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去车站接石留的时候,天正下着雨,雨不大,连我的衣服都淋不湿,但把我的眼镜淋花了,害得我看不见东西,差点给汽车撞死。开车的说,你找死啊!另一个开车的说,活得不耐烦了!我咒骂恶毒的天气,我说狗日的天气,狗日的南州,狗日的开车的。然后我顺着墙根走,避开狗日的车辆和行人。

    我走进广场的时候心情愈加恶劣。上个月我和同事去北京出差,刚下火车,碰上一个骑自行车的北京姑娘,她见到我们就说,都跑来北京干什么?北京有什么好玩的!我现在的心情就和那北京姑娘一样。我对广场上的盲流嘟囔着,在家好好呆着,都出来干什么?可我要接的偏偏是个盲流,我刚来南州时也是个不太安分的盲流。

    那年我到武汉坐火车,在排队买车票时,我的情绪突然坏得不可收拾。我特别烦周围的人。石留去车站送我,陪着我排队买票,我连她也烦上了,可我不能对她怎么样,就对站在她身边的人撒野,无缘无故踢了人家一脚。那人无端挨了一脚,很愕然,愕然之后还了我一脚,还骂了我一句。我自知理亏,明知他踢我那脚比我踢他那脚重得多,也只好认了。石留看到我重重挨了一脚,心疼了,看到我无声地受着,她火了,她突然张牙舞爪向那人抓去。那人是好男不跟女斗,拎起包走开了。石留突然由温顺的少女变成河东狮子让我大吃一惊,我忍不住开怀大笑,看到我笑,石留也笑了。坐在火车上,我从窗口伸出手,轻轻抓住石留的小手。她静静地看着我,眼睫毛竖得直直的。她读中学时,一双眼睛迷倒了很多同学。她的眼睛有一种很特别的颜色,粗看像涂了眼影,细看又没涂,那是一种让人只想陷进去的颜色。文静的石留一直默默地看着我,等到火车快要开了她才交待说,南州我没去过,那里以前是野蛮人呆的地方,现在说是改革开放了,我想也文明不到哪儿去,你去了那边要学会控制自己,千万不要冲动。火车开动了她还追着说,注意身体,千万不要生病。我忍不住哈哈大笑。病要找我我未必赶得走。可这句话让我以舒缓开阔的心境抵达南州,并生活至今,就冲着这句话,我今天死活要到车站接她。

    火车照例要晚点。我原来以为要晚点两个小时,结果只晚点了一小时,对此我感到欢欣鼓舞。但火车到站后我仍然等了一个小时,因为守闸门的两位女同志很负责,逐个旅客查票,比机场的安检人员还严肃认真。出站的旅客也很安分,很守纪律,尽管在里面挤得热火朝天,但一到闸口就变乖了,自觉形成一排,这种由面至线的自然过渡很让我吃惊,我由此悟出,每一种游戏规则的形成都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

    在车站等待的两个小时,我因为无所事事两次想钻进站台。我曾经在车站海关上了三个月的班,我知道火车站西边有个侧门可以直达站台。我在车站上班的时候联检单位的人都从这个侧门进去上班,我也走这个侧门。后来我不在车站上班了,但我仍然习惯走侧门进出车站。后来海关搬走了,进出火车站就没有那么方便,但我每次都能拿着工作证从侧门混进去。这看起来是件好事,实际上是件坏事,我的狐朋狗友把我这儿当成中转站,吃我,喝我,睡我的地铺。完了就跟我玩失踪。经得多了,我就对我的同学、乡里、朋友多了个心眼,再有人打电话来,我就打哈哈,通完了话,我已经不记得对方是谁,更不记得说了些什么。

    石留来电话的时候我习惯性地打着哈哈,谁叫她对接电话的人说是我的同学呢。我一听到同学头就大了,我周围的人都沾同学的光,就我沾同学的晦气。当然石留不同,她的晦气我也要争取沾上,因为她有一双迷人的眼睛,有一副楚楚动人的身材,还有一颗爱我的心。我对石留说我到车站接你,我在站台上等你。可是守门的两个保安很不给我面子,他们一次次看我的证件,就是不让我进去。其中一个保安说,海关?他先摆出一副茫然的样子,然后起身看他屁股坐的地方,我也看,看到椅子上写着“海关-2”。他拍拍屁股,走到闸门边,那儿放了部烂行李车,车上写着“海关-3”。海关搬走了,留下的烂东西倒是不少,可惜就是没留下影响力。我对保安说,我跟朋友约好了,在站台等她,你不让我进去,她会一直在站台等下去的。保安说你真会编故事。我说不是编故事,古时候就有这样的事,有一个人在河底等他的恋人,老等不来,结果河水涨上来把他淹死了。保安说,这个故事比你的故事编得好。看来这个保安出身非同一般,大概是学院派的,我很难说服他。我转身去做另一个保安的工作。我问他一个月多少人工,他说五百。我说我给你找家单位,人工八百,你让我进去。他问我替他找什么工作,我说还是保安。保安笑了,他笑着说,你拿我寻开心哪!我要是答应你,我还有资格做保安吗?我心想真邪门了,敢情这里的保安都是学院派的,水平一个比一个高。

    我终于接到石留了。当然不是在站台上等到她,而是在闸口堵到她。她随着人流一个劲儿往前走,根本就没把我放在眼里,我只好冲上去堵住她。

    我拉着石留的手在广场上走,心里想的是千年等一回的美好传说,我知道大家都愿意在故事里讲,在歌里唱,真能海誓山盟等在一个地方的人已经难找了,就算有,大家也都当他是天字第一号的大傻瓜。对此我感到欣慰,也感到悲哀。

    我带石留去酒店吃饭。说这地方是酒店真是太抬举它了,它比大排档好不到哪儿去,价钱也贵不了多少,但请朋友在这儿吃饭还撑得住面子。

    我在这家酒店打过工,店老板对工人很刻薄。我是由一个北京人叫做片警的朋友介绍去的,店老板对我的警察朋友低声下气,我朋友姓怀,店主是潮州人,普通话讲不好,他说坏警察带来的人,没话说。我朋友把眉毛竖了起来,想发火终于又没发。我朋友说开个价。我听到这话很不自在,这话怎么就像做人肉生意似的。店主说三百五。

    这店主很不地道。当着我朋友的面说给我三百五的人工,警察叔叔一走,他就改口说人工三百,嫌少就走人。我知道他想赶我走,我偏赖着。我说三百就三百,心想别说三百,包吃包住一分钱不给我也干,我得找个地方吃喝拉撒。我在店里干了十天就在海关找到了事,那时海关收大学生就像收垃圾似的。我去找店老板辞工,店老板有点阴阳怪气,他说,本店的规矩,做不满一个月的要扣押金,你没交押金,我就不扣了,不过人工就没得拿。对黑心的店主我毫无办法,就像资本积累时期工人对资本家毫无办法一样。我不想找片警修理他,再说找也找不着,我把片警的呼机号码丢了。片警走时给了我一张小纸片,上面用一横杠挑着两串阿拉伯数字。他说,有事CALL我。我看着纸片两眼发直,不知道半个破折号连着几个数字怎么能够“扩”到人,就漫不经心地把纸片塞到裤腰袋里。第二天纸片就不见了,也不知道是人家拿走了还是它自己出去溜达了。我对店老板说,再见,我还会来看你。我这话不咸不淡,店老板听了就张开了大嘴,张开大嘴的店老板给人的感觉很恶心。

    我问咨客小姐还有没有饭吃。小姐说有,说完对我很夸张地笑了。这笑让我的胃口减少了一半,但我的另一半胃口还是能装不少东西。我们跟着小姐到了二楼,找了一个靠窗的台子。用湿纸巾擦了脸,喝着茶,石留的脸上才有了点血色。她说,南州人真多。这是她到南州后说的第一句顺溜话。她见到我就说了一个字,她说哥。她在信里就这么叫我,那时我读大一,她想认我做哥,我偏不要她做妹,所以直到大学毕业我也没跟她谈成恋爱。

    部长拿着菜牌十二分热情地靠在我的椅子上,问,先生小姐要吃点什么?我点了一个野葛生鱼汤,一个桑拿虾,一个清蒸边鱼,一个炒沙虫,一个水煮菜心,一个纸包骨。石留说够了,吃不了。部长也说够吃了。

    部长去了两分钟又回来,对我说,对不起先生,没有沙虫,沙虫下班了。我说沙虫也下班啊。部长赶紧解释说,对不起,是做沙虫的师傅下了班。我说沙虫这么早就下班,那就不吃沙虫了。

    有一位小姐站在我身边,她穿了件印着贝克啤酒的超短裙,露出两条白花花的大腿,害得我的眼睛老是往她肚子下面看。贝克小姐说,要喝酒吗?先生小姐。她指着墙上的招纸说,这酒不错,十块钱一支,要不要先生小姐?我说不要先生小姐,要青岛。贝克小姐说,青岛下班了。我说那就来支喜力,贝克小姐说喜力也下班了。看来只有贝克小姐还在顶班,那就来贝克小姐吧。我把酒杯满上,又替石留斟酒,我说为了南州,干杯。刚干完杯,部长又来了,我说这回不知谁下了班。果然部长又说对不起,纸包骨没了。我对部长说,劳驾你去厨房帮我看看,看桑拿虾和清蒸鱼有没有下班,如果下班了,就赶紧叫老板回来上班。

    隔壁桌的一位小姐听了我的话忍不住放声笑了,她笑着说,先生,我看了你半天了,一直想笑,我们叫了个象牙蚌,也是半天上不来,让给你算了。这小姐很面善,可是想不起在哪儿见过。这时象牙蚌已经端上来了,我对面善小姐一拱手,说谢谢啦!我实在饿坏了。

    吃着象牙蚌,我给石留讲了个笑话。有一天,我和同事去酒店吃饭,刚进门,同事就惊叫起来,哇!象拔蚌特价,十五块钱一斤。我一看,跟着念出声,象牙蚌特价,十五元一斤。我跟石留讲这个笑话算是白讲,她根本不知道象牙蚌和象拔蚌是怎么回事,就像我对我老妈讲克林顿和叶利钦一样,她说这两个人不认识,是哪个村的?

    部长迟迟没有回来。我又叫了两个饭,做出一个等菜上的样子。我拿眼四处睃巡,发现贝克小姐已经像一只蝴蝶一样翩然飞走了。服务员小姐已经收拾好隔壁桌子,正用拖把拖地。女部长还是不出来,一个部长模样的男人走了过来,问我们还加不加菜,我说不用加菜,把没上的菜上来就行了。男部长装模作样地拿起菜单看了一下,说,我去厨房催一催。我知道他根本没法催,厨房的人早下班了,厨房门都锁了。这地方我呆了十天呢,我比他还熟悉地形。男部长兜个弯就回来了,他说,对不起,这两个菜取消了。我不愠不火地说,谁替我取消了,怎么招呼都不打就把菜取消了?他招架不住,只好如实说,厨房的人下班了。我说,不着急,我等他们来上班。

    我替石留倒满茶,又把自己的茶杯倒满,装出一个打持久战的样子。酒店里剩下的几个人等着下班,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在我们周围团团转。我每隔十分钟问一句,老板该回来上班了吧?没人睬我,大家都苦着脸。留守的几个小姐或坐或站,成散兵状把我们包围着,有一个小姐开始很夸张地打哈欠。男部长在柜台打电话,看他的表情十分激动,我估计他正在添油加醋地给老板汇报情况。又过了五分钟左右,男部长走了过来。由于刚才过于激动,尽管他极力强装笑容,他的脸还是红里泛青。我知道他要讲什么,我就等这句话呢。男部长说,两位老板的单已经有人买了,两位用完饭请自便,招待不周,敬请谅解。我终于忍不住打了个哈欠。

    走出酒店,石留埋怨我太刻薄,得理不饶人。我说,这一课是为你上的,你现在是在南州,不是在武汉,以后多学着点。

    我带石留去见校长。校长大名程应瑜,是个面色阴沉的人,他不笑的时候比笑起来好看,尽管如此,大家还是愿意看他难看时的样子。整天面对一个不笑的人,估计谁都受不了。石留给校长带了一些礼物,都是些拿不出手的家乡特产,这些东西校长从没在家里吃过,他和他老婆看着两眼发直。后来他对我说,他当时真是左右为难。婉拒吧,不礼貌,留下来呢,只能搁在家里占地方。校长就批评我,说不该让小石大老远拎过来。他后来还是偷偷把特产退给我了,说他实在不知道怎么整,还是我跟小石留着慢慢吃吧,这叫物尽其用嘛。结果我和石留吃得嘴唇起泡,吃了一年也没吃完。

    去校长家里坐时我拎了筐荔枝,这荔枝是在大院门口的小店里买的,我是店里的常客,店主是潮州人,潮州人做生意向来是刁钻古惑,他并不因我是熟客而给我优惠,反而经常宰我。我拎走荔枝当时可以不给钱,表面上看似乎是优待我,但回头算账他就会多收一两块钱,说是涨价了。对此我毫无办法,我明知他在骗我,还是得在他店里买东西,因为不在他店里买就得去另一个铺头买,去那个铺头来回得二十分钟,而且难保不给人家宰。因此你可以看出我是不怕给人骗怕麻烦的那种人。我这种人注定了要常吃亏的。我对校长说,今年熟荔枝,荔枝又脆又甜,水分特多,你和阿姨多吃点。校长说来家里坐就行,不要拎东西。我说不拎东西,就拎点荔枝。

    校长是个和善的人,很少发火,但为石留的事他差点对我发了火。那天我正在校园里溜达,校长走了过来,问我干什么,我说溜达。他对我说石留不错,问我几时办手续。我说说不上,还只是朋友,她看不上我呢。校长说这是什么话,打老远的调过来,我可是看你的面子,总不成你调她过来给人家做老婆吧。我说难讲,这些年我可是一直在为他人作嫁衣。校长说,越来越不像话,待会儿来我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