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夏天是黏糊的。到了七月，天彻底热起来，湿度也大了。

一黏糊，身上就不自在，躁得慌，火大，容易失去常态，本来没什么事儿的事儿，也有事儿了。

何小兵感觉最近身上涌动着一股劲儿，老想干点儿什么，抑制不住，但又不知道干什么，于是拧巴儿了，看什么都不顺眼。

以前何小兵写的歌词里，还有些许青春期的忧伤和蹉跎，近期则充斥着愤怒，粗鄙的词句俯拾即是，严宽看后说，你丫的一篇歌词能当中国话脏字大全了。

不仅如此，何小兵对周边的一切都持一种怀疑和企图颠覆的状态，看到书里他不认同的话，就在原文上把这句话改成他认为的那样，然后再把书放回书店的书架或还回图书馆，如果原文的改动量太大，无处下笔，便索性把那页撕掉。有一次在电视上看到一个煽情节目，主持人说了一番试图打动人的话，何小兵总感觉这番话很傻B，让他觉得更傻B的是，参与节目的嘉宾，竟然跟着感动并落泪了，最让何小兵觉得傻B的，是他自己，竟然把这种节目看下去了，并作出分析。总之，这段日子，何小兵否认并痛恨一切，包括他自己。

有段时间社会上流行一个词：死磕。何小兵觉得这词对自己很贴切，就得跟他们丫死磕！不计后果，直到把一方磕碎了算！

很久以后，他总结自己的这段生活，发现这一切——对现状的不满和试图颠覆——归根结底只不过是希望夏天早点儿过去，不仅是那一年的夏天，也希望他生命里的夏天早点儿结束，别那么躁了。

何小兵和严宽的吉他组合发展壮大了，找了一个鼓手和一个主唱兼贝司，成了一个乐队，这不仅仅是出于让音乐元素更丰富的考虑，更是觉得应该弄出点儿更有劲儿的东西，潜意识里，其实是为了泄愤的时候能更痛快点儿。

乐队排练的地方在鼓手的家里，就是何小兵找刘虎时去过的那个村子，城里很难找到一个既便宜又没有邻居责备扰民的排练室。虽然远了点儿，但大家背着吉他和贝司去城外，总比刘虎搬着一套鼓来城里方便。

最近两个月乐队有了演出，一周两次，在一个不是太热闹的酒吧。何小兵很热爱演出，并不是为了每次演完刨去打车费后还能落五十块钱，这时候的何小兵还视金钱不至于如粪土但也好不到哪儿去，而是演出本身，让他能看到自己的价值，所以，很多不给钱的演出，何小兵也乐意去。

晚上还有一场演出，昨天何小兵约了顾莉莉去看，顺便把剩下的钱还她，上半年又卖了两首歌，这次再还两千，就两清了。

本打算睡到中午，起来直接吃午饭了，但是十点刚过，何小兵就被手机吵醒了，是他爸打来的。寒假回家，何建国觉得何小兵这两年跟家里的联系不够紧密，便给他买了一个手机，希望它能帮助何小兵建立起对家人的情感。

“你干吗呢？”何建国上来就问。

“睡觉呢！”何小兵说。

“在哪儿睡呢？”

“床上呗！”

“我问的是哪儿的床？”

“宿舍的床。”何小兵一直瞒着父母退学的事儿。

“怎么没去上课？”

“没课。”何小兵决定，如果何建国的下句话仍然是这种问题，他就说一句：你有劲没劲，然后挂断电话关机接着睡觉，但何建国后面的话彻底让何小兵睡意全无。

“兔崽子，还蒙我，你都退学两年了！”何建国话语里透着对何小兵未来的担心，但更操心的是下面这件事儿，“这两年你在北京都睡哪儿了？”

何小兵顿时蒙了，之前他曾想过何时、以何种方式将退学一事儿告诉父母，但想不出能让他们平静接受现实的方法，于是就放在一边索性不再想了，顺其自然吧，却没想到以今天这样一种方式让父子面对此事。

举着电话蒙了半分钟后，何小兵反倒踏实了，困扰了他许久的难题，终于没有迎刃而解而是用刀背解决了。

“你怎么知道的？”何小兵平静了，想知道这个穿针引线的人是谁。

“你甭管我怎么知道的，你……你……”何建国措了半天词，蹦出三个字，“你浑蛋！”然后“咣”的一声挂了电话，用劲之大，让何小兵觉得家里的电话都要被何建国摔碎了。

何建国是从一个在本市招生办上班的朋友那儿得到消息的，何小兵退学的时候走得太急，忘了问档案的事儿，他压根儿就没有这个意识，疏忽了还有这么一份东西将跟着自己一生，学校把他的档案保留了两年后，不知道是才发现这个人已不是本校的学生了，还是这个程序走了两年，终于于昨日，将档案退回生源所在地的招生办。负责接收的人，是何建国的棋友，去年春节还在何建国家里见过何小兵，出于跟何建国的深厚友情，他打来电话慰问，劝何建国别为孩子的事儿太上心，船到桥头自然直。就这么着，何小兵隐藏了两年的秘密，大白于天下。

之前何小兵还像一个主动从高处坠落的人，心甘情愿，却充满恐惧，这回终于落地了，发现自己并没有摔死，除了高兴，还能怎么样呢。这喜悦，不仅仅因为水落石出了，更来自于自己在气势上压倒了何建国，何建国拿他毫无办法，只能挂了电话。二十多年了，这是继小时候和何建国玩儿枪战，何小兵端着玩具冲锋枪冲何建国一通突突，何建国躺在床上装死后，何小兵第二次战胜自己的父亲。他觉得多年来自己始终无法撕破的一张无形的网，就在这一瞬间，被他轻而易举地突破，现在自己是一个没有顾忌、完全自由的人了。

何小兵体会到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时，那些身临现场的人们的激动心情，他从床上一跃而起，觉得新生活从这一刻，要开始了。

这一年来，何小兵的生活已经比前一年有了很大变化。首先是疏远了夏雨果。在正式分手前，何小兵减少了和夏雨果见面的次数，由每天一次，变成一周一次。夏雨果想找何小兵的时候，呼他他也不回，夏雨果以为何小兵确实有事儿，也没放心上。后来夏雨果发现何小兵和她见面的时候也心不在焉，就问何小兵怎么了，头两次何小兵怕伤害夏雨果，没摊牌，只说自己心情不好，夏雨果以前总听何小兵说，坏心情就像例假一样，总会隔段时间就来那么一次，便没当回事儿，她知道，坏心情也会像例假一样，过几天就自然没了。又过了些日子，何小兵发现自己整天除了耗着、回避这事儿，就没干什么有意义的事儿，他觉得这事儿必须得了断了，于是向夏雨果挑明。

何小兵说得比较婉转，以夏雨果明年就高考了为由，建议两人先分开一段，夏雨果说，如果何小兵此举是出于怕影响她学习的考虑，那大可不必——她这两年的成绩就是最好的证明。她知道，何小兵必有其他原因，问他到底为什么，何小兵说没有为什么，他就想一个人待待。

夏雨果理解不了，为什么两个人待得挺好的，何小兵突然想一个人待着了。何小兵说他自己也解释不太清楚，总之，他现在就想一个人。夏雨果默默地盯着何小兵看了会儿，转身离开了，何小兵没有看到夏雨果离去时的表情。他想告诉夏雨果，碰到什么事儿，可以找他，但没有开口，他怕那样一来，跟两人还在一起没什么区别。

刚分开后的那几天，何小兵并没感觉到两人真分开了，直到很长时间没再见过夏雨果，呼机上也不再有夏雨果的留言时，他才意识到两人真的分开了。这时，何小兵又恢复了触景生情、睹物思人的功能，带着对夏雨果的想念和自责，开始写歌了。

这半年，何小兵写出不少东西，自己录了一盘磁带小样，往各大唱片公司送。有的唱片公司听了，有的没听，有的听完就完了，有的听完问何小兵想要干什么，何小兵说要自己出张专辑。唱片公司的人说那没戏，卖给别人唱可以。何小兵说别人唱不出感觉来，歌都是他发自内心写的，只有他明白该是什么感觉。唱片公司的人劝何小兵，别自我感觉太好了。

在出专辑这事儿上，何小兵处处碰壁，没人肯出，原因很简单，与其花钱捧一个不知道能否收回投资的新人，而且这个新人唱得并没有多好，不如多给老人录几张专辑，没风险。音乐是艺术，但唱片是商业。从商的人，都会算账。

何小兵不服，不相信自己的歌没人喜欢，录了专辑会没人买，他把一切拒绝他的人都当成傻帽儿，发誓要把自己的这张专辑做出来、畅销，让那群傻帽儿后悔。唱片公司不是就那么几家，所以，他并不气馁，仍不慌不忙地写着歌，玩儿着乐队，等着那一天的到来。

起床后何小兵吃了点儿东西开始练琴。这三年，他一天没有停顿的事情就是练琴，把弹琴当成了生活所必需的，就像空气、水一样。刚弹上，手机又响了，是个陌生的座机号，但区号是家里的。

何小兵没接，手机一直响着，十多声后，断了一下，紧接着又响了起来，又是十多声，然后断了，随即第三次响起来。

“喂……”为了阻止它继续响下去，何小兵还是接了。

“怎么半天不接电话啊？”是何小兵的妈，说话已经没有了往日的温柔，“我这会儿在单位，已经请假了，一会儿坐火车去北京，你手机开着啊！”显然是为何小兵退学一事儿而来。

“你甭来，我挺好的。”

“你爸不去，就我一个人去，开着手机啊！”说完挂了电话。

何小兵放下电话有些沮丧，刚刚获得了自由，却发现是临时的。以为打跑了土豪劣绅，还没来得及点根儿烟歇会儿，就听见他们边跑边回头说：我们不是走了就不回来了！

二十多年了，父母从来都是想对何小兵干什么就干什么，认为自己永远是正确的，永远是为了何小兵好，不征求他的意见。何小兵想，既然你们跟我玩儿横的，那也别怪我不客气。他决定，即使他妈来了，他也不见。他一定要让何建国和他的妻子明白，他不再任由他们摆布，他们今后将无法再对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已经是一个独立的人了。

何小兵很快就把父母忘在一边，又练了会儿琴，出去买了一份面皮和一个肉夹馍作为午饭，吃完背着吉他去排练。每次演出前，他们都要彩排几次。

何小兵提前到了鼓手的家，严宽正在用鼓手的电脑上网。这个月严宽大学刚毕业，在音乐网站找了一份编辑的工作，不用坐班，每天从国外的音乐网站扒点儿稿子，翻译成中文，贴在网站上就行了。严宽家是北京的，但不爱回家住，想在这附近租个房子，目前正在鼓手家蹭住。

在这个村子租房的人更新换代了，几年前的那些老乐队已经搬走或解散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群和他们当年一样年轻、迷茫而有梦想的青年，依然每天鼓捣出让这里的村民无法理解的噪声。

何小兵进门的时候，严宽正左手攥着一张烙饼，右手握着鼠标，嘴里塞满东西，停止咀嚼，盯着屏幕发呆。

“干什么呢？”何小兵放下吉他。

“看妞儿呢！”严宽说完话，开始咀嚼。

最近严宽觉得该找个女朋友了，身边可供选择的非常有限，便在一个婚介网站注册了会员，每天都会收到网站发来的异性资料，碰见中意的，就先在网上联系，然后约着见面。

“上礼拜见的那个怎么样？”何小兵问。

“别提了，见面之前我也没看她照片，她说自己是葵花籽的脸型，我一想，那不会太难看，就去了，结果一看，好家伙，我就没见过那么肥硕的葵花籽，大热天的我出一身汗赴约，难道就为了看一张胖脸？！我这叫一个气，问她，你真觉得你长了一张葵花籽脸吗？人家姑奶奶说，真不好意思，多打了一个字，本想打葵花的，不小心多了个籽！我这叫一个气，让她以后别粗心大意的，检查一遍再发！”严宽又咬了一口烙饼，拿起旁边的一个咸鸭蛋说，“你说鸭蛋是不是都这种形状啊？”

“废话，带角的那是粽子！”

“那我就放心了，有个姑娘说她是鸭蛋脸，我怕孤陋寡闻，见了面被知识范围外的鸭蛋吓着。”严宽说着说着，盯着屏幕自己笑了，“嘿，这姑娘太不小心，腋毛都露出来了，这样的照片也敢往上传啊……噢，不是腋毛，是我屏幕脏了，我说也是，这姑娘看着不像粗枝大叶的人啊！”

严宽关了对照片不满意的网页，又打开新网页。

“我操，这女的怎么还把男人搂她的照片往上传啊，哦，不是男人，是雕像。她照相的这地方我去过，这回有共同语言了，得跟她见一面。”严宽说着把女人的联系方式记在本上，本上已经密密麻麻记了好几页，前几页的已被划掉，“这些都是被我否了的。”

“你这一天得看多少姑娘啊？”何小兵翻了翻严宽的本说。

“不光姑娘，也有妇女，也就百十来个吧，但精品少，三官和四官好看的大有人在，鼻子是鼻子，嘴是嘴，比例合适，搭配得体。昨天有个嘴角还有颗美人痣，笑起来甜甜的，我看多了都怕得糖尿病，但是这些姑娘有一个普遍特点，就是爱戴墨镜，摘了墨镜还耐看的女孩，就凤毛麟角了，也不知道怎么着，只要她们一露出眼睛，就都成丑八怪了。我要找，得找一个五官都好看的，我不能允许自己的另一半只有四官好看。”

严宽又打开一个新网页，脸上突然有了光彩：“我操，这个漂亮！”

何小兵凑到电脑前看了一眼，确实很漂亮。

严宽脸上的光彩又立即变成了不屑：“这肯定是个骗子，哪儿哪儿都好，挑不出毛病，还来这儿征婚，搞得自己没人要似的，蒙谁呢！”

“整天看这些照片有劲吗？”何小兵不解地看着守在电脑前的严宽。

“当然有劲，甭管什么事儿，只要你喜欢，就有劲！”严宽兴致高涨，又点开一个新网页，“看这妞儿的用词，‘想你的心，百转千回’，我就别让她的心再转了，回头约约她！”说着又把联系方式记在本上。

“刘全呢？”何小兵问，刘全是他们的鼓手。

“进村扫荡去了。”严宽眼睛没离开“百转千回”的照片。

正说着刘全抱着一床大花棉被回来，何小兵知道是刘全从村民的晾衣绳上偷的，刘全经常在村里溜达，每次都空手而出，满载而归，大到桌椅板凳电火锅，小到锅碗瓢盆白菜黄瓜，不是从村民的院里拿的，就是从村民的地里摘的，有时候用够了，不需要了，还悄悄放回去，但经常张冠李戴，造成居民之间的误会。

“天都这么热了，要偷也偷个毛巾被啊！”何小兵说。

“不是我盖，给它用。”刘全把棉被塞到底鼓里，底鼓里已经塞了一张褥子，刘全觉得鼓声还不够浑厚，“这回低音就好听了。”

刘全是何小兵在公车上碰见的，当时刘全刚从老家到北京，背着一大包鼓槌，塞得鼓鼓囊囊，也没拉拉锁，上了公共汽车，正好站在何小兵边上。

“进这么多鼓槌，是卖吗？”因为和音乐有关系，何小兵和刘全搭话。

“不卖，自己用。”刘全说。

“用得过来吗？”何小兵问。

“慢慢用，都是我自己车的，不要钱。”

刘全以前是一个小城市的车工，十八岁技校一毕业就进了工厂，已经有四年工龄了。他说多年后，计算他工龄的时候，也将只有四年，因为从现在起，他要在北京做一名鼓手。刘全的鼓龄已经十五年了，当初学鼓，是因为他比同龄人高一大截，胖好几圈，只有他能背起低音鼓，便被选入学校的鼓号队。开始刘全还不乐意，他觉得不能因为自己发育得好就得担负比同龄人重得多的担子，如果非要在学校里干点儿和音乐沾边的事儿，他宁愿参加民乐队，因为那样能轻省许多，书包里背把笛子就行了。音乐老师来做他的工作，说利益有两种，一种是个人利益，一种是集体利益，当两者发生矛盾的时候，前者要服从于后者，只有这样才是一名合格的少先队员，将来才能成为一个高尚的人，还承诺为此将多给刘全三朵小红花。那时的刘全是个单纯的孩子，痛快地答应了老师，每天早出晚归，跟着鼓号队排练，承担起市长、外宾来学校视察时的迎宾工作，一敲就是四年。到了六年级，别的孩子开始长个儿了，刘全还那么高，也瘦了，成了同龄人中最瘦小的孩子，他问老师，这回该找别人背低音鼓了吧，但他的打鼓水平无人能及，老师说，当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个人利益要服从于集体利益，黄继光、董存瑞能为祖国牺牲，他为什么就不能为母校背鼓？听到这里，刘全说，老师，我知道该怎么做了，于是他瘦小的身影继续出现在鼓号队的最前排。后来，刘全上了初中，音乐老师是个摇滚迷，组织学生成立了一个乐队，让刘全打鼓，并教给刘全一些架子鼓技巧，初中毕业，乐队散了，刘全喜欢上摇滚。因为把别人看书的时间用来打鼓了，刘全的文化课全耽误了，中考完进了技校，继续学打鼓，三年后成为了一名车工，刘全仍不忘打鼓。很多人不知道厂长是谁，但都知道刘全，一说起他就是：噢，就是那个头发挺长、鼓打得不错的小车工。后来刘全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鼓手——全市会打鼓的也没几个人。可工厂里一年也用不上刘全打一次鼓，工友们觉得刘全在这儿无用武之地，就撺掇他去北京：到那儿你才能找到自己的价值。恰好刘全自己也是这么想的，于是辞了职。当然，在离开车间前，刘全找了点儿木料，偷偷给自己车了一百副鼓槌，背着它们来了北京。刘全说，用坏了这些鼓槌，如果还在北京混不出来，他就回老家，做一个属于那里的人。

认识刘全没过多久，刘全带来一个主唱，叫安威，南方人，刘全碰见他的时候，他正在地下通道抱着一把吉他，面前摆了一个纸箱，里面盛着零钱。刘全听他唱得不错，就上前攀谈，聊得很投机。最后，刘全说，你来给我们当主唱吧，安威说，没问题，你们那儿能睡觉吗，我今天刚到北京。

安威打小就爱唱歌，六岁的时候进了当地的童声合唱团，大一点儿的时候又进了少年合唱团，邻居叔叔阿姨对他的评价是：这孩子唱歌真好听！这句话夸赞了他也限制了他，让他觉得自己这辈子不能再干别的了，就得唱歌，初中毕业后考上本省艺校，连续两年在省里的歌唱比赛中拿了第一名。第三年，安威没有参加，他觉得继续比下去，依然会是第一名，但这样没有任何意义，他要去北京，那里才是真正唱歌的地方。父亲劝他说，宁当兵头，不当将尾，唱歌好的都在北京呢！安威不服，你们怎么知道我去了北京就只能当将尾啊，我要当将头，正因为唱得好的都在北京，所以我更得去。于是安威从小镇出发了，先坐了一段汽车，又换火车，最后到了北京。下了火车，安威看着北京站前穿梭的人流和车流，感慨起来：北京的人真多啊！可是这么多人，谁愿意听我唱歌呢？安威下定决心，忘记自己是省里的第一名，在这里，他要从零开始。

以前演出的时候，都是何小兵和严宽轮流唱，两人虽然不跑调，但听不出来唱得有多好。如果他俩参加安威那个省的比赛的话，第一名肯定还是安威，他俩能不能入围都是个事儿。所以，当只听了安威唱了半首歌后，两人便热烈欢迎安威的加入。

安威这时候也进门了，他是南方人，受不了北方村子的土气和习气，自己在村外租了一间学生公寓。公寓楼下是一条河，每天早上，安威都站在河边，冲着对岸“咿呀嘿吽”地喊上半个小时，据说有一天下雨，安威没喊，很多人忘了起床，上班都迟到了。

安威以比职业歌手还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不抽烟、不喝酒、不吃咸的，只吃辣椒。别人说你要是那么爱惜嗓子，辣椒也别吃了，安威说辣椒从小吃惯了，戒不掉。

人齐了，开始排练。先排练晚上要演的歌，都是罗大佑、李宗盛、许巍等人专辑里的歌，去酒吧的客人，大部分爱听这种歌。排练这些歌无需投入太多激情，只要演奏的时候不出错就行了。然后又练了几首乐队的原创歌，没有哪个乐队不愿意唱自己的歌。但没有几个酒吧愿意让不出名的乐队成天唱他们自己的歌，所以要唱这些歌，得抓时机，气氛到了，有人要求，就唱，到不了，就拉倒。

排练自己的歌，都热情高涨，屋里密不透风，四个人光着膀子，一身汗，后背亮晶晶的，严宽脱得只剩一条内裤，但脚上还穿着两只提得巨高的袜子。

这个时刻，是四个人最快乐的时候，他们沉浸在音乐中，忘了兜里的钱快撑不到下个月了，意识不到自己的生存环境是艰难的，音乐一响，他们就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

排练完，四个人一起吃了晚饭，然后带上设备，前往演出的酒吧。坐公交能节省五十块钱，但为了演出效果，还是打了一辆车。有一次演出，他们拎着琴和效果器，倒了三趟车，到了演出地点的时候，胳膊都没劲儿了，手直抖，和弦都按不动了，所以宁可多花点儿钱，也要保证演出状态。

到了酒吧，试了音，何小兵他们第二个出场。这个酒吧新开业，为了招揽生意，找了三个风格迥异的乐队。

天黑下来了，酒吧开始上人了。顾莉莉来了，一身性感打扮，在吧台前坐下。

“这个你先拿着。”何小兵把装钱的信封给了顾莉莉，“这两年帮了我大忙了！”

顾莉莉把信封放进包里：“用的时候你再说话。”

“喝什么？”何小兵说，“怎么着我也得请你喝顿酒。”

“你挣的那点儿演出费够吗？”顾莉莉看着桌上的价位牌笑着说。

“那我也得请你，一码归一码。”何小兵说，“啤酒还是洋酒？”

“就科罗娜吧！”

何小兵叫服务员拿来半打儿科罗娜，跟顾莉莉碰了瓶，喝了一口：“我爸知道我退学的事儿了。”

“那你怎么办？”顾莉莉说。

“我妈今天要来北京，我关机了。”何小兵说，“估计她这会儿已经到了。”

“你可够狠的。”

“对他们必须狠点儿，要不然他们总以为自己能驾驭一切。”

这时候第一个乐队上场了，是一个比较柔的民谣组合，唱了几首校园风格的歌，赢得了一些掌声和口哨声。

轮到何小兵他们出场了，因为唱的是耳熟能详的歌，又改编成摇滚风格，现场气氛被调动起来，安威借机唱了两首乐队自己的歌，酒吧领班上台问这两首以前怎么没听过，安威说是某歌星新出的专辑，还没传唱开。领班说，唱传开了的，越口水越好。结果严宽还是唱了一首乐队自己的歌，反正是演出的最后一首歌了。

演到一半的时候，何小兵看见一个老外拿着一瓶洋酒坐在顾莉莉身旁，说了一句什么话，顾莉莉一笑，老外给顾莉莉倒了一杯酒，顾莉莉没端那杯洋酒，拿着啤酒跟老外碰了一下，老外心花怒放地在顾莉莉对面坐下了。直到演完，何小兵一直盯着顾莉莉和老外。

第三个乐队是个新金属乐队，摇滚迷开始往台前聚拢，挥舞着拳头，冲台上喊着牛B，乐手们插着吉他线，主唱回应了一句：没错！

音乐突然响起，节奏震撼，铿锵有力，各色灯光开始闪烁，摇滚迷蹦了起来，互相撞着，有人被撞倒，爬起来接着撞，酒吧里瞬间躁动起来。

何小兵坐到顾莉莉和老外中间，顾莉莉给老外介绍何小兵是她的朋友，老外伸出手要跟何小兵握手，并用英语打了招呼，何小兵问顾莉莉：“你们刚认识？”

“Yes！”顾莉莉攥着啤酒瓶说。

何小兵转过头对举着手的老外说了声：“Sorry！”然后起身，走到舞台前的人群里，和人撞来撞去。顾莉莉瞟了一眼老外，笑吟吟地看着何小兵的身影。

何小兵在人群中疯狂地撞着，用尽全身力气，衣服已经湿透了，他需要宣泄。今天，他终于摆脱父母了，有勇气不看他们的脸色了，他要为此庆祝，撞来撞去就是此时此刻最好的庆祝方式。很快，大家注意到何小兵的疯狂，于是所有人都撞向他，一个个一百多斤的身体结结实实地砸在何小兵身上，让他觉得畅快，他享受着这种庆祝方式。

不知道撞了多长时间，金属乐队的演出结束了，何小兵也撞累了，人们安静下来，何小兵气喘吁吁地站在人群中，看见老外坐到了顾莉莉身旁，色迷迷地跟她聊着。这一场面让何小兵涌起一股怒火，他走上前，隔开顾莉莉，冲老外说：“She is my girlfriend！”然后不由分说地抱起顾莉莉，亲了起来。

“你干吗？”顾莉莉推开何小兵，很诧异。

“不干吗！”何小兵抱紧顾莉莉又亲上了。

老外端起杯子，拿上桌上的洋酒，臊眉耷眼地走了。

“行了，他走了。”顾莉莉推开何小兵。

何小兵拿起啤酒，得意地瞟了老外一眼。

“你还挺愤青啊！”顾莉莉说。

何小兵扭过头看着顾莉莉，两人对视着，谁也不说话，顾莉莉的香水味儿又飘进何小兵的鼻子。突然，两人同时抱住了对方，肆无忌惮地啃了起来，何小兵把顾莉莉身上的香水吃到嘴里。并没有多少人关注他们，大家仍聊天的聊天，喝酒的喝酒。

何小兵并不满足于此，腾出手，往顾莉莉的怀里伸，被顾莉莉按住。

“到此为止吧！”顾莉莉整理了一下头发说。

“为什么？”何小兵的手仍在顾莉莉身上。

“我不想带坏你。”顾莉莉说。

“哼！”何小兵冷笑一声，“我早就坏了。”

顾莉莉和何小兵进了酒吧对面宾馆的房间，没等关好门，何小兵就把顾莉莉抵在墙边，开始动手动脚。

顾莉莉推开何小兵，进了卫生间，熟练地放水、取下毛巾，像在自己家一样。

这时顾莉莉的电话响了，顾莉莉掏出手机，看了一眼号码：“我家。”

“喂。”顾莉莉接通电话，何小兵站在顾莉莉身后抱着她。

“干什么呢？”打电话的是顾莉莉的爸。

“正准备洗澡。”顾莉莉说。

“你等一下啊，有人跟你说话。”电话被交给另一个人，“莉莉，我是你何叔叔，你知道何小兵住哪儿吗，能联系上他吗，他妈去北京看他了，找不着他，他手机关机，他妈还一直在车站等他信儿呢！”电话里传出一个熟悉的声音，何小兵松开了顾莉莉。

顾莉莉看着何小兵，何小兵摇摇头。

顾莉莉对电话里说：“我跟他也挺长时间没联系了，我试着帮您联系一下，您别着急，有了信儿我就告诉您。”

挂了电话，顾莉莉出了卫生间，何小兵也跟出来。

“你把手机开开吧！”顾莉莉说。

何小兵没动弹。

“你想让你妈在车站待一宿啊！”顾莉莉说。

何小兵此时的心里并没有对自己母亲的愧疚，而是憎恨。

“他们活该！”何小兵说。

“你妈都那么大岁数了，别折腾她了，好歹你得见一面。”顾莉莉说。

何小兵打开手机，他清楚自己迟早都会这样做，只是没想到才关了这么一会儿而已。

手机刚打开信号还没变满，电话就进来了，何小兵知道是谁，接了，约好去车站找他妈。

“你先弄好自己的事儿，一会儿我也回家了。”顾莉莉说。

何小兵点点头，走了。

赶到车站的时候，已经过了十二点，何小兵在候车大厅见到了自己的母亲，正疲倦地靠在座椅里，手里捧着一饭盒炖肉。

母亲没有责备何小兵，打开饭盒，递到他面前：“昨天给你爸炖的，我都带来了。”

何小兵摇摇头：“我吃饭了。”

母亲又掏出一副鞋垫：“你姥爷知道我来，特意让我捎给你，说你是汗脚，用得着。”

“都什么年代了，现在的鞋什么脚都不用垫了。”何小兵还是接了过来，插在兜里。

“你现在住哪儿啊？”母亲问。

“租的房子。”何小兵说。

“带我看看去。”母亲说。

“没什么可看的。”何小兵说，“我挺好的，你回去吧！”

“我不着急回家，我请了一个礼拜假，你爸说了，让我回去的时候把你带回去。”母亲说，“还让我去你们学校找老师聊聊，看看能不能恢复学籍。”

“学校又不是给我一个人开的，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何小兵说，“我也不回家。”

“那你打算以后怎么办啊？”母亲忧虑地问。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呗！”何小兵说，“你也看见我，我没死，可以回去向我爸交差了。你是坐夜车回去呢，还是等明天早上的车？”

“我得跟你待几天。”母亲说。

“不用，我有我自己的事儿。”何小兵说。

“你自己有什么正事儿啊？”母亲责怪道，“还不是整天拨弄吉他！”

“弹吉他怎么就不能是正事儿！”何小兵受不了别人这么说他。

“你还能弹一辈子啊？”

“能！”

母亲被气得说不出来话，瞪着何小兵。何小兵坐在椅子上，无所谓地晃悠着腿。

“你爸说你要是不回家，不继续上学，就不给你生活费了！”母亲说。

“不给就不给吧！”何小兵说。

“你现在是翅膀硬了，白把你养活这么大了！”

“我早就不想让你们养活了，我还赖你们把我生出来呢！你俩图一时之乐，把我生出来，也不问问我想不想出生！你们试图了解过我吗，每次都是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你好自为之吧！”母亲甩下两千块钱，把饭盒放在椅子上，起身离开，“我现在就买票回去！”

何小兵看着母亲离去，很难过，但没有叫住母亲，他只能这样做，不能再为别人活着了，得为自己活一次。

母亲走出几步，停下，转身返回，走到何小兵面前，弯下腰：“抬腿！”

何小兵不知道她要干什么，挪开了腿。

母亲从座位底下抽出一个编织袋，堆在何小兵脚边：“我来的路上碰见王大伟了，他听说我要来北京，正好他们工厂分核桃，让我给你带半麻袋来，说你上学，需要补脑！”说完母亲兀自走了。

何小兵打开编织袋，一眼就认出，这是老家产的核桃，他从小就吃这种核桃，熟悉它的形态。何小兵又抬头看了看走远的母亲，然后起身，拎起核桃，拿上饭盒，走向和母亲相反的方向。

出了北京站，已经快一点，何小兵并不困，也不着急回去，知道回去也睡不着，索性在外面多待会儿，他拎着核桃沿着路边，一直走着。路过夜班车车站，也没停，继续往前走。

每走一段就会有一辆从后面赶上来的或对面驶来的出租车，减速靠边，停在跟何小兵平行的位置，按喇叭，何小兵也不理他们，只管往前走自己的，出租车又加速离开了。

这三年生活的片段，在何小兵的脑袋里，像放幻灯片似的，一幅幅闪过。何小兵觉得自己从这一刻起，不再是干什么事情都得先向家长汇报、商讨、得到批准才能去做的少年，而是一个有自主权的成年人了。何小兵明白，今后在精神上，他完全自由了，但那些因独立特行而导致的难以预料的不好结果，也只能由他一个人承担。

何小兵贴着路边走着，到了路口，绿灯就直行，红灯就拐弯，走着走着，发现离夏雨果的学校不远了。自打两人分开后，一直没联系，今年的高考已经结束了，不知道夏雨果考得怎么样，何小兵决定去她的学校看看，已经快一年没有去过那里了。

何小兵拎着麻袋到了夏雨果的学校，大铁门紧锁着，何小兵扒着门缝往里看了看，传达室旁边的公告栏上贴着高考学生的录取院校，光线太暗，何小兵只能看到第一行的大字。何小兵试图从两扇铁门中间钻过去，但太窄，他看见左边那扇大门上抠了一个小门，一推，小门开了，何小兵悄悄走进去。

“干什么的。”突然一束手电光照在何小兵脸上。

“什么都不干。”何小兵扭脸躲开光束。

“麻袋里装的什么？”光束又落在麻袋上，一个老头儿从传达室的门里出来。

“核桃。”

“打开看看。”

何小兵敞开袋口，老头儿举着手电照了照。

“你是哪儿的，这么晚了还进学校，有事儿吗？”光束又落在何小兵脸上。

“您别老照我。”何小兵眯缝着眼睛，“我就想看看录取榜。”

“你不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吧？”老头儿上下打量何小兵。

“我给别人看。”

“给谁？”

“给一个人。”

“我知道是给人看，他自己怎么不看，让你看？”

“您让我看一眼，看完我就走。”

老头儿见何小兵并没有歹意：“你要看的那人名字叫什么？”

“您借我手电用用，我自己找吧！”

“不行，我给你找，我得确信你真是来看榜的，而不是来干别的的，你告诉我他叫什么？”

“夏雨果。”何小兵不得不说了。

“女生吧？”

“您就找吧，别管男女了！”

很快，老头儿找到了夏雨果的名字，录取院校是一所外地的二流大学，何小兵觉得夏雨果的分数至少应该能比这所学校高出一百分。

“行了，看见了吧，踏实了吧，走吧！”老头儿关了手电。

“这学校不止一个叫夏雨果的吧？”何小兵掏出烟，“要不然您再看看还有没有叫这名字的？”

“我刚把烟戒了。”老头儿闻了闻烟盒，抬起头说，“已经看了一个遍了，你自己再看一遍，看完赶紧出去，广播都没了，我也该锁门睡觉了。”随手关了传达室窗台上的收音机。

又从头到尾逐行看了一遍，何小兵确信这个学校的高三年级只有一个夏雨果了。

离开学校，何小兵不知道该不该自作多情地把夏雨果没考好和他联系在一起，他总觉得愧对夏雨果。此时，何小兵决定去夏雨果家看看，他清楚现在已经两点了，哪怕就在楼下看看她的窗口，如果她的窗口开着灯那就更好，他能感受到她在里面，心多少能安稳些。

何小兵打了一个车到夏雨果家楼下，他想早点儿看到。

如预料中的一样，夏雨果的窗口一片漆黑，拉着帘。何小兵猜测着，夏雨果这会儿正在里面睡着觉，还是床上是空的，夏雨果不在家。何小兵想起，以前夏雨果多次说过，高考完了，要和他去趟西藏，不知道这回她是否独行了。何小兵知道夏雨果对那里的蓝天白云湖泊的渴望，那次当夏雨果把攒了好几年准备去西藏的压岁钱给何小兵买吉他的时候，何小兵没有要，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挣出这些钱，怕耽误夏雨果去西藏。

现在正是去西藏的好时候。何小兵找了一块石头坐下，点上一根烟，决定抽完就回家。

烟头忽明忽暗，何小兵回想着和夏雨果在一起的时光。那种日子很轻松，不用动脑子，两人都像孩子一样，每天以童真的眼光观察着世界。虽然何小兵有时候会觉得夏雨果幼稚，但是两人对待世界的态度差不多，尽管面对的都是小事儿，难得两人总是想到一块儿去。这种简单的时光确实快乐，可生活一旦快乐了，就失去质感了，日子变得不实在了。何小兵不知道是自己这样，还是所有人都这样，只有每天能感受到痛苦，他才能觉得自己的存在。

何小兵和夏雨果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喝啤酒就是喝啤酒，就的是菜，但和严宽他们或自己喝啤酒的时候，绝不是简简单单地喝，除了就菜，还得就点儿思想，无论深浅，反正得聊点儿和人生有关的事儿，与其说是喝酒，不如说是借机动动脑子，而且聊得越深，喝得越多。喝酒以外的时刻也是如此，总之，何小兵和夏雨果在一起的时候，觉得特轻省儿，而他又不希望自己轻省儿。

何小兵觉得自己活得很混乱，不知道到底要干吗。

烟自己灭了，就剩过滤嘴了。何小兵扔了烟头，准备离开，一起身，见夏雨果就站在身后。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夏雨果一身酒气地问，脸上看不到何小兵想象的因没考好而苦闷的表情。

“这么晚了，你去哪儿了？”何小兵客气地问。

“我凭什么告诉你啊！”夏雨果晃悠着脑袋说。

“你抽烟了？”何小兵闻到夏雨果身上的烟味儿。

“抽了，怎么着吧！”夏雨果得意地说。

夏雨果身上的烟味儿是被熏的，她刚刚参加完同学的聚会回来。今天他们合伙叫来老师吃了一顿谢师宴，吃完去唱歌，老师着急回家，就先走了。老师一走，学生们原形毕露，男生开始抽烟喝酒，夏雨果也跟着喝了几杯。

“我去你们学校看榜了。”何小兵说。

“看就看呗！”

“怎么没报北京的学校？”

“我乐意！”

“为什么没考好？”

“你管呢！”

“你能好好跟我说话吗？”

“我累了，睡觉去了，拜拜！”说着夏雨果上了楼，把何小兵一个人扔在楼下。

何小兵看着夏雨果的身影消失在楼口，觉得生活真比他接触过的任何科目都难，要是能退学，他真想也给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