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评王朔的《我看金庸》

蒋泥

我说王朔的思路、心态、精神很有问题，是从价值角度上进行判断的。从这层面看，王朔的有些主张是不折不扣的流氓主张，那些让他觉得写起来很容易的思想、文化杂感与随笔，经不住辨析，对他来说干这一行是无力胜任，而远不是像他所说的那样轻而易举的。

但我从这方面辩难他，不等于说这人不是天才，我不是这意思，他还没恶劣到这个程度。

他的心愿是不错的，能力不逮，方向歪了，这样的心愿有时不免要助纣为虐或者好心办了坏事。

假如——假如啊——他安分一点，明白是什么材料，明白自己只能写好小说，尽量少来点随想、不要什么领域的钱都想一个儿独赚的话，那么这个人作为作家——准确地说作为一个小说家，也还是相当胜任的、难得的，他的许多小说亦是达到了极高水准的，其天赋、天才在语言的机变、幽默和细节的感性描写上得到了最为淋漓尽致的发挥；除此而外，他的长处就不太多见了。这样，我一开始才认为王朔的天才只发展了一半，中道夭折。

又因为小说人物的思想、意识不等于作家本人的，小说人物的形象也大于作家所自觉赋予其上的情感、思想等等的总和，具有模糊性、不确定性，由于这些，只写小说时王朔还可以、也确实遮住了“丑”，把他有关对于知识性、价值性、精神性话题的判断、认识、看法隐藏了起来，即使小说中在这方面多有谬误，但他未作辨别，对它们的态度极为“混沌”，经过文字处理以后你也能当它们是调侃，当它们是正话反说，从而一笑了之。

何况小说究竟是小说，当不得真，它的一大价值就是博人一笑。

所以从这一角度说，小说是遮蔽王朔“无知”（王朔的无“知”，在我的的话语系统中其实指的是无“识”；他在不少领域里的“知”不比别人差，毕竟他是“混出来”的人了，即使没吃过猪肉，听的猪叫也比一般人多得多了。）的“避孕套”，离开了“避孕套”，让他直接与本体接触，他就会“阳痿”！

我若学习他，从纯商业的眼光看，那么，能和他站在一起不致脸红的，大概是金庸，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特别注重“卖”，作品包含的世俗因素很多，能够为最广泛的大众接受。

其间当然有分别，最大的分别在于，他们提供货物的含金量大相径庭。

而作为小说家的王朔，来评点同样是小说家的金庸，拿王朔一个词形容，恐怕叫着“嫉妒”亦不为过。

为什么王朔感到有点不太平衡，要重创金庸呢？

原来他发觉读金庸的人“越来越多，评价越来越高”（《无知者无畏》，第74页），抢了他王朔的“市场”。

这就引起他的关注，便找来金庸的书，找来那套《天龙八部》。

“这套书是七本”，王朔是“捏着鼻子”才看完第一本的，“第二本怎么努力也看不动了”。

大概王朔进厕所都不喜欢用鼻子呼吸，而把它捏起来。

这一点姑且不去考证，我的疑问是，有了这点阅读，加上道听途说和电视，他就能摔开膀子，大干特干金庸啊？他行吗？

他觉得自己行，列举的理由就是“一道菜的好坏不必全吃完才能说”（本节未标明出处者，参见《我看金庸》一文）。

我可以理解他这个说法，毕竟他是王朔，谁也不能以为他不应该谈一谈自己的阅读感受。

可一当你来分析这句话时，你就不能不说他是浅薄的，无知的。

一道菜的好坏，诚然不必等到吃完才能说，但吃菜能与吃书比吗？

好菜、坏菜吃多了都要拉肚子，好书吃多了并不至于，只要你愿意，就没有足够的时候，而“坏书”对不同的人，则有不同的说法——某人觉得“好”的，另有些觉得它“坏”；反之亦然。

即使吃饭和吃书可比，你也要看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口味、需要，有人喜欢甜，觉得辣不好，有人相反。

至于傻瓜，他是连马粪都吃，吃起来津津有味的，你能相信他真就感觉它“好”？什么意义上的“好”？对于谁的“好”？

别人的“好”你起码要尊敬一下吧？

王朔们的饭量小吃不完、能为有限吃不动、口味蛮霸不愿吃……这一切属于自身的问题，他们看不清，不去反省，就说饭未做好，不知从哪儿学来的。

不要以为王朔只不过说说而已，我们不必当真，其实他的讲话，是很有点号召力的。

“好人”的话往往都有一大批听众。听众们倦于“说教”，在一个习于“说教”的环境里长大，对那些不主张说教、调侃说教的人的“说教”，已丧失最起码的辨别、判断力，从另一面上麻木了。

普通人姑且不论，有一名深受王朔影响的女“作家”就这样说过：“我从来没有看过金庸的作品，原来也想买几本来弥补这个缺憾”，现在“下定决心了——我宁可相信王朔的话，不打算看金庸了！”（《文学报》1999年11月11日）

看来王朔的市场是很大的，他的同志是永不缺少的。

在不读书、不主动读书，至多跟着宣传读点子书——在这些方面，我们的作家，也是很有些臭味相投的。

他们不知道，我们的脑袋不只是用来指挥嘴巴说话的，说话之先，还得将一些核心概念厘定清楚，否则你的意见就只能是你个人的见解，这样的见解，即使不是片面的，那也是逻辑上不周全、不严密的。

王朔们的脑袋一向“简单”，他们瞧不起厘定或界定，瞧不起抽象的逻辑、知识与概念，瞧不起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根本——批评社会，张扬理想正义，抚慰弱小群体……他们瞧不起这一切，要么就说这是知识分子的“发牢骚”，毫无作用与意义，要么当它们是扯蛋。

当然，他们最瞧不起的，还是干这些事的“知识分子”群体本身！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王朔曾这样说，“我”看人是有个尺子的，“谁读琼瑶金庸谁就叫没品位，一概看不起”。

如果它是私下意见，那你怎样讲都行。

现在形成文字，面对公众，已经不再代表你一个了，你就要为这样的文字担负责任，接受他人批评。

可是，许多时候王朔意识不到这一点，不讲责任，也不接受批评。他只认金庸的大哥“金钱”，你对他谈责任，他就说你“伪善”。而且，他得罪你、污蔑你可以，你误读了他，他会对你“愤怒”，更别说对他栽赃和谩骂了！

他甚至把人性和正义对立起来，说“金庸的小说浅薄就在于他拿正义代替人性”（《无知者无畏》，第93页）。

正义是一个正常社会里正常人性的最低要求，一个人如果丧失了正义、是非观，那他即使再有“人性”，这种人性都是相当可疑、十分可怕的。

金庸小说所表达的人性深度更是王朔无能望其项背的。因而，王朔对于金庸的批评既立不住又特别肤浅。

当代大陆作家多不读书，而且以不读书为荣，谈起自己的“土”出身，不对此遗憾，反倒是感激的，最典型的就是王朔。

他的不读金庸、瞧不起金庸，既让人觉得可笑，更让人觉得可悲。

王朔自己意识不了这些，他最能出一口气的地方又恰恰是“幸亏没受过什么正规教育，让教本污染头脑，否则……”

我们的教本问题确实不少，但以教本有不足，而去排斥一切真知与正规教育，强调“无知者无畏”，认同于“无知”，不当它是一桩罪过，不反思造成这种“无知”的社会、体制原因，对知识分子的反思更是不仅不予理解，相反极尽耻笑之能事，这样的人，在我看来他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无知”，一种“罪行”更深的罪恶——它的背后是愚民！

我知道王朔是反对愚民的，但他不但是老作家，也是老“红卫兵”，他在知识问题上搅腾，打着反对愚民、反对说教的旗号，所起的作用却多半是在愚民、说教，这样的老“红卫兵”我就该诅咒他，除非他哪一天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因此，我对他的批评只限于这些错误之上，其他方面，我是尊重他的，他的许多小说我是虚心学习的。

不过，王朔的“蔑视”教育由来已久、由来有故，早在《动物凶猛》里就交代过了。

我可以将这种交代“认真”，虽然王朔一向不大看重这个词，因为这篇小说里的“我”，其经历和王朔本人恰好相近。

他说：

我感激我所处的那个年代，在那个年代学生获得了空前的解放，不必学习那些后来注定要忘掉的无用的知识。我很同情现在的学生，他们即便认识到他们是在浪费青春也无计可施。我至今认为人们之所以强迫年轻人读书并以光明的前途诱惑他们，仅仅是为了不让他们到街头闹事。

那时我只是为了不过分丢脸才去上课。我一点不担心自己的前途，这前途已经决定：中学毕业后我将入伍，在军队当一名四个兜的排级军官，这就是我的全部梦想，我一点不想最终晋升到一个高级职务上，因为在当时的我看来，那些占据高级职务的老人们是会永生的。

一切都无须争取，我只要等待，十八岁时自然会轮到我。（《王朔自选集》，第518-519页。）

这基本上代表了当时王朔的某种真实的心理、想法。

后来他没能当上四个兜的军官，并非由于觉悟了、看透了、“瞧不起”了，而是像他说的，在竞争中失败了，被“甩”出来了。

这一切我们姑且不谈，只以“阴暗的”心态，假定这就是王朔们对于“教育”的高见，从这些话里人们能发现什么呢？

在这里，王朔不是去反思教育失败的真正原因究竟在哪里，而是“反思”教育本身，得出的结论是，我们不该对年轻人进行教育，更不该强迫年轻人读书，否则就有“诱惑”他们的可能，使他们“浪费了青春”，得不到“空前的解放”，没能像王朔们这样聪明，也没有具备王朔们功盖当世的本领！

我觉得他王朔本人不接受教育是可以的，他的父母虽是“百姓”，但中国不就一所“国防大学”吗？父母也许没能力让他顶替、接班，放他出去当兵的本事也还是有的，确信儿子将来做军官也还是不妄的——后来他“没出息”，辜负了双亲，能怪谁呢？

这还罢了，远为可笑的是，王朔们觉得我们把孩子们管起来，“诱惑”他们读书，原来“仅仅是为了不让他们到街头闹事”。

我第一次明白了教育的意义，他不说我就无知了！

幸亏他说了出来，多少人才免于无知。

我从这句话里，也是第一次发现原来我们中国还这样发达，竟至于一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全成了“街道”，孩子们一出门就是街道，不然你怎么理解那个“仅仅是”？

这样发达的国家，难怪不必需要发展什么教育——教育有什么用啊，全做“无知”多好！

你学什么东西最终都会忘，即使你不肯忘，每个人不都还面临一个死吗？

死了罢了，你学习、读书有什么用呢？

当然，也许我的确心态阴暗了，见到这些话我不会把它们当真，即使看到他的小说情节有许多地方像金庸的武侠人物那样“出格”，亦不会像他评点金庸时那样去说：

在金庸小说中我确实看到了一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那么狭隘、粗鲁，视听能力和表达能力都有严重障碍。差不多都不可理喻，无法无天，精神世界几乎都没有容量，只能认知眼前的一丁点儿人和事，所有的行动近乎简单的条件反射，一句话，我认不出他们是谁。读他的书我没有产生任何有关人、人群的联想，有如看一堆机器人作业，边读边问自己：这可能吗？这哥们儿写东西也太不过脑子了！一个那么大岁数的人，混了一辈子，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这么乱来？

王朔能这样评点金庸，至于我，我确实没这个胆量。

如果我是王朔，我也不会有这个胆量。为啥？因为假如我是王朔，我会发现我的小说中不仅让人“看到了一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而且还让人看到了一些人们从所未闻的话。

上面那段有关教育的高见即连“弱智”都说不出来！

话已这样，何况情节呢？

可能有人不相信“我”兜自己的老底，其实你稍微有一点“阴暗”心理的话，就能发现，在我王朔的小说里，“我”这个痞子勾引起女人来，也实在太容易不过了！大街上随便碰上了怦然心动的一个，觍起脸皮上前把人家调侃几句，人家马上就和你相见恨晚了，两个人挂上了；或者，那些女孩子对“我”也太主动，太愿意找个“流氓”做朋友了，不找“流氓”就嫁不出去了。

更为稀奇的是，这些找“流氓”的女孩子层次还挺高，大学毕业，而“我”这个“痞子”呢，又太像把她们捏出来、赋予其生命的“上帝”王朔那样了，都没接受过什么“正规教育”，差不多都还是“无业游民”。

这样的女子，像《浮出海面》里的“我”和于晶，《动物凶猛》里的“我”和米兰、于海蓓，《痴人》里的“我”和那位自始至终不知姓名的女友等等。

所有“痞子”，一出场大体都一个味，最小的痞子是《看上去很美》里的方枪枪，代表了王朔们的童年；后来这痞子慢慢长大，散见于他各个作品里，经历了少年期、青春期、青年期，目前可能正向着中年期奔呢。

现实社会里的王朔，活到四十多岁的王朔，不就是这样过来的吗？从中你不是很能看出王朔们成长的身影吗——这身子只有年龄上的差异、职业上的不同，其他可有什么明显的区别？

我看不出。

如此解读后，我就可以这样批评王朔：他的小说“情节重复”“选料不新鲜，什么什么都透着一股子搁坏了的哈喇味儿。除了他，我没见一个人敢这么跟自己对付的，上一本怎么写，下一本还这么写，想必是用了心，写小说能犯的臭全犯到了”。（《我看金庸》）

我这样批评王朔，他见了兴许又不服，那就用他自个儿揭自己兼作辩护的话讲：

我是写自己的那类作家，俗称不大气，视野局限在个人一己之私的。我也没比谁多活一辈子，再写，还是那筐人。过去，写得太零碎，仅仅是一些侧面，也不免情势所限，忽略了很多，夸张了一些，歪曲了大部分真相。（《我的最大弱点：爱自己——而且知道自己》，《无知者无畏》第168-169页。）

从上面的话里，我们能够看得出，王朔对自己所做的一切全理解、原谅，他也希望得到别人理解、原谅，这是他的要求、标准，正当而合理；可对于金庸的“不足”——多处的“不足”又那样想当然——他以另一套标准来要求，不予理解、原谅！

对此，他或许并非故意，他的态度十分随便，他说过，他对金庸的批评，也是极其个人化的读后感，无意于进行人身攻击，“但我这人文风确有问题，一贯恶劣，写出来就成了杂文”。因而，“我说好说坏并不重要，本来是很随意的，没想搞成跟学术争鸣似的一本正经的东西”。（《文学报》1999年11月11日。）

这是王朔一贯的风度、气派。

他觉得写杂文骂骂人是可以的，胡说也是允准的，而学术的规矩多，不好骂人，不好乱说。

因此，做“杂文”不像学术研究，不要讲究，讲究多了他就不知如何写了，随意点好，只有随意了，他才可以不负责任——在这事上他不想认真，就希望别人也不要对他认真。

在我们那个让王朔看起来绝对不美的“传统文化”里，曾有一个条目，那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西方文化里也有相近的内容，他们的说法叫做“你不愿意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不该怎样对待别人”，或者叫“你愿意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该怎样对待别人”。这个条目被认为是全人类古来共信、不证自明的“金规则”，可以用来作为我们奠定全球伦理的基本原则。（［美］斯威德勒：《全球伦理普世宣言》。参见《东方》1995年第3期。）

以此对照，王朔所犯的错误恰恰是这个。

他对于自己的过分理解、对于金庸的过分不理解，同样是不道德的。

这种不道德，过去我只在《圣经》里见过，但人家是“上帝”，耶和华，至高无上，说一不二，有资格、有条件、有能力对别人用一种标准，对自己用另一种。

王朔是什么呢？

是人，平平凡凡的人！你的话语权有了，四处滥用，却不能像“上帝”或者专政君王那样，拥有垄断所有话语的霸权。

没有这样的条件，就会有人站出来唱反调，骂骂王朔，让你干急。

具体地说，王朔的小说里到底犯了些什么“臭”呢？

他写得不错的《浮出海面》、《动物凶猛》等作品问题都已不少了，即使是那篇哄知识分子高兴、也令我心头激赏不已的小说《我是你爸爸》，往死了去抠，也不是不能怀疑：那个叫着齐怀远的女人太“骚”，不大注意女同志的庄严形象，和那个男人马林生进入情况太快。做儿子的那位则显得太成熟了，思想、观念那么复杂，“智商”之高，辩才之胜，真不像个孩子，起码不像是肉身性的存在，而是特殊材料捏起来的。

至于《看上去很美》里的“我”方枪枪，有时就更不像个儿童啦——这孩子心理、智力发育太快，而且从小就痞里痞气的，做缺德事比二流子还老练百倍，金庸笔下的人物韦小宝在儿童时期也没有这副嘴脸。

何以见得这孩子早熟、发育太快？

比如，这个保育院的几岁小毛孩，对人们的“屁股”就曾发过这么一段感想：

屁股多老实啊……那么腼腆，不爱声张，默默地为我们做好事：承担我们的重量，排泄我们的肮脏；从有限的口粮中节省出那么一大块脂肪垫在下面，使我们身上有一处容许人打又不疼的地方，走到哪儿都像给自己带着个沙发垫儿。……我对屁股充满歉意，觉得自己深深得罪了一个多么善良忠厚又谦虚谨慎的好屁股。

我抬眼去看所有人的屁股，都严严实实包裹在结实的布片里，或扁或鼓——这一定是好东西。（《看上去很美》，第57-58页。1999年4月。）

按理说，这种年龄的小毛孩思考问题达不到这样的深度，怪有哲理意味，王朔生怕别人不知道这孩子聪明得过了头，又特意补上一句：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屁股除了这些好处以外，还有不少，“譬如：遇到地震给压在房子底下多活几天燃烧的能量”。

小说家王朔，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常识性的错误、违背人性发展之时序呢？

我看理由只有一个，这就是他太重视讲话了，一陷进小说创作中，嘴皮子就闲不住，兼以过日子紧巴巴，不得不言语泛滥，凑字数卖钱，或者为讲话而讲话，卖弄他的无所不知。

若单就讲话而论，王朔所说的那些话，还的确是表现了独特的语言天赋，在这方面他多多少少也比较自负、不服旁人。因此，当他的朋友对他说金庸小说的一大特长就在于文字上有一种“速度感”时，王朔不以为然，他说那怎么能叫“速度感”（所谓速度感，我想它大概指的是金庸想象力丰富，人物像运动场上的裁判，一出来就是满场上跑，一刻闲不住的。）呢，它们“无一句不是现成的套话，三言两语就开打，用密切的动作性场面使你忽略文字，或者说文字通通作废，只是一个临摹画面的作用”。

进而，他批评金庸的文字，说他的浙江话、广东话都入不了文字，“老金大约也是无奈……只好使死文字做文章，这就限制了他的语言资源，说是白话文，其实等同于文言文……一个作家，对汉语言文字毫无贡献，还不如去做个排字工。”

对这些，我真有点疏懒下来了，觉得它们不值得我来批驳。可是不彻底批倒王朔的这些谬论，未来的作家也许会像王朔一样，误以为写文章、玩语言真的不必读书，只要在大街上转转，回了家就可以信口胡来、信手胡写。

所以，我这个从不说教的人，只好硬了头皮“说教”一次，负起让王朔们极力反感的“教化民众的大任”，扯个蛋出来，并且“非要把蛋扯个大原则出来”，叫他“最恶心”一次。

首先，作家是干什么的？他们的职责难道仅在于对汉语言要有点贡献？没贡献就不行？作家贡献的大小应以他们在语言上的成绩来排定？

这样刨根追问下去，远古那些发明汉语言的人也就成了最好的“作家”？发明第一个字的人，就成了最优秀的作家？

其次，金庸生于浙江，在说广东话的香港发展事业，他可能用过这两地的方言，写文章却不然。我没见过山西人就得用山西话写作，其他人同样；去国外以后，他们当然更不会用方言写作。金庸的文字既不是浙江话、广东话，也不是王朔所谓的文言文，而是十分地道地继承了明清小说的精致的白话文。

金庸自己也表示过，他的文字是经多年努力炼出来的。

那份清淡、古朴、典雅的书卷气和幽默，活着的大陆文人谁与比肩？

我看难人能比！

死去的倒有几个，一是老舍，一是钱钟书，一是林语堂——再排下去，他王朔也不在其中。

为什么？

不读书嘛。

况且，语言不过是人类抒写性灵、思情的工具，越是成熟的语言，越不需要你对它们有什么新的发明，而在于你如何将它们码得好看。在这方面王朔是过关的，金庸至少没比他做得差。

所以，仅就语言的“工具性”论金庸、王朔二者的优劣，我们说他们各有所长，但语言不只局限在工具层面上，它的主要功能在于达到认识、交流或娱乐之目的。

从这方面看，王朔和金庸的差距，俨然一个在地，一个在天！

金庸是讲是非、明事理的人，博古通今，读他的书我们能够正面性地提高自身对于历史、人性、社会、文化的悟性，增强进取、奋争的信心与勇气，心头总是燃烧着一点理想的光火，它温暖我们的灵魂，至情而率真，在苦难的人间世，活得更像个顶天立地的人。

王朔的文字给我们什么呢？

是灰色，是冷酷，是永远没有希望的荒原，是纷乱无序，是茫然无解，是为无聊而无聊的“幽默”、调侃，是玩“笑”丧志，是反理性、无是非、反道德、不信仰，是除了王朔处身的现世环境再无其他的狭隘的小天地！

这样的天才也就成了“负面”性的！

学过数学的人全明白，二维空间的数轴分正、负两极，正极上越远者数值越大，负极上越远者数值越小。如果说从认识价值来看，金庸是“正极”意义上的天才的话，那么王朔就是“负极”意义上的天才，后者的天才越是充分发扬，距离人类的正确方向越远——这就是王朔们值得批评的意义所在！

当然，金庸并非是不可批的，一旦文章发表，它就失去了其私有化身份，成为公共性资源，具有了公共性的认知价值，清理谬误，留下真知也就是批评家们责无旁贷的责任，因此任何人的文章都是可批的。我也已经对他和他的作品做过了批评，发表了，同时收进自己的书里去了，这里就没必要把它们再说一次。

至于金庸小说里的“宣扬”暴力、滥杀无辜，只要是智力正常的人，谁能将它们当真呢？

金庸本人也不是没有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告诫道：不必过于推崇武侠，武侠只是小说的一种；年轻人要严肃紧张，个人风格不能像《笑傲江湖》里的主人公令狐冲，一味追求“潇洒”，因为学生将来要服务社会。“小学生看我的作品主要是看故事。但最好不要看。因为武侠小说是浪漫派的书，不真实。小孩子尤其不要看《鹿鼎记》。韦小宝太坏了。”（《文学报》1999年12月。）

所以，金庸小说的阅读对象是有严格限制的，这个限制就是，你要有理智和心灵上的成熟，具备了明辨是非的能力。

我特意将这一点拿出来说，是因为金庸的小说确能迷惑许多青少年，其时他们各方面都没有成型，悟性不到，认识偏颇，性情动摇不定，可以也经常把想象的世界当成了真实的人生，去反对秩序、反抗社会，有破坏而无建设。

我就遇到过一位高中女生，看过电视剧《鹿鼎记》以后，对韦小宝崇拜不已，声称自己想嫁给这个“坏蛋”。

这是受者的问题——受者的不足不能成为作者的不足。

做文章的人考虑的只是作品本身，假定了读者像自己一样，也都是些正常的成年人。起码对于金庸来说是这样。

如果面面俱到，什么层次的阅读、观看对象都得考虑，那我们的作家，将写不出一个字！

因而，苛求一个干实际工作的人，可以；苛求一个作家，许多时候行不通。现实的实然，不可以推定做想象的当然、应然。

金庸的“不足”如此，王朔自己的许多小说何尝不是如此？

他的小说就“真”吗？“过脑子”吗？

在这方面，他比金庸差多了！

人家始终定位在娱乐上，王朔有时给知识分子骂急了，也会装正经，写一点不那么商业化的东西，意在说明，不是我王朔写不出，正经的我能写，就是不屑，就是想装坏，和你们知识分子捣蛋。

他允许自己胡来，对于金庸的远不是胡来的创作，却横挑鼻子竖挑眼，从一个嬉皮笑脸的“痞子”，呱嗒一声，将脸帘子落下，刹那间变作了正经，站到我们“知识分子”这边，俨然成了个最大的“知识分子”，担起批评别人、教化大众的责任了！

我不是说王朔不该批评，而是说你不搞批评则罢，搞批评就要定下标准，划个道儿出来，一视同仁，不要左手拿着打人的棍子，狠狠地给别人一个闷棍，右手伸出去微笑着和人家套近乎，让人觉得王朔“真诚”，王朔打了人，虽然没什么道理，但就是左手痒痒，别人得谅解，既不要计较，也不要还击，还要知道给一棍子心里头是疼你。不疼你，我平白无故为什么打你？痒痒了怎不打别人，单单只打你？

有了对于王朔的这些认识后，我另外得交代的就是，我所说的金庸、王朔一个在天一个在地，也是从成年人的欣赏角度说的，否则这个分判得就不太严格。

需要说的是：王朔的这些文章其“缺陷”、荒唐是极其明显的。既然这样，它们又为什么能够这样顺利地出来呢？难道我们的编辑、我们的出版社像王朔一样无知又无畏？出来以后它们还这样出人意外地畅销，这说明了什么？

进而，为什么我们这块土地上只热中于进行无根无据的“酷评”？为什么我们这个国家只流行一些名流们时髦的胡说？难道我们真已是“男人不坏，女人不爱”，非得坏出个水平、档次来，大家一齐迷住了才罢？

仔细思索，我发现这一切的背后，是“钱”这个使鬼推磨的东西在作怪。

为了它，我们希望来一点轰动和胡说；为了它我们也可以闭了眼听任这些名流的妄说；为了它我们还应该把所有宣传媒介调动起来，对这些胡说、妄说一而再再而三地鼓吹，引来一批又一批的听众。

而这块土壤上的听众，不少是傻呵呵的，整日做着名流梦、金钱梦的，它最不宜生长的是理性、良知、道德、热爱等等，这样，才有了那么多的造谣、信谣者。

这是我扯出来的一个“蛋”，王朔尔等以为如何？

不论在这件事上王朔是如何想的，对于他的许多畅销小说，我觉得王朔自己大概早已作过评价了。

他在《我是你爸爸》中有一段可以拿来对其总评一下：那些“可读性很强的小说，任何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都能毫不费力地读懂它。但这里有什么呢？空无一物，只有精心编织的情节和经过概念规范的人物，尽管那些对话很精彩很俏皮，但没有一句是发自肺腑的。作者给了我们什么？什么也没给。至多是很吝啬地流露一点实感，其余都是矫情……布娃娃再漂亮也没有一个丑孩子嘴里的那口热乎气儿……”（《王朔自选集》第303页。）

王朔给我们做的“布娃娃”包括《一点正经没有》、《痴人》、《千万别把我当人》、《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等。

最为致命的是，从总体看，王朔小说内容、情节、人物、性格、对话上的“重复”、单一败坏了我们的口味，少数几篇做得不错的小说，其可读性因此受到影响。

在那里，人物的世界何等狭窄，人物的心态何等相似，满世界都是些游子、“痞子”，而所有的“正经人”全被这种游子、痞子们耍了。当它们单篇出现时，尚不明显，只有全部摆在我们眼前时，这单调才一下子变得那样突出。

这就是说，在王朔那里，再“好”的人，不知不觉都会带点痞性，他为知识分子所做的那篇小说《我是你爸爸》中，人物也没能逃开这种痞子味。那个做爸爸的马林生，对于来他书店买书的年轻女孩子的“勾引”等，就流露出这样的意味。

难道不如此小说就不好卖？并不尽然。

我想，主要是因为王朔的生活圈子特别有限，他是大院里的公子哥儿，对于这样的院子，我知道它仿佛就是“世外桃园”，很能把一个人局限了。

加之他那点残缺不全的教育和对历史等等的一知半解、隔岸观花，造成了他阅历与思想方式上的狭隘、偏执；老红卫兵血统未作根本清除，进一步养成了他那种似乎满不在乎，实际上是北京小人物谋生时玩的小智慧、小伎俩之心性——但凡批别人之前，他总要先抽自己的嘴巴，以防外人打他时处于被动地位，所以，满不在乎的背后，其实是很在乎的，进而，它向我们透露在王朔的精神、意识深处并无什么宽容，他更不解现代意义上的“宽容”究为何物；后来生计上的不易又把他抛进严酷的纷争里，商人之本性日益显赫，当“作家”也是奔着钱财去的。

所有这一切混和起来，又使王朔对于物欲过分“贪婪”，不能养成终极意义上的形而上超拔境界，一当面对自己不能认识的东西时，又不懂遮羞藏丑，像余华谈到他的时候所说的，“挺真诚”（《文学报》1999年11月11日），结果赤条条上阵，丑态百出、丢人现眼得那样理直气壮，把其他“小丑”全给比下去了——在这样的情势下，王朔像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也就免不掉了！

有了上面的分析，依照王朔作品里表现出来的趣味、意识，若是硬性地给他划一个“阶级”成分，不妨称之为“资产阶级”——王朔意义上的“资产阶级”。

据王朔自己讲，“中国资产阶级所能产生的艺术基本上都是腐朽的，他们可以学习最新的技术，但精神世界永远浸泡、沉醉在过去的繁华旧梦之中”，这样我们就有了像王朔那样的疑问：他们莫非都在努力证明自己是“短命的”？（《我看金庸》）

幸好王朔的年龄还不太大，他也不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人，心灵深处的确是诚实的，见识上不去没关系，已有作品的短命亦无足叹息，今后怎样做那才是要紧的。所以我才想在这儿把郎吉努斯《论崇高》里的一段话献给他，所有的“资产”、“非资产”“阶级”无妨共勉：

究竟人才的败坏应当归咎于天下太平呢，还是更应当归咎于那无穷无极、占住我们全部意念的战争呢，还是进一步归咎于今天兵临城下、围攻我们、蹂躏我们、霸占我们的情欲呢。要知道，金钱的贪求（这个毛病，目前我们大家都犯得很凶）和享乐的贪求，促使我们成为它们的奴隶，也可以说，把我们整个身心投入深渊。惟利是图，是一种痼疾，使人卑鄙，而但求享乐，更是一种使人极端无耻、不可救药的毛病。……人们一崇拜了自己内心速朽的、不合理的东西，而不去珍惜那不朽的东西，上述的情况，就必然会发生。他们再也不会向上看了；他们完全丧失了对于名誉的爱惜，他们生活败坏，每况愈下，直至土崩瓦解，不可收拾。他们灵魂中一切崇高的东西渐渐褪色，枯萎，以至于不值一顾。……在这样多灾多难的时代里，我们还能盼望有这么一个不偏不倚、不屈不挠、富贵不淫的批评家来批判地接受那些可以永世长存的伟大作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