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卷 第一部 1978~1983 没有规则的骚动 1982 春天并不浪漫(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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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围绕宝钢风波和争

围绕宝钢的种种风波和争议

新政策的出台及任、袁等地方官员的开明,使得香港商人成为第一批投资大陆的外来资本群体。《经济学人》在一篇观察稿中写道:“在深圳投资的的客商十有八九是从大陆移居香港或者澳门的中国人,它们比西方投资者更容易适应中国模糊的法律。考虑到香港的前景,他们中的许多人把在这块地方投资当做赌博……然而这些华人投资者仍旧小心谨慎。深圳将近70%的外资投资都集中在办公楼、宾馆以及其他旅游设施上,仅仅只有7.3%是投资于工业项目。”

与香港商人的踊跃相比,欧美企业则要谨慎得多。《纽约时报》记者的观察是:“迄今为止,美国和欧洲的大投资商还在回避这些经济特区。工人未受过训练,不按期交货,不按期启运,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缺乏,在合法权利问题上变化无常,在中国国内市场的销路有限等等,使欧美的大投资商不敢贸然行事。”到这一年底,深圳最大的工业投资项目是百事可乐的工厂,总投资额为550万美元。

如果说南方的特区开放步履维艰的话,那么,全国范围的国有企业改革则更是乏善可陈。原本以为,只要把在农村改革中一试就灵的“承包制”拿到企业改革中来就可以了,谁知道,后者的复杂程度远远大于以个体生产为主的农村经济,中国企业变革开始陷入经济学家高尚全所总结出的“一统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统”的轮回中。1982年1月,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国营工业企业进行全面整顿的决定》,提出用两三年时间,对所有国营工业企业进行整顿。内容有五项:整顿和完善经济责任制;整顿和加强劳动纪律;整顿财经纪律;整顿劳动组织;整顿和建设领导班子。列入第一批整顿的企业共9150个,其中大中型骨干企业1834个。国家统计局在年终报告中承认,本年度的生产、建设和流通领域中经济效益差的状况没有明显改善,固定资产投资增加过多,战线过长,存在着计划外项目挤计划内项目的现象。在国家计划建成投产的80个大中型项目中,有33个没有建成,计划建成投产的80个单项工程中,有24个没有建成。其中,唯一的亮点是上海郊区的宝钢终于在重重争论中“飘出了第一缕淡淡的青烟”。

事实上,围绕宝钢的种种风波和争议从1980年就开始了。这一年的8月22日,新华社罕见地播发了一条新闻稿,严厉批评宝钢下属的一个“电力分指挥部”违反财经纪律,擅自动用外汇,进口属于高级消费品的小轿车和旅行车各四辆。在其后的一些评论中,宝钢被影射是“浪费与赤字经济”的典型,在“一切经济都是政治”的舆论环境中,几乎所有的人都从中嗅到了某种不寻常的意味。伦敦的《经济学人》杂志在这个月的“中国评论”中透露说,“中国钢铁工业的副总负责人在上海告诉日本钢铁公司的经理,外界的批评已经让工程很难再向前推进。许多人认为,中国拥有大量的廉价非熟练劳动力,在这种情况下,建造只需要少量熟练工人的资本密集型工业工程是疯狂的”。9月,在第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一些全国人大代表就宝钢的问题向冶金工业部提出质询,问题包括“这项工程究竟要花多少投资,工厂建成后能出多少产品,建设这么一个厂在经济上是否合算,工厂的选址是否恰当,工程的质量如何”等等,冶金工业部部长唐克对此进行了一一的回答,他承认宝钢建设中有几点教训,如“冶金部对量力而行的原则考虑不够;上马仓促,没有进行详细的可行性研究,没有请各方面的专家进行论证,准备工作有许多欠缺的地方;如果有比较充裕的准备时间,可再节约一些外汇。在资金使用上也存在一些浪费现象,买了一些不该买的东西。”新华社对这一质询进行了公开的报道,很显然,有人希望通过让事态公开化的方式迫使这个项目流产或推延。

1981年8月,在宏观经济日趋紧缩的大背景下,中方决定中止向日本公司购买成套设备的四个合同,并为此支付了相当于合同总金额11%左右的补偿费,到第二年的3月,宝钢向德国公司购买设备的巨额协议也被要求推迟三年“交货”,此些举措在国际舆论中溅起轩然大波,它被视为中国经济“紧急刹车”的重要标志事件。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宝钢的建设终于没有“喊停”,到1982年8月,第一批两座巨型熔炉正式宣告投产,这个时间比原定计划延迟了大约十个月。它们将年产钢铁300万吨,占当时全国钢铁产能的1/10。媒体报道:“一个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的雏型已经呈现在人们的眼前。首尾长达一公里的初轧厂,翠绿色的钢结构厂房已经大部完工,两台有四层楼高的初轧机,像一对孪生兄弟挺拔地站在坚实的地基上。远处发电厂两百米高的大烟囱里,正飘浮着淡淡的青烟。”(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