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卷 第一部 1978~1983 没有规则的骚动 1980 告别浪漫的年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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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无法反抗墙,

只有反抗的愿望。

我首先必须反抗的是:

我对墙的妥协,

和对这个世界的不安全感。

——舒婷:《墙》

20世纪8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大江南北风调雨顺,举国都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喜悦。

24岁的北京诗人顾城在《星星》诗刊上发表他的成名作《一代人》,全诗很短,只有区区的两行,却如原子弹一样地引爆了整整一代人积压已久的情感:“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这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情绪倾诉,个人意识的苏醒在这两行诗歌里毫不隐藏地毕现出来。所有的人似乎都开始意识到,这将是一个不平静的开始。

为了让全国人民过好80年代的第一个春节,商业部在1月18日专门下发通知,要求各大城市敞开供应猪肉。在上一年,全国的生猪存栏新增800万头,每头生猪的平均毛重增加了12公斤,通知要求各地最好是“就地收购、就地屠宰、就地销售”。又过了几天,国务院下达文件,允许“鸡蛋可以季节性差价”,这意味着国家已经在尝试着用价格杠杆来协调市场。这样的通知和文件还将不厌其烦地下发十来年,没有人觉得很突兀,国家始终像一个大保姆,细心地照管着人民的衣食住行。

这年春天,最重大的政治事件是中共中央为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平反了。在2月23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65岁的胡耀邦被推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一批较年轻的干部被推上了重要的领导岗位,其中包括前两年在安徽、四川强力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万里等人。14年前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的刘少奇正式恢复了政治声誉,一大批因之而生的冤案一并平反。踌躇满志的邓小平在会上讲话说,在解决了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之后,今后的工作要着重研究体制改革。

邓小平显然想把全国人民的注意力都集中到经济体制的改革上去。到上一年底,全国进行扩大自主权试点的国营企业已经有4200个,1980年又发展到6600个,约占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数的16%左右,产值和利润分别占60%和70%左右。在中央和各地政府眼中的重点国营企业基本上都已经装进了“试点”的大箩筐里。为了推进这项事关重大的改革,1月22日,国务院根据首钢等试点企业的经验,发布《国营工业企业利润留成试行方法》,允许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企业必须完成了产量、质量、利润、供货合同四项经济指标后,才能按核定和规定的留成比例,提取全部利润留成资金。到了2月,国家经委又发出通知,要求试点企业必须保证“国家多收、企业多留、职工多得”,这当然是一个听上去很美好,但执行起来很困难的要求。种种迹象表明,管制在一步步松动,但中央希望一切都在计划的掌控中有序的进行。各地,新的变革新闻正层出不穷:年初,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复出,国内保险业务被允许恢复;4月10日,中国民航北京管理局与香港中国航空食品公司合资,以558万元注册资本,创建“北京航空食品公司”,港人伍淑清担任港方常务理事。国家工商局为其颁发了中外合资企业001号营业执照,这便是中国政府第一家正式批准成立的中外合资企业。当时,北京航空食品公司的日配餐量只有640份,20年后,这个数字将上升到2.5万份。

跟这家小公司的中外合资相比起来,在南方,一个正开始艰难启动的计划听上去要庞大得多。

这个日后影响了中国开放走向的计划,便是在南方设立“经济特区”。

“特区”这个经济名词是中国人的一个新发明。据《深圳的斯芬克斯之谜》一书记录,它的发明人也是邓小平。在上一年的4月,他与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长习仲勋商讨开放事宜,提出在深圳建立一个新的开放区域,全力引进外来资本,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并且建议这个开放区域就叫“特区”。

在邓小平提出“特区”这个概念的时候,袁庚已经奔赴南方去启动他的蛇口工业区了。“特区”一词既出,心领神会的习仲勋马上加快了开放的速度。很快,到7月15日,一个《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就形成了,报告明确提出:“在深圳、珠海和汕头试办出口特区。特区内允许华侨、港澳商人直接投资办厂,也允许某些外国厂商投资设厂,或同他们兴办合营企业和旅游事业……三个特区建设也要有步骤地进行,先重点抓好深圳市的建设。”

深圳特区的创办思路渐渐明确下来,它被明确定义为“经济特区”。国家拿出3000万元贷款,专供开发深圳经济特区—这个数字的微不足道与日后开发浦东相比,真不可同日而语,由此可见,特区在当时纯属试验性质,中央政府对之并不抱战略性期望。深圳由一个县级城市一跃而升格为正地级市。这回,特区的手笔还是要比袁庚的蛇口大很多。深圳市的总面积2020平方公里,划为经济特区的总面积有327.5平方公里,东西长50余公里,南北平均宽度为6公里多。从飞机上鸟瞰特区全貌,仿佛是条狭长的海带漂浮在山脚下、大海边。其中可规划开发的有110平方公里。

面积大则大矣,却还是只有3000万元的贷款——这点钱还不够搞2平方公里的三通一平。开发者百思之下唯有一计可施,那就是出租土地,用地金来换现金。这个想法,在当时国内可谓“大逆不道”。反对者的理由很简单:共产党的国土怎么可以出租给资本家?当时一位叫骆锦星的房地产局干部翻遍马列原著,终于在厚厚的《列宁全集》中查出列宁引用恩格斯的一段话来:“……住宅、工厂等等,至少是在过渡时期未必会毫无代价地交给个人或协作社使用。同样,消灭土地私有制并不要求消灭地租,而是要求把地租—虽然是用改变过的形式—转交给社会。”骆锦星查到这段话后一阵狂喜,当晚就奔去敲市委书记张勋甫的家门。据说,当时的深圳干部人人会背这段语录,有考察和质问者远道前来,他们就流利地背诵给那些人听。

深圳的第一块土地出租协议,便签订于1980年的1月1日。第一个吃螃蟹的香港商人名叫刘天竹,跟他谈生意的就是那个在《列宁全集》中找到了恩格斯原话的骆锦星。据骆日后回忆,当时的谈判对话是这样的,刘说:“只要划出一块合适的地皮就行。由我组织设计,出钱盖房,在香港出售,赚得的钱中方得大头,我得小头。”骆说:“东湖公园附近,可以划出一块地方来,如何?”刘说:“那好,所得利润,你拿七,我拿三。”骆摇摇头:“你拿得太多了。”刘笑道:“你拿八,我拿二,如何?”骆说:“我拿八点五,余下的是你的!”刘说:“我们初次打交道,往后要做的事还很多,这次就依你的!”这样的对话果然已经是在谈生意了。

刘天竹开发的这个楼盘叫“东湖丽苑”,第一期共有108套新房,他把房子的图纸设计出来后就开始在香港叫卖,仅三天,108套还在图纸上的房子就一售而空了。

“东湖丽苑”的一炮成功,让深圳人大大开窍,他们很快拿出新方案,提出了收取土地使用费的思路,每平方米收土地使用费4500港币,这个地价仅相当于河对岸的香港的1/11。深圳用收进的数亿元钱削掉土丘、填平沟壑,开通公路,通电、通水、通邮政。从1980年至1985年的5年里,深圳实际利用外资12.8亿元,累计完成基建投资76.3亿元,建成了一大批新的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工程,初步形成了九个工业区,香港和国外商人纷纷涌进特区办厂、开公司。

南风自此一路北上,开放之势再不可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