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毕业后，摆在我面前的就是以后的求学问题。母亲早有个计划。外祖母给她的一千两（大约等于当时的银币一千五百元），自父亲逝世后存在本镇的钱庄上，至此时连本带息共约七千元之数。母亲把七千元分作两股，我和弟弟泽民各得其半，即三千五百元。因此，她认为我还可以再读书三年。中学毕业，当然要考大学。母亲本订阅上海《申报》，《申报》广告栏上登有上海及南京的大学或高等学校招生的广告，也登着北京大学在上海招考预科一年级新生的广告。母亲因为卢表叔此时在北京财政部工作，我若到北京，卢表叔会照顾我，因此，她就决定我去北京大学求学。七月下旬我到上海，住在堂房祖父开的山货行中（他是曾祖父八个兄弟中最小一个兄弟的儿子）。这时我才知道北京大学预科分第一类和第二类。第一类将来进本科的文、法、商三科，第二类将来进本科的理工科。报第一类的，只考国文与英文。我自知数学不行，就选择了第一类。

    考试分两天，都在上午。第一个上午考国文，不是作一篇论文而是回答几个问题。这些问题是中国的文学、学术的源流和发展。第二个上半天考英文，考题是造句、填空（即一句英语，中空数字，看你填的字是否合格，合格了也还有用字更恰当与更优美之别）、改错（即一句中故意有错字，看你是否能改正，或改得更好），中译英，英译中。最后还有简单的口试。

    考试完毕，堂房叔祖（可惜我记不其他的名字，只记得是个跛脚）留我多住一、二天，派山货行的学徒陪我游了上海邑庙等。此时上海电力公司供电不足，电灯用户极少，堂叔祖的山货行用的是煤气灯。

    我回家后，天天留心看《申报》。因为被录取者将在《申报》广告栏刊登姓名。等了约一个月，果然刊登出来了，却是沈德鸣，家里猜想鸿鸣字形相近，故而错了。幸而不久，学校来了通知，这才知道我考上了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

    这是一九一三年夏。北京大学由京师大学改名为北京大学后第一次招收预科生，而且第一次到上海来招生，这对于长江以南各省中学毕业生想考北京大学者，是一大方便。

    这年我虚岁十八，实岁十七。

    四叔祖吉甫（即凯叔之父）在上海一大商人那里做家庭教师，实际上却代这大商人写同行中来往的信件，尤其是这个大商人巴结官府的禀帖。

    四叔祖在上海遇到一家姓谢的，叙述家世，原来这姓谢的父亲也和曾祖父同在梧州做官，因而彼此间凭此世谊，往来亲密。四叔祖知道谢家一个儿子名唤砚谷的，也考取了北京大学预科，就约他和我同乘轮船到天津再转乘火车到北京。谢家十分愿意。四叔祖就写信通知母亲。母亲正愁我路上少伴，得信后十分高兴，并函四叔祖约定于七月中旬动身。

    我届时到了上海，也住在四叔祖那里，等待谢砚谷。那个大商人知道我是去北京求学的，对我很客气，派人陪我到处玩玩。上次来考预科时，我曾住在堂房叔祖的山货行里，这次我又来了，理应拜见他老人家。

    这样，热闹地过了二、三天，然后同谢砚谷乘轮北上。在这两三天内，我跑遍了上海各书坊，无意中买到一部石印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在三日三夜的海程中，我与谢砚谷相处极熟。谢比我大二、三岁，人情世故相当熟练。他见我经常翻阅那部百三家集而感到诧异，我也为他朗诵的吴梅村的《圆圆曲》和樊樊山的《前彩云曲》与《后彩云曲》而感到同样的惊异。“书不读秦汉以下"是我的教条，自然不知明末的吴梅村与晚清的樊樊山。我与谢砚谷恰好走了个反面。他是未尝读秦汉以上的书，我是未尝读元、明以后的书。这三日三夜的海程，成就了我和谢互相补课的机会，至少在我这方面是这样的。

    我知道谢的姐夫在天津做官，谢也知道我有亲戚在天津海关工作，届时双方都会到码头接待我们。

    船到天津码头时已是暮霭迷蒙，果然双方都来人了。我和那个亲戚从没见过面，是祖父写信告诉他的。现在却由谢砚谷把我介绍给我的亲戚，彼此不免大笑。谢的姐夫说，开学日期还有四、五天，不如在天津玩一两天再进京吧。

    于是我住在亲戚家里，谢住在姐夫家里。第二天上午，我与亲戚到谢的姐夫家里闲谈。谢的姐夫问我：“听说你有个表叔在财政部，是佥事呢，还是司长？"我答，不大明白。我的亲戚说，出去玩玩吧。但天津没有可供游玩的公园之类。路过一丛洋楼，谢的姐夫说，这是南开大学。中午到了，我的亲戚提议上馆子。谢的姐夫说有个馆子价廉物美，他常去，招待周到。我是一点酒都不能喝的，他们三人既醉且饱，我的亲戚同谢的姐夫争付酒饭钱，结果，二人品分。此时已近黄昏，我的亲戚提议听戏。我从没上过戏园，而且奇怪为什么在夜间演戏。谢的姐夫说，此间有日戏，也有夜戏，名角儿是在黄昏后上台的。于是进了一个戏园，只见舞台前摆着二三十条狭而长的木板凳，已有人坐在那里，却是斜欠着身子，把耳朵对着舞台。后来知道南方人叫"看戏"，而北方人叫"听戏"，所以耳朵对着舞台。我们一行四人，也拣空位坐定。此时戏园中人声嘈杂，我的亲戚和谢的姐夫也在议论今晚的戏目，台上正演武打戏，锣鼓喧天，可是我竟坐在这窄条凳上睡着了。

    第二天我和谢砚谷进京，火车在崇文门车站停下，卢桂芳（他是卢表叔的儿子，那时在北京读中学，他比我小几岁，大名树森，表字奉璋）带了两个男当差正等着呢。

    卢表叔早知道我和谢砚谷作伴来京，料想行李必多，所以派了两个男当差。

    桂芳表弟送我和谢砚谷到译学馆，这是两层楼的洋房，是预科新生的宿舍。课堂是新建的，大概有五、六座，却是洋式的平房，离宿舍不远。我问桂芳表弟，才知卢表叔任公债司司长，极忙。

    谢砚谷上课二星期，他的姐夫通知他：南开大学也招新生。谢砚谷又去考了南开，也被录取，从此我和他就分别了。

    当时北大预科第一类新生约二百多人，分四个课堂上课。每个课堂约有座位四十至五十。至于宿舍（译学馆），楼上楼下各两大间，每间约有床位十来个。学生都用蚊帐和书架把自己所居围成一个小房间。楼的四角，是形成小房间的最好地位，我到时已被人抢先占去了。现在记得，一个是毛子水，浙江江山人，另一个是胡哲谋，浙江宁波人，后来上课时才知道他是我的同班生而且同年。胡哲谋有个叔父在大学本科教数学，他希望胡哲谋也像他自己那样，成为数学家。但胡哲谋喜欢文科，他的叔父为此不悦，有"让他试一年再说"的话，这是胡哲谋自己告诉我的。

    在沙滩，另有新造的简便宿舍，二、三十排平房，纸糊顶篷，两人一间，甚小，除了两人相对的床位、书桌、书架之外，中间只容一人可过。取暖是靠煤球小炉，要自己生火；而译学馆宿舍则是装烟筒的洋式煤炉，有斋夫（校役）生火。

    当时北京大学的校长是理科院长胡仁源（湖州人，留美）代理，预科主任是沈步洲（武进人，亦是留美的）。教授以洋人为多。中国教授陈汉章教本国历史，一个扬州人教本国地理，沈尹默教国文，沈坚士（尹默之弟）教文字学，课本是许慎《说文》。陈汉章是晚清经学大师俞曲园的弟子，是章太炎的同学。陈汉章早就有名，京师大学（北大前身）时代聘请他为教授，但他因为当时京师大学的章程有毕业后钦赐翰林一条，他宁愿做学生，颇望得个翰林。但他这愿望被辛亥革命打破了，改为北大以后仍请他当教授。他教本国历史，自编讲义，从先秦诸子讲起，把外国的声、光、化、电之学，考证为我先秦诸子书中早已有之，而先秦诸子中引用"墨子"较多。我觉得这是牵强附会，曾于某次下课时说了"发思古之幽情，扬大汉之天声。"陈汉章听到了，晚间他派人到译学馆宿舍找我到他家中谈话。他当时的一席话大意如下：他这样做，意在打破现今普遍全国的崇拜西洋妄自菲薄的颓风。他说代理校长胡仁源即是这样的人物。记得有一次，本科有个学生问及"经今古文"之争该如何看待，他作了回答，并发给我们参考。这是一篇骈文，每句都有他自己作的注解。全文记不清楚了，大意是：他推重郑康成，主张经古文派和今文派不宜坚持家法，对古文派和今文派的学说，应择善而从。他对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很不满意，说刘歆（本名秀，后汉时为避光武帝讳而改的）怎能编造春秋左氏传如此起完整，全书没有破绽。（按：康有为是今文派，他的《大同书》是根据何休《公羊传》的学说而加以推演的。）

    教本国地理的教授是扬州人，他也自编讲义。他按照大清一统志，有时还参考各省、府、县的地方志，乃至《水经注》，可谓用力甚劬，然而不切实用。

    沈尹默教国文，没有讲义，他说，他只指示研究学术的门径，如何博览，在我们自己。他教我们读庄子的《天下》篇，荀子的《非十二子》篇，韩非子的《显学》篇。他说先秦诸子各家学说的概况及其互相攻讦之大要，读了这三篇就够了。他要我们课外精读这些子书。他又说《列子》是伪书，其中还有晋人的伪作，但《杨朱》篇却保存了早已失传的"杨朱为我"的学说。

    至于文学方面，沈老师教我们读魏文帝《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勰（彦和）《文心雕龙》，乃至近人章实斋的《文史通义》；也教我们看看刘知几《史通》。

    清朝末年，江西诗派盛行，江西诗派的始祖是黄山谷，沈老师抄示黄山谷的《池口风雨留三日》，诗是七律，其辞如下：“孤城三日风吹雨，小市人家只菜蔬。水远山长双属玉，人闲心苦一舂锄。翁从旁舍来收网，我适临渊不羡鱼。俛仰之间已陈迹，暮窗归了读残书。"他又说，山谷自言，欲仿庄周，分其诗文为内外篇，《池口风雨留三日》见外集。沈老师说他自己也喜欢黄山谷的诗，但他不是江西诗派。他还把他作的诗抄给我们看，可惜我现在一首也记不起来了。

    同学中有问沈老师是不是章太炎的弟子？回答：不是，但又说沈坚士曾从太炎先生受"小学"要旨。同学中又有人问：听说太炎先生研究过佛家思想，是不是真的？回答是真的。沈老师又说，你们想懂得一点佛家思想，不妨看看《弘明集》和《广弘明集》，然后后《大乘起信论》。我那时好奇心很强，曾读过这三本书，结果是似懂非懂，现在呢，早已抛在九霄云外，仅记其书名而已。

    至于外国文学，当时预科第一类读的是英国的历史小说家司各特的《艾凡赫》和狄福的《鲁宾逊漂流记》，两个外籍老师各教一本。教《艾凡赫》的外籍老师试用他所学来的北京话，弄得大家都莫名片妙，请他还是用英语解释，我们倒容易听懂。

    预科第一类规定第二外国语（英文是第一外国语）是法文或德文，我选择了法文。教法文的人不懂英语，照着课本从字母到单字，他念，我们跟着学。幸而那课本是法国小学用的，单字附图，我们赖此知道该字是指什么东西。听说这法国人是退伍的兵，是法国驻京使馆硬荐给预科主任沈步洲的。

    教世界史的（实际是欧洲史），是个英国人，用的课本是迈尔的《世界通史》，分上古、中古、近代三部分，上古从古埃及、两河流域的文化，然后希腊、罗马。此书附有插图（大概这是当时比较好的欧洲史，后来有人译为中文出版，即名《迈尔通史》）。

    预科第一年上学期的学习情况，略如上述。到下学期，有了较大的变动。《艾凡赫》与《鲁宾逊漂流记》都由中国人来教了。法文老师换了人，是波兰籍，他教法文和德文，用英文解释，但因其也教预科第一类学生之选学德文者，在我们班教法文时，有时忽然讲起德语来。他也教预科最后一年的拉丁文。

    但是最使我高兴的，是新来的美籍教师，据说是美国的什么师范大学毕业的，年纪不过三十岁。他的教学方法好。他教我们莎士比亚的戏曲，先教了《麦克白》，后又教了《威尼斯商人》和《哈姆莱特》等等，一学期以后，他就要我们作英文的论文。他不按照一般的英文法先得学写叙述、描写、辩论等的死板规定，而出个题目，让我们自由发挥，第二天交卷。我的同班同学中，一位姓徐的，单名佐（富阳人），英文程度较差；因与我友好，请我代作。我先给他作了，然后作自己的。但是出手虽快，却常有小的错误。胡哲谋是我们班中写得最好的。老师常常表扬他。

    母亲早有信来，寒假不必回家。平时，每逢星期日，我即到卢表叔公馆去。卢表叔知我寒假不回家，便邀我到他家去住。但我还是婉辞。因为宿舍里江、浙两省的同学大多数都不回家，宿舍照常生火。我只向卢表叔借他的竹简斋本二十四史的《史记》。卢表叔欣然借给我，并说，如有不懂之处，不妨问他。从此每逢寒假，我就借卢表叔的二十四史来读，在二十四史中，辽、金、元、宋、明等史，我都不感兴趣。寒假是一个月又半，三年是四个月又半，当时除前四史是精读，其余各史不过流览一遍而已，有些部分，如关于天文、河渠等太专门了，我那时也不感兴趣，就略过了。卢表叔说，二十四史是中国的百科全书，我当时是相信此说的。

    平凡而又繁忙的学习生活，使人觉得日子过的真快。转眼间又四月花开，喜气洋洋。京中盛传日本帝国提出苛刻的意在置中国于被保护国地位的二十一条。同时又盛传总统（袁世凯）不惜背城一战。又传列强对中国的政策向来是：门户开放，利益均沾。日本帝国想独吞中国这块肥肉，列强势必出面干涉。而各种谣传之中，尤以袁世凯不惜背城一战为甚嚣尘上。胡哲谋对我说，他的叔父因为跛足，走路靠单拐，行动不便，即日就带他到天津去了。我问，到天津住那里？他说，暂住租界的旅馆。胡哲谋又说：“听说你有个亲戚在天津海关上当差，何不去投奔他？"

    我这时也有点心神不定，眼看胡哲谋收拾行李走了，我想，何不到卢公馆打听一下。我到卢公馆时已近黄昏，卢表叔刚刚从财政部下班回家，看见我就问：“你也听到那些谣传么？"我就问：中日有无交战之可能？卢表叔笑了笑说：“可惜总统年老，不是当年小站练兵的时候了。”

    我这时恍然大悟，袁世凯用的是"将要与之，必先取之"的方法，故意使其亲信散布"不惜背城一战"的消息，使但求苟安的遗老、遗少、富商等等奔走相告，惟恐真要打仗，然后袁世凯借口"民"意如此，他只得委曲求全了。

    我回到宿舍，却见毛子水不曾走，照常读《段注许氏说文解字》。胡哲谋的书桌上却留着一些撕破的纸片。我取来片好一看，大意如下：他打算读完预科第一类之后，转入预科第二类，理、数方面趁暑假在家补课，他的叔父即可教他。在大学本科攻习数学，先完成叔父对他的期望，然后再转大学文科，完成自己的愿望。此后可在本国各大学兼教文、理两类功课，到五十岁退休，出洋游历考察，预计二年至三年。六十岁将研究哲学，然后著书立说，成一家言。

    我当时想：不料阿妹（按宁波话，“谋"与"妹"同音）有此远大计划。我把拼凑好的纸片收藏好。

    到了五月，袁世凯全部接受日本帝国的二十一条的消息，先是十口相传，随即各报也刊登了。

    胡哲谋和他的叔叔也从天津回来了。我和胡哲谋再见时，把拼凑好的纸片还给他，问道：“当时你以为从此将兵火连天，没完没了，你的读书、立身、著书成一家言的计划将不能实现了。现在，我祝你的计划将会成功。"

    在我读完预科第二年的时候，凯叔也到北京来了。他是卢表叔保荐在中国银行当练习生。他有一次到译学馆宿舍来看我，说其他自己的事，一天写几张传票，每月也拿十六元。凯叔当练习生气满后，在总行办事三、四年，然后总行派他往南昌当科长。后来屡次迁升，一九三六年，他任中国银行天津分行襄理，抗战时，我在重庆又遇见他，这是后话，此地不多说了。

    在我将要读满预科三年的时候，谣言最多的北京又谣传有所谓筹安会者拟推袁世凯为帝。有一个无聊的英国人写文章说中国不宜行共和，还是帝制好。戊戌政变主角之一梁启超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反对帝制。但文人之笔端，不是小站练兵器家的袁世凯所畏的；他终于十二月称帝。当时孙中山领导的讨袁军，在西北，东南沿海各省，两广，同时并起，声势甚大，但皆为袁平定。后来被软禁的蔡松坡将军得了一个妓女的帮助而逃到天津时，袁世凯不免有点惊慌。因为袁知道蔡必在云南起义，而守四川的陈宦，是袁所不信任的。当我将要结束三年预料的学习，即在一九一六年三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本来预备在正式登上皇帝宝座时用以庆祝的广东焰火，在社稷坛放掉。我和许多同学在这夜都翻过宿舍的矮围墙去看放焰火，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有这样在半空中以火花组成文字的广东焰火。那夜看到的火花组成的文字是"天下太平"。据说，本来还有个大袁字，临时取消了。

    当我正在准备预科的第三年的最后一次大考时，袁世凯死了。

    我在北京度过第三个冬天时，桂芳表弟奉父命来邀我去参加内国公债抽签还本的公开大会。

    原来袁世凯上台以来，首先南方各省有所谓"二次革命"，曾用兵多日，方得平定；后来袁世凯称帝时，孙中山领导的讨袁军曾遍布西北、东南沿海、两广一带已如上述，亦用兵多日方得平定；凡此诸役，花钱甚多，国库如洗，赖发公债度日。当时所发公债，种类名称不一。投资者视公债如鸡肋，故定期抽签还本，实为劝诱投资者之唯一法门。

    现在回过来略述我所目睹者。在什么礼堂进行（财政部礼堂或者新建成的基督教青年会礼堂），我记不清了。当时使我惊奇的是台上的一个斗大铜球，装有柄。桂芳表弟告诉我，这大铜球装有小铜珠，小铜珠上皆刻有号码，亦即某种公债票上所印号码。某种公债票有多少，小铜珠即有多少，但本期还本者非此种公债票之全部而是一部分，故必须抽签，亦即摇动铜球，每摇一次，即落下小铜珠一枚，直至既定的还本数目。

    那一天，卢表叔在台上慷慨激昂地作了短短的演讲，大意是：学溥（卢表叔的大名）在职一日，必竭尽绵力，使到其应还本之公债，如其抽签还本，维护投资者的利益，并望转告亲友踊跃购买。绅商多买内国公债，政府即少借外债，故购买内国公债，于国于己，两有裨益云云。

    卢表叔任公债司长时，确曾如他那天所说，到期还本，从不失信。这是因为他在公债司长任期，政府所发公债不算太多。后来蒋介石上台，据估计，蒋十年内所发公债，十倍于北洋军阀历届政府所发者。公债于是成为投机者的工具。

    另有一事，也给我难忘的印象。那是新年团拜，在浙江会馆。卢表叔对一长者执礼甚恭，自称晚辈。卢表叔并介绍我和桂芳表弟与长者见面，谓须叩头，我才知道长者即为沈钧儒。

    桂芳表弟又告诉我，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孙经理近来很巴结卢表叔，希望承印政府所发大量公债票。孙说，北京分馆拥有京华印书局，设备和技术保证所印公债票合乎规格。

    当时我漫然听之，真是做梦也没想到这件事和我后来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大有关系。

    我于同年七月回家。

    在回家前，我和若干同学及凯叔游了一次颐和园。我和凯叔受了桂芳表弟的怂恿，他说，颐和园此次开放数日，机会难得。他已游过。我们各包一架人力车，讲定来回共付大洋两元。这是一般的成规。在游览时，我想起人家常说颐和园布局有如西湖，我看不大像，而且有许多地方，还不能进去。但我当时所喜欢的，还是长廊及其彩绘。佛香阁石级太陡了，上去太费力。

    最后，关于胡哲谋，我还想说几句。他的大计划终于没有实现。大约是五卅运动前后，他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担任《英文周报》的主编。这时，他已锐气消尽，更加沉默寡言。而且，因为他的夫人不生育，他的长辈又强其他置了妾。社会大环境，家庭小环境，对于善良者的压力，其大有如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