　上开之声明，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签订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批准后，发生拘束力。”

　　苏联政府对中华民国政府上项照会，业经奉悉，表示满意，兹并声明苏联政府将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外蒙）之政治独立与领土完整。

　　本部长顺向

　　贵部长表示崇高之敬意。

　　此照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外交部王部长世杰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

　　公历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

　　莫洛托夫（签字）

　　蒋介石出卖了外蒙，却说“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以谎言做下台阶，真是中外罕闻?选

　　另一类官样文章是如何完成“公民投票”的假戏，以便使蒋政府得以卸卖国之责。但这也是—场笨戏，无端以“公民投票”使外蒙独立更加“合法化”?选演出这一幕既假又笨之戏的蒋介石代表是雷法章。雷法章当年被派到外蒙古去“参观”公民投票时，他的身份是内政部常务次长。他于一九八一年三月，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奉派赴外蒙参观公民投票之经过》一文，这篇回忆文令我们长了不少见识：

　　第一、在“公民投票”结果没公布前，外蒙古是中国领土，外蒙古人民是中国人民，在“完成法律手续”之前，自然当受中国政府管辖。中国政府派中央大员去，理该是“监票”，怎么可以是“参观”？“投票之筹备与执行，均由外蒙当局自行主持，政府不予过问。仅在举行投票之际，遣派代表前往参观。”这是什么话？

　　第二、雷法章说“奉派之后，迭次晋谒先总统蒋公，即当时国府主席。奉谕，代表政府参观投票情形，兼可考察外蒙政治社会情况，而不与外蒙当局进行任何交涉。关于投票一事，只宜细心观察，但不得干涉或发表任何声明”。这又是奉命放水了。

　　第三、雷法章报告中已指出“此项公民投票，据称为外蒙人民重向世界表示独立愿望之志。故此项过程，纯属掩耳盗铃之举”等语，则所谓“公民投票”之说，在国民党大员眼里，也是不足采信的假戏，这一点自为蒋介石所深知。深知而要瞒天过海，就只好封锁真相。于是：“因原报告系属秘密文件，政府始终未予公布。是以除外交当局外，鲜有知悉其内容者。”而雷法章“在蒙时慎重行事，归国则忠实报道。惟除书面报告政府，并口头备供咨询外，对外未发表任何谈话或书面声明，借保机密。即如中央大学与中央政治大学，曾数次邀请，做公开讲演，均经婉谢。而奉最高当局面谕，预定在中央纪念周之报告，亦未果行”。为什么如此？原因无他，蒋政府要卸责，要骗中国人民，说外蒙古不是我要它独立的，乃是经由“公民投票”独立的。如今“公民投票”既是假的，则外蒙古独立即失其依据。外蒙古不独立，蒋政府就不能完成卖国的壮举了，所以只好一切遮盖。雷法章当然也不敢吭气了。

　　毛以亨《俄蒙回忆录》中说外蒙古“公民投票”，四十九万合格投票人，参加者有百分之九十八，一致赞成独立，但是雷法章说：“外蒙古的公民投票，是一件法律的滑稽剧，不仅外蒙政府自己知道、我们知道，甚至于世界各国又哪有不知道的呢？我们的论断，绝不是主观的偏见，是有具体的事实与理由为根据的。”（雷法章《故国河山话外蒙——民国三十四年库伦视察记》载《中外杂志》）蒋经国在《风雨中的宁静》也承认“关于外蒙古的独立问题——实际就是苏联吞并外蒙古的问题”，也知道中国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中国的“国民”一定会说蒋介石的国民党“出卖了国土”，正因为有这一清楚知道，所以国民党要一切遮盖，想用“先立密约”、“公民投票”种种的方式，来达到既卖国又脱罪的目的。但是，正如苏联独裁者所说：“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蒋介石辛苦多年的张为幻，最后还是落得个欲盖弥彰。连雷法章自己，在蒋介石死后、在信基督教走火入魔以后，都要小心翼翼地把内幕抖了出来，使我们恍然当时的一些真相。这真是“主耶稣”的“奇迹重现”了?选（雷法章曾写《奇迹重现》一文，发表在《基督教论坛》，特此借喻一下。）

　　王世杰从苏联卖国回来，说这个条约可保中苏三十年的和平，要求顺利通过。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四日，九十九位国民党训政时期的立法委员，在重庆国民政府大礼堂集会，由院长孙科宣布赞成的立委请起立的时候，九十五位站了起来，只有四个人反对。于是，国民党总裁、国民党外交部长卖国以后，国民党立法委员也卖国了。第二年，孙科在留美同学会讲“亲美乎？亲苏乎？”有这样的说话：

　　订此条约我们的损失已很大了，但能以三十年友好条约的代价，在三十年中让我们埋头苦干建设起来，则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也还值得。待三十年后，中国强大了，收回损失，尚未为晚，用远大眼光研讨这个条约，所以终于批准了。（《中央周刊》中央日报出版）

　　好个“三十年”的“远大眼光”?选何必三十年呢？苏联第一年就给了蒋介石好看。苏联军队在东北奸、掠，孙科在文章中也抱怨，为了避免纠纷，中国政府虽有充分的理由，也装哑巴不说话。

　　苏联既已违约背信，而蒋介石的外交部仍不知采取行动，还在“仍一向恪守其由此约产生之一切义务”呢?选签订卖国条约后两年——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二日，王世杰在国民参政会报告，还说：“关于中苏关系，中国政府在过去一年中，系依照参政会之决议，努力求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之严格履行。”还说这种傻话呢？直到被苏联耍得七荤八素之后，才在一九四九年，发出《宣布与苏联断绝邦交之声明》，后又在联合国提出控苏案。其实控苏的理由，早在四年前——一九四五年——就已成立，但是为什么要到一九五三年那么晚、那么迟才表态废弃中苏友好条约呢？原来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向国会要求通过废止二次大战的秘密协定，三天以后，台湾这边就废了约。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四日《新生报》载：

　　我废止中苏条约具充分法律根据

　　根本无需与他国商谈沈昌焕答复记者询问

　　〔本报讯〕政府发言人沈昌焕昨（二十三）晚答复记者询问时，断然否认我国废弃中苏友好条约之决定，系与美总统艾森豪威尔元月三日向美国会提出的国情咨文有任何关联。沈氏强调这是我国的主权行为，“这是我国自己的事，纯粹是中国政府自己的决定”，根本不需与美国商谈。

　　但是邵毓麟明白透露，他在艾森豪威尔否定雅尔塔密约之后，于二月二十五日上午请见蒋介石，报告说：“我国在联合国大会所提‘控苏案’，大会仅决议苏俄并未遵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未予惩处。实则苏俄利用雅尔塔美俄英秘密协定，既逼我签订中苏条约，又凭此约，占领东北，协助中共，使我大陆沦陷。过去我为顾虑美国关系，迟未采取行动，如今美国总统既经公开否认雅尔塔密约，我实应立刻废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昭告国内外人士。”蒋介石听了，连说：“很对，很对，就请你立刻去告秘书长办理。”于是邵毓麟立刻到了王世杰的办公室，说明“奉谕”经过，王世杰一面说“没有想到，没有想到”，一面电邀外交部长叶公超立刻前来会谈。就这样，在当天下午，由国民党外交部发表，正式废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见邵毓麟《奉派驻韩外交代表又无疾而终》，《传记文学》第三十一卷第六期）

　　邵毓麟的透露，说明了为什么苏联早就违约背信而蒋介石不早点废约，为什么拖到八年以后才废约。蒋介石到一九五三年废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固对外蒙古独立等既成事实，不能移动分毫，但是，蒋介石敢在上当后八年，顺着美国人眼色废除此约，也算稍舒窘局，趁此大宣传特宣传，自然也是一件快事。不料，好景不常，又过了八年，外蒙古独立之未足，竟要加入联合国了。蒋介石大吃一惊?选因为这时蒋政权在联合国安理会还有否决权在手，外蒙古入会而不否决，即无异承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根本没废；若予否决，则苏联必然也否决日本与非洲许多小国入会，蒋介石的岛国是禁不住非洲小国和美国的迁怒的。于是，蒋介石又放水了?选对外蒙古入会问题，它不敢使用否决权了?选蒋介石在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二、十四、十六日主持国民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及中央评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发表《贯彻本党的时代使命和革命任务——动员、革新、战斗》，秘密地说：他“避免使用否决权”，是“不得不勉循盟邦之请”，因而不得不又来一次“严重的失败和耻辱”。他说他“避免使用否决权”，“对国内民心士气的影响，则是相当沉重的”。他还说：“在防阻匪伪入会的间接目的上，我们可以算是换取了一次迂回战的胜利”，换言之，如果否决外蒙入会，可能连自己的席次都保不了?选

　　蒋介石、王世杰认为同苏联签约，可对苏联有个约束，这是完全不懂近代外交史的。因为在所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前，苏联至少已有过二十三次违约背信的纪录。（详阅李敖《蒋介石研究四集》，页一九九至二〇〇）这么多违约背信的纪录，除几次有待一九四五年以后正式证实者外，至少有十八次以上，都在签订所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前违约背信在案。有这么多次前科的国家，居然还同他“友好同盟”，这岂不太无知了吗？何况在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已同苏联订过一个《中苏互不侵犯协定》，第二条中明说：

　　倘两缔约国之一方，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彼缔约国约定在冲突全部期间内，对于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协助，并不为任何行动或签订任何协定，致该侵略国施行不利于受侵略之缔约国。

　　但在一九四一年三月，日本外务大臣松冈洋右在访问德国之后，访问苏联。苏联外交部次长在三月二十七日对国民党驻俄大使说：“斯大林接见松冈，是纯礼貌问题。”四月十一日，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对国民党政府说：“苏联不为自己而牺牲友邦的利益，苏联政府对松冈是照例招待。”但是《苏日中立协定》竟在第三天——四月十三日公布了。一九四一年违约背信如彼，蒋介石、王世杰居然于一九四五年还同它签约如此，还要相信它如此?

　　蒋介石于一九四五年要王世杰拆下的这个烂污，又要蒋廷黻在一九四九年替他绞尽脑汁，去进行控苏案。这就恰像一八七九年（清光绪五年）崇厚跟俄国人订的误国条约一样，害得一八八一年（清光绪七年）由曾纪泽替他擦屁股。中国人真倒霉，在对付俄国人的问题上，老是碰到庸吏误国，并且蒋介石、王世杰这一次，又不知比崇厚失去伊犁严重得多少，除东北的利权外，失去了面积五十八万平方英里，比台湾大四十四倍的外蒙古?选

　　外交史家出身的蒋廷黻在《三年控苏的奋斗》一文里，有这样的评论：

　　关于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中苏签订的条约和换文，我一认真研究，就感觉诧异。这个条约与五十年前大清帝俄同盟条约太相同了。

　　条约及换文，就全体看起来，是极有利于苏俄的，简直可说是片面的、不平等的。苏俄如严格遵守这条约及换文，于苏俄只有利而无害。任何公平的研究员，不能避免这个结论。

　　所以，结论是，蒋介石、王世杰之罪浮于崇厚之上。但是即使在腐败的清政府，当崇厚拆了烂污，都要拔去花翎、革职锁拿、下狱论罪；但是国民党政府的王世杰呢？因为肯背黑锅、肯替主子“断腕”，在蒋介石的护航下，一路官运亨通?选他不但一身同肩党（中宣部、青年团、监事会、中训团）政（参政会、中央设计局）军（参事室）七机构之首长或幕僚长重任，并且自外交部长而总统府秘书长、而中央研究院院长、而“世仰高贤”（这是国民党《中央日报》所登郑彦的话）而死?选

　　在高压的政治统治之下，没有公道与是非可言，然而历史必不容抹杀公道与是非，但是学历史的“海外学人”许倬云，在《追念王雪艇先生》中竟然说：

　　中国在无可奈何的情势下，不得不签订中苏间的新约。明知这是丧权辱国的条约，没有人愿意担任签约的任务。但是国家在那种情势下，此约又非签不可。雪公忍辱负重，毅然出使，不仅任劳，而且为国任怨。天下事，任劳易而任怨难，也只有仗这份问心无愧的书生本色，他才能吞下这口难忍的内心伤痛。这番国之大臣的苦心不是一般血气偾张的虚骄之辈能了解的。（《传记文学》第三十九卷第四期）

　　不仅不秉笔直书，反而要留下呈献谀词的记录。许倬云谈“国之大臣的苦心”，他可想到这个故事吗？就是“军阀”收回外蒙古的故事。一九一九年，外蒙古闹独立，“军阀”徐树铮任西北边防筹备处处长，决定派兵入蒙，于是以西北边防军总司令资格，亲自摆平，前后花二十二天，不费一兵一弹，完成了收复外蒙的工作。他的功业，引出了一段公论。据他的儿子徐道邻在《徐树铮先生文集年谱合刊》里说：

　　先生到京之后，除了向政府报告，还有电报报告在上海的中山先生（十一月二十四），中山先生也有回电庆贺他的成就（二十六日），内中有下面这几句：“比得来电，谂知蒙回内向。吾国久无班超傅介子其人，执事于旬日间建此奇功，以方古人，未知孰愈？自前清季世，四裔携贰，几于日蹙国百里。外蒙纠纷，亦既七年，一旦复归，重见五族共和之盛。此宜举国欢欣鼓舞者也。”

　　徐树铮因为不是国民党，国民党中有些持“非我族类”观点的人，就感到这个贺电太肯定别人了，不高兴。据《国父年谱》：“中山先生这个贺电，还引起了党人（凌钺）的抗议。中山先生批复：‘徐收回蒙古，功实过于傅介子、陈汤，公论自不可没?选’”

　　“公论自不可没?选”这表示出真正爱国者的与国同休戚，真正爱党者的与人为善，这种公道与胸襟，实在值得学习、值得反省、值得作为榜样。远在一九一二年，国民党就知道外蒙古的重要，戴传贤主持上海《民权报》，就在《蒙古丢了》一文中，警告：“若犹梦梦也，则蒙古非我有矣?选蒙古去，而中华民国亦随之去矣?选”可见国民党深知外蒙古绝不能丢。外蒙古由“军阀”手中收回，国民党却不如“军阀”爱国；外蒙古由国民党手中失去，国民党却反骂“军阀”卖国，天下还有比这更滑稽的“公论”吗？

　　许倬云说：“国家在那种情势下，此约又非签不可”，亦非事实。连蒋介石都在《苏俄在中国》中说：“我中华民国未曾参加雅尔塔会议，而美政府当时亦未曾咨商我政府，我们自可不受其拘束。当然我们与苏俄谈判订约，亦是受他们美国的劝告，不过曾经我们自己的考虑。”所谓“我们自己的考虑”，根本就是他自己的考虑、为他自己政权的生存考虑，而不是为国家民族百年大计考虑。他怕得罪了美、俄，保不住政权，更怕苏联公然支持中国共产党抢他的江山。我们从他的考虑中可以看到，他想以满蒙的高价来收买苏俄不支持中共的用心，十分明显。其实，斯大林原来瞧不起中共，不认为是货真价实的共产党，而是“人造奶油式的共产党徒”（ＭａｒｇａｒｉｎｅＣ〇ｍｍｕｎｉｓｔｓ），得到蒋介石的天文数字好处之后，确也尽了力气不支持中共，更没有想到毛泽东会取蒋介石而代之。一九四五年八月中旬，蒋连发三电，邀毛赴重庆谈判时，延安于八月二十二日约略同时收到斯大林的电报，促毛去渝和谈。蒋介石一再说，苏联把部分东北日械给了中共，然而毛泽东更以为他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可以从苏军手里接收东北哩?选结果全不是那回事。苏军坦克第六集团军司令克拉夫钦科上将向于一九四五年九月六日抵达沈阳的曾克林说：“我们接到莫斯科的电报啦?选知道你们确实是毛泽东、朱德的部队，是中国的八路军。不过，我们苏联和中国国民政府订有条约，规定国民政府接管东北的主权。”（转引自辛子陵《毛泽东全传》第二册，页三十八）后来，蒋介石在国共内战中大败，苏联大使跟国民政府一直跟到广州，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就留在南京不走，想跟中共谈谈了。相比之下，苏联还有胜美国一筹之处哩?选蒋介石骂“苏俄是没有信义的国家”，美国又如何呢？

　　蒋介石把毛泽东得天下，说成苏联侵华，绝非事实，不过是把自己失败的责任推给苏联，只是遗憾卖了外蒙，仍无法挽救他在大陆的政权。长久以来，除了李敖之外，没有人敢直指蒋介石出卖外蒙。不过，蒋是自承罪愆的。他在一九五二年十月十三日，中国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发表《对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二十五卷），有秘密谈话说：“承认外蒙独立的决策，虽然是中央正式通过，一致赞成的，但是我个人仍愿负其全责。”（页一二〇）他还说签约是“我个人的决策”、“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页一二一）蒋介石明确地归属了责任所在。他在签约七年后，自己承认当年签约放弃外蒙古，“实在是一个幼稚的幻想，绝非谋国之道”。（页一二〇）在这《对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开始，蒋介石就表示他“对总理、对革命、对国家和人民应该引咎自责”。互勘与对比了这些文件，我们对抗战胜利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才会有完整的了解；并对自称“民族救星”的“高瞻远瞩”，才会有更进一步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