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地方，如今对于我如同天堑隔断。怎么就那么难去呢！

    我常常不解地自问。独自遐想时，天山的那个多少偏僻的一隅，总是弥漫着尘雾，太阳火热但是射不透那些尘埃。远处一线的天山有一条银顶，似有似无，在无限处谜语一般地闪烁。

    那里是蒙古和哈萨克的牧场，是我在年轻时代求学的地方。一隔多少年了，我想念那些地方的熟人，总盘算再去遛遛，我知道：我和那些酸文人不同，只要我笔直地走进那些破漏毡房，秘密就要向我打开了。

    其实，一共是三条大的谷地，被指状伸出的几道山脉彼此隔开，仿佛三道草的海水朝着一个方向冲来。三条谷地里，各有一座古城，其中最有名的是阿力麻里，最神秘的是不剌，叶密里多少有些语焉不详。

    三城之一的叶密里，和阿力麻里以及不剌城互成犄角，排做了一幅扇面。它们各自控制着一片肥美的牧场，和一条关隘。我原来的目的是彻底搞清三座城的地理位置，后来就把和牧人们交朋友当了正业。半调查半游耍，三个城，我跑过不止一次。

    我盘算着，明年该再去了。

    1

    多少年过去了，但总是不能忘记她，那个厄鲁特小姑娘。在考古路上，她总是在“四角”的夯土墙上，跳来蹦去，活像草滩的黄羊。她不理睬我制止的话——在额敏河的冷闪闪的波光下，蒙古人的小女儿尚未发育的身影，闪跳在似紫若蓝的，远方也迷里的河岸上。

    当然，神经兮兮地念叨“叶密里”的，只是我（我在唯一写过的长篇小说《金草地》里讲过这事）。对似是而非地和文献书本捉迷藏的、沉默又扰人的干焦夯土圈子，厄鲁特蒙古人是不叫什么叶密里的，他们只保守地呼之为“德勒伯斤”。厄鲁特牧民可不像那伙新潮探险队，讲古老的蒙古话的时候，人也很难带上那种做作的电视台腔。遗址只是土圈子，“德勒伯斤”只是描述它——即四角，四方块。

    2

    在乌伽的心目里，我是来自蒙古本部的客人。她的欢喜里面，有着西部蒙古人对青青内蒙的美好向往。不标准的发音被原谅，错误的说法被忽略，她和另一个蒙古丫头一起，陪我跑遍了河岸的所有废墟。

    我们在化雪不久的，清澈的深蓝，甚至蓝中呈着醉人紫色的额敏河畔，查遍了每一处可疑的地方，为着确认元朝大汗的叶密里城。那时我像生了什么偏执病症，老是要一个个地去跑城——在半个中亚，在一处处曝晒得成了酥皮土堆的遗址上，窜来窜去，寻寻觅觅。

    额敏河，其实就是那些叶密里或者也迷力，大致发音是Em?l，哈萨克释为生命，蒙古解做鞍子；他们解释完了以后，我说还得证明一下子。他们奇怪地问：为什么？是呀，如今我也闹不清干嘛非要麻烦北京上海的诸位四眼兄，难道哈萨克和厄鲁特从祖先到今人一直住在Em?l不算数，只有统一了也瞒也迷里叶密里这些大舌头音，才算解决了古城地望了吗？

    纯朴的乌伽，善良的厄鲁特！他们不觉得我的这种汉人脑子多么绕人，嘴里念叨着德勒伯斤，德勒伯斤，随着我在奔波在额敏河两岸，考古跑城。跑过清朝的卡伦，小乌伽非要在城墙上跳房子。涉过透明的额敏河，她们两个女伴要打够水仗，洗够头发。唉，你不能想象新疆，那些美好的民族，哪怕你说的绕人荒唐，只要你稍懂礼性，你的事就很容易变了他们的私事。

    河上游的德勒伯斤，是和大名鼎鼎的叶密里不沾边的马圈。河对面的德勒伯斤，是一座近代的哨所。最远处，在沿着河边的芦苇和遍地蓝花的马镰草地走了好久，最后爬上山岗以后，看见的那个德勒伯斤，干脆是一处幽秘的环形山凹！它不折不扣确实有四个角，半围着圈，德勒伯斤包含的它都具备。但是它不是城，不是人工的任何东西，它是山野，是奥深草原，是大自然的波动。我牢牢记得：一种巨大的、书呆子被揭露的体验，一种对蒙古语词入木三分的内涵的体验，攫住了我。

    在那宛如边墙一样的山岗上，我眺望着遥远的塔尔巴哈台，眺望着美丽的夏秋之际的天山草原，两眼的触觉只觉美极了，心胸畅快极了。小乌伽和她的女友笑闹着，又在陡坎上显示山羊技。蹦跳之中，厄鲁特小女儿的叫嚷好听极了——而叫嚷的、重复最多的词儿，还是那个德勒伯斤，四方。

    那一天，我觉察到了考古学的不幸。怪不得如今干考古的那么气急败坏，摆弄一根领带，对镜贴花黄，不放过哪怕三流的风头。

    学究的一些想法，在丰满的大自然和生动的众民族中，太渺小了。

    3

    县政府把我交付给乌伽（她是县政府的通讯员）以后，我就照例依靠着蒙古人的小社会，考古和交游。我对蒙古语并不精通，但我对民族语环境里的那种气氛，却喜欢得如醉如痴。

    不用说乌伽只是小孩子一个；80年代初期我走遍北疆，做到全部使用蒙语，包括开调查会。一座吉普车里人人都会说汉话，但我们都不说它。由蒙译哈，从哈到维，这么费事有必要么？我也这么问过。但是问答之间，双方都哈哈大笑。

    对小乌伽没有机会自我介绍，开始想有必要吗，后来却从心里渐渐浮出一丝不安来。在太盛情的时候，我小心翼翼地，想强调自己的血统，想告诉他们——我不是这个而是那个，不是蒙古人而是蒙古的自己人。

    而讲清楚不是易事。要知道当关系稳定后，当大家都为现状自豪时，人很难“下来”。我愈加不安，在我临走前夕，乌伽的爷爷（长辈和男子早就该露面了）设宴招待我，我怕这么随波逐流会造成欺骗，于是决心讲个明白。但难极了，好像总是在我开口时，小姑娘不是去厨房，就是去邻居家借东西了。

    不是这个，就真的是那个么？在杯盘碗盏之间，能讲清楚乌珠穆沁，讲清楚插队插包，讲清楚如同抱养的情分，以及分离的无情么？

    我离开那天，乌伽去车站，帮我买走塔城的长途车票。那天她没有机会表达或是伤别或是活泼的心境，车站拥挤成一个团团，我们冲锋一般在维吾尔、蒙古和哈萨克的人堆里使劲。小乌伽拿出了她完全可以打败一个班的维族丫头的语言解数，摇着那个腰身桶一样粗的售票员大娘，一嘴一个甜甜的“阿帕依”（姐姐），为我们争得了有座的票。

    那天她那口纯熟的维语使我神往，我总在回味那难忘的、尘土飞扬的长途站，我揣摩那汽油桶阿帕依的心理，判断她听着甜甜的“阿帕依”时的滋味。我猜她肯定没有闹清，人堆里这个焦急地求她的，嗓音尖细的小孩究竟是什么民族。后来，记得我还在日本用大概是什么‘关于中亚孩提双语者”为题，在大学讲坛打工，给一伙听得津津有味的教授讲过乌伽以及许多新疆儿童的故事。

    我只是不知道，经过了那次宴会，厄鲁特女孩是怎样想的。当时他们神色不动，我也觉得多余，干嘛扯出一个血统问题呢。那一天依然长天碧透，我离开Em?l走向辽阔的北疆。从塔城到阿勒泰，从博尔塔拉到伊犁，用一些无足轻重的“四角”当引子，我依然终日地使用心爱的蒙语，从一地到另一地，若有所思又毫无目的，寻求追逐着与人的交流。与察哈尔人，与乌梁海人。再通过他们（可不光是翻译而已），与哈萨克，与维吾尔。

    干了一个世纪也没有个标准，地底下没分出个地层，地上头也没有标准器型。慢慢地我的兴趣转移了，再也不去猜谜望气，做考古状。我接受了厄鲁特的思路，一切都是“四方”。重要的是现存的生命。

    我渐渐改了习惯。与其对着晒酥的土围子发愁，不如在蒙古人、或者在哈萨克的家里，纵情地玩（或谈）它个东方既白。

    慢慢地，谁都知道这是不务正业。听说有些考古科的师弟，对我很是不满，说再也不追随我了。他们说，以前不光对我的书见一本买一本，而且就连考古都学我跑新疆。我听了莫名其妙，心想你跟着我干什么，难道苍蝇还不多么。

    随便讲个小故事就考糊了你这优等生——你懂什么叫德勒伯斤吗？

    4

    有两种情况使人怀旧，一是上了岁数，二是经历多了。不知怎么搞的，我虽然讨厌自己也没办法的是：如今翻开新疆考古的田野笔记，见了鬼一般，总忍不住一丝伤春的感觉。

    一回，硬封皮里掉出来几页纸，看了好久才明白，那是当年画的“四方”。我半是好奇半是懒懒地，图纸一抖,掉出一张薄薄的纸。辨认了好久，才读出“乌伽”的蒙文字样。怔了一阵，我意识到，这是乌伽的信，也忆起了信的事。里头讲，她要一套俄语讲义。记得我寄的，是我刚读过的北师大编的俄文讲义。而书寄走以后，我就和那个厄鲁特的小山羊失去了联系。

    再去看看她么？看她嫁给了一个怎样的丈夫？去吃吃几顿伶俐的厄鲁特阿布盖（这个词我们解为哥哥，厄鲁特人却解作嫂子或媳妇）做的饭？

    不，也许我更想看看的，是她在长途车站，急切地对那维族售票员喊着“阿帕依”的情景。我甚至不由得自己悄悄喊了起来，“阿帕依！”那声音多么随便，多么亲近，多么让人莫名地伤感啊。我总是陷入这种遐想，这真不是好兆头。

    那是真主慈悯的，愉快的时光。那时大家都浪费水一般，浪费着谁也没有意识到的和谐。虽然那时开的玩笑更多，争吵也不少，可是还有足够的余裕。那时我们彼此需要，谁也不必顾虑太多。走塔城，到莎车深深的巷子里去吧，和维族汉子以及女人们一起唱吧，快乐地说出蒙语哈语。道路上很安全。哦，逝去了的那些，是多么可爱的日子，多么和平的日子啊。

    考古么？你是在问“四方”或者“四角”么？

    在茫茫的天山南北麓，在文明的渊薮里，在那些由大漠枯山，戈壁牧场拼成的伟大世界里，“德勒伯斤”太多了！有唐朝的都督府，元朝的巴里克，清朝的卡伦。也有哈萨克的冬窝子，蒙古人的牛圈。它们或者规整，或者残缺，守着谜底不泄漏。它们和牛圈一样，如山凹一般，像古城似的，一色地蹲踞沉默，罩盖着浓密的草。

    20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