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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天，《蝴蝶梦》的故事交出了。莫雨说是电影界多了一个生力军，值得高兴。但是没有付钱给我。

——这是人人皆知的故事，一定可以通得过。他对我说。

——但是我不懂运用电影剧本上的术语。我说。

——写一个文学剧本就是了，分场分镜的工作，由我来替你做。

事情这样决定，内心燃起希望之火。

又过了一天，麦荷门约我在“美心”见面，拿了三百块钱给我，千叮万嘱，要我小心用钱，别将这笔钱变成酒液喝下。

谈到他的那个短篇，我说：

——写得不坏，比时下一般“文艺创作”高明多了；只是表现手法仍嫌陈旧，不是进步的。

他瞪大一对询问的眼，显然要我做更详细的解释。我喝了一口酒，继续说下去：

——目前的所谓“文艺小说”根本连“五四”时代的水准都够不上。有人努力于这一水平的攀登，即使达到了，依旧是落后的。实际上，“五四”时代的小说与同时代的世界一流作品比较，也是落后的。如果今天的小说家仍以达至“五四”水准就感到满意的话，我们就永远无法在世界文坛占一席地了。你的这个短篇，结构很严谨，而且还有个惊奇的结尾，如果出现在莫泊桑或者奥·亨利那个时代，当然会被视作优秀作品；但是，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无疑是落后的。文学是一种创造，企图在传统中追求古老的艺术形式与理想，无论怎样热情，也不会获得显著的成就。现实主义早已落伍，甚至福楼拜也说过这样的话：我们手边有复音的合奏，丰富的调色板，各种各样的媒介……但是我们缺乏的是：（一）内在的原则；（二）事物的灵魂；（三）情节的思想。福楼拜是现实主义大师，他的话当然不会是危言耸听。事实上，现实主义的单方面发展，绝对无法把握全面的生活发展，因此，连契诃夫也会感慨地说出这样的话了：我们的灵魂空洞得可以当作皮球踢！

我又喝了两口酒，然后加上这几句：

——现实主义应该死去了，现代小说家必须追求人类的内在真实。

麦荷门点点头，表示同意我的看法。他要我介绍一些作品给他，我仅就记忆所及，说了几位优秀作家的作品：

——汤马士·曼的《魔山》，乔也斯的《优力栖斯》与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是现代文学的三宝。此外格雷夫斯的《我，克劳迪亚》；卡夫卡的《审判》；加缪的《黑死病》；福斯特的《往印度》；沙特的《自由之路》；福克纳的《喧嚣与骚动》；浮琴妮亚·吴尔芙的《浪》；巴斯特纳克的《最后夏天》；海明威的《再会罢，武器》与《老人与海》；费滋哲罗的《大亨小传》；帕索斯的《美国》；莫拉维亚的《罗马一妇人》，以及芥川龙之介的短篇等等，都是每一个爱好文学的人必读的作品。

麦荷门脸上忽然出现一种奇特的表情，看起来，有点像苦力驮着太重的物件。

麦荷门是一个好强的青年，不但接受了我的劝告，而且还一再向我道谢。他是决定将文学当作劳役来接受的。我觉得他傻得可爱，至少在香港就不容易找到像他那样的傻子。

又过了一天，司马先生再一次向我提出严重警告，说是：如果再调戏他的女儿，他就要到法院去控告我了。我竭力否认此事，他不信。

又过了一天，我做了一场梦。梦见我编的《蝴蝶梦》已拍成，在港九两家专映头轮西片的戏院联合献映，卖座极盛，创立了本年度国语片最高票房纪录。

又过了一天，我在告罗士打遇到张丽丽。她与一个肥胖的男人在一起，打扮得十分花枝招展。我望着她，她望着我。我们用眼色交换寒暄。

又过了一天，我找到一间光猛的梗房，月租一百二，包水电。包租婆姓王，是个半老的徐娘，皮肤很白，丈夫在船上做工，每年回港两次。她有两个孩子，都是男的：一个二十岁，一个九岁。二十岁的那个名叫王诚，不读书，跟着父亲在船上当学徒；九岁的那个名叫王实，很笨，读小学一年级，还要留班。这一家人说是四个，实际等于两个，很清静。王太那一层楼并不大，两房一厅，分租了一间给我。看来，她的经济情形还不错，丈夫在船上做工，经常带些私货，赚钱不会有什么困难。照说，她是不应该分租的，但是她觉得太冷静，家里需要多一个男人。

又过了一天，我搬家了。除了书籍以外，只有简单的家具：一只床，一只写字台，两只椅子，一只五斗橱以及一只比五斗橱几乎大两倍的书架。我租了一辆小货车，由两个苦力将家具抬下楼去。司马夫妇出去打牌了，只有司马莉一个人坐在客厅里听东尼·威廉姆斯唱的《只有你》。

——走过来，有话跟你说。

当苦力们正在搬东西的时候，她忽然粗声粗气对我说。我走到她面前，问：

——什么事？

——将你的地址告诉我！

——为什么？

——难道这也需要理由？

——是的，非有充分的理由不可。

——怕我吃掉你？

——怕你再制造谣言。

她笑了。她点上一支烟。她将烟圈喷在我的脸上。她睁大眼睛。她说：

——把你的地址告诉我。

——等你到二十岁时，再来找我。

我挪步朝卧房走去。她追上来，将嘴巴凑在我耳边，声音低若蚊叫：

——告诉你一个秘密。

——什么？

——你必须发誓不讲给别人听。

——那么，不必告诉我了。

我走去收拾东西。她追上来，将嘴巴凑在我耳边，声音依旧像蚊叫一般低：

——你是一个固执的男人。

——是的，我是一个固执的男人。

——我喜欢你的固执。

——不必再说这种话。

——所以我还是愿意将自己的秘密告诉你，谅你也不会对别人讲的。

（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子，会有什么秘密？我想。考试作弊；抑或偷了别人的粉盒？）吸一口烟，将话语随同青烟吐出：

——我在十五岁那年已经堕过胎了！

话语犹如晴天霹雳，使我感到极大的诧异。我瞪大眼睛望着她，她在笑。她的笑容极安详。

——亚莉，我说。你还年轻，不能自暴自弃。

她将长长的烟蒂子往地板上一扔，用皮鞋踩熄后，说：

——你是一个写小说的人；但是头脑太旧。

——对于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子，头脑太新，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

——危险？有什么危险？

——再过十年，你会了解我今天所说的话了。

苦力已经将所有的东西全部搬了下去。这间小小的梗房，空落落的，只有一些垃圾与旧报纸堆在地板上等待扫除。

——再见。我说。

——你还没有将地址告诉我。

——还是不说的好。

走出司马家大门，我就听见司马莉在后面大声哭了起来。（眼泪是女人的武器，我想。它可以使软心肠的男人跌入陷阱。）我不是傻瓜，特别是头脑清醒的时候。

又过了一天，发现包租婆酒柜里放着不少洋酒，以为她也是一个酒鬼，后来才知道她并不嗜酒。

——既然不喜欢喝，为什么放这么多的酒在酒柜里？

她的回答是：

——有了酒柜总不能没有酒！

又过了一天，包租婆请我喝了半瓶“黑白”威士忌。她的理由是：反正没有人喝。

又过了一天，我不但将剩下的半瓶“黑白”威士忌喝尽；而且另外还喝了几杯VAT69威士忌。王太赞我酒量好。我觉得她的笑容像一朵盛开的花。

——你的丈夫每年回来两次？我问。

——是的。

——你的丈夫每月汇钱给你？

——是的。

——你的丈夫每天写一封信给你？

——没有。

——每一个星期写一封？

——没有。

——每一个月？

——也没有。

——难道他从来没有写信给你过？

——他不识字。

——为什么不请别人代写？

——他太忙。

——不见得忙得连写封信的时间也没有？

——当他在船上时，他忙于赌钱；当他上岸时，他忙于找女人。凡是在船上做工的人，只要肯带一些私货，赚钱是不必花什么气力的。我们王先生精力过剩，必须设法消耗，所以，几乎每一码头都养一个女人。

——你是其中之一？

——是的，我是他的“香港夫人”；此外伦敦、纽约、旧金山等大埠固不必说，甚至巴西、西贡、横滨……都有。

——你替他养了两个孩子？

——是的。

——别地方的“夫人”呢？

——恐怕连他自己也搅不清楚。

（这位“王先生”实在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物，我想。长年坐着大船在地球上兜圈子，靠走私赚些容易钱；拿这些钱去供养数不清的老婆与子女。）

——他爱你吗？

——不知道。

——你爱他吗？

——我？我爱的是钱。只要他每个月有钱寄回来，他抵埠时，我就会到九龙仓去接他。

——他不在香港的时候，你觉得寂寞吗？

她笑。

又过了一天，我喝醉了。一对饥饿的眼睛在追寻失去的快乐。夜色已浓，那个名叫王实的孩子早已熟睡。空气凝结成固体，正当行人走进黑森林的时候。思想是稻草，突然忘记昨日的风雨以及逝去的蝉鸣；但见女巫爬上天梯，欲望企图登陆月球。两个孤独的旅客相遇于雨夜的凉亭，结果下了一局象棋。影子压在失名的石头上，石头出汗。春天躲在墙角，正在谛听踩在云层上的足音。……我醉了。

又过了一天，我接到那家报馆的通知，要我将那篇武侠小说写到月底结束，理由是：我的武侠小说“动作”没有别人多。这样一来，我已完全没有收入了。我的自尊心受了伤害，连今后的种种也不敢筹算。我走入客厅，没有征得包租婆的同意，打开酒柜，取出一瓶拔兰地。刚斟了一杯，包租婆提着菜篮从街市回来，见我拿着酒，慌慌张张地走来劝阻：

——不能再喝。

——为什么？

——不是因为贪饮几杯，就不会做出那种事情来了。

——我心里烦得很。

——怕我缠住你？

——不，不，绝对不是。

——那么，听我的话，暂时不要再喝。

纵然如此，我还是举杯将酒一口喝尽。包租婆看出我有心事，一再追问。

——将你的心事告诉我。她说。

——我是一个依靠卖文度日的人，刚才收到报馆的通知，说我的武侠小说写得不好，今后不用我的稿子了。

——噢，原来是这样。

——听口气，你好像并不觉得这是一件严重的事。

她笑了。笑容里含有太多的意思，但是我完全无法捕捉，我渴望喝一杯酒。她却慷慨地拿了一瓶给我。

又过了一天，我以整整一个上午的时间撰写《蝴蝶梦》的剧本。我指望拿这笔钱来维持一个时期；同时还清积欠麦荷门的债。

为了追寻灵感，我必须饮酒。

为了使激动的情绪恢复宁静，我必须饮酒。

为了一些不可言状的理由，我必须饮酒。

又过了一天，《蝴蝶梦》已写到第三十一场，自以为相当精彩，因此喝了更多的酒。

又过了一天，包租婆的酒柜只剩下两瓶酒了。《蝴蝶梦》写到四十八场。

又过了一天，《蝴蝶梦》写到六十二场。包租婆的酒柜里只剩一瓶酒。

又过了一天，《蝴蝶梦》写成。包租婆的酒也全部饮尽。

有了释然的感觉，立刻打电话给莫雨。莫雨约我在告罗士打见面，口气很兴奋。我已有几天没有出街，走到外边，精神为之一振。也许因为已经完成《蝴蝶梦》剧本的关系，也许因为转换了一个新环境，也许因为包租婆是个慷慨而不饮酒的女人……总之，我的心情很好。抵达告罗士打，将剧本交给莫雨。希望他尽早将剧本费支给我。他点点头，嘴里咬着雪茄。他没有开口。我只好坦白向他诉说自己的窘迫。他听了，仍不说话，只是扭亮打火机，点燃早已熄灭的雪茄。他吐出一大堆烟雾。这烟雾不但使我有了雾里看花的感觉；而且猛烈咳呛起来。他笑了，笑得很不自然。我一定要他做具体的答复，他说了这么一句：

——过一个星期打电话来。

——再过一个星期，我就要饿死！

——当真那么穷？

——没有一家报馆要我的武侠小说。

——为什么不写黄色小说？

——前些日子，你不是劝我改写电影剧本的吗？

——唉，关于电影圈里的事，那就一言难尽了。不过，你既有改行的意思，我当然要帮助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