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徒 十二

30

《前卫文学》创刊号出版了。麦荷门寄了一本给我。封面没有画,只有《前卫文学》四个大字;另外右角用黑油墨印一个阿拉伯“1”字,大大方方,相当美观。除此之外,内容方面与我最初拟定的计划差不多。发刊词依旧用我写的那一篇,一个字都没有动。对于我,这当然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至于译文方面,也能依照我拟定的计划,选了几篇第一流的作品。创作较弱,除了一个独幕剧与那篇研究“反小说派”的论文外,其他都不是突出的作品。几个短篇创作,虽比时下一般“学生园地”式的短篇小说稍微高一些,距离最初的要求仍远。这个问题,并不在于麦荷门的欣赏水准较低,而是商业社会使那些有才气有修养的作家们将精力集中于其他方面,不再有空闲或兴趣撰写文学作品。荷门年纪还轻,结交的朋友不多,他不知道香港除了那些患着“文艺幼稚病”的“作家”之外,还有谁能够写出像样的作品来。其实,香港有几位极有希望的作家,为了生活,已被迫投笔改就他业。这些都是有过表现的文艺工作者,但是现实是残酷的。生活担子太重,他们不得不放弃对文学的爱好。麦荷门不认识他们,更无法怂恿他们为《前卫文学》执笔。麦荷门找来的几篇创作,都是肤浅的现实主义作品,毫无特出之处,只能算是聊备一格。纵然如此,这本《前卫文学》依旧是目前香港最有分量的文学杂志。我钦佩麦荷门的毅力,同时也感到了惭愧。当我一口气将《前卫文学》读完后,我必须承认对文学的热诚仍未完全消失。我之所以不再阅读文学作品,只是一种自己骗自己的行为罢了。事实上,我依旧无法抗拒文学的磁力。我的看法是:《前卫文学》的水准还不够高。不过,以香港一般文艺刊物来说,它已经太高了,有些读者不能接受。

如果《前卫文学》不能维持一定水准,它将完全失去存在的意义。

麦荷门不惜以他母亲的积蓄做孤注一掷,为的是想替中国新文学保存一点元气;但是符合要求的创作不易求,更因为是定期刊物,到了发稿的时候,找不到佳作,只好随便约几篇急就章充数。这样一来,内容贫乏,必将成为雅俗俱不能接受的刊物。

我很替麦荷门担心。

麦荷门的五千块钱迟早要赔光的。问题是:这五千块钱必须赔得有价值。

《前卫文学》创刊号虽然与理想仍然有相当距离,但译文方面的选择,显然是明智的。不过,今后单靠他一个人的力量,恐怕连这个水平也不能维持。

我想约荷门见一次面。

但是没有勇气打电话给他。

荷门是个有个性的年轻人。他可以接受失败,却未必愿意接受一个撰写庸俗文字者的援助。再说,我一天要写四家报纸的连载小说,哪里还有时间帮助他?

我叹口气,将那本《前卫文学》往字纸篓一掷,抽支烟,斟了半杯酒。坐在写字台前,提起笔,开始撰写《潘金莲做包租婆》的续稿。

酒与黄色文字皆能产生逃避作用。没有勇气面对现实的人,酒与黄色文字是有一点用处的。

忽然有人轻叩房门,拉开一看,原来是雷太太。她说:

——有人打电话给你。

走去电话机旁边,拿起听筒,竟是麦荷门。

——寄给你的创刊号,有没有收到?他问。

——收到了。

——怎么样?希望你能给我一些忠实的批评。

——我钦佩你的勇气与毅力。

——除了勇气与毅力之外,内容方面,你觉得怎样?

——很好,每一篇都够水准。

这是违心之论,连麦荷门也听得出来。麦荷门是朋友中最真挚的一个;然而我竟对他说了假话。事实上,要是麦荷门不尊重我的意见的话,也不会打电话给我了。我不能太自卑。虽然大部分同行已经将我视作武侠与黄色小说的作者,相信麦荷门是不会这样想的。最低限度,他还希望能够听听我的意见。但是,我竟这样虚伪,没有将心里想说的话坦白讲出。

——创作部分怎么样?麦荷门问。

——虽然弱了一点,也还过得去。

——我希望你能够给我一些坦率的意见。

——几个短篇都是写实的,手法相当陈旧。今天的小说家应该追求内在真实,并不是自然的临摹。塞尚曾经在左拉面前坦白指出临摹自然的无用,认为艺术家应该设法去表现自然。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此时此地的小说家肯继续从事文艺工作的已不多,哪里还能要求他们去追求内在真实!

——这也是实情。

——所以,我只能将译文的水准尽量提高,希望借此促请文艺工作者的觉醒。

——创刊号的译文部分不错。

——第二期即将发排了,我知道你忙,没有时间为《前卫文学》译些东西,不过,你读书甚多,提供一些材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最近我完全没有读文学书。

麦荷门“噢”了一声,将电话搁断。我回入卧房,坐在书桌前,继续进行文字的手淫。一个字也写不出。

做一个职业作家,并不如一般人想象的那么舒服。当你心绪恶劣的时候,你仍须强迫自己去写。

好在这种东西全无思想性,只要将一些性行为不太露骨地描写出来,就可以换取读者的叫好了。

(香港真是一个怪地方,艺术性越高的作品,越不容易找到发表的地方;相反,那些含有毒素的武侠小说与黄色小说却变成了你争我夺的对象。)

(香港真是一个怪地方,不付稿费的杂志,像过去的《文艺新潮》,像过去的《热风》,常有优秀作品刊出;但是那些依靠绿背津贴的杂志,虽然稿费高达千字四十元,刊出的东西常常连文字都不通,遑论作品本身的思想性与艺术性。)

(香港真是一个怪地方,价值越高的杂志,寿命越短;反之,那些专刊哥哥妹妹之类的消闲杂志,以及那些有彩色封面而内容贫乏到极点的刊物,却能赚大钱。)

《前卫文学》注定是短命的。如果出了几期就停刊的话,绝不会使人感到惊奇。事实上,麦荷门自己也知道这本杂志不会久长,不过,他有他的想法,认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即使力量薄弱,只要能将水准真正地提高起来,将来究竟会结成什么样的花果,谁也无法逆料。这个想法并不坏。问题是:由于佳作难求,刊物不能保持一定的水平,钱财与精力等于白费。

这是值得担忧的。

我甚至有了放弃撰写通俗小说的念头,集中精力去帮助麦荷门编辑《前卫文学》。

然而拿不出勇气。

文学不是米饭。“文穷而后工”是一句不切实际的风凉话。处在今天的现实社会中,愿意做傻瓜的还有,愿意为文学而死的人恐怕不会有了。

我陷于极大的困扰,不能用情感去辩护理智;更不能用理智去解释情感。

我又喝了半瓶酒。

31

气候仍冷,温度很低,北风似猫叫,骑楼上的花朵在风中摇曳不已。花瓣有太多的皱纹,犹如雷老太太的脸皮。雷老太太又端了一碗莲子羹给我,莲子炖得很酥。我已有了几分醉意,仍想出去走走。然后耳边出现了浪潮般的喧哗,二十一个球员在绿茵场上角逐。不知道是“南华”对“巴士”还是“光华”对“愉园”?那穿着红衫的一队似乎特别骄傲;然而这骄傲却又那么柔弱无力。(人类是好斗的,我想。人类的基本爱好原是极其残忍的。)这是残酷的场面,观众喜欢观看球员怎样受伤。离开球场,我站在一家唱片公司门口听卓比·戚加的歌声。世纪末的声音,卓比是个严重的“世纪病”患者。然后打一个电话给杨露,约她到钻石酒家去吃晚饭。杨露没有空。杨露有太多的舞客。我心里忽然起了一种不可言状的感觉,说是妒忌,倒也有点像悲哀。(我会爱上杨露吗?不会的。)但是我的脑子里常常出现她的微笑。(她不是一个坏女人,我想。虽然她有太多的舞客;可是她绝对不是一个坏女人。)这样想时,更加渴望见到她。(没有空,必定另有约会。我不能允许她另有约会,因为我喜欢她。)我笑了,笑自己的想法太幼稚。(杨露是一个舞女,我能阻止她跟别的舞客约会吗?除非我有勇气跟她结婚,然而结婚不能单靠勇气。)我又笑了,笑自己的想法太幼稚。

当我喝了酒之后,不论多少,甚至一滴之饮,也会产生一些古古怪怪的念头。于是乘坐的士。在黑暗中寻找杨露的嘴唇。我要她跟我去“钻石”吃饭;她用银铃的笑声拒绝我。我内心燃起怒火,将钞票掷在她身上,愤然离去。沿着海边漫步,怒火给海风吹熄。在铜锣湾遇到一个年轻朋友,一把捉住我,拉我去“丽思”吃牛柳。他说他喜欢吃牛柳。他说他喜欢嗜吃牛柳的朋友。然后他说他写了一本四毫小说,很叫座,给一家电影公司将电影摄制权买去了,不久的将来就可以搬上银幕。

——你知道他们给我多少钱?他问。

——不知道。

——他们给我五百。

——听说电影公司的故事费规定是五百。

——不,不,电影公司购买四毫小说的电影摄制权从未超过三百。

——这样说起来,你是一个例外了。

——我是例外的例外。

——什么意思?

——公司方面还要我现身说法,在片中担任一个不十分重要的角色。

——你会讲国语?

——片子里的那个角色并无对白。

——噢。

——外国电影常有原著者亲自上银幕的镜头,譬如“三部曲”里的毛姆。

——如此说来,这也算是一种进步了?

——当然!

他向伙计要了两客牛柳;又向伙计要了两杯拔兰地。他不是一个喜欢喝酒的人;但是他知道我喜欢。他在这个时候喝酒,当然是因为太兴奋的缘故。他的兴奋犹如火焰,加上酒,越烧越旺。

——老实说,国语电影需要改进的地方还多。你看,人家日本人拍一套《罗生门》,就让好莱坞的大导演们学习他们的手法了。

——是的,战后日本电影和意大利的Limited Production一样,也有惊人的成就。不过,我们的国语片想争取国际市场的话,首先不能从四毫小说中找材料。

我的话语,犹如一把剑,刺伤了他的感情。他怔住了,眼睛瞪得比桂圆还大。对于他,我这样讲,等于用一桶水将他的兴奋浇熄。

为了掩饰心情的狼狈,他露了一个尴尬的微笑,说我太喜欢开玩笑。然后举杯祝我健康,我喝了一口酒,正正脸色,说:

——国语电影如果真想求进步的话,首先,制片家必须放弃所谓“生意眼”;其次,认识剧本的重要性;第三,打倒明星制度;第四,扬弃投机取巧的念头,不拍陈腔滥调的民间故事;第五,不以新艺综合体及日本彩色作为刺激票房纪录的法宝;第六,以集体创作的方式撰写具有民族精神而又朴实无华的剧本。你要知道,剧本是一部电影的灵魂。

——对,对,你说得一点也不错,剧本是一部电影的灵魂。所以,我认为公司方面肯出五百元的代价买我的小说去改编,是一种进步的表现。

——对不起得很,恕我不客气地指出,制片家如果专在四毫小说中寻找材料的话,电影不但不会进步,而且会进入死巷!

——这……这不能一概而言,事实上,四毫小说也不是全部要不得的。

——四毫小说当然也有优劣之分,不过,我们必须认清四毫小说的对象是哪一阶层。

——你倒说说看,四毫小说的对象究竟是哪一阶层?

——就是那些专看低级趣味电影的观众。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很简单,将四毫小说改编成电影,说明制片家只想争取低级趣味的观众。制片家仍以赚钱为最高目标,哪里谈得上提高水准?

——你这一番话,完全不切实际。今天香港的制片家,谁不将拍片当作一种生意?在香港,艺术是最不受重视的东西,抽象画家受尽奚落,不到外国去举行展览会,就不能获得知音。电影虽然被人称作第八艺术,实际上,跟交际舞一样,一到香港就变了质。交际舞成为贩卖色情的借口,电影艺术却是商人赚钱的另一种方式。

——所以,我认为大作的被电影公司改编为剧本并不是一件可喜的事情。

——我可以不劳而获五百块钱。

——如果这样讲,那就是另外一件事了。

——我从未有过野心。我之所以撰写四毫小说,因为这钱赚得比较容易。我之所以如此兴奋,因为我又多了一笔额外收入。谈到艺术,我是一窍不通的,我常常觉得广告画比抽象画好看得多!

我笑。他也笑了。伙计端牛柳来,嫩得很,风味别具。香港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四毫小说的作者可以天天吃牛柳,严肃的文艺工作者却连牛柳的香味也不容易嗅到。我得庆幸我的运气不坏,遇到这样一位运气比我更好的“小说家”。

吃过牛柳,不愿意跟他讨论下去,站起来,说是另有约会,走了。这个沾沾自喜的“小说家”,实在悲哀得很。他连小说的门都没有摸到,却被庸俗的制片家捧坏了。

铜锣湾的灯。红的。绿的。蓝的。于是想起一则虚构的故事:一个潦倒的文人忽然被一个有钱的姨太太爱上了。他似乎获得了一切,很快乐。这快乐等于肥皂泡,因为他已失去一切。香港人的快乐都是纸扎的;但是大家都愿意将纸扎的爱情当作真实。上帝住在什么地方,那被人称作地狱的所在何以会有这么多的笑声?

一只满载希望的船,给海鸥带错了方向,空气是糖味的。空气很冷。

(有人自以为是诗人,竟将方块字误作积木,我想。没有人握有诗的执照,所以谁都可以写诗。几十个方块字就可以凑成一首诗,所以我们这一代冒牌诗人特别多。诗是没有真伪的。诗只有好坏。不过,诗人却不同。诗人是有真伪之分的。我们这一代,伪诗人多过真诗人。伪诗人的坏诗太多,使一般人对真诗人的好诗反而产生误解。)

(如果没有真正的批评家出现,中国文艺是不会复兴的。)

(从“五四”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出现过一个权威的文学批评家。刘西渭写过两本小书,文章做得很好,但见解不够精辟。他批评了曹禺的剧本,曹禺指他说错了话;他批评了巴金的小说,巴金也不肯接受他的看法。不过,截至目前为止,刘西渭的文学批评依旧是最好的。)

(旁观者清,作家需要灯塔的指示。)

(没有真正的批评家出现。中国文艺是不会复兴的。)

(我为什么又会想到这些问题?我应该多想女人。)

一盏昏黄不明的灯下,出现一对黑而亮的眸子。以为在做梦,竟是现实。我不知道她姓什么叫什么,更不知怎么会认识她的。我们相对而坐,面前各自有一杯威士忌。

——你的酒量不错。她说。

——我?我根本不会喝酒。

——别撒谎,我亲眼看你喝了六杯威士忌。

——是吗?

——刚才你好像醉了,伏在桌上,睡了半个钟头。

——这就证明我的酒量并不好。

——但是你没有醉。我知道的。

我望望她,她有一对黑而亮的眸子。她说得一点也不错,我没有醉。看看表,分不清长针短针。

——几点?我问。

——十二点一刻。

——我们该走了?

——是的,我们该走了。

——到什么地方去?

——随你。

我吩咐伙计埋单。走出夜总会,一辆的士刚刚停在我们面前。坐进车厢,合上眼,立刻陷于迷糊意识,不知道司机将我们载去什么地方。第二天醒来,发现自己睡在一家公寓的板房里。头很痛,脑子里有个问题:那个女人到什么地方去了?

一骨碌翻身下床,地板似浪潮。(昨天晚上,我一定喝了不少酒,我想。)走近梳妆台,定睛一看,桌面上有一张字条,用烟灰碟压着的。

字条上歪歪斜斜写着这么几行:

“先生:我不知道你是谁。我知道你是一个好人。我不应该偷你的钱,但是我穷,我的母亲正在病中,需要钱买药吃。我不是一个如你想象中的那种女人。我读过中学,而且从未做过这种事情。你口袋里有一百二十块钱。我拿了一百,留下二十块钱给你。你不像是个穷人。少一百块钱,不一定会成问题。对于我,这一百块钱也许可以救一条人命。先生,我谢谢你的帮助;同时希望你以后不要喝那么多的酒。”

将字条塞入口袋,盥漱过后,我按了一下电铃,伙计来了。我问:

——那个女人什么时候走的?

——你不知道?

——我喝醉了。

伙计抬起头,略一寻思后,说:

——昨晚一点左右。

——一个可怜的女人。我说。

——这种女人有什么可怜?伙计说。

我无意争辩,怀着沉重的心境离开公寓。走到茶楼门口,买三份日报,然后向伙计要一壶普洱茶。看了一段电讯:戴高乐拒绝英国加入共同市场。(这是莫泊桑式的“惊奇的结尾”。难道也是法国人的传统?我想。)

又要赛马了,满版试跑成绩与不着边际的预测。

(外围马犹如野火一般,无法扑灭。既然如此,何不公开化?我想。)

甲组足球联赛,六强形势越拉越紧,占首席的“光华”也未必乐观,失九分的“南华”仍有希望。

(对于一般香港人,马与波的动态较国际新闻更重要。)

然后看到一篇不能不生气的“影评”。

(这里的“影评”实在是颇成问题的。执笔人多数连一部电影的制作过程都不明白,常常“上半部演得出色”“下半部毫不称职”之类地乱扯一通。这里的“影评”,从不注意艺术性,只以一般观众的趣味为准绳。在这些“影评家”的笔底下,猫王与路易主演的片子,永远是好的;反之,像《叱咤风云》这样优秀的电影,常常被评为“闷到瞌眼瞓”。我们这里没有真正的影评。这里的“影评家”连“蒙太奇”都弄不清楚。这里的“影评家”将一部电影的娱乐成分视作最主要的成就。这里的“影评家”常常认为女主角的美丽比她的演技更重要。这里的“影评家”常常颠倒是非,将好电影骂得一文不值;反而将那些莫名其妙的电影捧得半天高。在这些“影评家”的心目中,《单车窃贼》是远不及意大利的宫闱打斗香艳七彩片的。在这些“影评家”的心目中,碧姬·芭铎是远较比提戴维丝更为重要的女演员。在这些“影评家”的心目中,《君子好逑》与《罗生门》都是要不得的电影。在这些“影评家”的心目中,电影只是一种低级的娱乐,除此以外,并不具有任何其他意义……但是,这些“影评家”知道不知道香港每年电影的产量占着全球第三名的地位,除了日本、印度之外,就要轮到香港了。香港虽然是个蕞尔小岛,每年电影产量却比意大利、英国、法国更多。如果香港出品的电影没有市场,制片家早就将钱财投资于大厦的兴建了。换言之,香港的电影是有它的市场的。既有市场,必有观众,就不能不注意到电影本身应具有的教育意义。)

(制片家为了赚钱,不但不注意片子的教育意义,有时候还不惜向观众灌输毒素。达到这种情形,影评家就有责任指出他们的错误,并予以谴责。影评家必须引导所有电影工作人员向上,没有理由跟在庸俗的制片家背后,鼓励他们制作毫无价值的纯娱乐电影。)

(香港的电影产量占世界第三位;但是这些电影的水准却低得很。战后各国电影都有长足的进步。在十部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外国电影中,日本占了三部:《罗生门》《地狱门》与《七武士》。意大利的《单车窃贼》被选为电影史上的十大之一。查理的《淘金记》与《城市之光》被全球一百位影评家选为电影的古典作品。法国的Le Jour Se Leve也被列入电影史上的十大。……但是产量占据全球第三位的香港电影,究竟拍出了一些什么东西?)

(制片家的唯利是图固然阻止了佳片的出现;但是影评人不能起督导作用,也是港片水准低落的一个重要因素。)

(如果影评人根本不知电影为何物的话,谁还能负起督导的责任?)

(只要是瑰丽七彩,只要是从头打到底的西部片,只要是路易的斗鸡眼,只要是外形漂亮的女主角,只要是猫王主演的歌唱片,只要是“××夜生活”之类的什锦片,只要是意大利的宫闱打斗片……都能够获得此间“影评家”的叫好。)

(在香港,良片是劣片,劣片是良片。)

(香港电影的另一个问题是:明星太多,演员太少。女人为了赚取明星的头衔,即使每个月只拿两百块钱薪水,一样肯干。理由是:有了明星头衔后,就可以在其他方面获得更大的酬劳。)

将报纸翻到副刊版,发现我写的《潘金莲做包租婆》已由编辑先生加上插图。像这样的文字,原已相当露骨,加上插图之后,更加不堪入目。

(不能再写这种东西了,我想。这是害人的。如果不能戒酒的话,受害的将是我自己。如果继续撰写黄色文字,受害的是广大读者群。但是,我必须继续生存下去。事实上,即使我肯束紧裤带,别人却不会像我这样傻。我不写,自有别人肯写。结果,我若饿死了,这“黄祸”也不见得会因此而消失。)

翻到港闻版,又有两个人跳楼。

(香港高楼大厦多,跳楼的人也多。难道这个世界当真没有一点值得流连的吗?)

向点心妹拿了一碟芋角与一碟虾饺。(这是现实,我想。)

身上的钱,大部已被那个陌生女子取去。付了茶钱,所剩无几。走去电车站,到中环一家报馆去预支了一百块钱稿费,然后踩着悠闲的步子,到皇后道去看橱窗。(对于那些专买非必需品的贵妇们,橱窗是吸铁石。)然后我见到一个很美很美的女人,从头到脚几乎全是紫色,看起来,像一朵会走路的紫丁香。(美丽的女人都是上帝手制的艺术品,我想。)然后走进一家幽静的小咖啡店,要了一杯酒,掏出原子笔与原稿纸,打算将这一天的文债还掉。由于刚刚见到了一个绝色女子,笔底下的潘金莲、刁刘氏全变成那个模样,写起来,不但顺利,而且颇多神来之笔。

——想不到会在这里碰到你。

抬头一看,原来是旧日重庆报馆里的一位老同事。此人姓沈,名家宝,过去在重庆跑新闻,华莱士来华时写过一篇特写,相当精彩。那时候,他是一个小白脸。现在也是中年人了,作笑时,眼角的鱼尾纹特别深。我们已有多年没有见面,虽然大家都在香港。他贪婪地端详我,有意在我脸上寻找皱纹。

——告诉我,你在做些什么?

——卖文为生。

——好得很,好得很!

——做一个写稿匠,有什么好?

——香港有几位多产作家,每天写一万多字,收入不菲,听说有的不但坐了汽车,还买了洋楼。

——那是极少数的几个。

——你现在写几家报纸?

——四家。

——不算少了,最低限度,生活绝无问题。

——不一定。

——你单身单口,每个月有成千收入,怎会不够?

——不是这个问题。

——难道还有其他的困难?

——在香港,卖文等于妓女卖笑,必须取悦于顾客,否则就赚不到稿费。

沈家宝感慨系之地叹息一声,说是乱世年头,能够活下去,已算幸运,哪里还能谈其他?然后我要他将近况告诉我。他说他已改行做生意,前年纠集了一些资本,与几个朋友合资创设一家塑胶厂,专门模仿日本胶公仔,生意相当不错。

——去年赚了三十几万,添置了一些机器外,所有厂里的员工在年底都能分到五个月的红利。

——恭喜你。

——下个月初,我要到日本去兜一圈,拿些新的样品回来,同时还打算订一批日本的胶布和机器。

——为什么一定要买日本货?

——便宜,价钱便宜。

——但是,你还记得不?当年我们在重庆的时候,日本飞机炸死了多少无辜同胞。这是我们亲眼目睹的事实,这些是惨痛的事实,难道你完全忘记了?

沈家宝笑不可抑,说我是天字第一号傻瓜。我不明白他的话意,他说:

——当你从九龙乘坐渡海小轮来到香港时,特别是晚上,你一定会注意到海边建筑物上的商业广告牌。

——是的。

——你知道不知道这些广告牌中,日本货占了百分之七十。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

——有什么可怕?香港不知有多少商人因为推销日本货而发财。

——我们是知识分子,我们不能像那些唯利是图的无知商人一样,将那八年的惨痛经验全部忘记。

——为什么不能?再说,日本现在是一个民主国家了,过去的好战分子都已受到惩罚,今后再也不会侵略邻邦。

——我很怀疑。

——这是事实,用不到多疑。

——我相信他们的武士道精神还是存在的。

望着沈家宝脸上的表情,我知道他是不同意我的看法的。不过,我们究竟是多年老友了,纵或意见不同,还不至于闹得面红耳赤。事实上,整个东南亚区,除了新加坡的华人外,很少人还记得过去的那一笔血债。

话不投机,沈家宝将烟蒂揿熄在烟碟里,将三文治匆匆吃下,掏钱埋单,露了个伪笑,走了。

沈家宝走后,我继续写稿。将四家报馆的续稿全部写好,算是了却一桩心事。回到家里,雷老太太神色紧张地问我:

——急死我了,新民,你为什么一夜不回?

可怜的老人,又将我当作她的儿子了。没有等我答话,她冉冉走进厨房,端了一碗莲心桂圆汤出来,抖巍巍地放在我面前,要我喝下。

喝下热气腾腾的桂圆汤,解衣上床。我做了一场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