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好人与能人

董柳说得不错,要想办法。可怎么才能搞到一间房子,我想不出办法。我觉得对不起董柳,也对不起儿子。儿子不愿进屋,进屋就闹,连他都感到了压抑。

我自己委屈吧压抑吧,我无所谓,我不会因此而去给别人陪笑脸。可全家都跟着我委屈,我心里不好受。我逼着自己又去了行政科,在门口我停了一下,调整好面部的肌肉,进门时就把脸上的笑堆起来。

我笑嘻嘻地话还没说完呢,申科长就甩过来一句话:“没房。”我还想说,刚开口,他说:“说得再多也说不出一间房来,你信不信?”我的笑挂在脸上,一时不知是放下来好呢,还是更加舒展开好。出了门我恨得痒痒的,把拳头捏了又捏,不想打别人,想打自己。

这天董卉和任志强来了。任志强进门就说:“姐姐我们是开车来的。”董柳说:“怪不得刚才喇叭在楼下响了好几声。你真的弄了一辆车?”董卉说:“姐姐还以为他吹牛,他也不是个纯粹的牛皮客呢。”任志强说:“我还升了副总经理呢,银行信贷员被我搞定了,为公司立了一功,奖我这部车,算我的业务专车。”

又说:“姐姐你下去看看车?还是丰田车呢。”董卉说:“姐夫也去?”我说:

“我还要洗碗呢。”他们几个就下去了,岳母抱着一波也下去了。我探头在窗口一望,一辆红色的车停在那里,很神气的。他们一出现我就把头缩了回来,心里很不是滋味。居然轮到这样的人这么威风,他凭什么?可无论如何他把东西弄到手了,这是事实。其实吧车对我并不重要,我要了也没什么用,可那点意味实在叫人忍无可忍,我池大为就这么无能?这时董柳上来了,我赶紧作势要去洗碗。

董柳抿嘴笑了说:“我们乘车风光风光去,你去不去?”董柳的笑意使我很狼狈,我说:“我已经跟晏老师说好了,等会要去杀两盘。”董柳说:“随你。”

就去了。过了一个多小时董柳和岳母回来了,还在讲那辆车的事,很是兴奋。看着董柳说笑的神情,我有着说不出的感觉,眼神不对,笑意不对,连嘴也张得不对,以前她不是这样笑的。那时候她是怎么笑的我说不上来,反正不是这样笑的。

董柳问:“谁下赢了?”我知道她是明知故问,还是说:“我又不想去了。”

她说:“我就知道你。”又说:“以后你对任志强不要做那副爱理不理的样子,董卉都有意见了。”我说:“我理他干什么?他有车?车谁没坐过?只有那么大的意思。”

董柳说:“照你说这也没意思那也没意思,自己没有的东西都没有意思?不知道什么意思才是你的意思。在我看来别说轿车,就是我一波的婴儿车都有意思,日子就是这样方方面面零零碎碎凑起来的。自己没有也就算了,最好别说人家有了没意思。我没有本钱我不做出那种看不起人的样子,别人能干我就承认他能人,不是个能人也弄不到一辆车在手里玩。说人家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他又凭什么?”

我真想发作一番,可一发作我就太失态了。我冷冷地笑几声说:“他也许是个能人,可他是个好人吗?把国家的钱骗来这么潇洒,他想过要还?骗到手就是利润,这是好人做的事?”我右手抓了左手的小指露出指尖,“有这么一点良心的人都不会做这样的事!这样的人还要我去看得起他,那我就真的贱到家了!他们做的理由,正是我不能做的理由。”董柳望着我,叹口气说:“大为我真的想着你是个好人,还可以说是很好的人,可如今世道是能人的天下了,好人又能什么用?能人开进口小车,好人三代同堂,这都是摆在我眼皮底下的事实,一个人总不能装作连这点事实都没看见,我还想骗自己,可骗得下去吗?”我说:“董柳你变了,你变了,你变了。”她说:“主要是世界它变了,它变了,它变了。”

把道理说到天上去,没那间房子这日子还是难过下去。又过了一个多月,我发现二楼又空出来一间房子。我去找申科长,他说:“有安排了。”我还想说,他说:“你的情况我知道,可是房子还是要排队分,你岳母没有户口,总不能算人口分吧。”说着对着门口做了个送客的手势,出了门我想,不说一只狗,就是一头猪被逼急了,不定还咬谁一口呢,何况一个人?我池大为不想做出一副强盗嘴脸,可是没有道理讲你怎么办?我把自己看成一个人,一个好人,甚至一个人物,可有谁把我看成一个好人一个人物?我不可能因为自己是一个好人而引起别人的同情或关注。我认识到了这只是自恋,可我说服不了自己,我没有办法成为一个操作主义者。我想起任志强,他什么时候有过良知的包袱?可他成功了,他的确是一个能人。这样想着我也没跟董柳商量,摸到一把起子就下了楼,一下子就把那间空房的锁给撬了,自己换上了一把锁。晚上董柳下班回来吃惊地问:

“妈妈的床呢?”我说:“搬到楼下去了。”她似乎听不懂我的话,细眯了眼看着我,好一会才回过神来说:“真──的?分给我们了?”说着把双手举上去做了个胜利的姿态,又捂着脸抽泣起来。我说:“门是撬开的,我撬的,撬得好吧?”

她不相信似地望着我:“撬──你?”我说:“撬──我!想不到吧!我怕什么,道理说到天上去也不能说空一间房在这里,却叫别人三代同堂,那人道吗?”

晚上岳母带着一波睡到楼下去了,董柳说:“今晚我搞点桂元肉冲蛋给你吃吧!”

我说:“就那么看不起我?”我有着一种预感,很自信,很有力量,很有把握,甚至有点迫不急待了。事后董柳说:“大为你还跟以前一样,我差不多已经忘记你以前是什么样子了。”

第二天早上去上班,尹玉娥说:“申科长要你去行政科,刚来的电话。”我说:“不去。”尹玉娥说:“就不去,怎么着?”我坐在那里有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会不会闹到厅里给我一个通报批评,然后还要我搬出来?我心里开始发虚,越来越虚,感到了一种清晰而又不可捉摸的压力。除了申仁民,还有谁会来整我?

我说不清,但心虚的感觉却越来越明确,这时我觉得昨天的那种勇气完全是没有道理的。我凭什么,我?我忽然想到马厅长,他会不会把我的行动当作挑战?

自从有两个挑战的人身败名裂之后,还没有谁敢挑战呢。这样想着我坐不住了,对尹玉娥说:“到图书馆找本书。”就到行政科去了。申科长说:“池大为你不错啊,真能干啊!”旁边一个办事员说:“卫生厅这么多年还没听说过有谁自己就把房子占了的事。”我把脸上的肌肉活动了一圈,堆起一脸笑说:“申科长,你看,哪有一个男人跟岳母娘睡一间房的事?我都这样睡了八九个月了。”

他说:“条例是条例,条例上也没定这一条,谁没有特殊情况?”那办事员说:

“条例也不是我们定的,是马厅长亲自审改了的,是马厅长。”我怔住了,不由自主地说:“我本来也不想──”申科长用一个不容置疑的手势打断了我说:

“今天搬回去,这件事就算了。否则明天一早,我就向厅里汇报。我是想在科里解决算了,别去打搅领导,但解决不了,我也没办法。”我一声不响往外走,想起董柳,让她白高兴一场了,想到这里我再也抬不起双腿。我心一横,怀着赴汤蹈火的悲壮,又夹杂着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无赖,回到行政科对申科长说:“房子我肯定是不会搬的。”他大感意外,马上又恢复了镇静说:“那就到厅里解决。

马厅长知道厅里还有如此胡作非为的人,那你走着瞧吧。”我说:“我正是要去找马厅长,问问你这个行政科长怎么当的,让老百姓三代挤一间,那人还是不是人呢,是动物吗?”他愣了一愣,显然没料到我会说出这么一番话来,马上又说:“你去你去。”

我说:“我现在就到电视台去,请那里的记者来看一看拍一拍。”他说:

“你去你去,你以为是给我的脸上抹黑?是给我们卫生厅的脸上抹黑。”我说:

“我现在就去。”

回到办公室我给胡一兵打了个电话,他说:“你写封信过来,我们作为群众来信处理,去两个人了解一下。”我说:“他明天就要我搬。”他说:“我先打个电话到你们行政科,就说有群众反映卫生厅有人几代同居一室,问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事?看他怎么说,我们再说。信你还是写一封过来。”我当即就写了一封信,刚写完胡一兵就打电话过来,说:“刚才打电话找了你们申科长,他说卫生厅没有这样的事。我说一个叫池大为的群众反映了,他说那是以前的事。”胡一兵叫我暂时别搬,有了问题再说。

我想事情不至于这么简单吧,就等着。一有电话来我心中就抽缩几下,怕是行政科或者厅里打来的。等了几天居然没有什么动静,事情就是这样解决了。事后我想了很多,怎么一个人要把手伸出来才会有机会?等是等不到的,没有人会主动想起你的难处,想起你是个好人。做一个好人是我做人的原则,可意义已经渺茫。为什么要做个好人,我找不到坚实的理由回答自己。我动了一点脑筋,用了一点能人的手段,就把问题解决了。其实,也许,很多事情都没有自己设想的那么难,问题是自己脸要放得下来,把手伸出去,要做得出,要有足够的心理承受力。可如果不是被逼到绝路上,我又怎么做得出那一种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