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柳说得不错，要想办法。可怎么才能搞到一间房子，我想不出办法。我觉得对不起董柳，也对不起儿子。儿子不愿进屋，进屋就闹，连他都感到了压抑。

我自己委屈吧压抑吧，我无所谓，我不会因此而去给别人陪笑脸。可全家都跟着我委屈，我心里不好受。我逼着自己又去了行政科，在门口我停了一下，调整好面部的肌肉，进门时就把脸上的笑堆起来。

我笑嘻嘻地话还没说完呢，申科长就甩过来一句话：“没房。”我还想说，刚开口，他说：“说得再多也说不出一间房来，你信不信？”我的笑挂在脸上，一时不知是放下来好呢，还是更加舒展开好。出了门我恨得痒痒的，把拳头捏了又捏，不想打别人，想打自己。

这天董卉和任志强来了。任志强进门就说：“姐姐我们是开车来的。”董柳说：“怪不得刚才喇叭在楼下响了好几声。你真的弄了一辆车？”董卉说：“姐姐还以为他吹牛，他也不是个纯粹的牛皮客呢。”任志强说：“我还升了副总经理呢，银行信贷员被我搞定了，为公司立了一功，奖我这部车，算我的业务专车。”

又说：“姐姐你下去看看车？还是丰田车呢。”董卉说：“姐夫也去？”我说：

“我还要洗碗呢。”他们几个就下去了，岳母抱着一波也下去了。我探头在窗口一望，一辆红色的车停在那里，很神气的。他们一出现我就把头缩了回来，心里很不是滋味。居然轮到这样的人这么威风，他凭什么？可无论如何他把东西弄到手了，这是事实。其实吧车对我并不重要，我要了也没什么用，可那点意味实在叫人忍无可忍，我池大为就这么无能？这时董柳上来了，我赶紧作势要去洗碗。

董柳抿嘴笑了说：“我们乘车风光风光去，你去不去？”董柳的笑意使我很狼狈，我说：“我已经跟晏老师说好了，等会要去杀两盘。”董柳说：“随你。”

就去了。过了一个多小时董柳和岳母回来了，还在讲那辆车的事，很是兴奋。看着董柳说笑的神情，我有着说不出的感觉，眼神不对，笑意不对，连嘴也张得不对，以前她不是这样笑的。那时候她是怎么笑的我说不上来，反正不是这样笑的。

董柳问：“谁下赢了？”我知道她是明知故问，还是说：“我又不想去了。”

她说：“我就知道你。”又说：“以后你对任志强不要做那副爱理不理的样子，董卉都有意见了。”我说：“我理他干什么？他有车？车谁没坐过？只有那么大的意思。”

董柳说：“照你说这也没意思那也没意思，自己没有的东西都没有意思？不知道什么意思才是你的意思。在我看来别说轿车，就是我一波的婴儿车都有意思，日子就是这样方方面面零零碎碎凑起来的。自己没有也就算了，最好别说人家有了没意思。我没有本钱我不做出那种看不起人的样子，别人能干我就承认他能人，不是个能人也弄不到一辆车在手里玩。说人家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他又凭什么？”

我真想发作一番，可一发作我就太失态了。我冷冷地笑几声说：“他也许是个能人，可他是个好人吗？把国家的钱骗来这么潇洒，他想过要还？骗到手就是利润，这是好人做的事？”我右手抓了左手的小指露出指尖，“有这么一点良心的人都不会做这样的事！这样的人还要我去看得起他，那我就真的贱到家了！他们做的理由，正是我不能做的理由。”董柳望着我，叹口气说：“大为我真的想着你是个好人，还可以说是很好的人，可如今世道是能人的天下了，好人又能什么用？能人开进口小车，好人三代同堂，这都是摆在我眼皮底下的事实，一个人总不能装作连这点事实都没看见，我还想骗自己，可骗得下去吗？”我说：“董柳你变了，你变了，你变了。”她说：“主要是世界它变了，它变了，它变了。”

把道理说到天上去，没那间房子这日子还是难过下去。又过了一个多月，我发现二楼又空出来一间房子。我去找申科长，他说：“有安排了。”我还想说，他说：“你的情况我知道，可是房子还是要排队分，你岳母没有户口，总不能算人口分吧。”说着对着门口做了个送客的手势，出了门我想，不说一只狗，就是一头猪被逼急了，不定还咬谁一口呢，何况一个人？我池大为不想做出一副强盗嘴脸，可是没有道理讲你怎么办？我把自己看成一个人，一个好人，甚至一个人物，可有谁把我看成一个好人一个人物？我不可能因为自己是一个好人而引起别人的同情或关注。我认识到了这只是自恋，可我说服不了自己，我没有办法成为一个操作主义者。我想起任志强，他什么时候有过良知的包袱？可他成功了，他的确是一个能人。这样想着我也没跟董柳商量，摸到一把起子就下了楼，一下子就把那间空房的锁给撬了，自己换上了一把锁。晚上董柳下班回来吃惊地问：

“妈妈的床呢？”我说：“搬到楼下去了。”她似乎听不懂我的话，细眯了眼看着我，好一会才回过神来说：“真──的？分给我们了？”说着把双手举上去做了个胜利的姿态，又捂着脸抽泣起来。我说：“门是撬开的，我撬的，撬得好吧？”

她不相信似地望着我：“撬──你？”我说：“撬──我！想不到吧！我怕什么，道理说到天上去也不能说空一间房在这里，却叫别人三代同堂，那人道吗？”

晚上岳母带着一波睡到楼下去了，董柳说：“今晚我搞点桂元肉冲蛋给你吃吧！”

我说：“就那么看不起我？”我有着一种预感，很自信，很有力量，很有把握，甚至有点迫不急待了。事后董柳说：“大为你还跟以前一样，我差不多已经忘记你以前是什么样子了。”

第二天早上去上班，尹玉娥说：“申科长要你去行政科，刚来的电话。”我说：“不去。”尹玉娥说：“就不去，怎么着？”我坐在那里有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会不会闹到厅里给我一个通报批评，然后还要我搬出来？我心里开始发虚，越来越虚，感到了一种清晰而又不可捉摸的压力。除了申仁民，还有谁会来整我？

我说不清，但心虚的感觉却越来越明确，这时我觉得昨天的那种勇气完全是没有道理的。我凭什么，我？我忽然想到马厅长，他会不会把我的行动当作挑战？

自从有两个挑战的人身败名裂之后，还没有谁敢挑战呢。这样想着我坐不住了，对尹玉娥说：“到图书馆找本书。”就到行政科去了。申科长说：“池大为你不错啊，真能干啊！”旁边一个办事员说：“卫生厅这么多年还没听说过有谁自己就把房子占了的事。”我把脸上的肌肉活动了一圈，堆起一脸笑说：“申科长，你看，哪有一个男人跟岳母娘睡一间房的事？我都这样睡了八九个月了。”

他说：“条例是条例，条例上也没定这一条，谁没有特殊情况？”那办事员说：

“条例也不是我们定的，是马厅长亲自审改了的，是马厅长。”我怔住了，不由自主地说：“我本来也不想──”申科长用一个不容置疑的手势打断了我说：

“今天搬回去，这件事就算了。否则明天一早，我就向厅里汇报。我是想在科里解决算了，别去打搅领导，但解决不了，我也没办法。”我一声不响往外走，想起董柳，让她白高兴一场了，想到这里我再也抬不起双腿。我心一横，怀着赴汤蹈火的悲壮，又夹杂着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无赖，回到行政科对申科长说：“房子我肯定是不会搬的。”他大感意外，马上又恢复了镇静说：“那就到厅里解决。

马厅长知道厅里还有如此胡作非为的人，那你走着瞧吧。”我说：“我正是要去找马厅长，问问你这个行政科长怎么当的，让老百姓三代挤一间，那人还是不是人呢，是动物吗？”他愣了一愣，显然没料到我会说出这么一番话来，马上又说：“你去你去。”

我说：“我现在就到电视台去，请那里的记者来看一看拍一拍。”他说：

“你去你去，你以为是给我的脸上抹黑？是给我们卫生厅的脸上抹黑。”我说：

“我现在就去。”

回到办公室我给胡一兵打了个电话，他说：“你写封信过来，我们作为群众来信处理，去两个人了解一下。”我说：“他明天就要我搬。”他说：“我先打个电话到你们行政科，就说有群众反映卫生厅有人几代同居一室，问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事？看他怎么说，我们再说。信你还是写一封过来。”我当即就写了一封信，刚写完胡一兵就打电话过来，说：“刚才打电话找了你们申科长，他说卫生厅没有这样的事。我说一个叫池大为的群众反映了，他说那是以前的事。”胡一兵叫我暂时别搬，有了问题再说。

我想事情不至于这么简单吧，就等着。一有电话来我心中就抽缩几下，怕是行政科或者厅里打来的。等了几天居然没有什么动静，事情就是这样解决了。事后我想了很多，怎么一个人要把手伸出来才会有机会？等是等不到的，没有人会主动想起你的难处，想起你是个好人。做一个好人是我做人的原则，可意义已经渺茫。为什么要做个好人，我找不到坚实的理由回答自己。我动了一点脑筋，用了一点能人的手段，就把问题解决了。其实，也许，很多事情都没有自己设想的那么难，问题是自己脸要放得下来，把手伸出去，要做得出，要有足够的心理承受力。可如果不是被逼到绝路上，我又怎么做得出那一种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