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人吃动物

回到厅里我们十个人住进随园宾馆,把材料凑在一块,在丁小槐的主持下,讨论了两天,写出了调查报告的提纲。丁小槐把提纲拿回厅里去了。我们玩了一天,他回来了,把厅里的指示传达了,对提纲作了几点修改。几个人分头去写报告,交流的时候大家隐约闪烁含糊其辞地开着玩笑。一个人说:“我们这个报告的精确程度天下少有,都到小数点后面两位了。”另一个说:“这种精确性只有在丁处长的指导下才可能取得,当然也离不开江主任的领导。”江主任装作听不懂其中的意味。我想着这么大的事居然也可以这样来操作,真的不可思议。开始一个大人物有那么个意思,结论也就真的被扭曲到面目全非的程度。这才知道大人物的意志有如此之大的力量。想一想天下不知有多少事情并不是人们看到的那个样子,心中就发慌,感到恐惧,我们看到的世界原来是别人愿意让我们看到的样子。

发病率比上一次统计还是有所提高,原因是连续几年涨大水。下一步的目标是在三年内把发病率降到百分之三点二以下,我知道三年以后的调查数据也出来了。报告作最后的定稿时,我还想挣扎一下,说:“这几年连续涨大水,发病率可能会提得更高一点,涨了大水。”没有人接我的话,好一会有人说:“算了,大为,算了”。我说:“那就算了?”望着江主任,江主任说:“总不能再下去搞一次吧。要不由你跟丁处长马厅长汇报去?他们说去第二次,我抓起行李就走。”

大家都笑起来,我也陪着挤出一个笑脸。我看着他们心里想:“你们都是人,还是知识分子,一个个聪明过度,把世界看透了,就是没人愿出来说一句话。”

我把问题提出来,有几个人应和,情况也许会有所改观,可就是没人响应。

一声算了,就把那些苦人儿卖了。不说良心和责任,大家都是学医的,说人性吧。

一份报告一百多页,又是图表又是统计数据,装订得像一本书,准备报到部里去。

总结会是丁小槐主持的,大家都说这次的数据是历次抽样调查中最准确的。

一个人说:“这种精确性只有在丁处长的指导下才可能取得。”我捏着一把汗,怕丁小槐听出其中的意味而把脸放下来,他也不傻,他不知道底细?可丁小槐没有一点生气的样子,反而面有得意之色。这使我更深地体会到了人性的盲点,那些好听的话能够如此有效地瓦解一个人的判断力。以后有什么好听的话只要沾得上一点边,尽管放胆说出来,首先自己要有心理承受能力,千万不要怕肉麻,也不必担心被奉承者会承受不了,没那事。要办成什么事,就要最大限度地利用人性的弱点。

报告报上去了,我心里想着那些无助的病人,很久都安定不下来。当年父亲和我挣扎在那个偏远的山村,也处于这样一种无助的状态。公正在时间的路口等待那些无助的人吗?我不能骗自己。我沉默着,我只能沉默,可沉默就是参与,我参与了。好多次我在突然之间有一股热血涌上头顶,吼一声吧,吼一声吧,我有吼一声的责任。这么吼一声的机会,人生能有几次?就在我似乎下定决心的时候,反过来想一想那些促使自己吼一声的理由,都不那么稳妥。我决定了放弃。

这个周末初中班上在省城工作的十来个同学到胡一兵家去聚会,大家七嘴八舌说起社会之怪现状,我就把这件事说了。我以为他们会感到惊异,可他们听了也没有特别的反映,只当是许多故事中的一个故事。我试着说:“这件事我不捅上去肯定没人去捅,难道就这么算了?”胡一兵说:“算了的事多少,为什么你这件事就不能算了?你以为你是谁吧,各人管自己的事,上帝管大家的事。公道主持不完,人生却只有一辈子。”刘跃进说:“一个名记者还这样说话,看人性还有什么希望?”胡一兵说:“我已经不是记者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没有良心的负担了,我就是负担不起才改行的。”他这时候正为贷款的事头疼,一心想着怎么把建行的信贷员拉下水。我说:“我就是在其位,我不去搞调查我就不吼那么一嗓子了。”大家又感叹生活中有两种逻辑,良知的逻辑和生存的逻辑,按理说这两种逻辑应该一致,尽良知的责任就是拓展了自己的生存空间,就像那两个记者,把水门事件那么一曝光,自己就成了名记者。刘跃进说:“胡一兵你现在是商人了,戴一副孔方兄的眼镜看世界,看什么都是孔方兄,整个一个经济动物。”胡一兵说:“刘跃进你站在讲台上讲什么精神,道理一串一串红辣椒似的,煞是好看,真碰了什么事,砂子都搁在眼睛里。你们那里件件事都是公正的?我没看见你跳出来吼那么一嗓子。”这么一说刘跃进马上气馁了,空洞地说:“那也不见得,那也不见得。”我说:“话别讲散了,伞别撑开了,那你们的意思,我就不跳出来算了?我真的不相信一件事明明白白摆在那里就是说不明白!”大家都笑了,说:“池大为到底比我们多读几年书,书生气硬是重一些。”胡一兵说:“几千年都没讲清,轮到你就讲清?讲得清屈原也不跳江,岳飞也不被杀,刘少奇也不死得不明不白,还有你自己的父亲,怎么样?你跳出来那不是鸡蛋碰石头,简直就是鸡蛋碰地球。”他这一番话,把我的勇气又打下去了。我说:

“你们坐在这里谈玄很轻松,没看到那些病人有多么可怜。世界上就是有两种人,一种是生命都不值钱的人,一种是政绩和面子重于泰山的人,第一种人总是为第二种人不断地付出代价。”这么一说,刘跃进就说到五九年庐山会议本来是反右的,彭德怀上了万言书,突然转向反左,结果是三年苦日子,死人无数。

这时有人叫肚子饿了,催胡一兵去做饭,胡一兵说:“我这就打电话叫唯一酒楼把饭菜送来,我早就订好了。”我说:“你一边为贷款发愁,一边订酒席。”

他说:“钱用惯了就收不住手,怎么也收不住,哪天不用百把块钱就丢了魂一样。”

刘跃进说:“市场就是这样把人活活地给同化了。”一个女同学说:“胡一兵你再找一个,至少有人做饭给我们吧,别结一次婚就吓怕了,女人不是老虎。”

胡一兵说:“还是一个人自由,一个人好。”女同学说:“男人真的好残忍啊。”

吃着饭我说:“我的问题还是悬着呢,大家说怎么办?”胡一兵说:“就这样办。”说着做一个睁只眼闭只眼的怪模样。刘跃进说:“你这个家伙太歹毒了。”

胡一兵说:“我是蛇窝里爬出来的吗?”我说:“对不人道的事情我真的不能沉默,沉默就是与怀,太对不起那些病人了。”刘跃进说:“我们这些人都临阵逃脱,还能指望谁坚守在那里呢?”胡一兵说:“大为你如果实在觉得过意不去,等我第一笔生意做成了,我出两三万钱买一批药送去,顺便在电视台找一个哥们去给我报道一下,我也不亏。”我说:“两三万能救几个人?”他说:“你要把自己看成上帝,那我就没办法了。”又有人说:“胡一兵你在电视台熟人朋友多,搞两个记者去报道一下,也做一件好事。”胡一兵马上说:“你们真的把记者看成了上帝。这些没根没底的事也去捅,捅出祸来了脱得了身?再说谁也没有确切的数据,就凭大为一张嘴说?小人物把命拼上,也动不了世界一根毫毛!

照理说装聋作哑就不配作一个知识分子,可是你不装聋作哑就让你不配作一个人。”

听了这话我骇然心动,又觉得这也是放弃的一条理由。人作出牺牲,需要充分的理由,如果什么也改变不了,牺牲就没有意义了。我说:“这件事我心里实在放不下来,可也只有放下来,我的脚下没有路。”刘跃进说:“路就在你的脚下,你没有勇气走。你明知路在哪里,可装着没看见。”我说:“我敢走吗?我是有老婆孩子的人。”又筷子点着桌上的菜说:“人吃动物,人其实比动物更可怜,更可怜!”说着夹起一片肉往上面一抛,张口咬住了。有人说:“大为你心里实在过不去,我出个主意,你就装作是长港乡在省城读书的大学生,写封匿名信到卫生部去,再写一封到报社,你不露痕迹,鬼知道是你写的?”大家都觉得这个方式不错。胡一兵说:“除非你真的不露一点痕迹,否则领导不是傻瓜。你要在圈子里讨生活,又要有怀疑和批评的想法,这不合逻辑,这是你们的可悲之处。”

那天从胡一兵家里出来,我心里坠着铅似的。下楼时胡一兵说:“大为,算了,想着自己不是上帝就免了自己的这份操心吧。别人不知道你,我是知道你的。

你就是想反抗碌碌无为的生活,给自己一个证明,池大为这个人还是能做点什么,我知道你。我吧,我不再怀着幼稚的使命感面对世界,放弃了改变世界的幻想。

我要给自己一个证明也得先保住了自己,我比你就多了这么一点。”我说:“你比我不是多一点,而是少一点。”我理解他,失去了信念,就失去了承担和牺牲的理由。