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心灵的理由

这天我在办公室看报,尹玉娥在外面很亲热地跟人说话,一口一个“孔科长”。

尹玉娥说:“以后常来指导,孔科长。”那人说:“谈不上谈不上。”尹玉娥说:“孔科长是少年有为,以后有事打搅你,不会把我们挡在门外面吧?”我听了那口气很不舒服,科长也就是个科长,厕所里拉尿也可以碰见几个,值得那么甜腻腻地喊?尹玉娥把那人送到楼梯口才回来。我想着厅里并没有个姓孔的科长,就问:“这个孔科长是我们厅里的?”她说:“就是孔尚能,你认识的,他到退休办当科长了。”我说:“孔尚能才来几年就当科长了?”她说:“如今的年轻人一个个身手都很敏捷。”我说:“怪不得我前几天碰着他,打个招呼声调都不同了。”不久前我还看见他帮丁小槐搬家,隔几天又看见丁小槐有板有眼地教训他什么,他低了头地听着。当时我想着丁小槐怎么了,人家帮你帮过家,怎么也算个朋友吧,你还对人家来这一套!心中为孔尚能打抱不平。谁知道后来碰见他在图书室跟小赵说话,他还说丁小槐怎么怎么好,一口一个“丁主任”如何如何。

我觉得奇怪,这人怎么无知无觉,真的是要进行人格启蒙啊!丁小槐好不好,他不知道?我就不相信他那么傻。我把这件事跟尹玉娥讲了,她说:“卫生厅怪事很多,怪人也不少,说怪也不怪。”我说:“转个弯想怪事其实不怪,傻人其实也不傻,他傻他几年就当上科长了?”的确,在这个时代规范已经颠倒,你认为那事怪,这本身才是怪,你认为那人傻,这本身就是傻。这样想着我忽然感到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再过几年,连孔尚能都要对我指手划脚,那怎么办?真是无地自容啊。人在圈子里,就一定要往那个份上奔,不然简直没法活,脸都无处搁啊。

我想一想自己的前途,简直感到绝望,三十多岁了,还这么整天傻坐着,再过几年就是老办事员了。李白曾说,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我体验到了他的痛苦。

他就是这样过来的,哪怕他气冲霄汉才高八斗也是这样过来的,其中的血和泪,如果不到他生命的褶皱中去访微探幽,是很难感受到的。

我得为自己找条出路。在厅里想办法吧,唯一的出路,就是要得到赏识。这条路我已经放弃了这么多年,现在重新启动,前几年不是白白浪费了吗?我不愿承认这一点,我不觉得自己错在了哪里,我说服不了自己。更何况,上面不会用我这样的人啊。到三十多岁来脱胎换骨,那可能吗?我不能回答自己。我在心中后悔了,当年不该留在厅里,到中医研究院去搞业务就好了。偏又抱着天下情怀,想在更大的范围内做点事,竟落到今日这个地步,真对不起董柳和一波啊。六年前研究生还是凤毛麟角,可现在是一批一批的了。幸亏这几年还发表了十来篇文章,这给我壮了一点胆,我想试试能不能调到中医研究院搞业务去。天下的事情不能想了,自己的事情还得想一想。我把自己的想法对董柳说了。她说:“你真的调?调到研究所也是厅里管着,调到哪里还是厅里管着。马不高兴你,牛就高兴你?有问题的人到哪里都有问题。”我说:“至少争取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吧。”

她说:“重新做人哪里都是一样的,厅里毕竟是厅里,一年到头老是发东西,你伴福也伴上了,我们医院有?”我说:“我就是想换个地方,不想看有些人,丁小槐丁主任,看在眼里拔得出去?”她说:“大为你在逃避,其实哪里都有拔不出去的人,我们医院没有?”我说:“反正我就是想换一下,女人眼睛只盯着那点东西,从来不看看这里。”我说着用手指点一点太阳穴,“这里,这里!”

董柳说:“这里,这里,我就不懂你那个这里到底是哪里。你一定要调,我也不能拿绳子绑着你的脚,我只有一个要求,到哪里也不能少了我两间房子。我是女人,我眼睛只盯那点东西。我才不管什么宇宙星星月亮呢。”我到程铁军家去,他是我在中医研究院的朋友。我把自己的想法说了。他说:“搞错没有,从上面往下面调?不可能吧!”我说:“我这个人生就的倔脾气,不适合做机关工作,来搞点业务算了。”他说:“我在门诊部当医生,天天坐在那里接待张三李四王五麻子,有什么意思?我想明天能退休就好,要是能调到中医学会每天一张报纸一杯茶就把日子打发了,钱也不少你的,我真的对天烧三柱香。”我说:

“不看病人搞研究行吗?我也发表了十来篇文章了。”他说:“一来就搞研究?

给我坐几年班再说吧。我愿意跟你换,你换不换?”我说:“厅里效益好一点,可人的脸色不好看。官大了那么半级,能把你压死。”他笑了说:“那你的意思研究院是外国?一个妈妈生出来的。再说六年前你不来,跟你一年的研究生都有评副主任医师的了,副研究员了,你连主治都没有,你心里很舒服?研究院好比一锅菜,高级职称是主菜,连我都快混到手了。”

我一定要试一试,程铁军就带我到人事科找郑科长。郑科长示意我们坐下,就去打电话,好不容易打完一个,又打第二个。程铁军坐在那里反复扭着身子,终于坐不住,找个借口先走了。半天郑科长打完电话说:“小池,你知道我们院里,也算副厅级单位,想来的人多,造成了紧张。评职称紧张,住房也紧张,跟厅里就不好比了。你业务上怎么样?”我马上把论文的复印件呈上去。他手不停地翻着,眼睛却望着墙上的表格,说:“从厅里往下面调,这是第一次,你是不是得罪谁了,把底给我们交一交,不要让我们把关系搞坏了还蒙在鼓里。”我说:“我谁也没得罪,就是想搞搞业务,毕竟学了八年。”他又翻一翻那些文章说:“不错,不错,要是你一毕业就来,也是我们的骨干了,我这个人是很看重人才的。”他说到所里一个姓舒的年轻人,刚评了中级职称,因为在《中医研究》

上发了篇论文,又在省里评了二等奖,第二年就评上副研究员。他说:“这是我一手一脉操办的,是人才,我们就破格开绿灯了。”他这么说,我简直觉得自己就是一堆豆腐渣,是个乞丐,上门讨钱来了。他还在说自己爱惜人才的历史,我趁他话一顿,马上就告辞了。

后来程铁军告诉我说:“你知道评上奖的是谁,舒所长的儿子!不然他的文章能发在一级刊物上又评奖再破格提拔?他那论文怎么出笼的我都知道,谁去戳穿?偏有人巴结他,没人巴结你我。这些人从写到发表又到评奖再到评职称,是一条龙服务。原则是死的,人是活的,没有活人做不到的事,原则只罩住我们这些人。如今有本事就抓住印把子,抓不住那也别叫屈,叫屈还让人家看笑话,谁叫你抓不住?这样的地方,你还要调来,气不死你就来吧。”

没想到在研究院碰扁了鼻子,我的自信心又受到一次打击,我,池大为,竟落到这个地步了,不可思议。我对这个世界感到陌生,好像有一种无法理解的神秘力量虚无地存在着,在阻挡着我。善有善报?屁话!我觉得自己有了不做一个好人的勇气,也有了这种权利,说到底世界是以力量而不是以善恶来评价一个人的。我觉得自己有骨气,也有坚守一点做人的原则的韧性,可这在别人眼中简直是笑话,是无能的表白。我幻想着有一个抽象的自我从躯体中抽绎出来,以怀疑的眼光对自己进行客观的审视,这样我觉得别人那种讥诮的眼光也并非没有道理,你不是个人物,怎么能要求别人把你看成一个人物?世界变了,一切都颠倒了,我感到了陌生,也感到了幻灭。权和钱,这是世界的主宰,是怎么也饶不过去的硬道理。可在这种硬道理面前低下了头,那还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好人吗?

做一个好人,既不可能期待别人的理解,也不可能指望时间的追认,更不可能对世界有什么触动,剩下的唯一理由,就是心灵的理由,我愿意这样做,向丁小槐学习我不能感到幸福。可在今天,一种心灵的理由,还是不是一种充分的理由?

并没有一种先在的力量规定了我,我为什么要自己规定了自己呢?我不能回答自己。

这天我在剃胡子的时候,对着电动剃须刀上的小镜看着自己的脸,先是额头,眉毛,眼睛,移下来,鼻子,嘴巴,看久了有一种似真似假的感觉。这就是我,在这个瞬间,我存在着,就这么回事。我突然惊异地发现,自己的下巴上有一根棕色的胡子,像烧焦了似的。这是真的么,我都有黄胡子了,什么叫时间不饶人?

这就是啊。就像窗前那棵银杏,我观察有很多年了,那树叶每年真正饱满而嫩绿的时间只有几天,似乎还没充分展开呢,就转向深绿去了。我心中一阵绞痛,就这么完了吗,这一辈子?无论如何,我得给自己找一条出路。想了许久,只有两个方向,要么跟在丁小槐后面走,要么写几篇像样的文章出来,也发表到《中医研究》上去。世界很大,展现在我眼前却只有这么一点点,把宇宙都想遍想穿了还是要回到这一点点上来,这是唯一的真实。脸盆里的风暴也是风暴,总比两手空空要好吧。何况那点东西,一粒芝麻,对自己来说还是很有用的啊。想起自己犹犹豫豫迟迟疑疑竟过去了六年,真的是太可惜了。跟着丁小槐走,那是一条效益最高的道路。市场的原则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大家都把这一点悟透了。可是我的情感本能却不由自主地有着强烈的反抗,没有别的,就是心灵的理由,一种流淌在血液中的力量阻挡着我。我有没有权利以利润最大化的方式操作人生?

我无法回答自己。我相信在人的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东西规定了他,他只有服从这种神秘力量的引导才会感到幸福。我幻想着自己皮肤下的血管中跳跃着无数的蓝精灵,他们在呼唤着我,我不能太扭曲了自己。我把自己的想法跟董柳说了,董柳说:“由你吧。”我心里感谢着她的宽容,她已经忍受了这么些年,还准备忍受下去。我从图书室借了许多书来看,上班的时候也看,晚上也很少去下棋了。

这样我很快就恢复了感觉,不时地有创意的火花自动地闪出来。不久,我写好了一篇自己满意的论文,寄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