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反对而反对,为打倒而打倒

  过去我跟大家说过,我写的书有九十六本被查禁了,我是人类有史以来,不论是古今中外,我写的书是被查禁最多的一个人,直到写呀写呀写,把国民党写垮了为止,他们对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当年查禁我书的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宋楚瑜,那次参加所谓中华民国总统选举,他做为“副总统”落选了。他查禁我的书的时候是新闻局的局长。查禁我的单位不只新闻局,还有很多单位,不过,新闻局是个重要的单位。他有一次来看我,我跟他笑,我说:楚瑜兄啊,你们打不过我们。虽然你是国民党的文公会主任,虽然你是新闻局的局长,可是,搞宣传你们打不过我们。怎么样打不过我们?我说:我李敖可以把黑的说成白的,别人都信,可是你们国民党把白的说成白的别人都不信。那意思就是说,即使是颠倒黑白,我们本领也比你强。说得宋楚瑜一直在点头笑。

  我们真的有这个本领,就是我们真的是能说善道,笔能够写,会搞宣传的人。现在搞宣传,其实已经非常安全了,你晓得过去搞宣传,表达你自己的言论自由,是什么下场吗?我拿一个14世纪到15世纪的宗教领袖胡斯的画像画片给大家看。看什么?他在这里被捆起来了,捆在柱子上面。干什么?用火来烧他。这位胡斯就这样被烧死了,在四十二岁这一年被烧死了。为什么?你不是争取言论自由吗?你不是要跟教皇来别苗头吗?教皇就罗马的教宗,就可以在最后整到你,虽然你是大学校长,把你照烧不误,把你烧死了。可见当时争取言论自由要付多少的代价。

  在台湾有一段时间,也就到现在啊,大学毕业的男生要做预备军官,就是你一定要当兵。可是当军官,现在比较难一点,要考试了,当年我们(那时候)是一定强迫你当军官。所以,我在台大历史系毕业以后,就当了预备军官,就是第八期的预备军官。

  这就是我的军官照。大家看我的军装照,做一名军官。请大家看我的退伍令,这是我的退伍令,可以看到我入伍的时候是四十八年,就是1959年9月9号,我的退伍是五十年,就是1961年2月5号,我是变成预备军官的,我是少尉。当我做预备军官的时候,因为是一年半的时间,头半年(前六个月)是做入伍训练,入伍训练以后呢,就分发到部队里面做正式的预备军官少尉排长。

  在半年的入伍训练快结束的时候,我们这个学校(陆军步兵学校)的指导员,就拉大家加入国民党。很多人已经是(国民党)了,可是有少数的人还不是。他的理由是说,如果你不加入国民党,我们分发的时候就把你们分发到金门,分发到前线,面对着大陆,面对着共产党。

  那个时候金门为什么可怕呢?因为就在头一年,金门发生了炮战。炮战的时候,在两个小时以内,落弹五万七千发,在四十四天以内,一共打下了四十八万个炮弹,换句话说,这些炮弹打得台湾喘不过气来。第一次炮打过来的时候,台湾三个副司令官当场被打死,“国防部长”当场受伤,非常恐怖的一次炮战。所以指导员说,如果你们不加入国民党,就派到前线,派到金门。

  这一下子把大家吓坏了,怕去金门呀,大家纷纷入党,几乎都入了党。我不肯。指导员找到我,说:“李敖你不怕死?”我说:“我怕死。”他说:“为什么不加入国民党?”我说:“加入国民党比怕死还可怕,所以我宁肯死,也不加入国民党。”他说:“你开玩笑,你加入不加入?”我说:“我不加入,你派我去前线我去好了。”结果,最后一天分发的时候,我没有去金门,而临时加入国民党的一些人反倒派到金门去了。他们很奇怪啊,不是说我们加入国民党以后就不去前线吗,怎么现在叫我去呢?气得有人把党证就撕掉了——欺骗我们哪。指导员说这个有原因——前线什么地方?需要很安全的、很忠贞的人在前线,李敖这个家伙不可靠,他的安全我们有顾虑,他对我们国家的忠贞有顾虑,所以,他在后方对我们比较安全。所以他不去你们去,变成这么个笑话。

  我在台湾也没有得好,就参加了一波一波的所谓的前瞻训练,就是训练新兵。训练的时候早上还在嘉义,晚上就走到了高雄县,每天都走八九十里,这样走非常的辛苦,原因和我不是国民党有关。可是,我宁肯保持我个人的特色,也不加入国民党。

  这就是我常常说的,在这个国家乱的时候,政治不上轨道的时候,你自己不能完全怪环境,完全归于环境,因为有些时候,你自己有选择权,(看)你肯不肯选择。我李敖是敢选择的人,我做预备军官以后,有六成的机会,好比说突击训练,我要报名参加,营长说你是预备军官,不准参加。有跳伞训练,我就报名参加,营长说你不准。什么原因呢?他说:我们普通那些老的军官摔下来死就死了,你们预备军官摔死,我们有责任,所以不要去。可是,我从来都没有躲避任何表现我的勇敢的机会,我从来没有躲避,我却阴错阳差,能够好好地活到现在,因为这也是我的运气。我承认,运气是一个原因,可以说我碰到了好运气,可是,我也受了一个人影响,我跟大家说,这个人就是美国的文学家海明威。他是非常勇敢的人。西班牙时内战,他去参加,当一个炮打下来整个屋子炸开的时候,大家都钻到桌子底下,他老兄还坐在桌子旁边在啃他的鸡腿,满身都是土,他还吃他的鸡腿。他是这么勇敢的一个人。我觉得他给我很好的一个启示,他使我变成一个勇敢的人。

  我在做预备军官以后,分发以后,分到了国民党的十七师,这是国民党的嫡系部队。十七师师长叫做汪敬煦,当时上校,后来这个人做了上将,做了台湾所谓国家安全局的局长。他就下达了一个指令,要杀掉我。大家知道吗?我的老师长要杀掉我。什么原因呢?根据我的好朋友郭冠英探听的消息,当时黑社会找到了安全局局长汪敬煦,就是我的老师长,他们说“台独”利用本土帮会壮大,黑社会的竹联帮,可为国家安全效力,不应该压制。汪敬煦上将说可以考虑。后来陈启礼他们追问见面的结果如何,沈野又去见汪敬煦。汪敬煦说:我是局长,怎么能随便与帮会人物见面?他们就是这个帮会人物,真的爱国要做出些表现来再谈。沈野问要怎么做,要如何。汪局长说:去把李敖教训教训。他们的教训就是把你作掉。沈野等就转告了陈启礼,陈启礼说可以办。就在这个时候,陈启礼又因为导演白景瑞的关系认识了汪希苓,就是情报局局长,他叫汪希苓,安全局局长叫汪敬煦。这两个姓汪的分别下达了指令。情报局局长汪希苓说,应该先干掉江南,就是在美国写《蒋经国传》的这个江南。陈启礼他们就到美国杀掉了江南,江南就这样子被杀掉了。江南被杀掉以后,这个事情被闹大了,因为被美国人破案,给破出来了,闹大了,就是台湾怎么可以派黑社会来杀我们美国的公民啊?这个事情闹大了。从此台湾的治安单位才开始收敛,情报局局长才下台,我李敖才躲过了一劫,这是我另外一个好运气。我承认:你去闹事,你争取什么什么自由会付代价,可有的时候也有特殊的好运气,阴错阳差有人替你死掉。

  争取言论自由,第一个特色就是:我要因反对而反对。有人说,你这个反对不理性,错的。

  美国大法官Homes,九个大法官之一,当一个大法官的解释其他人都赞成,一致通过的时候,他一定投反对票,变成八比一。法理上面他知道应该通过,可是他说他要反对。为什么要反对?他说:要给我们的同胞了解到,就是不可以在最高法院有众口一声、全票通过的这种现象,要有一个表达反对的精神。所以,反对的精神比赞成更重要。所以我认为,争取言论自由,像我们这种人,本身就是为反对而反对。

  我蛮喜欢一幅漫画,就是这幅漫画,一个画家他一定打倒(downwith)。打倒什么?为什么呢?他为打倒而打倒。为什么为打倒而打倒呢?因为这才是真正的言论自由的一个方向——为打倒而打倒。我跟大家谈过悬崖理论,这就悬崖对不对,看到没有这个悬崖?看这悬崖,就是说你不敢到边上来,因为你怕掉下去。可是,我跟大家举过例,有本领的人就可以在悬崖边上而不掉下去,什么原因呢?因为那些控制言论自由的,注意,他不算是我们的敌人,而是他们有的时候跟我们的看法不一样。他们口口声声认为违反法律的规定,我告诉大家什么是法律的规定,我举个例子给大家看。法律上规定——按照德国的标准,是法律上不可以的以外都可以;按照法国的标准,法律上可以的以外其他都不可以;按照意大利的标准,法律上不管可不可以都可以;按照苏联的标准,法律上不管可不可以都不可以;按照台湾的国民党的标准就是,法律上规定的不管可以也好,不可以也好,都可以,也都不可以。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变化呢?就是法律上给它的弹性的解释。拿破仑曾经自豪地说,他的本领不在东征西讨做了法国的皇帝,征服了欧洲,他的本领是开创了一部《拿破仑法典》。可是他附加地说了一句,如果什么人解释这个法典,我的法典就完蛋了。这法律怕解释。刚才我举了德国、法国、意大利、苏联跟台湾的国民党伪政权,他们这种对法律的解释都不一样。这就告诉我们,言论自由可以不可以,这里面有很大的弹性,就是我说你可以你就可以,我说你不可以就不可以,这就是弹性。我们要摸索出来这个弹性。

  我再讲一遍,干涉言论自由的人和单位,他们不是我们的敌人,可是他们的观念,他们的血压,他们的情绪,他们的打牌输赢,他们跟老婆吵不吵架,都会影响到这个言论自由的标准,都会决定他要不要查扣你,要不要在电视节目里面用广告给你盖台,把你给挡住,把你节目过滤掉,都有关系。我再讲一遍,他们不是敌人,可是有的时候他们脑筋跟不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不断地推推推,不断地磨合磨合磨合,不断地争取争取争取,为什么呢?要得到一个机会,把真理讲出来的机会,换句话说,这都属于悬崖旁边的活动,在这悬崖边缘去活动。这时候我们谈一句英文给大家看,说:Thosewhogotigerhunting(他去打老虎的人),shouldrememberthat(他就记得),therearetigersandtigers。打老虎的人应该记得这里啊——tigersandtigers。什么意思啊?不是“老虎啊老虎”,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很多老虎”,也不是这个意思。这个英文什么意思啊?tigersandtigers,是“有的老虎是容易打到的,有的老虎是很难打的”,叫tigersandtigers。

  在言论自由上这些干涉我们、控制我们的人,有的是很容易跟他们讲通的,有的是不容易讲通的。能讲通的就讲通,不能讲通的我们要磨合,最后要讲通为止。所以,像台湾就发现这一现象,真正查禁我书的人宋楚瑜到我家里来,觉得当年查禁我书查禁错了,不查禁,所谓国家也不会亡。当年查禁我书的台湾的“国防部总政部主任”许历农上将也是(这样)啊,当年查禁我那么多书,后来在公开场合向我道歉,说对不起我。他们发现这些书查禁了,他们的政府也会亡,他们想通了。当然,他们大部分在下台以后,才恶梦初醒。可是,总算想通了,是一桩好事。这就是我所说的:他们不是我们的敌人,可是,他们的脑筋要改头换面。要洗面革新需要我们帮忙啊,推他一把啊,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你看到没有,最近大陆的海关在缺乏明确的界定之下,用走私违禁品(印刷品)的理由去查扣书,看到没有?结果香港的《亚洲周刊》被查禁,《亚洲周刊》的总编辑,我的好朋友邱立本啊,他们由江迅、王健民出面去告,去告查禁这个行为对不对。怎么斗的呢?书被没收告海关,他们打赢了官司。这证明了中国大陆法律不是不可以试验的,原来这法律会保护我们的言论自由。所以,看到没有,朱元涛一审败诉,他再向北京高级法院提出上诉,结果呢,北京高等法院在今年8月宣判,撤销中级法院判决及海关处罚。朱元涛认为胜诉标志着大陆法制建设向前迈步。打官司打赢了,那海关乱查扣我的书啊,我就告你,怎么样?告赢了。所以我说,我们努力的结果,其实不是白费的,言论自由要靠争取才能够得到,并且我们真的可以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