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你不能自暴自弃”，信是这样开头的。“香港虽然文化气息不浓；但是每一个知识分子都有责任保存中国文化的元气及持续。为了生活，谁也不能阻止你撰写荒谬的武侠小说。这里是一块自由的天地，读者有自由挑选他们喜欢阅读的东西，作者也有自由撰写他们愿意写的东西。你的痛苦，我很了解。你当然并不愿意撰写武侠小说的，只是为了生存，不能不做这种违背心愿的工作。一个有艺术良知的作者，如果不能继续生存的话，这艺术良知就等于零。不过，目前你的处境虽窘迫，仍有不少空余时间。你应该戒酒；放弃做一个逃避主义者的念头。将买酒的钱买饭吃，将空余的时间撰写你自己想写的作品。不要害怕他人的曲解与误会，也不必求取他人的认知。E.M.福斯特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在整个物质宇宙中，艺术工作是占有内在秩序的唯一目标。为了这个缘故，我们才重视艺术工作。但是，没有一个艺术工作者在耕耘的时候想到收获的。诚如你过去对我说过的：乔也斯生前是怎样的清苦，又是怎样的勤奋。他是个半盲人，为了生活，逼得去教书，逼得去做书记工作，可是他从来没有中断过自己愿意做的事情，到了《优力栖斯》出版，检查员禁止他的作品出版，盗印商盗印他的作品牟利，读者们曲解他的作品；但是他仍不气馁。他依旧继续不断地工作，包括自己愿意做的，以及不愿意做的。他很穷，旅居苏黎世时，他依靠一个社团捐赠的一百镑而幸免于饿死。他死时，几乎一文不名。在文学史上，没有一位作家比他的一生更痛苦，更凄惨。当他在世时，他的作品受尽奚落与蔑视；但是今天，所有的严肃批评家已一致承认他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了。凡此种种，都是你告诉我的。你对于文学的了解当然比我深刻，而且我相信你的潜力是无竭的，如果你有决心，你一定可以写出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作品。文学是一种苦役，真正爱好文学的人都是孤独的。你不必要求别人的认知，也不必理会别人的曲解与咒骂。乔也斯死去仅二十一年，他已经成为‘现代文学的巨人’，但是又有谁知道当时侮辱乔也斯的冬烘们是些什么东西？朋友，你应该有勇气接受现实，同时以绝大的决心去追求理想。”

署名是麦荷门。

14

将自己禁锢在房内，哭了一天。

15

（我必须戒酒，我想。我必须继续保持清醒，写出一部具有独创性的小说——一部与众不同的小说。虽然香港的杂志报章多数是商业性的，但也并不如某些人嘴里所说的那么肮脏。大部分杂志报章的选稿尺度固然着重作品本身的商业价格；但是真正具有艺术价值的作品，还是有地方可以发表的。所以，我必须戒酒。我必须振作起来，写一部与众不同的小说。当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我已写过实验小说了。我尝试用横断面的手法写一个山村的革命，我尝试用接近感觉派的手法写一个白俄女人在霞飞路边做求生的挣扎，我尝试用现代人的感受写隋炀帝的荒谬。……但是今天，我竟放弃了这些年来的努力，跟在别人背后，大写其飞剑绝招了。我对不起自己。我对不起自己。我对不起自己。）

这些年来，计划中想写的小说，共有两个。

一、用百万字来表现一群小人物在一个大时代里的求生经验，采用心理分析的方法，写北伐、写国难、写抗战、写内战、写香港。此书拟分十部，第一部题名《花轿》。当我旅居新加坡的时候，《花轿》已经写好三分之一，后来因为贫病交迫，没有继续写下去。

二、写一部别开生面的中篇小说，由三个空间合组而成，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去描绘一颗女人的心。（应该先着手撰写哪一部？将《花轿》继续写下去，则所费时日太久，生活不安定，未必有把握完篇。写一个别开生面的中篇，主要的条件：结构必须十分谨严。心绪不宁，漏洞必多，成功的希望也不大。）

眼望天花板，有一只蜘蛛正在织网。蜘蛛很丑陋，教人看了不顺眼。它正在分泌黏液，爬上爬下，似乎永远不知疲惫。

（凡是尝试，多数会失败的，我想。没有失败的尝试，就不会有成功。我应该在这个时候拿出勇气来，做一次大胆的尝试。香港虽然是一个商业味极浓的社会，但也产生了像饶宗颐这样的学者。）

我一骨碌翻身下床，开始草拟初步大纲。这是一部注重结构的小说，组织不严密，就会白费气力。

狂热不是营养素，饥饿却无法伸展其长臂。四个钟头过去了，我发现这大纲并不容易拟。现代小说虽然不需要曲折的情节，但是，细节交错需要清醒的头脑；一若织绒线衫的需要灵活的手指。

有人敲门。

原来是包租婆。

——给你炒了一碗饭。她说。

走入客厅发现圆桌上放着一碗炒饭，一碟卤味和一瓶威士忌。

止不住内心的怔忡，分不清喜悦与悲哀，乜斜着眼珠子，投以不经意的一瞥。昨晚还空着的酒柜，此刻已摆满酒瓶。

钢铁般的意志终于投入熔炉。抵受不了酒的引诱，我依旧是尘世的俗物。

一杯酒的代价，魔鬼就将我的灵魂买去。那一排酒等于鱼饵了，饥饿的鱼势必上钩。于是我看到一个可怕的危机。两种不同的饥饿正在做公平的交易。

一切都是奇妙复杂的，包括人的思想与欲望。当我喝下第一杯酒后，就想喝第二杯。

思想变成泥团，用肥皂擦，也擦不干净。狂热跳入酒杯，醉了。

包租婆是个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但是她有妩媚的笑容。黑色的洞穴中，灯被劲风吹熄于弱者求救时。于是听到一些奇奇怪怪的声音，原来是疯子作的交响乐章。

——这是上好的威士忌。她说。

——是的，是的，我愿意做酒的奴隶。

没有理想。没有希望。没有雄心。没有悲哀。没有警惕。

理想在酒杯里游泳。希望在酒杯里游泳。雄心在酒杯里游泳。悲哀在酒杯里游泳。警惕在酒杯里游泳。

一杯。两杯。三杯。四杯。五杯。……

我不再认识自己，灵魂开始与肉躯交换。包租婆的牙齿洁白似贝壳。包租婆的眼睛眯成一条线。

（只有傻瓜才愿意在这个时候谈文学革命，我想。文学不是酒。文学是毒药。书本读得越多的人，越孤独。有人仍在流汗，沙漠里刚长出一枝幼苗，眼看就要给腐朽者拔掉了。只有傻瓜才愿意在这个时候谈艺术良知。许多人的头脑里，装着太多的龌龊念头。）

男子的刚性被谋杀了，一切都很混乱，情感更甚，犹如五岁男孩的铅笔画。明日的形象具有太多的蓝色，乐声的线条遂变得十分细小。

号外声忽然吞噬了乞丐的啜泣。

包租婆走去将玻璃窗关上，张开嘴，存心展览洁白的牙齿。猫王的声音含有大量传染病菌，纵然是半老的徐娘，也不愿在这个时候扭熄收音机。

没有一条柏油路可以通达梦境，那只是意象的梯子。当提琴的手指夹住一个叹气时，酒窝还没有苍老。

有一条黄色的鱼，在她的瞳子里游泳。

（我必须忘记痛苦的记忆；让痛苦的记忆变成小孩手中的气球，松了手，慢慢向上升，向上升，向上升，向上升，向上升……升至一个不可知的空间。）

（我必须抛弃过奢的欲望，让过奢的欲望，变成树上的花瓣，风一吹，树枝摇曳，飘落在水面，慢慢向前流，向前流，向前流，向前流……流到一个不可知的地方。）

（我必须抹杀自己的良知，让自己的良知，变成画家笔底的构图，错误的一笔，破坏了整个画面，愤然用黑色涂去，加一层，加一层，加一层，加一层，加一层……黑到教人看不清一点痕迹。）

我闭上眼睛。

幻想中出现两只玻璃瓶。

但是，她说她也见到了两只玻璃瓶。这是不可能的，虽然雨伞也会拒绝阳光的侵略。

——什么颜色？我问。

——一只是紫色的；一只是蓝色的。

——我看到的却是两只蓝瓶。

——这就奇了。

——你有没有看出里边装着什么东西？

——两瓶都是爱情的溶液。你呢？

——我只看到酒。

——为什么不睁开你的眼睛？

睁开眼睛，面前放着两杯拔兰地。我不知道我已经喝了多少杯；然而那不是制造快乐的原料。我并不快乐。

（处在这个社会里，我永远得不到快乐，我想。）

虽然有了七分醉意，仍有三分清醒。我怕包租婆，匆匆走了出来，再也不想知道那两只瓶子里究竟装的是爱情，抑或酒液。于是走进一家电影院，坐在黑暗中，昏昏沉沉地睡了一觉。睡后做一场梦，梦见星期六不办公的上帝。有人摇动我肩，醒来正是散戏的时候。走出戏院，夜色四合。迷失在霓虹灯的丛林中，头很痛。

想起钱，打了一个电话给莫雨：

——正想找你。他说。马上过海来，我在“格兰”等你。

坐在渡轮上，火焰开始烤灼我的心。一个新生的希望，犹如神灯里的genie，从很小很小的形体，瞬息变得很大很大。

渡轮特别慢。渡轮像蜗牛。渡轮上的搭客个个态度安详。

海上舶着一只航空母舰，大得很。但是它不能使我发生兴趣。

九龙的万家灯火，比天上的繁星美丽得多。但是它不能使我发生兴趣。

渡轮上坐着一个年轻女人，打扮得很漂亮。但是她不能使我发生兴趣。

渡轮抵达佐敦道码头，雇一辆的士，直驶格兰酒店。

莫雨坐在靠窗的座位，见到我，立刻堆上一脸阿谀的笑容。莫雨是不大肯露笑容的人。坐定，向侍者要一杯咖啡。

谈到剧本，莫雨的态度很持重，并不立刻开口，脸上倏地转换一种十分尴尬的表情，不像喜悦，也不像歉仄，根本并不代表什么。他不断喷着烟雾，企图用烟雾来掩饰自己的窘迫。

——失败是成功之母，不必灰心。他说。反正公司已拟订增产计划，以后机会多得很，只要有决心，迟早终可以走进电影圈的。事实上，电影圈最缺乏的就是编剧人才。过去，因为闹剧本荒，我们老板一度有意将日本片的故事改成中国人物与中国习俗，加以重拍；现在，由于观众们对古装片百看不厌，剧本荒的问题总算解决了一半。我说解决一半，当然是题材，至于做改编工作的人才，还是非常缺乏。公司方面为了配合增产计划，总希望能够造就一些新人出来。你既已有决心改行，绝不能因为一个剧本没有写好，就灰心。事实上，如果我是老板的话，我倒是很愿意拍一部具有艺术价值的电影。可惜我不是老板；而老板的看法，又常常跟我们不同，所以……没有等他将话讲完，我走出格兰酒店。

（这是一个什么世界？我想。文章的好坏取决于有无生意眼；电影的优劣亦复如此。文学与艺术，在功利主义者的心目中，只是一层包着毒素的糖衣。）

16

希望是肥皂泡，做了刹那的舞蹈，摇呀晃的，忽然破碎于手指的一点。我终于察觉了自己的愚骁，再也不愿捕捉彩色的幻念。当我烦闷时，酒将使我狂笑；而包租婆依旧保持酒柜的常满，企图在我心田播下一粒种子。我不能单靠酒液生存，包租婆竟邀我同桌进食。起先，她不肯收饭钱；后来，知道我已失业，连房租也不要了。我心里很不舒服；因此喝了更多的酒。有一天，从报馆拿到最后一笔稿费，走去马场存心被命运戏弄。离开马场时，口袋只剩几块零钱。回到家里，包租婆问：

——到什么地方去了？

——赌马。

——运气怎样？

——不好。

——输掉多少？

——不算多，只有半个月的稿费；不过，那是我的全部财产。

输去一百多块钱，不能算多；但是把自尊心也输掉了，不能不可怜自己。

第二天早晨，决定找麦荷门想办法，走到门口，包租婆塞了一百块钱给我。

我拒收。

走到楼下，我第一次意识到事情的可怕。（我应该搬到别处去居住，我想。）

半个钟头过后，我与麦荷门在告罗士打饮茶。

——有两个问题，必须解决。我说。

——哪两个问题？

——第一，职业问题；第二，搬家。

——又要搬家了？为什么？

——我虽然穷；可是仍有自尊心。

——不明白你的意思？

——再没有收入，我将变成一个吃拖鞋饭的男人！

麦荷门的两只眼睛等于两个“？”。

进一步的解释已属必需，但是未开口，视线就被泪水搅模糊了。麦荷门不能了解我的悲哀，久久发愣；然后说了这么一句：

——一个遁世者忽然变成厌世者！

——是的，荷门，我想不出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东西。

——酒呢？

——那是遁世的工具。

——希望呢？

——我已失去任何希望。

麦荷门低着头，下意识地用银匙搅混杯中的咖啡。

——你说你不是一个勇敢的人？他问。

——是的。

——因为你没有勇气自杀？

——一个失去任何依凭的人没有理由继续偷生。

——我的看法刚刚与你相反。

——你的看法怎样？

——我认为一个勇敢的人必须有勇气继续活下去。

接着麦荷门提出一个计划：办一本文学杂志，希望我能担任编辑的工作。关于资金方面，他母亲已答应拿出一部分私蓄。

——你父亲呢？

——他不会赞成办文学杂志的。过去，我曾经向他透露过这个意思，他大表反对，说是在香港办文学杂志，绝对不能超过“青年园地”的水平，否则，非蚀大本不可。

——他的看法很有道理。

——但是，我的想法不同。我认为只要杂志本身能够在这乌烟瘴气的社会中产生一些积极的作用，蚀掉几千块钱，也有意义。

——这是傻瓜的想法。

——我们这个社会，聪明人太多；而傻瓜太少。

——杂志登记时要缴一万元保证金，这笔钱，到哪里去筹？

——保证金的问题不难解决。麦荷门说。报馆里有位同事曾经在今年春天办过一本杂志，后来因销数不多而结束。如果我们决定办的话，可以借用他的登记证，每一期付两百块钱利息给他。

——你有适当的名称吗？

——大大方方就是“文学”两个字，你看怎样？

——过去傅东华编过一本杂志叫作“文学”，而前几年台湾也有一本《文学杂志》。

——你的意思呢？

——不如叫“前卫文学”，教人一望而知是一本站在时代尖端的刊物。

——好极了！好极了！决定叫“前卫文学”。

麦荷门非常兴奋地跟我研究杂志的内容了。我的意思是译文与创作各占一半篇幅。译文以介绍有独创性而具有巨大影响力的现代作品为主；创作部分则必须采取宁缺毋滥的态度，尽量提高水准。

——目前，四毫小说的产量已达到每天一本，除了那些盗印别人著作的，多数俗不可耐，谈不上技巧与手法。这种四毫小说，犹如稻田里的害虫一般，将使正常的禾苗无法成长。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时候出版一本健康的、新锐的、富有朝气的文学杂志，虽不能像DDT般将所有的害虫全部杀死；最低限度，也好保护幼苗逐渐茁强。

麦荷门脸上立刻泛起一阵红润润的颜色，眼睛里有自信的光芒射出。我虽然也感到兴奋，却不像他那么乐观。在我们这个环境里，格调越高的杂志，销数越少；销数越多的杂志，格调必低。我们理想中的那本杂志，编得越好，夭折的可能性越大。

经过一番冷静的考虑后，我说：

——这虽然是一个崇高的理想，但是将你母亲辛苦积蓄下来的钱白白丢掉，不能算是一个聪明的做法。

——我不愿接受任何方面的津贴；更不愿办一本害人的黄色杂志。

麦荷门的态度竟会如此坚决。

麦荷门愿意每个月付我三百块钱，作为薪水，不算多，但也勉强可以应付生活所需。

——只要不喝酒，不会不够的。他说。这是实践我们共同理想的工作，希望你能够经常保持清醒。酒不是桥梁，只是一种麻醉剂。你想做一个遁世者，酒不能带你到另外一个世界去。过去，你不满现实；现在你必须拿出勇气来面对现实。《前卫文学》的销数一定不会好，可是我倒并不为此担忧。像这样严肃而有分量的杂志，即使只有一个读者，我们的精力就不算白花了！

这一番话，具有一种特殊的力量，使我的血在血管里开始做百米竞赛。理想注射了多种维他命；希望出现了红润的颜色。一个内在真实的探险者，不能在抽象的山谷中解开酒囊。

我有了一份理想的工作。

我要求麦荷门借三百块钱给我，为了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