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村的第一任村长,是我姥爷他爹。“他爹”到现在,成了“祖上”。大家一说起过去的事,就是“祖上那时怎样怎样”。我虽然寄养在姥爷家中,大家也让我喊。据三姥爷序列中的孬舅讲,祖上长得很福态,大人物似的,脸上不出胡子。我当时年幼,上了他的当。后来长大成人,一次参加村里烧破纸,见到了百年之前的祖上画像,才知道是个连毛胡子,这才放下心来。
刘震云
《手机》讲述了一个关于“说话”的故事。主人公严守一是电视台谈话节目主持人。小说开始写了六十年代童年时的严守一,他不爱说话的父亲,他的表嫂、朋友及奶奶。接下来写到当下,长大后的严守一从事了让全村人都不信的以“说话”为生的职业——在电视台当主持。小说最后回到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追寻严守一话语的源头。在充分展开的中间部分里,作品里长出了许多嘴,都在说话,有说假话的,有说实话的,有不爱说话的,有话中有话的,也有说心里话的。
刘震云
《温故一九四二》被公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作,是作家刘震云的首部调查体小说,讲述了一个不能不为人知的、关于饥饿的故事。刘震云形象地说:1942年河南因旱灾饿死的民众,相当于在那里建了三座奥斯维辛!冯小刚说:“二战时,希特勒和纳粹屠杀犹太人的事情全世界都知道,但在1942年,中国河南旱灾饿死300万人,却很少人知道,不要说外国人,中国人也不知道。刘震云为此写了一本书,我在1993年看到,非常震撼。”当年旱灾、蝗灾使粮食颗粒无收,哀鸿遍野,三千万民众离乡背井去陕西逃荒。刘震云为重温那段几乎已被这个民族淡忘的历史,走访灾难的幸存者,完成调查体小说,他也由此成为这场灾难的唯一记述者。小说出版后,王朔几次力荐冯小刚拍成电影,然而从小说到电影,立项、驳回、修改、再立项……经历了19年的艰辛,《一九四二》才得以公映。电影故事中,刘震云以地主老范、长工栓柱、佃户瞎鹿与媳妇花枝一家等灾民的逃荒之路为主线,以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等人的四处斡旋、蒋介石国民政府的不堪境况为副线,比小说更立体生动地再现了面对天灾时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态度。电影故事比小说更直观,甚至更具文学性,电影中未拍或删掉的镜头在书中都予以保留。也由此看到刘震云获茅奖力作《一句顶一万句》前身的影子。
刘震云
《我不是潘金莲》是当代著名作家刘震云获茅奖后的第一部长篇,也是他第一部以女性为主角的小说。直逼现实,书写民苦,使这部小说成为《一句顶一万句》的姊妹篇。和《一句顶一万句》一样,故事都是写一个戴了绿帽子的人想杀人,其实不过是想在人群中找到能说上话的人,不同的是,书中是一个戴绿帽子的女人,从杀人到折腾人,不过是想在人群中纠正一句话。这个顶了潘金莲冤名的妇女经历了一场荒唐的离婚案后,要证明之前的离婚是假的,更要证明自己不是潘金莲,走上告状路。结果从镇里告到县里、市里,甚至申冤到北京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但没能把假的说成假的,还把法院庭长、院长、县长乃至市长一举拖下马;以至每到“两会”时她所在的省市县都要上演围追堵截的一幕,竟持续二十年。刘震云用一个看似荒诞的故事讲述真切的生活常理。他的写作立场使他成为当代文坛少有的可以与时代、人民和国家对话的现实主义作家。
刘震云
刘跃进是北京某建筑工地的民工,上街时他的包被人抢了,里面装着他全部财产。找包的过程中,他又捡到一个包,这个包里藏着天大的秘密,牵涉到上流社会的几条人命。于是几拨找这个包的人马,又开始找刘跃进……刘跃进像一只无辜的羊,意外地闯入了狼群,他自认倒霉却不悲观。问题在于,世界上所有的狼,都把自己打扮成羊,和蔼可亲,俗话说,“披着羊皮的狼”;而世界上所有的羊,又在装大尾巴狼,装腔作势。刘跃进做人没有问题,但偏偏造化弄人,一切都让他始料未及。刘震云用异常冷静的口气,向人们讲述了这个玩笑。不过,你可能当时没有笑,在合上书的时候笑了,过后想起又笑了,这种独特的“刘氏幽默”,在《我叫刘跃进》中达到了极致。
刘震云
《一腔废话》写的是在一个叫五十街西里的地方,住着一群富于幻想的人们。这些修鞋的、搓澡的、卖杂碎汤的、当三陪的、捡破烂的,每天向往的都是和自己无关的生活。他们喜欢模仿秀、辩论赛和欢乐总动员。他们喜欢在修鞋时、搓澡时、卖杂碎汤时、饭后茶余说些笑话。但是突然有一天,他们被自己所说的话和做过的事吓破了胆。为了恢复往常的生活,他们齐心协力开始对自己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进行修补。一些人开始倾家荡产地补胆、补钙、换血或换了自己;一些人开始滔滔不绝地说些车轱辘话,一天下来又发现说的全是废话。这时他们开始怀疑:我们是不是有些疯和有些傻呀。为了找到医治的办法,他们不远千里来到了异域异地。从表面上看,他们的巡游有着非常伟大的现实目标,即为了寻找疯和傻的原因;而在实际过程中,他们却不断地挣脱了一个又一个的常识和经验,使寻找一步步地陷入极为可怕的历史内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